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隨想 ——為「團結工會」成立十五週年而作 耶人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七日，波蘭團結工會正式成立。同年十一月一日，經過一 系列的抗爭與妥協，「團結工會」終於在波蘭最高法院註冊，成為共產主義陣營中 第一個獨立的、公開的、合法的工人自治組織。人們把八零年的團結工會運動稱為 「波蘭革命」。正是這場革命，最終敲響了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喪鐘。 然而，在我們中國人中甚至在那些為民主而奮鬥的中國人中，也很少有人能 夠記起這輝煌的九月。相反，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卻在中國的民運人士中流傳著： 中國的八九民運，直接導致了東歐集團的瓦解，甚至冷戰的結束。去年六月三日， 在「美國之音」為紀念六四而製作的特別節目中，當年廣場的學生領袖李祿先生便 這樣說： 「從長期上看，八九民運實際上是共產主義陣營中第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的學 生和平請願運動。它迫使中共獨裁的殘暴本相暴露出來。實際上，影響也超過了國 界。它直接導致了柏林牆的倒塌，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和冷戰的結束。 今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主辦的八九民運研討會上，大陸移民協會會 長楊懷安先生也同樣地說： 「六四天安門的偉大意義震撼了整個歐洲。歐洲的共產黨垮台了以後，老祖 宗蘇聯也垮台了。應該看到整個的意義。」 類似的說法，在民運人士中廣為傳播，很少受到質疑和挑戰。然而，稍有歷 史常識的人就會知道，東歐集團的瓦解，是從波蘭開始。波蘭，是東歐社會主義小 兄弟中倒下的第一顆多米諾骨牌。所以，李祿先生等人在指點江山之前，至少應查 一下歷史大事年表： 一九五六年，波蘭工人就開始公開反抗共產黨政權。這種反抗，在六十、七 十和八十年代一直持續不斷，並且愈演愈烈，最終成為埋葬共產專制的核心力量。 一九六八年，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震撼了波蘭，並被殘酷鎮壓。 一九七零年至七一年之交，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工人大規模地反叛。 一九七六年九月，波蘭知識分子成立的共產主義世界中第一個公開的反對派 組織，「保衛工人委員會」即享譽世界的KOR。 一九八零年，工人再次反叛「團結工會」應運而生。 一九八一年，獨立的學生聯合會獲得承認。 …… 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至四月五日，波蘭政府與「團結工會」舉行了著名的「 圓桌會議」，就未來議會選舉的安排達成協議。而中國的八九民運，此時還不見風 吹草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人最為慘痛的日子。軍隊大開殺戒，十里長街血 肉橫飛。然而，恰恰是這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的波蘭，「團結工會」在議會兩院 的公開選舉中大獲全勝，共產主義體制在波蘭的結束，已成定局，哪裡還等得及我 們八九民運的「影響」。 同樣一個六月四日，世界充滿了鮮血、淚水、悲憤、喜悅和諷刺。在波蘭，反對力 量幾經曲折，終於通過與政府對話的方式，最終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轉型。在中國， 本來政府與學生之間的對話已經開始，民主運動已經獲得了超出人們預想的勝利， 但是，由於學生堅持不撤，黨內的保守勢力最終佔了上風，最後導致了一場空前的 大屠殺。遺憾的是，歷史的如此戲劇性的對比，仍無法促使當年廣場的一些激進的 學生領袖認真反省自己的過失。他們仍幻想著自己是中國及世界的救主，虛構著八 九民運雖然沒有救了中國卻拯救了世界的神話。如果我們不能早一點從這種頑固與 愚蠢的精神中走出來的話，中國民主的前途，真可謂是暗無天日了。因此，紀念團 結工會的誕生，在今天這個時刻，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 為什麼是波蘭？ 一九八零年，當「波蘭革命」洶湧而至之時，西方評論家們第一個反應幾乎 就是：為什麼是波蘭？ 追根尋源，這場革命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九六六年。 