\分欄(2,2)\行距(2){ 再回大陸 仲維光 一 陰差陽錯，我居然在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前夕到達北京，在結束時離開北京返 回德國。 坐上從機場開往城裡的出租車，剛剛上路，司機就問我是從國外回來的吧。 接著是一連串的問題。 「聽說世婦會期間，要舉行裸體遊行？」 「據說妓女代表團來參加世婦會？」 「據說同性戀也要舉行遊行，宣揚同性戀？」 這是第一組問題。接著是第二組問題： 「聽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都要在世婦會期間回來？」 「聽說柴玲要回來？」 「是李淑嫻也要作為代表回來嗎？」 這兩組問題幾乎伴隨了我在北京的整個一個多月。只要遇到的人知道我是從 國外回來，就會提出這些問題，我只好一遍一遍地解釋這些問題。 「裸體遊行，我在國外生活了七年，還沒有看到一次裸體遊行。北京人不會 有那麼好的眼福吧。」 「妓女代表團，這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德國，妓女正在討論組織工會，維 護自己的利益。也許會有。同性戀者想遊行，我想這是可能的。宣揚自己的觀點， 爭取自己的權利，他們一直在不斷地努力。」 「會有一些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回來參加會議，但是柴玲和李淑嫻是不會回來 的。」 這些消息和疑問是從哪來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了八月中旬，一位在天安 門旁邊的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裡傳達了關於世婦會期間的注意事 項，並且運去了一批毯子，以便在發生裸體遊行時使用。這使我相信當局至少和這 些消息有關。 世婦會開幕的前一天，我和兩位朋友晚飯後從王府井步行到天安門廣場，並 且在天安門廣場中間坐到十一點，真正設身處地地再次領教了警察大國的安全。長 安街和廣場上佈滿了各類警察：穿警服的和穿便衣的，攜帶手提電話的和空手的。 便道上停著吉普車，以供發生不測時使用。在廣場上，只有燈柱下的台階可以坐。 我們坐在了一邊，背後三邊坐的居然都是便衣警察。那天天氣比較涼快，廣場上人 不多，我估計便衣警察要佔八成以上。我驀地想到，在這種警察環境中舉行裸體游 行，一點浪漫色彩，生活情趣都沒有。像極權主義國家中一切其它活動一樣，只是 一種乾巴巴的政治對抗，這沒味！ 一縷淡淡的悲哀縈繞在心頭。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什麼樣的追求，什麼 樣的生活都首先要穿過那乾巴巴的政治對抗。 二 今年八月的北京，出奇的悶熱。然而，世婦非政府組織會議開會不久，就一 連數日地下雨。氣候也一下子涼爽起來。甚至不能再穿短衣褲了。一周多以後，非 政府組織會議閉幕。天氣也又晴朗起來。氣溫回升。一位研究社會學的朋友見到我 說，「你不信不行，我們老祖宗就是有道理。你看，非政府組織會議，全世界三萬 多婦女聚集在懷柔，陰勝陽衰，立刻下雨。會一散，立即晴天。」 然而，我在北京，除了體會到天氣的這種變化，且沒有上升到老祖宗的理論 高度外，真的不知道世界婦女大會的任何情況。我能知道的只是每天實行交通管制 。單日只允許車號尾數是單號的轎車在三環路內行駛，雙日雙號行駛。雞蛋和蔬菜 價格有些上漲，收廢品的小販少了，因為他們進城困難了。妓女代表團究竟來了沒 有，我卻仍然不清楚。電視和收音機像以往一樣，報導的只是每天的吃吃喝喝，唱 歌聯歡。世婦會，似乎是一個歌舞昇平的聯誼大會。外國代表團每天做的就是向新 聞界歌頌中國組織的如何好，大會如何成功。此外，就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向世界婦 女展示中國的大好形勢，每天的題目不同，從婦女地位的提高，到西藏婦女現實的 美好生活。 世婦會平安順利進行。人們所關心的裸體遊行終究沒有發生，柴玲也沒有來 ，世婦會期間發生的是交通實行管制，市容進行了整頓，國家用「安定費」把持異 議的人，那些喜好對政治問題提出批評，喜好寫呼籲書的老年知識份子，送到了外 地，例如許良英，包遵信。