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的挑戰 耶人 由卡瑪·欣頓和高富貴合拍的展示八九民運的文獻紀錄片《天安門》，終於公開 面世。這部片子對民運的衝擊和挑戰，是巨大而深刻的。這一點，從影片問世前民 運人士對它的圍剿就可窺一斑。在還沒有看到這個片子之前，阮銘先生就為之「定 性」，稱「那不過是一部用謊言剪裁歷史的欺世之作」。柴玲小姐稱之為「一個有 親共歷史的人為了牟取商業暴利推銷自己的紀錄片，斷章取義企圖要標新立異，硬 要把歷史的黑白顛倒過來。」白夢先生則稱「一個曾經像特殊貴族一樣在中國長大 ，並與中共高層有深厚淵源的美國人卡瑪·欣頓，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並斷章 取義地選取資料拼湊成一部叫《天安門》的影片」，是射向「天安門的孩子們」的 「比政府軍更加惡毒的槍劍」。 如今，影片已經問世。人們可以睜大了眼睛去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謊言，是怎樣 顛倒歷史，是如何「比政府軍更加惡毒」。遺憾的是，至少筆者在看完影片後並沒 有找出上述罪證；相反，對於罪證的製造者為何要羅致這些罪證，卻有了更多的興 趣。 依筆者之見，這些罪名的製造，反映了一些民運人士歇斯底里的情緒。《天安門 》對他們所熟悉和喜愛的話語體系進行了挑戰，並且直接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 他們難以容忍。 一、《天安門》所堅持的原則 看《天安門》時，我正好讀到《紐約時報》評論版編輯、普利策獎(Pulitzer Pr ize)獲獎人Howell Raines最近對美國新聞媒體的一通抨擊。他認為，當今美國的新 聞媒體捲入黨派政治，追求轟動效應，正在背棄新聞的傳統價值。而這種傳統價值 ，堅持新聞的非黨派性，要求記者在報導新聞時排除個人政見。他強調：「我們不 應放棄新聞記者那種憤世嫉俗的懷疑精神。我們的職業是探究真相，不是去當政治 拉拉隊；我們的責任是告訴人們事實，不是贏得公眾的熱愛。」 細看《天安門》，我們不難發現，製片人所試圖堅持的，正是這種新聞的傳統價 值。首先，該片的宗旨是盡可能多地告訴人們事實，而不去當政治拉拉隊。誠如《 紐約時報》的評論所言：「這既不是一張反共傳單，也不是送給民運那些落難英雄 們的情人節賀卡。」第二，它不向觀眾求愛。不僅中共對之氣急敗壞，以不准張藝 謀赴美參加影展來抗議該片的上映；民運一方，亦不乏惱羞成怒之徒，上述諸公的 興師問罪，比起中共來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三，製片人有新聞記者那種傳統的憤世 嫉俗的懷疑精神。卡瑪·欣頓公開表示，關於「六四」，多年來幾乎只有來自中共 與民運方面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她不能對其中的任何一種保持完全的信服，因 而希望為各種不同的聲音提供一個公平面世的機會。第四，製片人將自己的政見排 除在影片之外，盡可能迴避直接的價值判斷。要把上述這些原則貫徹到影片中，會 帶來許多技術上的難題。為此我與卡瑪·欣頓有過簡短的討論。我的意見是，片子 太過冗長，主要原因是剪接技術不夠乾淨、簡潔，讓人有囉嗦的感覺。她的回答是 ，她希望盡可能讓事實本身說話，讓各種不同的聲音自己表現自己，這樣作的結果 ，常常不得不犧牲剪接上的凝煉。用解說詞本可以一筆帶過的東西，常常不得不堆 加上許多事實，以代替解說詞。解說詞始終是讓卡瑪·欣頓最感到不安的東西。因 為解說詞是敘述者的聲音。這個敘述者全知全能，無所不在，最為專斷。弄不好敘 述就變成了解釋，變成了對其他聲音的一種控制。極而言之，敘述是一種權力，全 知全能的敘述者(Omniscient-narrator)可以意味著一種絕對的權力。這種權力若控 制了影片，別的聲音就出不來，效果與製片人的初衷就南轅北轍。因此，對這個敘 述者，即使從技術上不能取消，也要嚴加限制。