九六六年，波蘭國王米耶茨克一世(Mieszko I)接受天主教的洗禮，波蘭因此 成為羅馬主教在歐洲最東端的重鎮。這也是波蘭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端。之後，波 蘭王國不斷成長、繁榮，合併了立陶宛大公國，使其疆域覆蓋了前蘇聯東部的大部 分地區，軍隊一度佔領了莫斯科。十六世紀，這個波蘭——立陶宛聯邦發展出一套 獨特的議會民主制，由貴族組成的議會，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甚至國王也必須選 舉產生。在議會中，貴族們遵循自由與平等的原則，貴族個人的權利，受到絕對的 尊重，乃至任何一個貴族議員，都可以憑自己的一票否決任何議案。國王因此一直 無法從議會獲得必要的款項來組建一支職業軍隊。這種要麼全體通過，要麼毫無結 果的貴族議會民主制，如果在不列顛的島嶼上或是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陸都可能有存 活下去的機會。不幸的是，波蘭恰好處於俄羅斯與普魯士兩強之間開闊的平原上。 結果，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三次瓜分波蘭 。在長達一百二十三年的時間裡，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波蘭從地圖上消失了！ 但是，作為一個民族，波蘭人拒絕消失。他們通過認同羅馬天主教來表達他 們的愛國情操，對抗德國新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的影響。他們一次一次地暴動，一次 一次地被鎮壓。在苦難中，波蘭的知識分子一直頑強地為自己的同胞保存著「波蘭 的價值」和對波蘭昔日之榮光的記憶。甚至，浪漫詩人亞當·米切維茨(Adam Mick iewicz)在流亡中創造了這樣的救世預言：波蘭是眾民族中的受難基徒。她殉難在十 字架上，但在未來歐洲的救贖中必獲再生！ 在這漫長的歷史中，具有反抗傳統的教會，知識階層所捍衛的文化傳統和浪 漫的救世主義精神，一同塑造了波蘭的國民性，並決定了波蘭民族意識的三個基本 特徵：一、波蘭屬於歐洲，這種「歐洲性」使得她對自由有著不可扼制的追求。二 、自由對波蘭而言，首先意味著民族獨立，因為波蘭的自由總是伴隨著外強的征服 而喪失。三、通過與俄羅斯的對抗來培育自己的民族認同，因為在歷史上，波蘭必 須通過反抗來自東方的征服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在十九世紀，波蘭與俄國的對抗表現為波蘭的個人主義與俄國的集體主義、 波蘭的民主與俄國的專制、波蘭的天主教與俄國的東正教之間的衝突。在二十世紀 ，作為兩個剛剛從一戰的灰燼中誕生的新國家，兩國又爆發了一九二零年的波蘇戰 爭。最後，在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波蘭又遭第四次瓜分。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蘇軍侵入波蘭東部。一百多萬波蘭人(占蘇軍佔領區 人口的十分之一)被流放到遙遠的東方。其中，只有不足一半的人最終回到故鄉，並 帶著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的腦海中，永遠也抹不掉對西伯利亞的嚴酷記憶，在他 們之中，有些人最終成為了「團結工會」的領袖。 接下來，便是雅爾塔。 雖然波蘭軍隊第一個起來抵抗希特勒，雖然五個波蘭人中，就有一個在這場 戰爭中死去，但是這六百多萬人的生命代價，換來的卻是西方盟國把波蘭送給了斯 大林。波蘭被迫接受了共產制度。但是儘管如此，頑強的波蘭人，仍保留著他們最 寶貴的東西：獨立的教會，農村的大部分個體經濟和被知識分子所捍衛的傳統文化 。所有這些，都使波蘭成為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中最不安寧的土地。 知識分子與「團結工會」 如上所述，八零年代的「波蘭革命」，在歷史上至少有一千年的根基。但盡 管如此，她的成功，也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必然」。事實上，「波蘭革命」 的進程，充滿了風險。她需要領導者和參與者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高超的政治技 巧，凜然抗爭的勇氣和妥協退讓的彈性。稍一舉措不當，進退失度，後果便不堪設 想，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在這裡概述「團結工會」的全景，但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 ，看看波蘭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也許不無教益。