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精神在什麼地方病了? 仲維光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從北京月壇回到了德國埃森,窗對面是埃森大學,窗下車輛川流不息。北京的家 四壁圖書,這裡的家書籍也開始爬滿兩面牆。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創的, 然而,站在兩個家中,第一次無意識地感到了鉛字透過不同質地的紙張,油墨通過 不同的線條色彩,滲透到空氣中,給了我明顯不同的氣氛。究竟區別是什麼呢?它 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對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開始了反叛的歷程。我從文化革命的愚 昧中驚醒過來,一下子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的教條、專斷性,非科學性;看 到了共產黨赤裸裸的毫無人性。我感到震驚。這麼簡單的道理,這樣一目瞭然的事 實,為什麼我過去視而不見?從那個時候,我就不斷地思索, 我們的精神究竟在什麼地方病了? 我們的知識究竟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我們的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 我們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究竟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起的是什麼樣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個政治文化氣氛中,力求從知識和文化的桎梏中,從知識分子的藩籬 中走出來,從縫隙中搜尋外面的世界,力圖從另一個角度審視那個文化。 無論怎麼說,我是生於那個文化氣氛中,雖然過早地覺醒,沒有像李澤厚和金觀 濤等人那樣如魚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個文化對我來說還是最熟悉的,我會很自 然地用那個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用那個社會所具有的語言、文風寫作,以那個社 會的常態行事。而在另一個知識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卻始終有一種生手的感覺。在 國內時這種感覺還經常伴隨著孤獨,甚至不時有對自己的懷疑和重新考察。因為, 這ABC式的簡單道理,何以竟那麼難以接受,引起那麼強烈的對抗,莫非自己錯了? 其實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執地拒絕這ABC嗎,不也是高舉馬克思主 義、毛澤東思想大旗,自以為領導世界新潮流嗎!如果能被輕易接受,那麼極權主 義的政治、文化問題,也就不會成為本世紀的大問題了。 出國後,這些感覺雖然有所變化,但是,卻依然存在。這兩種文化和「知識」沖 突產生的複雜的影響,在我的精神世界可能永遠也消除不掉了。 從北京回到埃森,我第一次感到,兩種不同知識的氣氛,兩種不同文化不僅存在 於知識界中,存在於人們的一般文化生活中,而且滲入到那些書本和木製的傢俱中 。 回到埃森,北京知識生活中的很多現象,北京知識界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依 然纏繞著我,令我思索。在知識的尋求中,在價值的認同中,根本性的區別在什麼 地方,知識追求和精神探索又有什麼關係? 一、王淦昌先生的行為奇怪嗎? 七月中旬,還在返回大陸的途中,我就聽說楊振寧在香港《聯合報》上發表了王 淦昌先生給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說,聯署寬容「呼籲信」,實在是由於不瞭解情況 ,受許良英愚弄。 回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去看望許良英先生。見面的第一個題目,當然就是這件事 。許先生首先問我,海外怎麼看這件事。