把持異議的女知識份子丁子霖拘留在外地，以阻止她回 北京。把年青的送進了拘留所，例如王丹。對留在北京的人加強了監視。在許良英 先生被送到山東的前一天，我返德前最後一次去看他。我們調侃地說，之所以把他 送到外地是因為國家怕他去年呼籲民主，今年五月呼籲寬容，世婦會期間再寫呼籲 信呼籲進行裸體遊行。採取了這一系列措施後，安全部門就可以總結說，就是因為 對許良英等人採取了有效的隔離方法，因而會議期間沒有發生裸體遊行事件。 三 這次回大陸，我再次體會了警察大國的安全措施。 回到北京通過邊防檢查時，那位邊防警察一邊盯著計算機屏幕看，一邊思索 ，我站在櫃檯前足足等了將近五分鐘，他才似乎下了決心給我蓋上了通行的戳子。 而一般人則只需要一兩分鐘就通過了。 在我離開北京，通過邊防檢查時再次遇到這種情況。那位檢查我護照的警察 ，經過長時間的察看後竟然突然問我，「你有幾本護照？」我反問說：「你們發給 一個人兩本護照嗎？」他略一猶豫後說，「我指的是，你領過幾本護照，延長過嗎 ？」「一次，延長過一次。」「你什麼時候回來的？」「這你們不知道嗎？我七月 底回來的，安全部還找我談過話。」這真是令人奇怪的問話。在我過關後，排在我 後面的人說，那位警察又看了很長時間的計算機屏幕，才接著辦理下一個人。 我一直拖到到達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較晚的時候才給許良英先生打電話，問他 第二天是否可以去看他。因為，我知道凡是他的電話都要受到監聽。果然第二天上 午十一點後，我家的電話就斷了，沒有任何聲音，外面打來的，則總是占線的聲音 。這種情況還是我家裝上電話後第一次。從許先生那裡回到家時已經晚上十點多了 ，因為困累至極，還沒來得及思索為什麼會如此，就睡著了。原以為一覺醒來，電 話會正常了，然而並非如此。只好借鄰居電話向電話局障礙台詢問。電話才在十一 點時恢復了正常。但是，修好後的電話卻交流聲音非常大，以致影響通話。此後近 一個月期間，我給電話局打了六次電話，請他們檢查一下我的電話，為什麼這麼大 的交流聲，但都毫無效果。他們每次檢測後都說沒有毛病。於是，我在和朋友的電 話中經常發牢騷，「國家監聽，我是『理解』的。但是總要讓我能正常使用電話吧 。況且這樣錄音效果也不好啊。」我有時甚至調侃說，「也許國家進口的這套設備 不好，還需要多咨詢專業人員，更新換代。為什麼不找留學生問一問，進口一套物 美價廉的好設備，對誰都有利。」後來我已經不想電話能沒有交流聲了，但是就在 世婦會召開的前一天，我家的電話「自動」地好了，沒有了交流聲。 據說，社會主義國家能創造很多奇跡，我家的電話變化也是一個奇跡吧。 四 八月底，許良英先生的兒子許成鋼和呂匡輝夫婦從國外回北京。因此，拖到 世婦會正式會議召開(九月三日)的前兩天還沒有離開北京。我和許成鋼是清華附中 同校的同學，多年的朋友，自他出國後，已經有十年沒有見過面。也正是這個原因 ，我拖到了世婦會召開還沒有離京，原來想在北京能多見幾面，但是沒有想到這個 世婦會使得許先生必須離開北京，因此，他們也不得不隨同父母，同時被國家用安 定費請離了北京。我們只有一次見面機會。通過電話，我們約好了，九月一日下午 三點我去他家，由於去年的經驗，為避免萬一，我請他們下樓去問從前兩天就上崗 ，負責監視許先生的警察，能否見面。警察答覆說可以。 一日下午，我在兩點四十五分時到了樓下，一推樓門，一個警察，三個便衣 正在那裡，其中一人問我，「找幾樓的？」 我說，「七樓。」 「姓什麼？」 「姓許。」 「那請你先跟我們到屋裡來一下。」 他們把我帶到了旁邊的一間屋子。問了我的情況，然後就去打電話請示。和 去年不同，去年是七個人把我帶到了另一座樓的居委會，在那裡等待上面指示。在 等電話的時候，閒著無事，他們就東一句，西一句的詢問我。我為「消磨」時間， 也就一會兒和他們侃德國的足球，一會兒又和他們侃德國一般民眾的生活。他們問 ，德國一般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怎麼樣。我說，「要我說實話，那可要犯忌諱了。」 他們沉默，於是我接著說，「六四前德國人對中國充滿好奇，認為那是一個 充滿神秘和西方不同的禮儀之邦，很多人學漢語，到中國旅遊。但是六四人們從電 視上看到，世界上居然有這樣一個民族，他們的政府能使用正規軍隊，在首都中心 ，肆無忌憚的在全世界的電視鏡頭下，用坦克、機槍屠殺青年學生、自己的人民。 