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歷史，與第二手材料

利物


  今年七、八月間，《北京之春》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六四」反思的文章和談話。
在這樣討論中，封從德(封)和胡平(胡)對「歷史假設」和「第二手材料」等問題發
表了不同看法(《北京之春》總二十六、二十七期)。在這篇短文裡，我對上述兩個
問題再簡要地討論一下，以把問題討論得更清楚一些。

(一)關於「歷史假設」

  封寫道：「對歷史能否做假設來展開討論，史學界多取否定或懷疑態度。例如，
當代知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六四」採訪時，便斷然否定了對歷
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別是對「六四」的其它歷史可能性的假定」(《北京之春》總第
二十六期，第三十七頁)。從科學方法論上來看，「歷史不能假設」是完全錯誤的。

  科學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一般或曰抽像的理論。從這種一般理論，人們可以推出對
某一具體事件的解釋和預測(預測可以是關於在時間上還未發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對
已經發生的但理論家在預測時所不知道的事件)。同時，檢驗一個理論的最終標準是
：預測與實際一致。
  「歷史不能假設」其實是說，某一歷史事件A已經發生了，且歷史不會完全重複(
不存在兩個完全一樣的歷史事件)。所以，我們不能假設A會成為B。結論：假設歷史
毫無意義。持這種觀點的人忽略了人在A事件中的作用。畢竟，我們所感興趣的所有
事件都是人所創造的或參與的。雖然我們對A本身不能假設，但我們對A的參與者—
—人，卻是能夠假設的和假定的。當代經濟學和社會學建立了一些對人的假定，並
從這些假定中發展出一些很好的理論。比如，在微觀經濟學和社會學裡，我們假定
人是理智的：使自己的利益最大或使成本最小。從這個假定和一些初始條件，我們
能夠解釋很多社會現象(當然包括歷史事件)，也能做出一些較好的預測。愛因斯坦
對科學方法做過非常精闢的描述：「理論家的方法是，把一個基本原則作為假定，
從這個假定中推出結論。」
  在討論「六四」時，那些「假設歷史」的人其實是在對事件中人的行為進行假設
。例如，如果學生做X，政府很可能做Y。這可以算作科學的假設，能夠被證偽(雖然
可能不太容易。至於如果學生做X，政府是否應該做Y，是一個normative問題，不是
一個科學問題。)從這一點來看，「歷史」是可以假設的。從這一角度出發只有參與
者僅有一種選擇時，我們才說歷史不能假設。六四中政府和學生顯然有多於一的選
擇。這樣的理論(對人的行為的認識和瞭解)才有價值，因為它是關於人的一般行為
的，而不是僅僅關於某一個具體事件的。只有這樣的理論具有指導未來的功能。余
英時否定「假設歷史」方法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社會科學中，歷史學是最不科學
的，大部分歷史學家都不瞭解科學方法。這是為什麼歷史學至今還沒有一個像樣的
理論的原因之一。

(二)理論與數據(或材料)

  封指出：「胡平的理論，除了以歷史假定作空談與設想以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
問題：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急於批評」(《北京之春》總二十六期，第
三十七頁)。這個批評起碼是不當的。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這
就要求每個想做事的人細心地選擇自己的行為，分配時間，等等。胡平那時是在做
理論工作，他的目的不是收集數據(或材料)。他的理智選擇是：怎樣用最少的數據
發展出一個最一般的理論。如果胡平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放在收集數據上，其理論
工作必受影響以至無法完成。顯然任何一位熱衷理論創作的人都不會做上面的選擇
。封的批評之所以不當還有第二個原因，現在假設胡收集了所有有關的數據並根據
這些數據發展出一個理論(我在假設歷史)。這個理論一定是最沒用的，因為它太具
體，太不一般或抽像——它充其量只能「解釋」一種現象。
  一個好的理論家能用少量的數據發展出天才的想法或理論；一個一般的數據收集
者無論收集了多少數據，也未必能產生出個像樣的想法。這就是天才與庸才的區別
。人們都觀察到蘋果從樹上落下來而不向上飛(人人都有這個數據)，但只有牛頓第
一個發展了一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解釋了蘋果落地，也解釋了其它眾多的現象。

  當然，這並不是說數據在理論工作中沒有。一般來說，數據多用於檢驗理論。如
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胡是在用數據檢驗其理論或假設。正像胡所說，只要沒有數據
證明其假設是錯的(證偽)就足夠了。嚴格地說，只要你能找出一組數據證偽了胡的
假設，胡就有必要修改其理論或假設。十分清楚，證偽也用不著所有的或很多的「
第二手材料」(其實第幾手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