我說,在一般不瞭解情況和不認識王淦昌 先生的知識分子中,首先的反應就是,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軟骨頭。人們的反應和對 八九年冰心在簽名信後的反悔的反應類似,認為,這麼老了,你們還能丟掉什麼。 雖然,我知道這件事肯定不完全是由於苟且軟弱和出賣良心而致,但是這件事極大 地損害了王淦昌先生的形象。 許先生詳細向我談了簽名信和最近發生的事情,並給我一篇他剛剛為這件事寫的 文章的複印件。(詳見《北京之春》九月號,總二十八期,許良英,「王淦昌先生是 受楊振寧愚弄了」一文) 許先生說,他七月十五日一見到王淦昌先生就開門見山地說,「你是受楊振寧愚 弄了!」王淦昌先生則承認自己在政治上是木頭,他說,「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 楊振寧愚弄了。」他認為楊振寧是一個大科學家,在最近楊振寧送給他的一本書上 ,有人稱楊為二十世紀的麥克斯韋。許先生則回答說,「我無意貶損他作為科學家 的成就,但是怎樣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人格也是 高尚偉大的。而像勒納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們雖都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卻都是納粹的幫兇。又如馬可尼(Marconi)也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卻自願為墨索 裡尼侵略阿爾巴尼亞賣命。『六四』後不久,南開大學出版了一本楊振寧演講集, 屏頁竟然是楊振寧和李鵬的合影。相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學家的本色,他為 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在北京香山國際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的論文集所寫的序文中 ,敘述了自己當時的所見所聞,最後表明以論文集獻給『六四』死難者。」 王淦昌先生到底是受誰愚弄了呢?許先生是我的老師,王淦昌先生又是許先生的 老師,我的同出於許先生師門的幾位「師兄」,都見過王淦昌先生。我雖然沒見過 王淦昌先生,但是,看過幾乎每一篇許先生寫過的關於王淦昌先生的文章和慶祝王 淦昌先生八十壽辰的文集,因此對許先生和王先生的關係我是十分清楚的。「愚弄 」一說,首先出現於王淦昌先生致楊振寧的信中,他說,「此次簽名事件,實受人 愚弄。」按照此說,應該是受許良英先生愚弄。然而在他見到許良英先生的時候, 同一個王淦昌先生又說,「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楊振寧愚弄。」 愚弄一詞在中文中的涵義是蒙蔽玩弄的意思。就許先生對王先生的尊敬和愛戴, 就許先生所述整個簽名過程來說,許先生沒有任何要蒙蔽王先生的意思,而就許先 生的為人,不要說他敬重的老師,對任何別的人他也沒有過用「手段」玩弄的想法 ,因此玩弄問題根本不存在。況且,許先生找王先生,目的是「請」王先生簽字。 以許先生和王先生的地位比較,是「下」請「上」,「外(在野)」請「內(在位)」 ,簽與不簽名,對王先生不構成任何心理的壓力。況且王先生有過在八九年參與許 先生簽名信的經歷,按理說對此次簽名公佈於外國新聞界也應該是不會感到意外的 。對王先生來說,簽名信,信的內容如果沒有任何錯誤,簽了就完了,像八九年一 樣,沒有那麼多後續節目。他只對內容負責。許先生請王先生簽名,訴求的王先生 的正義感和一般的人道主義精神。 然而,此次事件和八九年的簽名信不一樣的是,楊振寧先生要繼續導演這件事。 他為此事專門給王先生寄去了信。首先,從信可知,楊先生給王先生寄去了一些譴 責和討伐的材料,以及他自己的發言。並表明此信已經給國家造成危害,表明立場 後,詢問王先生為什麼簽名。和許先生不同,楊振寧和王先生在此事中的關係則是 另一種性質。楊振寧實際上是以自己的地位和聲望在私人信件中逼迫王先生在「危 害國家」問題上表態。而王先生在信中所澄清的就是,損害了國家,實非自己所願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是自己受到愚弄的結果。而楊振寧收到此私人信後,接著 要求公佈此信,這實際是一種心理誘迫。