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白色革命」 ----從魏京生兩次被重判談起 嚴家祺 魏京生在鄧小平王朝的監獄中渡過了漫長的十四年半。一個在假釋期間的魏京生 ，竟又被北京政府控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再次被判刑十四年。「顛覆罪」的要 件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脅推翻政府」，魏京生沒有什麼「武力」，處處受到監視。 北京對魏京生如此重判，震驚了全世界，使人們深深感到北京專制政權鎮壓人民的 殘暴性。 按照正常思維，人們很難理解北京如此重判魏京生的目的。近幾年來，北京專制 政權曾多次把本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作為和外國政府討價還價的「人質」。一九 九三年北京政府因爭取北京為二零零零年主辦世界奧運會城市而提前半年釋放魏京 生。難道這次重判魏京生，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再一次把魏京生當做和外國政府 交換的「人質」嗎？ 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存在，也許在一段時間後，北京為了從國際上得到某種好處， 而再次提前釋放魏京生或把他流放國外。 然而，北京專制政權的目的，並非限於此。 兩次重判的區別 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七九年，時隔十六年。兩次重判魏京生，對北京專制政權來說 ，有著明顯不同的目的。 一九七九年，這是「老皇帝」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的第三年。當時的中 國，經濟正在好轉，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使人們歡欣鼓舞，言論大幅開放，出現了 西單民主牆運動。魏京生用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在《探索》雜誌 和民主牆上刊出了《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長文，指出鄧小平正在走一條「騙 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鄧小平在「文革」中失去了一切權力，當他重新 掌握大權後，他對任何可能削弱他權力的企圖，採取極端凶殘的打擊。如果說一九 七九年非法拘捕和重判魏京生主要是受鄧小平個人獨裁本性驅使，那麼，在十六年 後，北京專制政權再次非法拘捕和重判魏京生，已不再僅僅是為了維護某一個人的 權威，而是由於對自己的前途惶惶不可終日，懼怕魏京生的影響和力量，企圖把國 內一切民主運動力量的萌芽扼殺在搖籃之中。 八十年代初，既有處於對「文革災難」的認識，又處於使鄧小平的獨裁披上「改 革」和「民主化」外衣的需要，鄧小平曾多次提倡「政治改革」。對魏京生第二次 重判表明，北京專制政權已不再需要「民主化」的外衣，據傳去年十二月七日，江 澤民在一次會議上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從現在起到中共「十六大」的六年 中，不搞政治改革。 九十年代以來的政策轉變 八十年代後半期，中國大陸曾圍繞著所謂「新權威主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新權威主義者」主張，在從專制向民主的過度時期，為了保障經濟的高速增長，政 治上應當實行強有力的專制統治，使專制主義和經濟自由相結合。當「新權威主義 者」這麼說的時候，中國大陸只有有限的私人企業。直到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後 ，當俄國和東歐非共化的浪潮涉及中國時，才導致了中國大陸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 。自此以後，中國大陸擺脫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經濟增長十分迅速。一九 九二年國民生產總值接近二點四億元，一九九四年達四點三八億元，一九九五年達 五點七七萬億元。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周邊地區」的政治地圖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解體 後的各國、東歐各國、蒙古、南韓，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香港九一年和九五年立 法局選舉，民主派大勝，台灣則從國民黨的「一黨獨大」走上了三黨政治的道路。 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成了專制主義的孤島，自由民主的思想不斷在中國大陸產生和 成長。在這種情況下，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主動地推行憲政改革 ，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另一條是走那種不把民主作為目標的「新權威主義」道路 ；即經濟自由和政治專制相結合的道路。 