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應有民族或文化的偏見 ——駁《儒家中國》和《圍堵中國》兩文 (英國)開元 朱恩平 一、前言 在中共內政敗劣、醜聞頻傳、耀武逞霸、惡名遠揚之際，英國媒體中出現了 兩篇頗能引導視聽的中國專論：一是題為《圍堵中國》、載於《經濟學人》雜誌(C ontaining china， The economist July 29，1995)，一是題為《儒教中國》、登 在《週日電訊》(In Search of Confucian China， The Sunday Telegraph Augus t 6， 1995)。前者呼籲西方，對於中共的侵略行徑，應作出外部圍堵的反應；而後 者則言告世人，中國的進步，唯在其專制政治的歷史模式之下，方能取得。《圍堵 中國》似乎是在重彈冷戰初期，西方遏制共產陣營擴張的老調，但作者卻忽視了在 世界業已走進「地球村」的時代，中國憑其本身的要素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 這一事實：中共挾其廣土眾民，加上經貿潛力、擁有核武、環境危機、潛在「黃禍 」等因素，故無論其進退治亂，均會波動外部世界。而《儒教中國》則與中國大陸 思想界以保守主義抵制民主之傾向，多少是合拍的。然而作者卻高估了中共的生命 力，難道一向摧殘中國文化的中共，如今一息尚存，來一個「臨時抱佛腳」，就能 苟延殘喘了嗎？換言之，在其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搖搖欲墜之際，中共還能利用傳 統文化及民族主義，來確立一個新的精神支柱嗎？ 雖然兩文對中共的態度相左：一是敵視，一是綏靖，但它們似乎是相反相成 、不謀而合，要從內、從外地把中國保持在專制、閉關的狀態中。這實質上是以犧 牲中國人民分享現代政治文明為代價，來換取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安份守己」。 不然的話，哪來如此對中共無可奈何、對中國不負責任的奇談怪論呢！ 鑒於《圍堵中國》是一篇時論文章，泛泛而談，故筆者暫不在此深究；而《 儒教中國》則為一長篇大論，雖謬誤百出，但混淆視聽的作用頗大，故以下我們進 一步、專門對後者進行批駁： 在《儒教中國》文中，作者Peregrine Worsthorne爵士為中國指出的一條「 新路」是：回歸儒家傳統，認同專制主義，讓中共的專制政治與資本主義的自由經 濟結合。Worsthorne並且強調：他「真正地希望中國是沿著這條道路向前邁進」。 對此，我們不禁產生幾個反問：(1)復興中國傳統定要行專制而棄民主嗎？(2)中共 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者嗎？(3)在中共專制之下會有自由經濟嗎？(4)中共真能保持 社會穩定嗎？以下就此四問題，對Worsthorne的觀點進行批駁： 二、復興中國傳統定要行專制而棄民主嗎？ Worsthorne爵士把儒家與專制主義劃等號，這雖通行已久，但不是沒有疑問 的。儒家辯明政治的著眼點，不是在於專制與民主，而是在於暴政與仁政。暴政擾 民害民，率獸食人；仁政以民為本，為政保民。儒家反對暴政，是無可置疑的。孔 孟及荀子的贊同湯武革命，弔民伐罪；而孟子尤倡誅伐暴君。秦之後，儒家鑒於秦 亡之亂尤烈於始皇之暴這一歷史教訓，對於政治運動漸持謹慎之心態：除非有桀紂 之暴、湯武之仁，而不輕言革命。 仁政在形式上可再做劃分：歷史上的儒家偏向於君主之仁政，而儒家道統的 現代繼承者孫中山先生，則構想了民主制的仁政。我們不可將儒家先哲所偏向的君 主制，理解為專制；它與古希臘聖哲柏拉圖所設計之「理想國」中的君王政治，是 相似的。柏拉圖認為民主有可能導致暴民專政，故反對民主。中國先哲本可順著「 從民所欲」、「選賢興能」的思路，推延出民主的理論來的；但孔孟諸聖意在使政 治超越小人重利輕義之層次，而達到君子重德重義之高度，故沒有去考慮民主之嘗 試。 古代儒家所偏向的君主之仁政，還可進一步分為禪讓制和世襲制。儒者無不 崇敬堯舜之推位讓國。西漢後期，儒者大都不滿朝政，憤世嫉俗，但又懼於革命之 破壞性，遂掀起一個禪讓運動，要求漢室讓位於賢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即是當時響亮的口號。結果，西漢竟為之所廢。然而，代之而起的 新莽政權，非但沒能實行仁政，實現儒家所憧憬的小康、大同之理想，反而弄得農 桑失業，食貨俱廢，使天下再次大亂。這對儒家禪讓思想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自新莽失敗之後，儒家鑒於中國易亂難治之國情，和著眼於政治中心之穩定 性及有序性，逐漸認同了君主世襲制。