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蔡崇國 在二十年的時間裡，鄧小平的思想和言論，他的政治風貌，他所推行的政策，都 深刻地、震撼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現在，這位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物已在彌留之 際——是給他的一生做總結的時候了。 鄧小平的影響，他的歷史作用，巨大、複雜且相互衝突。讓我們抓住最主要的東 西吧。 在鄧小平，一方面，他以坦率、通俗的實用主義哲學，及作為其體現的政治實踐 ，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形態，並使這個人人厭煩的意識形態幾近解體，使之完全喪失 了其論證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功能，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因此得以形成並迅速擴大， 曾滲透到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控制全面崩潰，中國因此已經實現了由極權統治到 權威統治的社會轉變。 在另一方面，鄧小平以同樣的頑強，粗暴乃至最殘酷的手段成功地阻止了中國平 靜地實現民主化的過程，激化了自八十年代以來本已大大緩和了的各種社會及政治 衝突，首先是中國的政治統治與社會各階層的衝突。中國在鄧小平的手上又一次喪 失了和平地走向民主，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機遇。 一 鄧小平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許多人說，是他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和推 行，在我看來，這不是最基本、亦不是他獨特的東西。 實際上，自奪取政權以來，在中共內部，始終有重要的領導人物提倡，甚至在自 己的權限內推行與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相反的東西，企圖保存，以至於有限地擴大 市場的作用。當然，他們沒有成功，其主要阻力，政治上當然是毛澤東的存在，同 樣重要的，是中共意識形態的限制。這種意識形態將社會的發展看作是一個必然的 過程，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決定論，它將公有制，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看作是必然 取代市場經濟的高級社會形態，是共產黨的基本特徵，也是證明共產黨壟斷權力的 合法性的主要根據——因為這個體現了歷史的必然和進步。這種意識形態也因此成 為中共長期的社會發展目標及政策制定的根據。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將這種中共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系發展到了極限。其結 果，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危機日益深重，毛澤東曾指望「文化大革命」能挽救 這種體制，也就是通過週期性的發動群眾，以將戰爭時期所具有的革命熱情制度化 、持久化，以此對抗中央集權體制下不可避免的腐敗，官僚主義和低效率。然而， 毛澤東這一企圖亦完全失敗。在鄧小平登上歷史舞台的前夜，人民已是疲憊、厭煩 之極。在社會中，在中共黨內，愈來愈多的正迫不及待地要放棄毛澤東的政治理想 、主張「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即所謂的「引入市場機制」。同時，從來對西方 世界有濃厚興趣的中國人，包括中共，因為與蘇聯的對抗而愈益強烈地渴望與西方 交流。實際上，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浪潮是從一九七一年尼克松訪華之後開始的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大規模地對工業成套設備的引 進，急劇增長(一九七四年與七三年相比，增長40％)，以致當時的總理周恩來在全 國的一次會議上(一九七三年底)呼籲壓縮進口，因為政府的外匯儲備已近枯竭。 因此，我們可以說，由於中國人對毛澤東思想的幻想破滅，由於中央極權的計劃 經濟體制在鄧小平時代之前已經走到了盡頭，在這之後，即使沒有鄧小平，中國也 會曲折地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事實如此，最早而且最具體地提出改革開放的 ，除了鄧小平，還有趙紫陽、萬里、陳雲、胡耀邦等當時最重要的領導人物。 然而，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會如此的迅速、全面，中國人的思想 ，中國社會的改變不會如此深刻。鄧小平最重要的作用在於，他以他的「不論白貓 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哲學，理論上、觀念上粉碎了中國共產黨的 意識形態對「改革開放」的束縛，他借助其歷史形成的政治上無人挑戰的歷史地位 ，頑強地、堅決地將這種哲學不斷具體化為政治、經濟政策，並在歷次的黨內鬥爭 中，將體現了中共陳舊意識形態的「保守派」勢力擊敗。也就是說，他不僅提出了 他的實用主義哲學，而且運用他的全部政治權力與人格影響將其對像化、世俗化， 以十多年的時間將這種哲學變成了廣泛的社會與政治行為，變成一種社會現實。 鄧小平的哲學及其對像化的重要性在於，使中共將對自己的政治統治的合法性的 論證、鞏固，從過去對意識形態的追求，對文化的壟斷和精神的控制，轉向對經濟 發展的效果的追求。