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與討論首先應當注意邏輯和態度 --評曹長青先生《知識份子與共產黨》 沈渭修 讀《世界週刊》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日所載曹長青先生《知識份子與共產黨—— 比較原蘇聯、東歐與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一文，多有不同之見，願借貴刊一角略 予表達。曹文以對「有影響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認識水平」作比較，來解答「為 什麼東歐、俄國的共產黨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的問題。既然申明是採用比較的 方法來立論，那麼無論作者是學者還是記者或專欄作家，都應該遵循比較研究的基 本規範，才能使立論有說服力，這些規範其實並不多麼高深複雜，甚至可以說是常 識，論者只要留心就不會流於隨意進行比較評價的偏頗。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遍觀 曹文，讀者不僅大可質疑構成其理論基礎的那些邏輯方法的假定是否任意率性，而 且也有充分理由懷疑作者據以作出評價的態度是否公允平和。 曹文的第一個假定是暗含的關於比較參照系的假定，即無論是原蘇聯、東歐還是 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在作者看來都是一樣的，至少它們之間的區別不致影響到對知 識份子認識水平的考察，這一假定是靠不住的，我們當然承認對社會人事的比較與 自然科學的比較不是一回事，後者可以有絕對的參照系，例如根據同一溫度標準我 們可以檢驗出不同金屬具有不同的熔點，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我們就只能建立或選 擇相對的隔離和抽像，一個訓練有素的讀者首先要求作者表明他是如何進行這種隔 離與抽像的，他所選擇的方法與標準對比較研究的結果有什麼影響。曹文將各國的 共產黨政權及其殊異的社會歷史條件視為同一物並以之衡量各國知識份子的認識水 平，規定面對著同樣的共產黨政權唯獨中國知識份子的表現不及他人，這未免失之 武斷。中國共產黨政權與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發生和存在有著相當不同的背景、 理由和表現形式，它們與本國人民及知識份子的歷史關係也各有其特殊性，涉及很 多複雜方面，這是很難一概而論的。不要忘了這些政權之間也曾秘密地和公開地互 相排斥和批判，即使按照曹文的思路以專制暴政為其共同抽像，這種抽像也不足以 作為一個共同參照進行比較分析，因為一旦進入認真的具體的比較，我們就會進而 要求參照系也必須具體化，比較的方法本能地反對籠統和含混。舉例而言，我們不 妨套用曹文的方法設計這樣一種比較：拉美各國大都在十九世紀仿照美國確立了各 自的民主憲政制度，而這些制度後來的歷史命運及其原因又各有不同，倘若我們硬 將它們簡約和同一化並以之檢驗若干「有影響的知識份子」的認識水平，來解答為 什麼民主制度在美國得到穩定發展而在拉美各國卻頻遭軍事政變，這樣比較出來的 結果即令我們認為獨具慧眼，卻又如何取信於人呢？ 曹文的第二個假定是明確的關於比較樣本的假定，即「僅僅從有影響的知識份子 對共產黨的認識水平來比較，就可以對上面提出的為什麼作出基本解答」。這一假 定也不能成立。首先，讀者無法像作者一樣不加論證地完成「僅僅從……就可以… …」這一邏輯跳躍。憑什麼僅僅有影響的知識份子的認識水平就可以提供基本答案 ，所謂「有影響」的標準又是什麼，讀者根本無從推斷作者這一論點的根據何在。 其次，作者在文中對這一論點作出了相當牽強的經驗解釋。例如，著有《新階級》 一書的古拉斯被作者譽為最先對共產黨政權進行系統批判的有影響知識份子個案， 但是人所周知南斯拉夫正是東歐目下碩果僅存的共產黨政權，作者也未向我們提供 波蘭、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有影響的知識份子的 任何個案，然而我們都知道這些國家共產黨政權的終結方式不僅各不相同，而且這 些不同方式對於解答曹文提出的「為什麼」絕非無關緊要。此外，曹文在選擇所謂 「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作比較樣本時，很難讓人不以為是在削足適履、自取所需， 以蘇聯東歐為例，有影響的知識份子遠不止於曹文中所述及，甚至其典型類別也不 能被述及者所完全代表，著名的南斯拉夫「實踐派」知識份子固當別論；著有《讓 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問題》等重要作品的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即被研究 者認為與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齊名的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代表人物，此人在「八 一九」政變失敗後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率先譴責葉利欽宣佈共產黨非法，曹 文自然是將此類知識份子作為左腳趾削去了。