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所說：世襲之君 「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就是說，為了不讓奸雄、盜賊得逞而亂天下，世襲制也 無妨。 那麼，中國歷史上的實際政治是不是專制呢？我們認為既有專制的一面，又 有非專制的一面。像儒家所深惡痛絕的秦皇、隋煬之暴政，無疑是專制；但那些大 體上能遵循儒家精神的王朝，則不能說是專制。在後一類朝代中，民間社會基本是 自治的；人民大抵可自由進出土地，變換士、農、工、商的職業，以及通過合理的 渠道參予政事。孟子所說的「暴民而亡」、「保民而王」，能被其身後的歷史所印 證。在歷史上，凡是擾民無度、暴其民甚的統治，都很短命；而那些大體能遵循儒 家精神的王朝，則不僅長治久安逾百年而不衰，而且都有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 史學大師錢穆基於傳統政府由士人所組成、而士則被舉於民間這一情況，認 為歷史上的政治大體是民治性質的，它體現了儒家經典《禮記·禮運》中「大道之 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精神。史學家吳□在參加中共之前，曾寫過一篇題為 《歷史上君權的限制》的文章，提出中國皇權至少受五種限制：群議制度、封駁制 度、守法傳統、台諫制度和敬天法祖。關於群議制度，有一事例，很能說明傳統政 治非專制的性質，那就是西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政府當局如御史大夫桑弘羊 及丞相等官都主張鹽鐵專賣，而民間則紛紛反對。昭帝令各地舉賢良文學(儒生)， 問民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營，勿與民爭利。於是當政府當局以桑弘羊為主和 賢良文學互相詰難，詞辯雲湧，當局終為賢良文學所屈，遂使病民之政被罷廢。 至於自秦以後的王朝均為中央集權，雖其無疑是一個社會壓迫的因素，乃至 阻礙了歷史中國的資本主義的成長。但是，它於今日之共產極權，卻迥然不同。第 一，如前所述，在非暴政的傳統政治之下，人民享有一定的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 第二，如下所講，往昔之中央集權乃是華夏民族生存的依托。這是因為歷史中國是 處於特多災害的生態圈之中，又為一特別危險的遊牧帶所環壓，而在當時的技術條 件下，唯有中央集權才能行使治水防夷的天職，從而保證民族的生存。這就是由地 理環境所決定的歷史中國生存與發展的矛盾。如果我們能夠認識這一矛盾，或許就 是更寬容地看待傳統政治的非理想面，和儒家之對於君主世襲制的妥協性了。 由此可見，Worsthorne爵士把儒家與專制主義劃等號，這並不成立。況且儒 家之政治觀，僅執意於仁政、王道及德禮之治等道統內容，至於制度形式，皆可隨 時空變化而變通。所以司馬遷說：「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詩》亦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孫中山先生所發展的民主之仁政，無疑反映了中國文化之 時化精神。因此，儒家傳統應與現代化民主會通才對，怎麼能把復興中國文化和行 專制、棄民主扯到一起呢！ 三、中共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者嗎？ Worsthorne爵士把中共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者，這更說不過去。以儒家思想 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是與中共水火不容的。姑且不論中國文化在「新中國」所遇之 浩劫。若從儒家的角度看，四十多年前中共之據國，乃是盜賊亡天下，神州遂沉淪 。儒家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辯：亡國是指改朝換代，亡天下乃文化中斷。改 朝換代，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儒家並不介意改朝換代，亦不執泥某 種制度：既不患失於宣統遜、帝制亡，也不患得於共和成、民國興。但是，儒家特 重視文化的傳承，而視文化的中斷為中華民族的莫大災難。因為在文化中斷的情況 下，不僅統治者暴虐無道，率獸食人，而且億兆眾生也都變成近似於禽獸的野蠻人 ；人們為利而無義，苟活而害仁，社會終將在爭鬥互害中消耗殆盡。近半個世紀以 來，中共治下所發生的一切，不正是這樣嗎？！ 如中共真能代表中國文化，復興中國傳統，它就得像傳統文化所要求的那樣 ，在政治上去暴政、興仁政，在經濟上制民之產、予民恆產，在邦交上講信修睦、 不行霸道。就今日而言，去暴政、興仁政，就是要廢除專政，實行民主；放棄馬列 ，以百姓心為心；選賢與能，廣開民之秀者出仕理國之渠道。