從中國當權者的角度看，走憲政改革的道路的最大困難是無法避開「六四」。南 韓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在「光州事件」中的罪責，正在受到審查。北京當權者知 道，中國大陸一旦著手進行憲政改革，鄧小平、李鵬等人的「六四」罪責難逃。中 國大陸「周邊地區」民主化的浪潮，使北京當權者膽戰心驚，認為拯救共產黨政權 的最好辦法是公開地、明目張膽地推行不準備走向民主化的「新權威主義」，一手 加速經濟發展，一手無情地鎮壓民眾中的不滿、反抗和民主化的要求。去年十一月 重判魏京生和十二月江澤民宣佈「不搞政治改革」，是一脈相承的。 走上巴列維「白色革命」的老路 在五十年代，蘇聯是中國的榜樣，在八十年代，中國曾一度想學習南斯拉夫。現 在，在北京當權者心目中，新加坡成了榜樣。在北京看來，新加坡是由一黨長期掌 握政權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然而，當中國大陸有意識地沿著「新加坡道路」滑 行時，不知不覺地滑進了七十年代伊朗為實現現代化而推行的「白色革命」的軌道 。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新加坡的許多治理經驗帶有城市國家的特點。新加坡一 黨長期執政，是建立在自由選舉和議會政治之上的。長期以來，人民行動黨幾乎包 辦了全部議席，反對派如社會主義陣線、勞工同盟等雖推出候選人參加競選，結果 得票很少。一九九一年八月選舉產生的第八屆國會，八十一個議席中，人民行動黨 佔了七十七席。新加坡推行市場經濟，政府官員完全不能憑借權力牟取經濟利益， 反貪污法長期以來得到有效推行，加上城市國家的特點，犯罪無所遁形。有組織的 貪污行為，在新加坡幾乎不存在。相反，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共產黨的一黨統治， 並不是自由選舉的結果。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還有很大距離。中國大陸建立 市場經濟的努力，僅有三年的歷史。公有制正在瓦解中，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並 不是公有制解體的自然結果，它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習俗的配合，除私有財產權制度 外，還需要政治經濟的分離、投資決策的分散、合理有效的稅收制度、健全的金融 、保險制度、完善的商業法規、自由契約與遵守承諾的商業道德等等。所有這些， 新加坡具有，而中國大陸遠沒有建立起來。由於缺乏法治，人們無法預測經濟決策 的後果，不守承諾和「短期行為」充斥經濟領域。更為嚴重的是，權力介入內外貿 易，形形色色的政府批件成了當權者發財致富的捷徑，國有資產從一九八二年至九 二年流失五千億元，九三年以來，國有資產流失速度成倍增加，每天數以億計流入 私人腰包。這種情況同巴列維國王在七十年代伊朗推行的「白色革命」同出一轍， 即經濟增長、政治高壓和政府腐敗的「三結合」。「白色革命」是專制政治下實現 經濟現代化的「革命」，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王室、大臣、官員普遍貪污腐敗 。王室成員和當權者在同外國簽訂合同時，充當中間人、擔保人，收取巨額佣金、 回扣，利用特權經營各種企業，大發橫財。首相胡韋達貪污了巨額金錢，而遭免職 。在伊朗經濟迅速增長時，社會公德破壞殆盡，少數有錢人揮金如土，而一般民眾 則在貧困線上掙扎。 憲政改革是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康莊大道 毛澤東、鄧小平終身抓住最高權力不放，在這一點上，共產黨王朝類似於傳統王 朝。但和傳統王朝不同的是，集中在一個人手中的最高權力每隔幾年要在黨的代表 大會上重新加以確認。在每兩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中共中央政治局這一「權 力圈」內的人物為爭奪最高權力進行著激烈的爭鬥。這種爭奪有助於共產黨王朝適 應不斷變化著的外界政治環境。當這種爭奪停止下來，而社會矛盾愈積愈渾時，將 導致王朝體制的總崩潰。伊朗「白色革命」促成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壯大 ，並最終導致了巴列維王朝的滅亡。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白色革命」已 經產生了種種類似於巴列維王朝末期的現象，雖然不會造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 的壯大(因為蘇聯的解體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衰落)，但必將引發新的民主運動的高 潮。 奉勸北京當權者，為了避免重陷巴列維王朝「白色革命」後果的覆轍，最好的選 擇是，主動走憲政改革的道路，用開明的、善意的態度對待本國人民，平反「六四 」，立即無條件地釋放魏京生和所有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