人們對中國的美好印象立即破滅了。自此將近四五年的時間內學習漢語的德國人數 量大減。到中國旅遊的人也少了。說實話，這砸了很多教漢語的人的飯碗。我們在 德國也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政府和人民是不一樣的，這種野蠻行為也不是我們中 國的民族文化傳統中所固有的。是從你們西方來的共產黨的產物。算了，為了你們 的職業，我們還是談點輕鬆的吧。」談話間，我幾次問他們，怎麼還沒有得到答覆 。他們總是說快了。此時已經三點二十五分了。門開了一道縫，我看到許成鋼和他 母親王來棣先生在門外，他們也看見了我。原來他們等到三點多我還沒到，估計到 會有麻煩，先讓匡輝下來看，由於我在屋裡，沒有看到。匡輝回到樓上，說懷疑我 被攔在屋裡。於是成鋼和他母親又下來看。他們問我怎麼不上去，我說，「這位警 察說要等上面指示。」「那要等到什麼時候？」那位警察說，「你們再耐心點，我 也沒辦法，也許很快。」我也不願為難這幾位警察，但是我已經在樓下等了將近五 十分鐘了，正在說著，許先生也從樓上下來，他看到此種情況，大怒。拉著我就上 樓，那位警察跟在後面連連說，「希望您再耐心等待一下。」許先生說，「憑什麼 法律，攔阻我的客人，讓他們找我來。」就這樣，我們都上了樓。前後耽擱了將近 一個小時。 晚上離開許先生家的時候，許先生、成鋼和匡輝一直送我到了海澱鎮口大街 上。那晚上離開許先生家的時候，許先生、成鋼和匡輝一直送我到了海澱鎮口大街 上。那幾個便衣看我們走出樓門，一直不知所措地在後面看著我們。許先生說，曾 經有一個他的學生，下樓後被扣留盤問了十一個小時，這位學生回到美國，安全部 還不斷給他打電話。弄得這位學生十分不安。 五 安全部雖然在我離開許先生家時或其後沒有扣留我談話，但是我到達北京的 一周後，三位安全部的工作人員邀我到一個飯店談了一個小時的話。 八月初一個悶熱的早晨，我短褲背心正在和在我家裝修廚房廁所的工人交談 ，負責我居住地區的警察帶著一位穿著高雅入時，漂亮的小姐上樓來找我。片警對 我說，「這位是國家安全部的，她找你有事。」「請說。」那位小姐客氣地說，「 仲先生，您有時間嗎？我們想耽誤一點兒您的時間。」我說，「當然可以。」安全 部的小姐說，「汽車在下面，我們到附近的一個飯店去談吧。」我換了衣服隨他們 兩人下樓上了他們的汽車。小姐氣質文雅，讓人感到親切，但是開車的司機，從臉 上的紋理中流露出的是那種典型的安全人員蠻橫與僵硬，是另一個時代，也是另一 個世界的表情。 在飯店的十一層的一個房間裡，早有兩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在等待著我。其中 一位大約是負責的，主談，另一位話不多，主要記錄。兩個人的氣質都令人感到親 切，是知識份子的氣質。這是我第一次正面和安全部的人打交道。不知是安全部進 步了，還是我對以前的安全部無知的臉譜化。如果從司機的氣質看，應該是安全部 在變化。我知道和安全部的人談話的忌諱，所以就沒有問他們的姓名。坐下來就談 。他們先問我回國的印象，接著對我說，他們的任務就是化解和消融國外敵對勢力 ，希望我能幫助他們瞭解情況，提供幫助。他們很具體地問了我一些在德國中國學 人的情況。 我對他們說，市容等一些方面的確比去年有好轉。但是，總的來說社會道德 、資源環境都還在敗壞下去，我懷疑這個社會是否有逐漸調整自己的能力，人們對 未來充滿恐懼，沒有一個人是在為明天而做。這樣的社會怎麼會好呢！社會病了， 人也病了。例如老三屆我的那些同代人，甚至朋友，現在表現的仍然是一種病態的 亢奮，無知而自大，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種愚昧的豪情壯志一樣，幾乎沒有什麼 變化。 關於幫助他們，甚至提供情況，我請他們原諒，這和一個知識份子的道德規 范是不相容的，知識份子最忌諱這樣的事情。但是我願意和他們交流思想，我怎麼 想，怎麼做，一向都是在桌面上的，因此願意和他們進行毫不掩飾的討論。關於一 些人的私人信息，我既不願意打聽，也不願意談論。 談到政治問題，我說，我相信三年到五年內中國在政治上肯定會變化，這是 誰也阻擋不了的。至於民運組織，我既不看好，也不看壞。他們的問題大家都從報 刊上看到了，不看好，絕不是你們安全部工作的結果，是他們的自己造成的。