制民之產、予民恆產 ，就是要根本改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奪四民之產、聚天下之財的做法，而實行富 民、均富的政策，並確立人民的生活保險制度，使老安少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講信修睦、不行霸道，就是要不恃大稱霸，而以德感人；不以強力成一統， 而以誠信對四方。 難道中共真能按照上述中國傳統文化的要求去做嗎？如果不能，又怎麼談得 上復興文化、回歸傳統呢？若是能，那豈不意味著中共專制集團要自行退出歷史舞 台嗎？ 四、在中共專制之下會有自由經濟嗎？ Worsthorne爵士認為，在中共的專制之下，可以產生一個良好的自由經濟。 讓我們從上層權力無制約、下層自由無保障這一中共政治的性質上，來予以反駁。 上層的權力無制約、下層的自由無保障，這在當下中國，帶來的是市場畸形發育和 社會的日趨惡化，哪裡還談得上自由經濟的正常發展呢！進一步分析如下： 上層的權力無制約，就是說現中共政權既無中國傳統的柔性制衡——德治禮 制，又無現代文明的剛性制衡——民主法制。無德治禮制，這是由中共反傳統的性 質所決定的，它在前已有涉及，限於本文篇幅，在此不再絮言。至於無民主法制， 這是符合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要求的。對於Worsthorne所說「沒有民主並不影響自 由經濟的成長」的話，這裡姑且不論，現單說無法制的政治是怎樣會窒息自由經濟 ： 第一，沒有法制，就不會有一個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中共集一切立法 、司法、行政權力於其黨，其首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種情況，迄今毫無 改變。地方上的行政、人大首長，也都由黨委常委擔任。司法裁判的最後決策權， 亦被黨的政法委員會所控制。如此一黨專政的情況，決定了國家機器中不具備防止 權力濫用的功能。中共雖已建立了監察機構，但它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工具而已。Wo rsthorne說，在專制的歷史模式下，中國可以產生一個「清廉、公正及富有效率」 的官僚體制。試問：中共的絕對權力何時才會有如此的轉機呢？ 第二，無法制所導致的權力濫用，早已使自由經濟胎死腹中。中共的權力濫 用，可分為「非法」的和「合法」的：前者是指以權謀私，後者主要指對經濟活動 的過分干預。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不治之症和潛在禍源，對此 本文後面還將詳述。這裡僅論對經濟過分干預的問題。眾所周知，自由經濟的健康 成長，是以有一個穩定、有序的宏觀政策環境為前提的。然而中共的政策，收收放 放，朝令夕改，反覆無常。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有市場經濟，也是畸形怪物。 目前中國經濟陷於「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怪圈，就是一個明證。現舉一例說之 。不久前上海發生「萬國證券」風波，市政府對此束手無策，直到副總理坐鎮，並 發動大批幹部、警員參加的「人海戰術」，挨戶硬勸股民，同時強停股市，遂使事 件平息下來。可見，市場一出毛病，非行政干預且中斷經濟活動，而不可收拾。 現再來看下層的自由無保障。這裡僅談經濟自由，因為它是自由經濟產生的 首要條件。中國兩千多年前的大學者司馬遷，已有亞當·史密斯式的經濟自由的思 想，他說：「貧富之道，莫予奪之；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他並且把治國的方 法，分成好壞五等，即：第一是順其自然，第二因勢利導，第三教誨人民，第四強 制人民，第五與民爭利。眾所周知，中共政權一向是與民爭利、強制人民。不過， 我們也應該看到：自改革發動以來，其新的經濟政策多少是因勢利導了。這若按司 馬遷的標準，則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然而，中共是不是已經放棄了或準備放棄與 民爭利、強制人民的做法，而讓人民享有經濟自由的權利呢？回答是否定的。最近 披露的「九五計劃」，重申：執政黨要保持對市場的絕對支配權，國營企業須占經 濟主導地位和起產業龍頭的作用，以及國家有權對任何關鍵性的市場隨時進行干預 。既然沒有經濟自由，哪裡談得上什麼自由經濟呢！可見，Worsthorne的專制下之 自由經濟，是一個無稽之談。 五、中共真得能保持社會穩定嗎？ Worsthorne爵士視民主為當代中國的亂源，他並且把八九民運同十年文革進 行類比，認為兩者在破壞社會秩序的方面，是一致的。這真是荒謬極了！