縱觀全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 容易帶進製片人個人政見、控制全片的敘述者，活動範圍甚為有限。解說詞在腳本 的比重甚小。主要是讓各種不同的聲音自己說話。甚至為客觀再現中共的立場和聲 音，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那令人生厭的片頭，竟兩次原封不動地被搬進片 子裡。成敗得失，見仁見智。不過由此多少可以看出，製片人對客觀再現的追求， 對歪曲事實的警惕，在技術上幾乎已達極限。 二、與《移山》對比 既然《天安門》在攝制時有上述一番技術考慮，我們就不免要向阮銘等先生小姐 們對質了，所謂「用謊言剪裁歷史」，究竟誰在說謊？影片中解說詞所佔比重甚小 ，製片人想說謊空間也有限，倒是各位被採訪的人，表現餘地相當充裕。是否這些 人都在講假話欺世呢？或是這些人的話被製片人歪曲、篡改了呢？若屬後者，被訪 者中，有多少人出來作證了呢？否則根據什麼興師問罪？ 奇怪的是，對於從未看過的《天安門》大興討伐之師的諸君，對於另一部他們有 機會看甚至參與過的反映八九民運的電影《移山》，卻緘口不語。我們不妨將兩部 片子加以對比，看看謊言到底在哪裡。 關於《移山》中「用謊言剪裁歷史」的證據，卡瑪·欣頓半年前在《北京之春》 上寫了一篇頗為詳盡的文章，至今尚無人回應，大概各位說謊者也算是默認了。這 裡不必重複。該片導演也承認：「我從來沒有說過該片是客觀的、理性的、照顧到 了各方面的觀點的。Trudie(製片人)只想拍出一部充滿感情色彩的電影來表現人們 付出的代價。」誠如《紐約時報》的評論所指出：「該片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華麗誇 張而不是冷靜客觀，顯示著對事實本身恐懼。」對此，我們也不值得再多費筆墨。 需要比較的，是影片中的敘述者的功能，這與《天安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影 片的解說詞，基本上是李祿的獨白。這本也無可非議，影片本來就是根據李祿的自 傳攝制而成的。但是，當敘述者的權威，大到可以任意宰割歷史，而製片人對此不 僅毫無警覺，反而利用大量假鏡頭為之添油加醋時，敘述就成了說謊。 影片從李祿小時候講起。這是非常必要的。縱觀中國歷史，哪朝哪代，不管哪一 個「真命天子」下凡時，總要有種種「異兆」。李祿當然不能例外。小時候，一隻 壁虎，從他腳上爬過。按照他從幼兒園聽到的說法，若壁虎從你身上爬過，你要不 就死，要不壁虎爬過的地方迅速爛掉。結果，他不僅沒死，腳也完好無損，他甚至 由此和壁虎交上了朋友。由此，他感到自己不是凡胎，「一生都覺得自己背後有一 種神秘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最終把他帶到了天安門廣場，創造了歷史。真乃 一大「異跡」。 唐山大地震時，他正住在唐山。收養他的一家人全死了，唯獨他生還。而且小小 年紀，還由這樣大的天災悟出不少世間的道理。又一大「異跡」。 以上種種，屬不可考之例，不能算說謊。妙就妙在，影片的敘述方式，即李祿的 獨白，暗示人們那只壁虎也成了推動歷史的力量。為了重現這些童年「異跡」，導 演找了一群兒童演員，用黑白片的手法，創造了一系列人造歷史檔案，讓人想起當 年的「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頗有令人捧腹之感。不過，這種種 「異跡」，確實給我們一些瞭解李祿心態的線索。有一段時間，我曾百思不得其解 的是為什麼李祿幹壞事時會作得如行善一樣正義凜然(這並非造謠，下文會細談)， 直到看了他童年的「異跡」，才豁然開朗：原來人家就是「有種」！ 比起不厭其煩地用假鏡頭鋪陳李祿的童年「異跡」來，影片對歷史的處理卻是簡 單得讓人摸不著頭腦。鏡頭迅速轉到一九八九。當然是不是所有鏡頭都是八九年拍 的，理應另當別論，因為世上的規矩到了李祿那裡，都是可以變的。比如他乘火車 可以不買票。本是一個受歷史感召、被以壁虎為代表的神秘力量推動，要去北京拯 救中國的救世主，哪裡犯得上給中國的鐵路付錢呢？也許還可以「立場堅定」地加 上一句：那是共產黨的鐵路，活該我不付錢！