在楊振寧這樣一個人面前,王先生無法拒 絕。在這件事情上,楊振寧先生充分運用了他的地位和聲望,帶著王先生走。 在整個事件上,王先生在和許先生的關係上是主動的,在和楊振寧先生的關係上 卻是被動的。 事實上,使王先生說出「愚弄」一詞,也屬心理誘迫的結果。王先生從事科學, 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唯願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科技進步」。楊振 寧先生很瞭解這一點,因此祭出「危害國家」乾坤圈,自然打中了王先生的要害, 王先生要麼花力氣和楊先生爭論辯駁這沒有「危害國家」,要麼否定自己,兩者中 唯有「受愚弄」一條托詞,可以躲避左右。但是,他卻沒有料到,楊先生還有第二 著,要求公開他的私人信件。楊先生此言一出,王先生又怎能拒絕。 但是,這件事對我來說,卻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只用受愚弄來解釋。楊振寧先生之 所以能把王淦昌先生在呼籲寬容信上簽名事件導演成一個「鬧劇」,是因為他利用 了王先生在價值問題上矛盾:尊重個人人權、人是最重要的,還是國家、民族至上。 在當代社會中一個擁有現代知識,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是把個人和人權 價值作為最根本的價值,則有可能被人利用,走入尷尬境地。 二、雜草叢生的知識界 這幾年大陸的情況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爭論起來莫衷一是。因為,社會問題好 和壞有各種各樣的標準,它不像化學問題和物理問題那樣,某些參數就是決定性的 標準。然而,就我回大陸所看到的學界情況,有一點可以說,方法和價值從過去的 教條、專斷走向了混亂和墮落。人們也許可以說,混亂打破了過去的一統,為新的 ,好的學術帶來了可能。但是令人憂慮的卻是,在眼下的混亂中,人們看不到任何 「好」的,甚至好的「可能」,人們能夠看到的是學風如江河日下,而且比從前四 十年更快。我是研究科學思想和科學史的,在北京時,居然看到了在德國和日本也 不敢登堂入室的一篇奇文。 在中國大陸一本主要的自然科學雜誌《物理》上,一篇維護曾經為納粹工作的德 國物理學家海森堡,攻擊石油大學的科學史研究專家戈革教授的文章中,居然出現 了這樣的話:「其實海森堡就是造了原子彈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幫助德國造原子 彈是一大罪狀,那麼幫助美國造原子彈(如波爾、費米等)又是什麼呢?何況原子彈 是美國扔下的,而不是德國扔下的。」(《物理》雜誌,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卷五期, 第314-315頁) 海森堡曾經擁護納粹,為納粹工作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和其他幾位擁護納粹的 物理學家是否積極主動地參與了納粹製造原子彈的工作,雖然在科學史上仍然有爭 論,但是近年來隨著一些材料的公佈(如戰後他們被關在英國時的談話竊聽錄音的公 布),事情已經日趨清楚。而且無論怎樣爭論,也只是一個是否「積極參與」的問題 ,都不是一種光榮,而是一種恥辱的記錄。否則的話,外才克爾(C.F.von Weizsae cker)也不會想盡各種方法為自己辯護。 我不知道在美國怎麼樣,在德國,如果一位教授或教師,有這樣的言論,他就可 能為此失去自己的教職。然而,在時下的中國,這青年學者,卻可能自認為,也被 人認為是有思想。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這共產黨教育出來的「青年學者」怎麼會有這種言論,怎 麼會一下子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 在大陸我處處看到的是知識分子精神的被扭曲,這位青年學者是在和一位老教授 的談話中,附和逢迎這位老先生時,說出上述這番話的。這位老教授四十年代曾經 在海森堡那裡學習過,因此始終含蓄地維護海森堡,而著書翻譯將近千萬字的科學 史家戈革教授,在三次到丹麥哥本哈根波爾研究所作訪問研究時,研究波爾的同時 進一步研究了很多有關海森堡的資料,並就此和很多波爾研究專家和接近波爾的科 學史家討論過,因此,他對海森堡和外才克爾的這段歷史作出了否定的歷史描述。 