另一方面，即以中國「有影響的知識 份子」為例，嚴家其先生自流亡之日始便一再論稱社會主義沒有前途，王若望先生 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態度則更是嚴責有加，而他們也都成了曹文刀筆下的右 足趾。再如，曹文輕易地論定當年中國的右派知識份子的言論「都沒有超出對共產 黨發牢騷的範疇」，這顯然只能自暴作者披閱和采證範圍的有限。 曹文的第三個假定是一個操作性的假定，即判斷知識份子認識水平的技術標準乃 是考察對像所發表言論中與共產黨、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語詞表面關聯性。在 稍具生活經驗和理論素養的讀者來看，此一形式上的假定未免故作幼稚，曹文認為 ，唯有公開地、正面地、激烈而不妥協地批判共產主義、質疑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 知識份子，才具有高深的認識水平，反之，不論出於何故，則都是對共產主義和共 產黨抱有幻想。被曹文所列為警惕和批評樣本的各國知識份子的真實個案究竟如何 ，這裡篇幅所限姑且不予逐一討論，只想指出思想史上的一個常識提請曹先生注意 ：從格老秀斯以降的西方啟蒙思想家，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份人都不曾採取公 開地、正面地、激烈而不妥協地批判中世紀神學的姿態，然而人們並不以此來評斷 他們認識水平的高下和對社會變革影響的大小。對於作品的表達形式，除了所謂「 王楊盧駱當時體」這一古人早已明辨的尋常事理而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所在。追 求自由誠屬人類本性，趨利避害又何嘗不然，否則我們何以解釋專制制度在人類歷 史上如此長期而多樣的存在？社會大眾間如此，任何處於具體時空條件下的啟蒙思 想家和「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也無法超脫人性自身的二律背反，都只能在一定限度 下盡最大可能地表達併力求廣泛地傳導其思想，這是他們無法迴避的複雜社會方程 。相形之下，曹文反覆訴諸「皇帝的新衣」，這則著名的安徒生童話恐怕不是沒有 來由的。讀者難免不因而揣度作者對同化的特殊偏好與其行文推理方式之間是否有 著某種關係。我們知道，童話之所以叫做童話，正因為讀者一般來說是思考能力尚 未發展健全的非成年人，它與現實在概念上是相對立的，或曰非現實的。再富有寓 意的童話也是童話，它的經過提純的簡單場景和邏輯還不足以表明用來剪裁和解釋 複雜的現實成人社會。 說及態度，首先難免使讀者質疑的是曹文對待中國知識份子和原蘇聯、東歐知識 份子所採取的區別態度，如果說我們本來對英語中「區別」與「歧視」可以用一個 語詞來表達，而對兩者之間的語意過渡尚有所保留的話，那麼曹文的態度很難不使 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無須過渡的標本，這樣說並非想厚誣曹先生，我們願意推想曹先 生苛責本國「有影響的知識份子」是出於恨鐵不成鋼，但是我們必須要求，任何嚴 厲的批評如果是善意的，就應本著推己及人和察諸具體背景的態度，任何不懷偏見 的人應當看到，中國知識份子近數十年歷程所凝結的精神成果和所建立的思考坐標 ，不僅反映了近現代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特性和豐富性，而且也反映了各國知識份子 同樣的精神追求和思考原則，作為有著共同經驗背景的國人，我們本應更加珍惜這 些實質性成果和坐標，而不應該以一些形式上的差別得出曹文那樣明顯偏頗的答案 。在曹文所批評的對象中，尤其令人難以理解其用心的是對劉賓雁先生和胡平先生 的指責。作為兩代知識份子有影響的代表，劉賓雁和胡平的經歷、角色和成就各不 相同，但是把他們作為具有獨立思考人格追求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坐標性人物應不過 分，如果說劉賓雁更多地體現著中國知識份子秉持道義良知的執著與誠懇，他的言 行作品甚至於他的姓名本身在當代中國人民中所享有的巨大人格影響並不遜於那些 被曹文稱譽為「世界級」的知識份子；那麼胡平則更典型地代表著中國知識份子理 性思考所達到的歷史高度，他的幾乎是爐火純青的熔經驗分析和語義分析於一爐的 思辯和表達方式已經構成對中國當代社會思想史的重大貢獻。且不論兩人的其他作 品，凡是認真讀過劉賓雁《走出幻想》和胡平《寫在世紀之交》的人，都會難以將 他們對中國知識份子自身經驗的真誠反省與曹文斷章取義的指責吻合起來。當然， 坐標性的人物並非完美，並非不可以批評，在我看來，劉賓雁先生在道義立場的選 擇上有著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深刻衝突，這種衝突困擾著他的思考方向，也影響 著他如何真正「走出幻想」；胡平先生則是在自身表現方式上有著行動者和思想者 的頑強糾葛，這種糾葛雖然在一定方面為他的思考提供了某些刺激性活力，但同時 又分散了思考所必須的專注力從而影響了其成果，我們有理由對他們的反省和思考 抱持更大的關注和期待，卻沒有權利輕率地將我們不甚喜歡的某些表述隨意曲解而 後定性批判。 其次還應談到作者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曹文視馬克思主義為罪惡之源，稱共 產主義為全球性的邪惡運動，並且因此而激烈批判一些與他持不同態度的中國知名 知識份子，尖刻地鄙稱他們「加入過邪惡不後悔」，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當代共產主 義——社會主義實踐有著密切關係以及後者在一般意義上的失敗已為世人所目睹。 