我們認為 ，八九民運和文革雖有些共同點，但兩者性質迥然不同。不可否認，官民矛盾是兩 次運動的共同的起因，但兩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區別，卻是：文革是共產主義狂熱的 產物，而八九民運則為自由民主的理性精神所引導。至於兩次運動所引起的社會動 蕩，主要應歸因於中共的黨內鬥爭和其專政的反人民的性質。 在Worsthorne看來，若是沒有民主運動，中共就會保持社會穩定，從而順利 地領導中國邁向現代化。然而我們認為，中共本身就是中國的亂源，它不僅自身難 逃消亡的命運，而且國家民族也跟著遭殃。以下從政治、經濟、道德三方面分析之 ： 第一，從政治上講，因為沒有法制，中共內部的穩定，全賴一中心強人。此 中心強人當是全黨內訌中的勝利者，並因此而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關係網，遂能形 成對於其他「同志」的威懾力，方才能控制全黨。這威懾力是全黨之向心力的源泉 ，而此向心力則為領袖地位之形成的緣由，捨此而不可能有全黨的穩定和政權的鞏 固。據此，所謂「第三代領導人」，還不是一個穩固的「核心」。因為他不是一個 全黨內訌中的勝利者，而是那行將就木的中心強人的寵兒。當年華國鋒的情形就是 如此。所以中共人亡政息，再數難免。古代儒家講人在政舉，人亡政息，旨在保持 一個聖賢相繼、德慧相承的文化道統和一個舉賢任能、正理平治的政治脈絡。中共 之人亡政息，則是它作為一個造反奪權的集團，其內部已不大可能產生一個新的權 力調節中心了。 鄧小平在文革後期首次出山的前夕，曾暗示毛澤東：若是沒有像他這樣一個 有根基的人接班，則在毛之後必發生「天下大亂、軍閥混戰」。那麼，在鄧死後， 難道還會有一個像他一樣的有根基的人，來保證不發生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嗎？ 第二，從經濟上講，目前中國的勞力過剩型危機日趨嚴重。農業之異常迅猛 地排擠人口，並非是由於現代化之正常原因。而是因為高消費傾向的強烈刺激。越 來越多的農業剩餘人口，要求非農產業持續地擴大而使之被吸收就業，這一進步要 求有一個不斷擴張的國際市場，以維持經濟平衡。然而高消費的傾向反過來影響了 出口競爭力，從而阻礙了貿易擴張和商品傾銷。這一外貿、產業與人口的矛盾，勢 必造成越來越多的過剩人口。眾所周知，人口如同水火，非利即害；若是人力資源 不被開發利用，則就會成為人禍之源、大亂之因。因此，勞力過剩危機愈演愈烈， 必將變成中國大亂的禍因。 第三，從道德上講，中國面臨著另一種危機。中西文明自古相異，社會對於 道德低落的忍受力，也不相同。在西方史上，資本主義的成長伴隨著道德敗壞，似 乎是常理，而在中國歷史上，道德失落而社會不走向大亂的，實為怪事。清初的思 想家顧炎武說：「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 所不至。」這話不僅適合歷史中國，也適合現代中國。中國自古以人文精神立國、 以倫理道德維繫社會。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破壞傳統文化，摧毀民間社會，踐 踏仁義理智，把億萬中國人變成了近似於禽獸的野蠻人；特別是自改革開始以來， 中共寧願讓眾生下慾海萬丈，而不許人民越政改之雷池一步，這實質上是以犧牲社 會良知來苟延其政權。試問：在這社會道德每況愈下的情況下，尤其是在目前這個 貪污為改革開路、犯罪與生產同步的情勢下，中共還怎麼能夠長治久安呢？現代西 方社會之所以淫而不亂，亂而不亡，那是因為有法制。而當今中國，因為沒有法制 ，自然也就沒有對於道德危機的承受力了，因此，中共也就難免隨著道德危機的深 化，而走向禍敗亂亡。 六、結論 中共的統治正在走向禍敗亂亡。以「儒教」相扶救，也無濟於事。以西方的 「圍堵」來使禍水內流，亦非明智之舉，弄得不好還會出現「黃禍」，破堤外洩。 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化。民主不是中國的「亂源」，而是預防天下大亂及「 黃禍」的良藥，也是中共和平演變的推動力。今天中國的民主運動，絕不是像有些 人所理解的：要搞暴力革命。中國古人已有所見：僅有桀紂之暴而無湯武之仁，而 不輕言革命；否則天下一亂而不可收。就今而言，僅有中共專政之暴虐，而無中國 人民和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民主之共識，就不會出現中國政治轉型的契機。若是在此 情況下，中共政權一旦維持不住，中國就會陷於天下大亂、軍閥混戰，世界也難免 受其殃及。所以，為了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安定，當務之急就是要促進中國的民主 運動，傳播民主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