也就是說，他們的專制是「合理」的。不再是因為「體現了歷 史的必然和進步」，而是因為他們能領導經濟更快地發展，使人民更富裕，只有經 濟發展和社會的富裕才能證明和鞏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想與 社會發展的目標也因此被根本修正，變得特別簡單和通俗：過若干年，使中國的人 均收入達到兩千美元；再過若干年更多一些。 鄧的哲學是一種工具理性精神，它帶來中共與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根本轉變：一切 以合理地組織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實現利益最優化為根據，這是社會組織的 基本的，幾乎是唯一的原則，任何理論教條都成了多餘的，「公有制」、「勞動人 民當家作主」等社會主義信條不再對社會經濟活動的組織有重要的約束力，一切皆 以現實利益出發。同樣，「社會的平等與公正」、「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等原 則也同時被拋棄了。因此，鄧小平的哲學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帶來了思想大解 放；同時，也使中共，使中國社會日益腐化，兩極分化日益擴大，使中國政府實際 上比裡根、撒切爾主義走得更遠。 當然，中共的意識形態依然起著重大的作用，中共從沒放棄，他們，包括鄧小平 從沒停止過對這意識形態的鼓吹。但，在鄧的時代，這個意識形態已由過去社會經 濟政策的根據，政治合法性的證明蛻變為赤裸裸的壓制不同思想的工具，這與傳統 的「儒表法裡」是一脈相承的。 鄧小平的哲學使中共追求統治合法性的方向，使中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發展的目 標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並深刻、廣泛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政府的決策根據， 這是中國經濟改革迅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鄧小平最重要的歷史作用。 在對外開放上同樣如此。在毛時代及鄧時代初期，中國對外開放的只是有限的貿 易方面。對外國投資基本上是禁止的。為什麼？是因為這與「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 優越」、「獨立自主」等基本信條相衝突。鄧的哲學將這個信條擱在一旁，它只看 現實狀況，只看是否使中國經濟發展變快。這樣，中國的對外開放便是沒有止境了 。 二 鄧小平另一個最重大的歷史作用是阻擋住了中國的民主化。當然，中共黨內有一 大批自私、狹隘的保守派，他們有力地抵抗了中國的民主進程。但，七十年代末至 八十年代，中國社會，乃至中共黨內，民主的要求空前強烈，普及且理性化。可以 說，除了鄧小平，中共任何一個保守派都抵擋不住這股潮流。八十年代中國最重大 的悲劇就在於：理性地追求民主一度成為中共和社會的主流，它卻碰上了鄧小平這 個最強有力的人物，於是有了「六四」屠殺，這種最強烈的政治衝突——因為鄧小 平當時很清楚，面對一九八九年這個醞釀了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在社會、在中共黨 內，他已經淪為少數派，已沒有能力運用政治與法律手段予以平息，又保住自己的 政治地位，故只有動員軍隊，先實行「政變」，使軍隊封鎖中共及政府各領導機關 ，使之陷入癱瘓。再開槍鎮壓學生和民眾。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及其悲慘的結局最具體地說明了鄧小平以一個人的力量阻 擋住中國和平、漸進地走向民主化的歷史責任。當時，社會要求民主化的運動已如 此廣泛，以至使中共領導人只有兩種解決辦法：要麼是讓步，即逐步開始民主化的 進程；要麼開槍殺人。當時，多數中共領導人已傾向第一個解決方法(八九年五月初 ，人大常委會中共黨員常委絕大多數通過了趙紫陽關於反腐敗，推行民主化的六條 意見，他得到了萬里，楊尚昆的支持，因李鵬對《人民日報》的直接干預，趙紫陽 的提議獲得通過的消息沒能發表。)並準備在逐漸的民主化中重建、加強自己的政治 合法性，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不願，也沒有勇氣向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內的大學生開槍 ，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到了——這實際上憑常識就可以看到的——推行民主化，在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政治地位會得到加強而不是削弱——因為中共在他們 的領導否定了「文革」，為一大批人平了反，放棄了人們已厭煩的毛澤東思想，推 行了改革開放，中共的合法性已因此得到更新；他們可以主動地推行政治改革以走 向民主化從而得到人們的擁護，政治反對派當時幾乎不存在，或因「改革開放」與 「思想解放」而完全邊緣化，故不會成為政治競爭的對手。就是說，他們看到，逐 步走向民主化，符合他們的利益。 然而，由於歷史和上述的鄧小平的在改革中的決定性作用，當時仍然是鄧小平的 威望最高，尤其是他牢牢地控制了軍隊，因此，他幾乎是一個人改變了歷史：運用 坦克和機槍將民主運動鎮壓了下去。 鎮壓立刻改變了政治利益關係，時間使鄧小平的意志又一次變成社會現實。