這是無庸遑辯的。另一方面，某些(絕不僅僅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對這種關係和失敗 採取與多數人不同的反省方式甚至立場，這不但是應當允許的，而且對於豐富和深 化人們的認識也是有益的。曹先生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和權利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 在批判別人的立場時則不宜取過分簡單化的態度，言及馬克思主義與專制暴政兩者 之間的關係，即使不是見仁見智的話，至少也並非像曹文認定的那樣簡單，例如， 智利的阿連德政權不僅是通過合法選舉上台的，執政後也沒有建立專制暴政，倒是 以軍事政變將之推翻的皮諾切特政權被普遍認為更合乎專制特徵。曾任卡特政府國 家安全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在一九八九年論及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失敗時，便特別強調 社會主義具有巨大的不可忽視的人道價值，不錯，美國前總統裡根確曾多次以邪惡 指稱共產主義。然而另一位總統布什在一九九一年與莫斯科私人企業家座談時發表 的見解卻更加意味深長，他說社會主義的失敗證明人性是不可改變的，他並沒有斷 言那是朝哪一方向的改變。曾長期執政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黨綱中一直保留將馬克 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來源之一，也是社會歷史和人類思想複雜性演變的一例。歷 史並未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論定的那樣已告終結，人類社會與思想的演變可能性遠 未窮盡。因此，對他人的思考以至信仰報以寬容和開放才是比較健康的態度，素以 對馬克思主義持不妥協立場著稱的余英時先生在為《鄧小平帝國》一書作序時曾有 過這樣的持平之論：「和本世紀無數抱著自由民主理想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阮銘 先生最初是由於誤會而加入了共產黨，最後則因為瞭解而離開了它，無論是加入還 是離開，其中所體現的知識份子的良知都是同樣可敬的。」不同的讀者對於余先生 所使用的「誤會」一詞也會有不同解讀，但誰都不難體察他善意地理解別人這種可 感風範。 最後則是關於作者為文論事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寫作態度。讀曹文，很難不令人產 生讀檄文、讀判決書之感，曹文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獨斷論的、居高臨下的、以氣勢 嚇人的宣判態度，在海外華文媒體中獨樹一幟，相當令人矚目，我並不否認文章做 法可以有此一類。但是作為讀者，總還是希望不要把冠之以「比較」這樣帶有分析 性的文章與判決書做得沒有兩樣。真正從事比較分析的作者，態度上應當是平和公 允的。即便是寫作判決書，在我們所處身的英美普通法制度下，判決書的寫作要求 和風格也是態度平和，證據充分、分析細緻和推理嚴密的，曹先生或許以為這種盛 氣凌人是以其價值態度的正義性為後盾的。不過我還是相信，多數有著民主素養的 讀者更會贊同本世紀著名法學家凱爾森關於「我所奉行的正義就是寬容的正義」這 句格言，在進行批評和討論時比所謂「義正詞嚴」更重要的是心平氣和地遵守邏輯 規則。曹先生或許還認為堅持這種寫作態度正是體現和驗證著言論自由原則，我不 知言論自由作為一項憲法性權利只是提供了一種有關法律義務的底線，它不僅理當 與人類活動各領域的具體表達規範相輔相成，而且也並不排斥活動者接受一般道德 感或道德意願(如前文提到的推己及人等)的約束，按照已故美國法學家富勒的說法 ，這種關於意願的道德雖與法律沒有直接聯繫，卻與法律的普遍含義相關，當有人 未能達到這種道德要求時，我們不是控告他而只是加以惋惜甚至蔑視，法律固然無 法強迫一個人做到他力所能及的優良程度，道德卻應有這樣的要求，批評言論是否 構成誹謗是一個如何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法律問題。我顯然不認為曹文有涉此一層 面，但若就道德層而言，讀者則有理由對曹先生寫作態度的優良程度抱以較高期待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讀曹先生的文章，很難相信他果真像自己申明的對馬克思主 義那樣深惡痛絕、對民主自由那樣真誠嚮往，因為正是他的作品態度和風格最難使 人不與被他批判的那種共產主義實踐發生聯想，而此種態度與風格若得以盛行，絕 難想像那會是一種民主自由的局面，人所共知，構成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是尊 重和保障個人的選擇權利，曹先生當然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個人的寫作事項 與風格，但是這種選擇遊戲如若一再有意無意地妨害他人的選擇權利而不稍加自律 的話，那至少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