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澤厚的「樂感文化」 (西安)林牧 近年來，李澤厚先生在國內外都發表了一些抨擊中國民主運動和宣揚新保守主義 的政治性言論。本文作者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病態》一文中曾經淺嘗輒止地揭露了 這位哲學大師的「人格依附症」。其實，稍微研究一下李先生的學術著作，就不難 發現：他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一脈相通。他的一度膾炙人口的學 術觀點，例如：「救亡壓倒了啟蒙」，「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等，是粉飾歷史， 為統治者開脫責任和唱讚美詩的。這裡先對他的所謂「樂感文化」，講一些不同的 看法。 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徐復觀、牟宗三等先生。他們認為：中國人文主義的原動 力是憂患意識。李澤厚先生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認為：「相對於西方基督教的罪感 文化，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本文作者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文主義的原動 力和主要內涵，不是樂感，而是憂患意識。 中國的人文主義，萌動於西周，形成於春秋，發展於戰國。在兩漢、魏晉、隋唐 、兩宋、明清這些朝代都有較小的曲折的發展。戊戌變法以後，中國人接受了西方 文明，才使中國人文主義發生了質的轉化，由人本主義、民本主義轉化成為近代現 代的人道主義、人權主義、民主主義。而中國人文主義的萌動、形成、發展、轉化 都是在內憂外患下發生的；中國人文主義的內涵也是以憂國、憂民、憂己、憂人的 憂患意識為主體的。 夏朝和殷商都是神統治人的世界，沒有什麼人文主義。從殷墟甲骨卜辭中可以看 出：當時的人認為：氣象、收成、戰爭、築城、治民、任官都是由神的意旨決定的 。後來，以「受命於天」的人間上帝自居的殷紂王由於殘民、虐民而失掉民心、亡 國亡身；而西周作為西戎一個不大的國家卻因為得民心而得天下。這就使西周統治 者和庶民自身開始認識到人的價值和力量，開始把「敬天」和「保民」結合起來， 同時產生了念念不忘殷商亡國教訓而戒慎恐懼、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翻開《尚書 》中的周書，憂患意識充塞在字裡行間。例如：《尚書·康浩》記載：周公告誡康 叔：「恫 在身，敬哉!」意思是說：承擔治國重任的人，要像身上有病一樣地憂國 憂民，要謹慎啊!」《尚書·周官》記載，周成王說：「治亂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除了尚書以外，在詩經、左傳、國語、禮記的詩、文、談話、紀事中隨處可見憂 患意識。周王和諸侯憂的是他們對國家和臣民的統治經常存在著危機。庶民憂的是 徭役重、戰亂多、天災頻仍，生存困難而且不安全、不公平；憂的是難以自由地選 擇和保住可意的丈夫和妻子。士憂的是缺少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文才武藝的用武之地 。僅就《詩經·國風》來說，抒發憂患、哀怨之情的詩歌約佔一半。例如：抒寫亡 國和離亂之情的黍離，抒寫妻子懷念長期出外服役的丈夫的君子於役，怨恨社會不 公的伐檀，咒罵苛捐重稅的碩鼠，埋怨婚姻不自由的柏舟，抒寫遭到薄情男子遣棄 之情的氓之蚩，感時傷世以至不想活下去的兔爰，等等。 孔子和老子是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奠基人。而推動孔子、老子去建立中國人文主 義思想體系的原動力，是「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是「朝甚除，田甚蕪，倉其虛 。」(見《道德經·五十七章》)的歷史背景，是憂國、憂民、憂己、憂人的憂患意 識。他們的共同之點，是尊重人、尊重庶民，主張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順其自然 、和諧相處。他們分別建立了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學和重道德、清靜 無為、順應自然的道家學說。 戰國時期，天下更亂。亂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程度。 爭奪和動亂容易激發和顯示人的潛力。