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人探討中國憲政民主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舉辦「中國形勢敘談會」 張偉國 正當中國大陸形勢起伏之際，海峽兩岸劍拔弩張的危急關頭，在今年春節到來之 際，舊金山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邀請了十餘名目前在海外的中國大陸專家學 者，在伯克萊舉行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形勢敘談會」，探討未來中國形勢發展和中 國憲政民主的前景。 出席會議的有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顧問吳元黎、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著名 橋樑專家林同炎。吳元黎在會上作了「未來中國憲政應該不被忽略的問題」講話， 目前與海峽兩岸領導人都保持良好關係的林同炎先生，在會上發表演講時重申了他 近年來經常強調的一個倡議，希望用憲法來統一兩岸而化解目前的危機，勉勵大家 用現代憲政在台灣海峽建造一座和平之橋。 應福特基金會邀請正在美國訪問的北京大學著名法學教授龔祥瑞，在會上發表了 題為「走人類共同的憲政民主道路--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憲政理論」的論文，並提醒 人們不應該忽略一個規律：共產黨總是說得非常好聽，但結果卻總是相反。目前旅 居伊利諾州的大陸著名法學家於浩成，在關於「中國憲政前景」的演講中，指出江 澤民最近提出的以法制國，是中國歷史上韓非子式的封建專制傳統的翻版，即用法 律限制人民而不是制約政府。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局主席陳一諮，近 來正在組織一項頗具規模的《世紀之交中國總體研究計劃》，他在會上提出：為什 麼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緩衝反而加劇了社會情勢的緊張？原因是在市場經濟的發展 過程中，老的體制已經適應不了這樣的局面，改變不了這樣的格局，而新制度在產 生的過程中，又沒有規則，這些問題也都解決不了。最突出的問題是，流民的問題 、失業的問題、分配不公的問題，利益分化造成不同利益集團帶來的不同利益結果 ，造成一種社會緊張，它的背後是因為決策思想的不一致，政治控制力不從心。當 他講高級幹部要講政治的時候，原因正在於說這些高級幹部都在為實際利益奔忙， 不去講政治。所以我們看到的局面是社會往右走，決策向左走，這個向左就是因為 沒有新的辦法，拿一系列舊的手段來應付新的局面。這種衝突帶來的結果，新的因 素在成長中無法制度化規範化，而老的體制在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中，領導人卻用 一種老的觀念繼續加強或繼續這方面的努力。所以，包括逮捕魏京生、對台海的強 硬態勢，以及控制輿論，甚至於講政治講敵情，是因為他內部社會經濟情勢的緊張 ，由內部的危機而導致的一種結果。 他表示，現在的領導人正在這個十字路口。要用一些老的手段解決問題又解決不 了，用新的辦法又下不了決心。我認為，民主憲政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從啟蒙運動 ，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來，所有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他憲政精神的 要點就是建築在人和人之間的平等上面，社會集團之間的妥協、國家和社會人民之 間的契約精神，所以平等、妥協和契約，應該說是憲政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國人缺 少的一種東西，現實卻要求這種東西，特別是老百姓，因為利益之間的協調需要妥 協、需要用一種契約。 目前是獲得尼曼獎學金的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國戰略研究所所長王軍濤在會上 說，眼下是中國歷史上最難以確定近期發展走向的時期之一，鄧小平時代持續十幾 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基本上是一個瓦解毛澤東時代的文明模式的過程，除政策 指導現實突破外，制度與文化建樹甚少，鄧小平之後中國的法制建設勢必提上日程 ，因為靠瓦解釋放的能量基本用盡，而混亂要求一個新的制度整合過程。在中華民 族的舊文明模式瓦解後，共產主義的文明模式創新實驗又失敗，中國面臨重新建立 和選擇新的文明模式的任務，鄧小平並未在這方面有建設性的努力。然而，他的權 變意識使中國大陸有了更豐富的選擇空間，除物質條件、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外，還 有制度創新的政治思潮的多樣化，未來中國大陸文明模式抉擇和制度創新將以這些 思潮的互動性發展為指導。 王軍濤分析了目前在大陸可以明顯區分五種政治思潮，每一種思潮都具有類似的 特徵，這些特別特徵依據是：文明模式取向及其對現政權的態度。這五種思潮是： 正統派社會主義、改革的社會主意、威權主義、自由民主派和激進派。在未來中國 的制度創新和法制建設中，最有可能發生積極建設性作用的是威權主義和自由民主 主義。展望未來，他表示，在不出現崩潰性局面前提下，威權主義可能佔主導地位 ，但這種體制進一步發展的內在張力，將使自由民主思想蓬勃發展並成為主導性思 潮的歷史條件趨於成熟。真正能主導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法制體系的思潮是自由民 主思潮。 