李祿對此事頗為得意，自豪地將之收 入自己的「優勝記略」。此又一大「異跡」。 歷史終於被創造出來，並發展迅速。轉眼間，鏡頭轉到了「六四」，奇怪的是， 最先出來的鏡頭竟是天安門廣場！軍隊是如何一路殺至廣場，似乎沒必要提，也不 值得一提。因為李祿等等在廣場，那裡是一切的中心。影片傳達給觀眾的信息一清 二楚：我們創造了歷史，我們付出了代價！ 這種狂熱的自憐自愛，也「殃及」了影片中的柴玲。在敘述其逃難經歷時，柴玲 特別提及保護過她的人說的話：「我們要讓你活著，因為我們要讓我們的希望活著 。」似乎中國人視她為「中國的大救星」。隨後，影片中的柴玲又出現在美國的一 個講壇上，對聽眾宣佈：「這是我第一次在美國公開露面。」然後聽著台下的掌聲 喜不自禁。老天爺！我本以為懂事的人會先提一提死難的同胞呢。人若把自己看得 這麼重要，還能指望別人相信你從未有過「讓他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想法嗎？影 片看到這裡，感覺活像是吃下了一隻蒼蠅。柴玲若想維護自己的形象，真應該先找 《移山》去算帳。 《移山》的敘述方式，是要在人們心中創造一種對八九年純潔的記憶，創造一代 像李祿這樣無瑕的英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要讓西方人知道，是他們創造了歷史 ，他們對中國是多麼重要，他們是如何代表著中國的希望。要改變中國，就要重視 他們，在他們身上投資。這種敘述方式，已為他們積累了資本，創造了既得利益。 怎麼能指望他們認錯呢？他們個人的事業，已完全建築在維持自己清白的形象的基 礎之上。 三、西方傳媒對民運的誤導 前文所提的Howell Raines對美國媒體捲入黨派政治、追求轟動效應的抨擊，正好 可用於分析西方傳媒對八九民運的誤導。 我在《九十年代》去年四月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傳媒特別是美國傳 媒，熱衷於高潮效應。「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報導，往往只集中於『戲劇的最後一 幕』，即最後的有戲劇效果的突發事件。比如盧旺達大屠殺，海灣戰爭，天安門事 件，等等，等等。至於為什麼會有盧旺達的屠殺，薩達姆何以會打科威特，是什麼 導致了八九民運？一句話，戲劇的前幾幕演的是什麼？對此他們的興趣非常有限。 然而，由於西方的影響巨大，人們往往愛跟著西方的傳媒走。八九民運時，一些學 生領袖對西方記者極盡慇勤，對香港記者等而下之，而大陸記者常常最受冷遇。結 果，不少學生生活在西方傳媒所描述的『最後一幕』的高潮場景中，以為八九年的 民運就是他們一夜間創造的，進而變得不可一世，傲慢無禮，對一些多少年來一直 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知識份子的溫和建議根本不屑一顧。他們哪裡會想到，沒有 這些知識份子的不懈努力，哪有八九年的局面，哪有他們出風頭的機會。他們被西 方傳媒捧昏了頭，哪裡會想到這壯觀的最後一幕，需要前面幾幕戲的鋪墊。」 李祿深諳西方傳媒中的這些訣竅，也精熟於如何利用這些訣竅創造自己的形象。 在《移山》的一開始，畫面出現了那個西方人家喻戶曉的鏡頭：一個文弱的驅身， 擋住了一隊坦克。接著，便是李祿的獨白：「這個人的背後，站著整整一代人—— 我們這一代人。」他特別在「我們」二字上加重了語氣。 傳媒追求最後一幕的戲劇性，像李祿這類學生領袖又投傳媒之所好，有意創造戲 劇性的高潮，這種惡性的互動，是八九民運失敗的一個重要的、未經充分反省的原 因。波蘭記者瑪利亞·歌娜多絲加(Maria·Kornatowska)指出，在八九年，國際傳 媒的存在，使每個(學生運動)領導人都想占強勢，更受歡迎，因而改變了運動原本 的真理，漸漸變成只抓煽情一面。」結果，受害的是中國的老百姓。 傳媒追求戲劇效果，同時又帶上黨派政治的色彩，兩者相結合，後果更為惡劣。 這方面的例子不巧又和李祿有關。