要爭城奪地就必須爭奪人力和人心，這就為 有文才武略的士人提供了自由思想、百家齊鳴和「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環 境和機會，因而人文主義進一步發展了。孟子提出了由人性本善、情慾合理、民貴 君輕、民有恆產、社會有分工和勝殘去殺等觀點組成的仁政王道學說。墨子提出了 由兼愛、非攻、尚賢、尚同、捨己為人等基本觀點構成的和平兼愛學說。莊子發展 了追求個人精神自由和回歸原始自然狀態的道家學說。從荀子到李悝、申不害、韓 非逐步形成人性本惡、人民愚昧、極端君權和用嚴刑、權術、勢力來治國治民的法 家學說。除了法家「慘刻寡恩」、壓抑人和人性以外，其他幾個學派都具有愛人、 重民、順應人性和反對暴君暴政的人文主義精神。 秦漢以後，每當戰亂中和戰亂後，人們的憂患意識濃重的時候，特別是統治者的 憂患意識濃重的時候，人文主義就會抬頭，每當一個王朝鞏固了它的政權，統治者 流於逸樂，人民能夠相對安定地活下去受奴役的時候，以三綱、三從為核心的封建 禮教和以嚴刑峻法維護專制主義的皇權就會壓倒人文主義。 秦朝的滅亡，是由於秦始皇和秦二世極端專制和流於逸樂。西漢初期，鑒於秦朝 以暴政和逸樂亡國的教訓，運用了「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人的生命和價值得到 相對的尊重，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漢武帝實行內儒外 法，「王霸之道雜之」，建立了王權、神權、族權、夫權相結合的綱常禮教，人文 主義再一次受到打擊和削弱。魏晉動亂之世，知識份子突破漢儒的禮法名教，追求 個性解放，人文主義再次抬頭。經歷了南北朝的長期混戰和隋煬帝以暴虐和荒淫而 亡國的慘痛教訓，初唐君臣充滿了憂患意識。這從作為中國帝王受寶典的《貞觀政 要》中就可以看得出來。貞觀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說：「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 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常懷憂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貞觀五年， 李世民說：「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互殞命。治 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魏征、王圭、岑文本、馬 周、褚遂良等各臣也常用「居安思危」來告誡李世民。正是這種憂患意識鞭策初唐 君臣兢兢業業、勵精圖治，才創造了中國開明專制的樣板——「貞觀之治」。經歷 了武則天和韋後兩朝奪權殺戮的多次動亂，唐玄宗前期也有憂患意識，他任用姚崇 、宋 、張九齡等賢臣革除前朝弊政，不修宮室，不用錦繡珠玉，開創了盛唐文明。 可惜，在他的晚年，變憂患為逍遙逸樂，以致強藩叛亂，群雄割據，大唐王朝以此 一蹶不振了。北宋前期，統治者也有憂患意識。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也，然則何時而樂歟？ 」宋徽宗倒是樂而不憂。然而，大宋的江山就斷送在這個荒淫逸樂，濫用民財民力 的浪子皇帝手裡了。南宋和元朝的臣民，就不僅有憂患意識，而是國破家亡的恥辱 和仇恨令人「怒髮衝冠」了。明清兩朝也亡於處於憂患而不知憂患的守舊、無能和 腐敗。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在近代最為濃重。因為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前的一 百年，是中國人受外國侵略者欺侮最嚴重、最慘痛的時期，是中國國際地位最低、 人民生活最苦的時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那些年代，救亡圖存、 保國保種的憂患意識，是中國人進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和 抗日戰爭的原動力，是中華民族爭取生存、獨立、自由、解放和進步的原動力。抗 日戰爭勝利以後的半個世紀，雖然中國取得了獨立，不存在救亡圖存的問題，但還 存在著政治上專制、經濟上不發達和人民的自由、安全等各項權利時刻受到侵犯的 問題，存在著數以千萬、萬萬計的人民受到壓抑和迫害的問題。