「波蘭革命」與八 十年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有兩個顯著的不同。第一，「波蘭革命」自始至終主要是一 場工人運動。知識分子，主要扮演參謀、顧問的角色。第二，在整個運動中，始終 是工人激進，知識分子溫和。在一些關鍵時刻，知識分子常常顯得過於謹慎、保守 ，「跟不上形勢」，常常試圖說服工人向政府作出一些事後看來是不必要的妥協。 然而，儘管如此，波蘭知識分子的貢獻仍然是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對此，波蘭 的工人一直心懷感激。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之交，波羅的海沿岸工人舉行了大 規模的抗議和罷工，產生了一批有經驗的工人領袖。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 工人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組織。一九七六年九月，戲劇性的變化發生了。一批知識分 子，看到許多被政府指控的工人孤立無援，難以為自己辯護，於是決定成立「保衛 工人委員會」，即在國際上知名的KOR。這是共產主義的波蘭的第一個公開的反對派 組織。KOR從一開始，就堅持誠實、公開和非暴力的原則。在KOR榜樣的鼓勵之下， 其他自治組織也紛紛建立。 KOR在格但斯克的活動，直接導致了「團結工會」的建立。這裡的關鍵人物， 是伯格坦·鮑魯西維茨(bogdan Borusewicz)。他是天主教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K OR在格但斯克的唯一法定代表。格但斯克是波蘭的工業重鎮，工人密集，並有悠久 的反抗傳統。但是，迫於嚴酷的政治壓力，工人領袖多是秘密活動。他們有不同的 小圈子，彼此缺乏聯繫，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存在，更談不上互相串聯、配合了。鮑 魯西維茨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局面。他遵循KOR的公開性的原則，於一九七七年一月 在KOR的雜誌Robotnik上公開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這雖然使他反覆遭到當局的逮捕 ，但也同時使他迅速成為工人的核心。本來互不相識的工人活動家，通過他建立了 彼此間的聯繫。在這種聯繫的基礎上，被稱為「團結工會」前身的「沿海自由工人 聯合委員會(Committee for Free Trade Union of the coast)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 十九日成立，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一批工人精英，通過鮑氏不僅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而且和KOR以及華沙的知識階層建立了牢固而持久的關係。 由於KOR的幫助，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在關鍵問題上與知識分子反覆磋商 ，這種組織化，以及工人領袖之間由此而建立的信任關係，使八零年席捲波蘭的工 人運動與七十年代初有了本質的不同，實際上八零年八月格但斯克工人的罷工，就 是工人與知識分子共同策劃的。由於有了組織，在運動的目標和領導權的問題上， 大家迅速達成共識，並成立了「格但斯克罷工協調委員會」(MKS)。 然而，隨著運動的展開，工人與知識分子在應對政府提出什麼樣的要求方面 產生了分歧，工人要求成立獨立的工會。知識分子則認為這種要求政府根本不可能 接受。此時，鮑魯西維茨又發揮了卓越的作用。鮑氏是知識分子中極少數支持工人 的策略的人士之一。作為MKS的總顧問，他參與了起草向政府提出的「二十點總要求 」。但是，鮑氏在他激進的戰友之中，仍然代表著溫和的力量。他成功地否決了「 公開舉行議會自由選舉」等幾項激進的要求。他以捷克斯洛伐克等前車之鑒，說服 了周圍的人們不要走得太遠，不要讓波蘭那個可怕的鄰居感到不可容忍。 然而，正當此關鍵時刻，KOR的主要成員被波蘭的安全機關逮捕。這時，華沙 的一個更溫和的知識分子團體「批判的知識界」迅速組織起來，公開發表聲明，支 持罷工工人，並呼籲政府和工人兩方選擇談判、妥協的解決辦法。同時，他們的代 表直奔格但斯克，在事先沒有任何聯絡，甚至不知道列寧造船廠在哪裡的情況下， 通過教會終於見到了瓦文薩。當他們把知識分子支持工人的聲明呈獻給瓦文薩時， 瓦文薩反應熱情而坦率： 「這封信非常好，我們要通過麥克風念給工人們聽。