去年六月三日，大概是為紀念「六四」，《紐約 時報》選擇了李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圖書館，找到在哥 大畢業的祖父當年寫的論文，並且偷出來(steal it)。耐人尋味的是，《世界日報 》這家在轉載《紐約時報》有關民運的報導時常常進行令人不解的刪節和修改的報 紙，在轉述這一段時，竟將「steal it」譯為「私藏起來」。「竊書不算偷」。該 報不愧秉承了我們禮儀之邦的傳統。再看民運一方，幾位譴責《紐約時報》的英文 水準，怪人家不該把「期待」譯成「hope for」的民運大將，對《世界日報》的妙 譯卻裝著沒看見。在此不妨順便為這幾位出一道小學水準的語文考題：請用「期待 」造句，主語是第一人稱，賓語是一個你不希望發生的事。這樣的句子造得出來嗎 ？若是自己的母語不好，還要修理《紐約時報》的英文，這是出哪門子「洋」相？ 媒體一旦捲入黨派政治，便喪失了新聞客觀性的立場。這裡的邏輯很簡單：李祿 是民運領袖，因而是「好人」。好人不可能幹壞事，即使干了，也是為了一個好的 目標。而李祿呢，自幼與壁虎為友，秉承天命，因而與凡人不同。乘火車不買票， 進了美國的一流學府可以偷書，不僅沒有感激之心，似乎還覺得別人欠著他什麼。 奇怪的是，李祿竟把這些事，作為「優勝記略」來吹牛。如今尚未權柄在握，便已 是一副「竊國者」的手面。更糟的是，李祿動輒「我們這代人」如何如何。丁學良 稱李祿這一代是沒有道德的一代。筆者甚為反對。因為任何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年齡歧視或代際歧視，都是偏見的產物。望李祿也不要再以「我們這一代」相標榜 。你們那一代人中，老實人我見多了。你個人的行動，倒是不折不扣的「異跡」。 四、西方傳媒的庸俗畫及對民運領袖的最壞假設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自由的西方，堅持冷靜、客觀，能夠免於政治偏見 的獨立的新聞傳統，也是相當艱難。所幸的是，西方的媒體能容納各種聲音，健康 的東西總有抬頭的機會。以「六四」而論，西方媒體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它告訴 了世人中國在發生了什麼。但是，在戲劇最後一幕高潮的刺激下，即使最冷靜的人 也難免會變得不那麼冷靜。筆者曾讀過幾篇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在六四剛結束時 所寫的分析文章，老實說，這大概是我所見的這幾個人所寫的最膚淺的文章。原因 也很簡單，大戲剛剛落幕，情緒尚在激動。對六四乃至八九民運，大部份人都是始 料不及，這會兒正該是學者們反省自己的學問出了什麼毛病，為何對這麼驚天動地 的事一絲預見也沒有的時候，可惜，既然被抬到專家學者地位上，公眾偏偏在你最 需要閉門反省時讓你出來發表意見，於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寫出些自己以後也 不好意思看的文章。而恰恰是這些意見，對傳媒和公眾的影響最大。而時過境遷， 等人的心情冷靜下來，獨立的學術傳統開始發揮作用，學者也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 、分析，有能力寫出紮實的著作來時，公眾和傳媒已把這事忘得差不多了。結果， 更深入紮實的學術工作，影響不了傳媒，也吸引不了公眾。而正是在這些後起的更 為嚴謹的學術著作中，對民運的批評更強了。如鄒讜的作品便是如此。因為對這些 東西不談，所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出來後，大家才跟著大驚小怪。 西方公眾對六四的認識，大致還停留在八九、九零年時的水平。這無可指責。人 家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家尚有一大堆事需要關心。但是中國人，特別是民運人士 ，不該如此。遺憾的是，民運人士中的不少人，甚至可能是主流派，還生活在西方 傳媒幾年前對八九民運理想性的描繪之中，甚至還要在此基礎上自我吹噓。