原大陸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郭羅基教授，在發言中指出：近代中 國，民主的口號是從屬於革命的，缺乏獨立的意義。每次革命，都利用了民主的口 號，反對當權者的不民主，自以為代表民主；當反對不民主的人們上台以後，同樣 也不僅民主、不實行民主。所以革命運動並沒有解決民主問題。一九七六年的「四 五」運動不再是奪取權力，而是爭取權利。這是中國出現獨立的民主運動的標誌。 而後，民主牆運動、自由化運動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以迄於今，是民主 運動的發展。儘管在客觀上，中國的歷史已經出現了從革命運動到民主運動的轉變 ，但人們的思想上、戰略上，郭先生表示，尚未完成這種轉變，特別是海外民運。 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往往用革命的思維方法，話語系統來論說民主；還沒有擺脫歷 史的慣性，以為反對不民主就是民主，缺乏對民主政治的建設性研究；在民主運動 隊伍中也還沒有學會用民主的機制來協調內部的矛盾。 他強調，民主運動要追求憲政，憲政研究要走向實踐。憲政運動的最終目的是樹 立憲法的權威，實行以憲法為保障的民主政治。在郭教授眼裡，中國的憲政運動的 大致路徑：推動選舉運動；展政黨政治，實現言論自由；改造權力結構。這一切， 要用新的憲法固定下來，就是憲政。而他的結論就是，中國要完成從革命運動到民 主運動的轉變、促進民主運動到憲政運動的提升、規劃從憲政運動到選舉運動的凸 顯。 原大陸著名青年理論工作者、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生甘陽，在會上作了題為「走 向『政治民族』：中國政治改革的中心問題」的演講。他認為，中國現代經濟和現 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已經歷史性地提出了中國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問題，即通 過一種制度化的全國性政治過程來整合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的狀況。目前中國從官 方到民間都十分盛行的各種「政治市儈主義」，適足延誤中國走向政治成熟，從而 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為一個偉大的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礙。由於政治改革的一再延 誤，中國今日社會整合的機制和能力已相當脆弱，集中表現在日益突出的「中央與 地方」矛盾上，中央日感缺乏足夠的權力基礎來整合不同社會利益的矛盾和衝突。 但從更深一層看，中央權力基礎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在於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非 政治民族」--缺乏一套能使社會大眾都參與其中的全國性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中 國的中央權力事實上並無自己獨立的權力基礎--無法像發達經濟民族的中央權力那 樣可以訴諸全國性的大選來直接取得社會大眾的民意支持，從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確 立自身權力不容挑戰的正當基礎。 甘陽表示，中國政治改革中心問題是如何使中國從目前「非政治民族」狀態走向 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即要解決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問題，使之能 直接立足於以全國性大選為槓桿的大眾民主基礎之上。他引用韋伯的話說，社會經 濟發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權力就越有必要立足於全民直選，否則必處處受制於各 種地方或集團利益。所以在社會高度分殊化條件下，加強中央權力的最有效手段恰 恰就是擴大大眾民主。不妨說，社會大眾乃是現代政治體制的「天子」，而擴大大 眾民主實無異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現代式！ 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崔之元，論述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三個理論 問題，指出聯邦黨人當年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提出並實踐了在一個大國實行民主 。他的觀點補充和支持了甘陽的立論。哈佛大學博士後鄭永年，在會上發表了他「 鄧時代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及其對後冷戰時代中國國際關係的影響」的論文。哥倫 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孫哲提出了「民主轉型中的中國憲政發展」的報告。 此外，謝幼田、劉凱申、李進進等人，也就中國憲政改革發表了重要意見。會議 由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長劉凱申博士主持。舊金山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近幾年 來每年都舉行一次以上的與中國相關課題的理論研討會。這次小型會議是今年以來 的第一次，而中國憲政是該基金會近年來組織的一項系列研究項目，據悉今後還會 有另外其他的研討活動安排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