產生於深重憂患之 中的義勇軍進行曲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中國人仍然要不忘歷史的憂患和 現實的憂患，並把它作為推動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改革，以實現經濟現代化、政 治民主化、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原動力，絕不能把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形勢 大好」、盲目樂觀、妄自尊大作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並不是主觀上喜歡憂患，而是許多客觀的因素使人們不得不 憂患。 第一，人多而物不博，地大而災害頻仍。 中國的人口，從有約數可查的西周以後，一直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在十八世紀中 期就達到四億。可是，每人平均佔有的可耕可牧和宜林土地及其它資源，在世界上 居於中間偏下水平，遠不如美國、俄羅斯、加拿大等資源大國和地中海沿岸國家。 中國大部地區屬於大陸性氣候，溫度和降水量不均勻；而不斷地打仗和開荒，又 破壞了大部份森林、草原和土壤，以致生態失衡，水土流失，氣候惡化，災害頻仍 。 第二，專制統治長而烈，深而廣。 世界各國的極權專制，恐怕都不如中國長而且烈，深而又廣。舊中國，在家庭， 有父權、夫權、族權和家長對兒媳婦和妾婢的家庭專制；在社會上，有紳權、師權 和幫會頭子的社會專制；在國家，有君權、官權、吏役權的國家專制，在現代的中 國大陸，又有在執政黨絕對領導下的黨、政、工、團、鄉村、街道、治安、民兵等 空前廣泛、空前嚴密的統治網絡。近幾年來，又由黨領導一切，發展到政治警察控 制一切，包括鄰里、銀行、報紙、刊物等等，廣大人民生活在無所不包、無孔不入 、無遠弗屆的恐怖統治之下，人身、居住、遷徙、通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以至謀生都受到嚴密的控制和壓制，自然憂患重重。 第三，自從秦始皇再次統一中國以來，中國在大部份時間裡，是一個高度中央集 權的、大一統、一元化的國家。大一統的極權政治，不僅限制和消滅了自由生存、 自由發展，而且剝奪了臣民們「擇業而從」的自由，壓抑了臣民們合理的慾望和需 求，製造了罄竹難書的人為的悲劇，加重了人們的憂患意識。 第四，內憂外患不斷頭。 極端專制和極端大一統的結合，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受到壓抑和消滅，用形式 上的強制的統一掩蓋和激化了事實上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矛盾，從而造成聞名世界 的「窩裡鬥」。在家庭，有父子斗、兄弟斗、妯娌斗、婆媳鬥。在社會上，有民族 斗、地域斗、教派斗、行幫斗；在朝廷或政府裡，有君臣斗、王子斗、妃嬪斗、外 戚斗、官官斗、藩鎮鬥，黨派斗、官吏斗、軍閥斗、官紳斗；還有莫名其妙的你整 我、我整你。打擊別人才能抬高自己。古語說：「三人同心，其利斷全。」可見， 擅長「窩裡鬥」的中國人要做到三個人一條心都是很不容易的。「窩裡鬥」積累和 激化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就會釀成分裂和內戰。分裂和內戰是對大一統的必然的反 動和懲罰。「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常規。而由分到合 與由合到分都會使大批大批的中國人付出家破人亡的沉重代價。中國的外患也是連 綿不斷的。這些內憂外患都加重了中國人的憂患意識。 第五，就思想文化領域來說，在中世紀，東西方受封建主義禁錮的差別不大。可 是，在西歐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美國社會獨立以後，西歐、北歐和北美，建立了 能夠容納多元價值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而在中國，定於一尊、罷黜百家的獨斷 性、排他性的文化專制主義，卻延續了二千多年。「千載猶行秦政制」。缺少思想 、言論、著作、傳播自由卻有連綿不斷的「文字獄」。這也是加重中國人憂患意識 的一個重要因素。 除了中國人特有的引發和助長憂患意識的種種因素以外，還有人類共有的寒來暑 往、葉落花謝的季節之憂；生老病死的生命無常之憂；鰥寡孤獨和背井離鄉的生離 死別之憂；饑寒、貧困、失學、失業、失戀和事業失敗的需求不能滿足之憂；等等 。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啊! 司馬遷對詩經和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作出一個判斷：「詩三百，大抵賢聖發憤之 所為也。