比如去 年紐約聖約翰大教堂紀念六四六週年活動的海報上，竟稱李祿八九年是有六十萬會 員的學生議會的主席，民主改革運動的正式發起人等等，不是自己在那裡吹牛，這 麼具體細緻的背景材料，難道是美國的聖徒和善男信女們腦子裡的幻覺？ 這些民運人士沒有認識到，對八九民運的錯誤和陰暗面，自己應該先反省，先揭 露，先認錯。一旦讓別人搶到了前面，這陰暗只能變得更加陰暗。我是民運的圈外 人，也是個最不信任公眾明星，最喜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憤世嫉俗之徒 。我猜想，有些精明的「領袖」，並非不懂這番道理。問題是，他們心底，對民運 以及自己在民運中的地位，並無長遠打算，他們想的大概是，趁六四的熱勁吹吹牛 ，多撈點資本多拿點錢，靠人血饅頭搞點原始積累，到時在美國翅膀已硬，日子不 錯，民主不民主兩說著，反正我當我的美籍華人。六四的人血饅頭，能吃一天算一 天，能吃到哪天算哪天。我可能是錯的。我也希望我是錯的。不過，請證明給我看 ！假如我是未來的選民的話，任何人無權不讓我有這樣的想法。用你們的誠意說服 我！就算是個民主演習。 五、「黑」與「白」，「他們」與「我們」 不少民運人士拒絕或不情願反省自己在八九年的過失，除了上述的既得利益在起 作用外，更重要的原因，大概還是他們跳不出他們所習慣的共產黨的話語體系和思 維範式。 Howell Raines所謂的客觀、冷靜、非黨派性的新聞傳統，在西方，儘管也常常被 遺忘、背棄，但那畢竟是人家的傳統。而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則是個不可思議，難 於習慣，甚至嘴上贊成心裡卻受不了的新東西。 比如早在去年，鄭義先生對民運內部的言論自由就已經很不耐煩了。據去年五月 的《北京之春》報導，鄭義嚴厲批評民運刊物刊登「對民運不利」的文章的現象。 他說：「民運刊物面對的不是流亡者小集團，而是為了大陸民主轉型；當刊物傳進 大陸時，人們一看，共產黨在說自己怎麼團結，而民運在狗咬狗，在爭權奪利，那 就很可笑。」 然而問題是，由誰來決定什麼言論對民運有利，什麼言論對民運不利呢？難道民 運可以免於新聞監督嗎？難道海外民運圈內要建立一個新聞檢察制度嗎？最可笑的 是，鄭先生似乎覺得共產黨報紙的言論一律要比民運刊物「狗咬狗」好，老百姓也 會跟著信。請問大陸有幾個信《人民日報》社論？鄭先生對共產黨那套辦法似乎已 經習慣了，乃至於對一些共產黨使著已不靈的手段，他老先生還拿來參照，以為真 能解決什麼問題。 而在香港《聯合報》記者薛曉光和《紐約時報》記者泰勒報道了柴玲的談話後， 民主陣營中的反應更是出奇：阮銘就「期待」的英譯問題大作文章，稱「美國的『 中國通』們竟學會了中國歷代專制政權羅織人罪的文字獄伎倆」；《北京之春》的 編者按指薛曉光的報導是「強盜邏輯」，白夢稱「我已對海外自由世界媒體的公正 性產生了懷疑」，並調查卡瑪·欣頓一夥的政治背景、家庭出身，柴玲則更為高瞻 遠矚，稱「最近個別媒體故意把天安門學生劃分為激進派、溫和派，拉一個打一個 ，要把屠殺的罪過和責任轉嫁到所謂強硬派學生的身上。緊接著，中共新華社就發 起了要反對激進主義的聲浪。這種有計劃、有組織、有意分化民運隊伍的企圖，特 別值得同學們警惕和注意。」言下之意，中共已聯合海外華文報刊、《紐約時報》 、海外製片人，和他們自己的新華社一起，經過周密策劃組織，企圖為六四的事轉 嫁罪責。恐怕鄧小平、江澤民也不敢相信，他們的「統戰」會有如此之大的威力與 成就。 上述言論，僅是隨手拈來，有心人可認真收集一下，結果一定遠為壯觀。這裡所 暴露的，是這些人心裡根深蒂固的共產思維模式。柴玲口口聲聲說人家「顛倒黑白 」。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世界上非黑即白。你不同意我的觀點，就屬於共產黨一夥 。 Katherine Verdery在分析變革中的羅馬尼亞時，注意到了一個在共產主義世界中 的普遍的現象：共產黨所追求的政策目標，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消滅各社會成員、 集團之間的差別，一方面是使所有人同樣地依賴於國家的配給。