這引起了上述這位老先生的不滿,但是,他所根據的不是史實而是對海森堡性格的 相信,由於他在德國學習過,他愛德國,因此,他甚至對洪堡大學的德國科學史教 授弗裡德裡希·赫爾內克所著的《原子時代的先驅者》一書中所提到的眾所周知的 史實,著名的物理學家約當(Jordan)曾經是一個「法西斯分子和竭誠的突擊隊員」 說,「約當曾經為納粹效勞過,我以前確實沒有聽到過。」問題還不是在於這些老 先生自己怎麼看,在於在這樣一個一元化的社會中,知識分子往往利用了這種一元 性,自己僅有的一點發言權,而不自覺地封鎖了其他的聲音。 無論怎麼說,在物理學史上,海森堡可以說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是,誰能想像 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物理學家》中居然沒有海森堡的傳記? 而沒有的原因居然就出在這位教授和戈革先生對海森堡的這段歷史的不同的評價和 介紹上。事實上,海森堡的傳記戈革先生已經寫了。對海森堡的科學史研究在中國 就我所知恐怕沒有人比戈革先生更有功力,然而,只因為中國知識界有了一位海森 堡的學生,感情上不願聽到不同的聲音,而恰恰有另一位老教授有不同聲音,形成 了對立,結果就沒有了戈革先生的這篇海森堡傳記,就也被排斥在外。倘若不是老 教授間,恐怕就連一片漣漪都不會泛起了。這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老先生還瞭解 知識界的規範和倫理,說得很含蓄,沒有任何過分的話,但是,他的「不相信」, 「沒聽說過」,並以此影響另一種意見發表,到了他的學生那裡,就變成了那種放 肆的言論,並且毫無道德規範地攻擊戈革先生。這種現象在文化和知識界的各個領 域都有反映,這就是極權制度下知識界的怪事。 然而,怪事並沒有完。本來那位青年的言論在共產黨社會是極其禁忌的,現在確 實顛倒過來。戈革先生受到上面這位青年知識份子的這樣的言論甚至包括私人攻擊 ,卻沒有地方發表反駁的文章。必須承認,這在共產黨社會是一個極其反常的現象 。這種變態,猶如共產黨社會要用市場經濟來挽救一樣,各種怪異都會由此出來而 生。「假作真來真亦假」,一個竭盡所能也無法維持自己的價值的社會,為了苟延 殘喘它所能做的只有寧肯混亂也絕不能允許任何極權相對立的價值觀念進來,尤其 是尊重人權的價值觀念。他們深知,在無理維持自己的價值時,也許越混亂對它就 越好。它形成一種虛假的寬鬆。這種寬鬆之所以虛假,在於它對和它對立的價值仍 然是毫不寬鬆。「真」的東西過去面臨暴虐的專制鎮壓,現在在虛假的寬鬆下,更 面臨雜草的窒息。 戈革先生雖然不過問政治,一生勤勤懇懇治學不綴。但是,到頭來他在知識界吃 的卻一再是變態的政治惡果。 三、喪家犬和知識份子的斷梁之痛 師輩的是是非非,是這個社會的一面鏡子。半個世紀的社會的滄桑變化,在每個 人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風化石,浪淘沙,誰不想在生命中譜寫美好與甜蜜,誰 不想體面而尊嚴地走完自己的生命。然而極權社會的風、浪給他們留下了什麼? 我的老師許良英先生還涉及過另一樁關於他的另一位老師的爭論。那位當年浙江 大學的著名的物理教授,解放後有很長時間被排除在科研以外,被迫勞動改造,從 事掃地清潔等工作。粉碎四人幫後,他終於鼓足勇氣給上級領導寫信,他說,最大 的希望是能夠讓他重新搞科研。後來,他獲准了重新從事物理研究。此時,我怎麼 也沒有料到他竟然說出,「現在我才認識到,共產黨真是偉大啊!」在讀老先生去 世後的紀念文章時,看到此,我真是欲哭無淚!這位老先生在國民黨統治時,曾經 參加過對抗國民黨的活動,對國民黨的打擊、迫害,他沒有低頭,的確是一位正直 的知識分子。然而,在共產黨的幾十年統治下,卻怎麼產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共產 黨居然能把這樣一位正直知識分子的脊樑如此徹底地打斷,而事實上比這更可悲的 是,不但是打斷,而且已經到了不知脊粱已斷的地步。斷了脊樑,還在發自肺腑地 喝彩。打斷脊樑的喪家犬,尚且會哀號,尚且無人能鉗住它的哀號。我問自己,我 問蒼天:這是知識分子嗎?這是人嗎?人的基本尊嚴哪裡去了呢?這樣一個社會,竟 然還有人歌頌它,竟然還有人在它之中如魚得水地成名,還有人在挽救它不要重蹈 東歐共產黨的覆轍。 