但是這封信本身並幫不 了我們……我們完全知道我們要什麼。但是，我們沒有和政府談判的經驗。我們怕 被政府捉弄。」 於是，一個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旨在幫助工人與政府簽訂協議的「專家委員 會」迅速組成。而在同一天的晚些時候，與政府的談判就正式開始了。 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專家委員會」的作用引起了嚴重的爭議。有人認 為，「專家委員會」過於謹小慎微，對政府作了不必要的妥協。最明顯的例證就是 在與政府的最後協議中有「堅持黨的領導」一條。對此「專家委員會」應負責任。 但是，如果比較一下有知識分子幫助的格但斯克的工人和沒有這種幫助的什切青(S zczecin)的工人和政府分別簽訂的協議文本我們就會發現「專家委員會」的卓越貢 獻。 首先，關於組織獨立工會和罷工權這一項，什切青的協議雖然提到了「創建 自治工會」，但沒有提現存的工人自治組織「罷工協調委員會」有權轉變為工會的 問題。相反，格但斯克協議具體提出「按照世界勞工組織八七年的憲章建立自治工 會」，「罷工協調委員會有權轉化為工會組織。」而且，格但斯克協議還明確規定 「罷工權利將受新的工會法的保護」，「政府有義務保護罷工者和協助罷工者的個 人人身安全。」而什切青協議僅含糊地說「對從事罷工活動的工人不得迫害。」 除了協議本身的文本外，格但斯克的工人領袖在罷工早期就為國內外新聞界 接觸列寧造船廠提供方便。這不僅告訴了波蘭人民在格但斯克所發生的一切，而且 通過這種公開化，提高了政府鎮壓工人所要付出的代價。而在什切青，由於對知識 分子和外國人的不信任，只有少數波蘭記者可以進入造船廠。 真若追溯歷史，人們很容易發現，在七十年代的工人運動中，什切青步步領 先於格但斯克——最先提出建立獨立的自治工會的要求，最先成立罷工協調委員會 ，並且發動了最大規模的罷工。然而，十年後，格但斯克後來居上，不僅在工人運 動中步步佔先，而且其堅強的領導層最終發展為團結工會的核心。這一切，無不得 助於知識份子的幫助。 早在八零年代末，「團結工會」的幾位重要領袖就坦率地承認知識分子關鍵 性的貢獻。因被工廠解雇而成為八零年罷工的導火線的資深工人領袖安娜·瓦倫第 諾維茨(Anna Walentynowicz)說：「當今社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KOR中的 人們。作為一位工人，我對他們充滿感激。他們不僅捍衛工人，而且教給工人怎樣 捍衛自己。」。另一位工人領袖阿蓮娜·皮安科斯卡(Alina Pienkowska)說：「KO R對社會的覺醒貢獻卓著。罷工之所以以現在這種和平協議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 結束，要歸功於他們。」安德傑耶·古艾茨塔(Andrzej Gwiazda)幽默地說：「KOR 教育了人們可以不用燃燒瓶而用別的方式與政府討價還價。」而瓦文薩的評論更為 有力：「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KOR教會了我們怎樣去工作。」 綜觀知識分子在團結工會運動中的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在大部分的時間裡 ，他們的立場始終比工人溫和，並由此招來了許多事後諸葛亮式的批評。不錯，從 事後看，他們確實過多地主張與政府妥協，如果完全依照他們的建議行事，也許會 喪失一些歷史機會。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知識分子是一切從最壞的假設出發，選擇 最穩妥的戰略。因為當時的波蘭政府乃至蘇聯對事態的反應有不只一種可能性，而 且在理論上確實可以作出更強硬的反應。真若如此，工人與知識分子誰是誰非就很 難說了。不錯，「團結工會」的成功，是工人們的勇氣、果決，自我犧牲和不懈奮 斗的結果。但是，這同時也是共產黨的一系列失算的結果。八九年的議會選舉前， 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很少有人預計到自己會輸給「團結工會」，這是嚴重的失算。 如果他們精明些，對現實估計得更客觀些，那麼在圓桌會議的談判中可能就更不肯 讓步。知識分子的戰略，是基於在政府最僵化的條件下，仍能讓談判進步下去的考 慮。從專制向民主轉型的過程，說到底就是建立各種談判、妥協的機制，並使之制 度化的過程。所以首要任務，是要使談判能夠進行，避免暴力衝突，避免「全輸全 贏」式的「零和遊戲」。波蘭知識分子把建立組織看得高於提出口號，把建立「游 戲規則」看得重於得到某個具體的「遊戲結果」，寧可穩健緩進，不能莽撞失足。 這種態度，使他們事後背了黑鍋，但若真設身處地，仍讓人感到難能可貴。