中共 黨內那些在鎮壓前同情、支持，甚至準備因利益的考慮而參入民主化的多數人，不 得不認同鎮壓後的既成事實，為維持自身的利益而又回到了專制體制之中，又成為 鄧小平的支持者，這些人在鎮壓之後的這種轉向，容易給人錯覺，以為鎮壓是共產 黨的集體行動而不是鄧小平的個人行為(李鵬及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並不重要，且搖 擺不定，楊尚昆則是在鄧小平決定鎮壓前支持趙紫陽，知道鄧的意圖後轉向附和鄧 小平)，也容易使人忘記在「六四」鎮壓之前，中共及政府內的多數人是看到了逐步 的民主化與他們的統治利益是一致的這個事實。看到這個事實極為重要，是我們認 識鄧小平獨自作決定之重大歷史責任的關鍵。是的，鄧小平殺了人，但道德評價不 能取代歷史的判斷。是否殺人與是否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這是兩個問題，前者屬於 倫理學，後者則是歷史科學所研究的。因此，我這裡著重指出的是鄧小平在阻礙中 國人民更早地、更多地享受自由、民主、公正的生活，阻礙中國社會進步方向的重 大責任，而不只是道德責任。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一九八九年上溯得更遠。在「文革」，即毛澤東時代之 後，中國的民主及言論自由的要求迅速發展及普遍化。其原因主要是諸如「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悲劇之真相的全面揭露，是對林彪、「四人幫」集團的 批判導致的黨內派別鬥爭的公開化和通俗化，這使政治、政府及中共領導人的神秘 性消失殆盡。幾千萬受過迫害的人更痛感現實體制的危險，八十年代後他們尤其可 以公開表達他們的痛苦和擔憂，鄧小平集團與華國鋒等在「文革」中得勢的那批人 之間的鬥爭，使鄧小平等人公開鼓吹民主，揭露「文革」的種種悲劇——這更是最 通俗的民主教育。現實是比任何書本更具體，更有說服力的東西，我們回想一下，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前夜，巴黎到處流傳著王室的各種醜聞，王室千方百計增加 稅收，這使法國人更容易理解，更嚮往英國的君主立憲，代議制民主。王室的行為 比盧梭的書本更具有革命的煽動作用。 後來，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個新興的階層開始占統治地位，他們許諾 擴大民主，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言論更開放了，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亦一度舉行， 這些，加上經濟改革，使鄧小平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大大加強。實際上，在毛澤東之 後，中國共產黨遇到了深刻的合法性危機。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種種悲劇的揭露， 中國人民仍舊貧困的生活，使人們不但懷疑、批評現行體制，而且對中共建立在中 國革命成功之基礎上的政治合法性不再認同，就是說，不再像五十、六十年代那樣 對資歷深的老革命當權表示自然的認同與尊重。中共在八十年代初提出領導幹部年 輕化、專業化的口號，便是承認這種舊的合法性的危機的一種表現。中國人當時雖 沒有普遍地要求西方式的民主制，卻普遍要求對現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即逐步走 向民主化。這是鄧小平及八十年代中共主要領導推行經濟改革，許諾政治改革，推 行法制的基本動力。他們在這些方面做了一些年，故其統治的社會基礎擴大了，人 民的認同感增加了。中共內部少數保守派被孤立，「西單民主牆」運動為代表的激 進民主份子也被邊緣化了。原因就在這裡。 因此，當時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罕見的歷史時期，一方面，社會強烈地期待政治 改革，即逐步的民主化(非西方式的)，另一方面，新興的、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階 層已不能按過去的方式統治，他們需要在整個改革中尋求新的政治合法性。他們的 利益，中共黨內派別鬥爭的存在，都需要他們推行民主化，這可以使他們的地位更 鞏固。同時，當時的政治力量對比也很簡單，並不存在一個像波蘭的團結工會及瓦 文薩那樣的在力量及聲望上對中共構成威脅的「非法」的政治反對派及其代表人物 (重要的，非法的反對派的存在往往使統治者更難主動地推進民主化，除非迫不得已 。因為這使他們缺乏信心，懼怕民主社會使反對派合法化，更壯大以威脅自己的統 治，綱領、信念、個人之間的對立亦使他們更易傾向訴諸武力以維持專制)。 因此，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各階層在政治改革，逐步走向民主化方面，有願望 、利益的一致。民主化因此不會像通常那樣導致一個集團推翻另一個集團的統治的 社會衝突。這種罕見的歷史條件使中國再一次有可能走出那種專制——民主化—— 無政府狀態——專制這種近代史上已重演多次的歷史循環。 在這樣的時候，各項條件已大致具備，像鄧小平這樣有極高聲望、有決定性影響 力的政治領袖的作用就是決定性的了。我們必須拋棄歷史決定論。如果他有民主的 願望，中國當時就可以走向逐步的、和平的民主化；如果他空許諾言，以民主的口 號達到最後鞏固自己專制地位的目的，中國的專制政治就會延長壽命許多年。鄧小 平終於選擇了專制，鎮壓了民主，使中國社會錯過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 們永遠不會原諒他。□ (這是作者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中國中心及民陣法國分部共同舉辦的「鄧小平與 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