皆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孟子還作了一個適應性更為廣泛的結 論：「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心，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告子章句下》)從中國的文化史和政治史來看，司馬遷和孟子所作的結論 是中肯的。 李澤厚先生認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這在特定的時間和 空間，也許是對的。例如：當歐洲基督教的神權惡性膨脹並同世俗的極端王權緊密 結合的時候，受到麻醉的臣民天天生活在原罪和現實也有罪的感覺之中，西方文化 可以說是罪感文化。這種罪感文化中國也有過。例如，中國神話說，洪水滔天、人 種滅絕以後，僅存的兄妹二人不得不犯罪結合，才繁衍出今天的中國人。這不是原 罪嗎？秦始皇以嚴刑峻法迫害人民，以致「？？？？？衣滿路」，全國刑徒達到數 百萬人，這不是現實的人人有罪嗎？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人向毛澤東的肖像請 罪，有人偶爾聽了一次外國廣播，用了有毛的聖像的報紙，或者僅僅是「一閃念」 的對毛的不忠，都要痛哭流涕地說：「毛主席!我有罪呀!」這不是一種地地道道的 「罪感文化」嗎？與此相反，在中國的「成康」、「文景」、「貞觀」、「開元」 、「康熙」時期，以及辛亥革命剛剛成功，抗日戰爭剛剛勝利，中共剛剛取得全國 勝利，「四人幫」剛剛垮台，中共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也出現過真正 的樂感文化。可是，在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美國獨立運動之後 ，神權和王權逐步被人權取而代之，西方文化就不再是罪感文化而是樂感文化了。 固然，近代和現代的西方也有種種社會弊端。但是，西方的社會弊端，是由於拜金 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而造成的人性的異化，是由於激烈的競爭而產生的人們 心理狀態的不平衡、不和諧，而不是什麼罪感。中國，雖然也有人文主義的優良傳 統，但是，中國人文主義是人本主義、民本主義，它只是要求統治者居高臨下地保 民、愛民，「以民為本」、「為民作主」；而沒有產生出像西歐那樣以「天賦人權 」、「主權在民」、「權力制衡」為主要內容的民主主義思想。中國人文主義也重 視人的生命、生活和人在社會上與自然界的主體地位；但是，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側 重於克己、修己、自省、自訟，也就是側重於人對家庭、家族、民族、國家、天下 的義務；而不是像西方那樣側重於人的自由、獨立和解放，側重於爭取和維護每一 個個人的權利、需要和人格尊嚴。尤其是長期的殘酷的專制統治又把「人本位」、 「民本位」異化為「君本位」、「官本位」和「黨本位」，借人文主義之名行專制 主義之實。正因為這樣，中國人的憂患意識才一代一代的傳下來，至今還沒有創造 出一個樂感社會和樂感文化來。 生活在同一環境的人，由於地位和認識程度的不同，或憂或樂的感覺是不同的。 在《紅樓夢》的寧榮二府，憂患意識最強的是地位最低、見事最明而又有汗馬功勞 敢於直言的焦大。其次是知道內情又被侮辱被損害的蓉大奶奶秦可卿，還有伴君如 伴虎，以一身榮辱系賈府興衰的皇妃賈元春。安富尊榮的賈母和邢、王二夫人沒有 憂患意識。不管家務不明世理的賈政有一點，但不強烈也不具體。為賈府製造憂患 和災難的賈赦、賈珍、賈璉，自以為可以常保富貴，只顧肆無忌憚地荒淫享樂、胡 作非為。當家立計的王熙鳳明知賈府前景不妙也想退步抽身，但是，一個貪婪成性 的人，面臨賈府沒日也要心存僥倖，趁亂多撈一把。詹光這等的幫閒食客，有奶就 是娘，不會為賈府的前途操心。賈家興旺了，他們就在賈家沾光、騙人；賈家衰敗 了，他們就另投新主子；繼續沾光、騙人。這些人倒是隨處都可以及時行樂的。 今天的李澤厚先生處於什麼地位呢？他不是下層的焦大或秦可卿，體會不到失業 、通貨膨脹和發不出工資，拿不到出售農副產品欠款的困難，貪官酷吏、土豪惡霸 、苛捐雜稅也欺負不到他的頭上，監視、監聽、傳喚、傳訊、收審、逮捕更與他無 緣。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國門，自由地發表文章和演說，還享受著官方給予的小恩小 惠。他本人自然是生活在樂感之中，就像王蒙先生活得輕鬆、瀟灑一樣。他們戴著 樂感的粉色眼鏡，來觀察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來評論中國人的文化和心態，就會覺 得處處歌舞昇平，一片歡樂氣象；就會覺得那些憂國憂民，憂己憂人的人都是自尋 煩惱，「人在福中不知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