八零年 在工人與政府談判之前，大部分知識分子認為共產黨的本性使他們不會容忍一個獨 立的工人自治工會的存在，因而提出了一個改造現有工會制度的備用方案，以便萬 一政府拒絕了工人的要求，仍能有一個更溫和的方案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結果， 這一建議被工人拒絕，政府也接受了工人建立獨立工會的要求。有人根據這一事實 指責知識分子多此一舉，過於保守。然而，如果當時政府拒絕了工人的要求，是否 就顯得知識分子的考慮比較周全呢？當然，工人拒絕這一備用方案也許有戰術上的 道理。當時政府的間諜防不勝防，甚至在「團結工會」當政後，安娜·瓦倫第諾維 茨還深信瓦文薩是政府秘密警察的特務，可見其草木皆兵的程度。若是政府摸到工 人談判的底牌，再去討價還價就不容易了。然而，面臨未定的政治前景，有一點關 鍵時刻退一步的意向，還是利大於弊的。我們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人都有體會：過於 保守會坐失良機。但總比因莽撞冒進而前功盡棄要好。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學生如 果在「四二七」大遊行後即收兵，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因為那樣就不會有絕食，不 會有全社會的參與，不會逼政府出來與學生舉行前所未有的公開對話。但是，即使 這樣收兵會錯過歷史的機會，也總比冒進到六四的結局要好。在運動的高潮期，時 局變化不定，哪裡是危險的邊界，何時剎車最好，何時能剎住車，是最難把握的。 決策時留有餘地，保守一些，實在是無可厚非。相反，波蘭知識分子的穩健保守， 恰恰說明他們力求避免「六四」那種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恰恰反映了他們的歷 史責任感。 波蘭經驗 波蘭自由了，東歐集團瓦解了，真像那個神奇的寓言所預示的那樣，波蘭， 這個眾民族中的受難基督，在歐洲的救贖中獲得了新生。然而，當我們為波蘭祝福 之後，回首中國，則不得不認真思索一下波蘭的經驗對我們的啟示。 首先，波蘭為我們揭示了一條通過對話、談判、妥協來完成民主轉型的道路 。這種「圓桌會議」式的方式，被事實證明是一種最為健康的民主轉型方式。波蘭 的成功，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在於「團結工會」能夠成功地利用與政府對話的機會， 來達到自己的目標。甘陽先生在為鄒讜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所撰寫的 「序言」中，精闢歸結了近年來西方社會科學中關於「向民主轉型」的理論，指出 ，「向民主過渡」之所以失敗以至出現悲劇，在許多情況下往往並不在於「客觀歷 史條件」的制約，而恰恰在於政治行動者「主觀行動能力」的制約。也就是說，如 果行動者在當時選擇了不同的策略和行動方式，其政治結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對於 向民主轉型來說，最重要的一種因素是：在政治衝突過程中，相衝突的政治行動者 之間是否可能出現某種通過談判去謀求妥協的機制，如果出現這種機制，則「向民 主過渡」的成功可能性就大，反之則小甚至無。因為民主與威權政治(authoritari anism)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民主政治是以制度化的談判妥協方式來解放政治衝突的。 因此，所謂「轉出威權走向民主」(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wards democracy)的過程，說到底就是去建立各種談判妥協的機制並使之制度化的過程， 而這樣一套以談判妥協方式來解決政治衝突的制度安排和社會心理，決不是隨著社 會經濟的發展就能自然產生，而只有在政治過程中不斷學習和實踐才能逐步建立和 培養起來。八十年代，無論是在波蘭還是在中國，在反對力量與政府的衝突中，在 不同程度上都出現過這種通過談判去謀求妥協的機制。不同的是在波蘭，這種機制 不僅被很好的利用，而且被制度化，因而導向了民主。在中國，這種機制則被白白 地浪費掉。回首一九八九，中國政府一度與學生領袖公開進行對話，這種對話的公 開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學生能夠適當讓步，就有可能保存這種 談判妥協的機制，中國的民主由此便上了路。可惜，當時的學生並沒有認識到，保 存這種對話方式要比在對話中獲得某種具體結果要重要得多。更可悲的是，六四過 去已六年多，許多當事人仍抱著「共產黨本性決定論」的主張，認為六四的屠殺是 中共本性所決定，不管學生怎樣做，都並不具有決定意義。李祿先生就一口咬定「 撤與不撤結果沒什麼兩樣」。