這樣，通過人為消 除社會利益之間的不同與衝突，使社會成為無差別的整體。同時又通過建立所有人 對國家同樣的依賴關係，使黨得以宣稱它代表著社會的整體利益。Claude Lefort亦 指出，黨這種作為全體人民代表的地位，是建立在否認社會不同成員和集團之間的 區別的基礎上的。作為這一政策的自然結果，在共產黨的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只能 有一種區分的方式：「人民」和「敵人」，「我們」和「他們」，「黑」和「白」 。而人民之間，不應再有區分，區別就意味著敵我。文革時人們總是一身綠、一身 蘭，男女之別也模糊了。在這種社會生活久了的人，一遇到差別，遇到不同意見， 敵我意識就特別強。甚至當他們反抗這一制度時，也同樣接受了這種二分方式，只 不過把敵我的位置顛倒了一下：一切反抗和抵制行為都是好的，而不參與這種反抗 和抵制的皆屬統治者一夥。政治反對派同樣和共產黨一樣，視自己為社會整體利益 的代表。倪育賢先生稱「學生是社會總體利益的代表」，走的也是一個邏輯。結果 ，八九年，梁曉燕要費九牛二虎之力，說服她的學生要容忍不參加學運的同學。激 進派領袖指不同意見者為學賊，和政府串通。而到了海外，不回國的容不得回國的 ，革命的容不得改良的。一些民運人士一遇不同意見，立即作出「我們」「他們」 的區分，首要之務是「劃清敵我界限」，「站穩階級立場」，「清理階級隊伍」， 消滅內部分歧，似乎要在海外，重建一個無差別的世界。 六、建立民主社會的新聞媒體 《天安門》所要挑戰的，正是這種建立在無差別秩序之上的「我們」與「他們」 的二分模式。而對於以這種二分模式來解釋和記憶歷史的人來說，《天安門》使人 們對八九年純潔的記憶變得渾濁了。紐約影展的選片主席李查潘尼亞說：「我自己 看《天安門》的初剪時，覺得它十分公正求實的處理，影片並不因為是中共官方就 全部都是壞人，顯然的，他們介入了大屠殺，這是他們不可原諒的一面。但是從另 一方面看，這部電影也顯示給你看到，這些危機是如何被推進的，許多時候學生們 並不真正的瞭解他們行動的影響及後果。」影片的非黨派立場，不僅意味著要超越 民運各派間的爭鬥，而且意味著超越中共與民運之間的對抗。 海外民運對國內的影響力越來越有限。但是，若借身處自由世界之便，學習一些 民主的遊戲規則，日後對中國，也許不失為一種貢獻。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學習 民主社會的媒體。目前在海外，民運媒體不算少，但一般多是黨派性的媒體。人們 一聽是民運雜誌，馬上與政治上的派性和偏見聯繫在一起，不少留學生對之敬而遠 之。這實在怪不得人家。民運媒體中，能超越民運內派別之爭的就很少，能超越民 運與中共的對抗，真正客觀冷靜的，幾乎沒有。人們的印象，民運刊物不如港台的 客觀，港台的不如英文媒體客觀。這裡比的，不是具體文章的高下，而是對不同意 見的容受度以及語言的客觀化程度。讀民運刊物，常常覺得其語言和國內的刊物沒 什麼兩樣，一副共產腔。動不動就是「正確」、「錯誤」、「用心險惡」、「不容 否定」、「顛倒黑白」、「別有用心」等等。國內近來因為商業化，俚俗語言興起 ，使有些報章的語言雖然淺俗，卻比民運刊物的語言可愛些。民運刊物身處異鄉， 不受國內語言變革的影響，而且集中談政治領域的問題，繼承了一大套共產黨的詞 匯。特別是在西方而學不到西方媒體客觀化的語言，比起國內媒體語言上的發展來 ，呈現一副落伍相。語言既是個最膚表的問題，又是個最深刻的問題。什麼樣的語 言，反映了什麼樣的思維方式，民運各刊，應少一點為了反共而反共的心結，多一 點冷靜、客觀及非黨派性的追求。《天安門》中那種節制敘述語言，淡化作者的政 治立場，讓事實本身來說話的風格，值得大家傚法。至少，民主各派的刊物中，若 能誕生一家擺脫了為反共而反共，為民運而民運，能以客觀中性的語言，非黨派的 政治立場，反映中國各個方面變化的雜誌，那將為未來中國的新聞獨立、言論自由 提供一個良好的範本，為中國的民主進程作出一個可圈可點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