這位受盡苦難的老先生在七九年發表了一篇採訪談話文章,說他在1928年5月見到 愛因斯坦,後在愛因斯坦的幫助下,曾經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一年(《光明日報》, 1979年3月9日)。 雖然在此前幾十年中,他從來沒有談到過曾經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過的經歷,包 括當年他在浙江大學的同事王淦昌教授也從沒有聽說過此事,但是,許良英先生出 於對老師的信任,還是相信了此事。其後,許良英先生認為,無論如何這對中國的 愛因斯坦研究,是一件重要的事,因此,詳細研究了這位老先生1949年後填寫的多 種履歷,並且再次查對了各種記載愛因斯坦在1928年的生活和研究情況的資料,最 後不得不得出否定性結論。 許先生發現,這位老先生在此前和此後填寫各種履歷時都沒有提到此事,甚至沒 有提到28年在柏林工作過。他的所有的履歷中到只提到過28年在漢諾威工作,28年 10月到英國愛丁堡大學讀書。而另一方面,在1928年,愛因斯坦幾乎病了一年,年 初由於心臟病到瑞士療養,回柏林後臥床四個月。夏天又到北部海濱療養,因此不 可能給學生上課。事實上,自從1914年後,愛因斯坦就沒有再擔任過本科生的教學 工作,他在柏林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長,是柏林大學的榮譽教授,並沒有正式 開設課程,只是偶爾對研究班做個報告,沒有什麼卷子要批改。那時,愛因斯坦研 究的是統一場論,其後一直跟隨愛因斯坦工作的秘書杜卡斯小姐,和其他四位很有 造詣的數學和物理學家是當時的愛因斯坦的助手。而許先生的這位老師當時剛剛上 大學三年級,不可能對愛因斯坦的研究有什麼幫助。他所談到的「查過資料,進行 過計算,也幫助他改過學生的卷子」,都是不可能的。他所談到的其它情況和當時 也不符。於是,在九二年紀念這位先生逝世的文集中,許先生建議不要收入這篇不 服合歷史史實的文章。 我看過許先生寫過的考據這一歷史史實的文章,也看過老先生的這篇回憶文章和 他的家屬及記者對這個問題的談話。從史實,從我在大陸生活和與這些知識分子交 往的經驗,我相信,許先生講的是事實。我再次感到,共產黨不但打斷了知識分子 的脊樑,並且使他們喪失了能感覺到這種斷梁的痛感,而且扭曲了他們基本的學術 和道德規範。老先生的文章出現在七九年,也反映了他整個性格被改造的時間變化 。從某些方面也使我們看到,到八十年代社會,知識分子的精神變化到了一種什麼 狀況。我們能相信這個社會的什麼?! 這位老先生,一生中竟然能如此被徹底地改造,固然是悲劇,而對於我們這些晚 輩,就不是改造問題了,我們從懂事時就成了畸形兒,就失去了正常的感覺。我們 這些晚輩曾經興奮地跟著偉大領袖搞文化革命,參與迫害別人、迫害自己;在八十 年代依然自以為是地認為中國的改革要解決世界文明的精神問題,自以為那種無知 的叫囂式的所謂文化討論是百年來的最高峰?其實,我們知道什麼?我們知道自己 愚昧淺薄,知道自己醜陋嗎? 我再次深切地感到哈威爾在九零年元旦文告中所說的: 「當我們提到道德敗壞的環境時,我並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從不往窗外望 的特權人物,我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因此我們早已習慣於極權統治制度,接受它 作為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並允許這事實一直運作下去,我們不止是它的受害者, 我們也是它的創造者。 如果我們把過去四十年來的悲傷情況看成是某位遠親送給我們的一件東西,那是 非常不明智的。我們必須要求自己對這個情況負責。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我們才 能明白,我們是可以改變這個情況的。我們不能把過錯全部推到以前統治過我們的 人身上。不僅因為這是不正確的,而且這麼做會使我們低估自己應負的責任,以致 我們不能主動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擇。」 我回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北京,見到各類知識分子,留下的和出來的一樣,多的還 是毫無反省,還是那麼無知而自大,還是忙於各種「市場效應」。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