在這種邏輯下，個人的行為和選擇在政治過程中就失 去意義了。其實，中共並非鐵板一塊，八九年五月中共的「本質」和其六月時的「 本質」就大不一樣。而重要的是，我們如果死抱著這種「中共本質決定論」不放， 等於在邏輯上排除了未來與中共對話的可能性，通向民主的道路，也就被堵死了大 半。事實上，不管我們對中共如何看法，未來中國民主的成敗，關鍵還在於反對力 量能否與中共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係，通過談判和妥協解決政治糾紛。今年年初陳 子明先生等就腐敗問題的公民上書，實際上就是要通過較為溫和的主張，重建與中 共之間的對話關係，重新探索一條通向「圓桌會議」之路。可惜，這一點海外的許 多民運人士都未看清楚。如上所述，談判妥協的機制，需要政治行動者主動地學習 和培養，絕非能讓「客觀條件」和「歷史必然規律」所代勞，如果我們今天不深化 這種認識，培養這種共識，我們就會失去明天的機會。 第二，通觀「波蘭革命」的全過程，我們不難發現知識份子所發揮的卓越作 用。然而，誠如一些評論家所總結的那樣，知識分子的作用，主要並不體現於如何 提高民眾的覺悟上，而體現於他們的組織行為，他們參與政治運作的技術手段上。 他們的工作重點，始終集中在幫助工人建立組織、與政府談判等技術性、戰略性的 問題上，使工人的政治訴求在技術上得以落實。他們寧願當個戰略家，而不是煽動 家、道德家。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有重理念而輕技術的傾向，喊口號，宣傳鼓 動，樣樣在行，然而一旦運動獲得了強大的勢頭，局勢複雜多變，需要長遠的戰略 考慮和組織能力之時，就陣腳大亂。八九年，知識分子的政治聲明滿天飛，戰略上 的謀劃卻非常之少。八九年以後，縱觀海外民運各派言論，人們在政治主張的激進 程度上不斷升級，而對如何將對民主的訴求在技術上得以落實，則缺乏反省。人們 似乎更關心的是如何站穩政治立場，所提出的政治目標的實現難度越來越大，而實 際政治運作能力卻越來越弱，眼越高，手越低，如此下去，豈不離民主越來越遠？ 多餘的話 中國缺乏波蘭那種自由主義傳統以及獨立的教會組織，中國的民主運動進程 ，比波蘭晚了二十年上下。因此，因八九民運的失敗而過多責怪學生是不公的。但 是，八九民運過去已經六年，許多學生領袖，已在西方社會生活了多年，充分享受 著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優越條件，完全有條件對民運的得失作一個較為充分的反省 。大家觀點可以不同，但不應在一些常識問題上鬧出那麼多笑話。比如，像「八九 民運直接導致東歐解體，冷戰結束」之類的笑話，出自李祿先生之口，實在讓人不 好理解。所謂冷戰，主要是指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與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 。它有著極其複雜的歷史根源，而且被雙方許多優秀的政治家苦心經營了幾十年之 久，中國在其中不過是個配角。這樣的對抗，如何會因中國的一個幾個月的政治動 蕩而結束？東歐的民主進程，遠遠走在中國之前，六四之時，「波蘭革命」已結出 了最後的果實，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像李祿先生這樣的學生領袖，出來已多年，並 就讀於世界一流的大學，講這套話之前，到圖書館查查史料，找點證據，應不是難 事，何以如此信口開河？我們承認，當年廣場的許多學生領袖，是有勇氣，有能力 ，敢於犧牲和奮鬥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但我們也不得不指出，比起在不同時代不 同的環境中為民主而奮鬥的人們來說，他們所獲得的世人的注目和讚譽，未免過分 容易了一些。歷史的機緣為他們的幸運創造了太好的條件。如果他們因此把世上的 一切，看得像他們當年在廣場成名那麼容易的話，那麼就真應回到政治幼稚園去。 事實上，八九民運對柏林牆的倒塌，沒有實質性的作用，相反，「團結工會」對中 國的學生運動卻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據筆者所知，八十年代初，就有大學生因堅 持要以「團結工會」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而被在政治上「穿小鞋」。八九民運時， 學生中間也討論過「團結工會」的問題。人在海外，離中國遠了。但是，我們畢竟 擺脫了政治迫害，享受著言論自由。至少，研究和瞭解東歐的民主轉型，對我們來 說要比國內的同胞便利得多。如果我們不僅連這些基本的事情都不作，而且張口就 露出自己的狂妄和無知，那麼有朝一日回國的話，我們有何顏去見江東父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