但是 ，想化解掉他們，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不說別的，但只就很多民運人士是想吃政治 這碗飯來說，你們就不可能徹底消融他們，正是基於這兩點：政治上肯定會變，肯 定會有人熱衷於政治，所以我自己對那種政治活動不很感興趣。我願意做別人不願 做和做不了的事情，我願意思索五年或十年後的問題，因此，我更關心學術、思想 、文化和社會道德問題，對中國來說這是更為根本的問題。 他們最後問我的打算，是否想回來。我說，我當然想回來，並且希望一兩年 內就能回來。我為這個社會的問題思索了二十多年，這個社會需要我，我肯定要回 來。談話結束前，那位主談的男子提醒我要遵守國家法律，多看報紙，可能的話學 學《鄧小平文選》三卷。我還想多說兩句，但想到母親在家中擔心，就立即告辭了 。那位文雅的小姐在送我回去的路上又問了我幾句別的話後，突然說，「其實你們 對安全部工作的人的印象是有偏見的。」我說，「的確如此，我剛看到你時，用我 們在德國常用的說話方式，首先就是想說，這麼漂亮的小姐，怎麼做這樣的工作。 」 六 這麼漂亮的小姐，怎麼做這樣的工作。為了國家的安全？然而，在這個國家 一般民眾的安全卻越來越得不到保障。在我在京的短短的一個多月中，報紙和電視 上就多次報導過這樣的事件，例如在哈爾濱，光天化日下，幾個流氓強姦一位婦女 ，卻沒有一個人上前干涉，在河南，眾目睽睽下抓住了偷錢的小偷，但是沒有一個 人出來作證，被偷的人也不敢承認，因而，抓小偷的人遭到集團的毒打。人們說， 現在是全國學習三個森，高級幹部學泰森，中級幹部學(王)寶森，一般民眾學(孔) 繁森。初聽時，我一愣，稍一思索才明白。原來是高級幹部在忙於爭權奪利、為非 作歹；中級幹部在忙於貪污受賄、腐敗墮落，一般民眾則要任勞任怨、俯首聽命。 在一個悶熱的午後，我上了一輛「面的」。司機的臉色很不好，不停地用手 捂著胸口。我耽心出問題，問他是否病了。他說心臟不好，還有高血壓。而即使如 此，他每天還要開十二小時以上的車。這麼炎熱的天氣，如此簡陋的面的，我勸他 要注意身體。他歎了口氣說，「這年頭，誰拿我們當人看啊！」談話間，旁邊一輛 警車開道，一輛高級轎車隨後，風馳電掣般的超過所有的車輛，衝過紅燈，疾馳而 去。我愣住了，難道交通法只是管老百姓的。哪怕表面上為享有特權的人到處亮綠 燈，也比這種無法無天的無視法規要好的多啊！司機說，從解放以後，就有這種規 定，交通法對首長無效。如果是真的，我真要慚愧，在大陸生長了三十多年，過去 竟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真是入鮑魚之肆，久聞不知其臭！這樣的情況我在北京時 還遇到幾次，有時這樣如入無人之境竟不過是公安局的一般車輛。 車開過了元大都城牆紀念遺址，看著路旁閃過的新建立的牌樓，心裡真不知 是什麼滋味。五十年代把東、西四等一座座有歷史價值的牌摟拆除。七十年代把世 界上唯一的，北京最具歷史特色的內城牆拆除，這些都毀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手， 而且居然毀於這二三十年——當別的國家正在拚命保護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時候。 我們毀滅這一切的時候，眼都沒眨一下，如今，我們仍然在眼都不眨地毀滅自己的 資源、環境、歷史、文化、道德，而那些「知識份子」也依然在振振有辭地談論過 渡時期的必然。我真想痛哭一場，我們這些民族的罪人！ 過了邊防檢查，上飛機前，一個中國學生憤憤地說，共產黨已經爛到根了。 他認識的一些人，靠向銀行行賄，從銀行借貸出錢，再炒房地產已經成為百萬富翁 。另一位說，他領教夠了這腐敗，再也不回來了！而我，還要回來，但是，心裡充 滿了問題。 這美麗的小姐，怎麼會從事這種工作？ 這麼大的國家怎麼會這樣充滿腐敗？ 這樣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怎麼會這樣墮落？ 共產黨從靠暴力鎮壓和奴化人們統治國家，到靠腐敗消融人們的反抗維持統 治，這麼多的問題以後究竟怎麼辦？ 再回大陸探親，問題更多了？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