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的政治」 --中國自由主義的誤區 (西安) 鄭緒光 很早就想整理一下對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思索，然苦於史料龐雜，思緒紛亂，頗 有「老虎吃天，無處下爪」之感，一直無處措筆，不期九五年七月於太原購到一本 沈衛威著《天地自由--胡適傳》，讀後頗有感觸，於是綴成一段文字，以饗讀者。 胡適是大知識份子，又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者，是中國近現代自由主義運動史 上的旗幟人物，他終其一生為中國之自由而呼籲，使「胡適」之名也成了中國自由 主義的觀念與象徵。 「五四」時期，胡適與陳獨秀等共同推動中國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被郭沫若 譽為「學界孔子」。也許在功底深厚的「學問家」們看來，胡適是屬於「世無英雄 ，遂成豎子之名」一類，不過，公允的認識不會忘記這一點的：一個偉大的事業的 開端首先需要的是有著卓然眼光和過人膽氣的開創者。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術精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社會改 良主張……胡適一生的經歷對瞭解中國近現代懷抱自由主義精神理念的知識份子的 心路歷程是有典型意味的，這個敏感、機智、膽怯、虛榮的世紀學人總是會在後繼 者心裡激起一些蕩漾不去的感情漣漪。 胡適是「一個不自由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抗戰時期曾出任駐美大使外，他 自知政治才力有限，一直以學者議政的姿態，謹慎地保持與現實政治若即若離的距 離，儘管他自信「談政治」是「入歧路」，然而認真追求起來，他的「談政治」， 實在也說不上是「離開學術正途的歧路」。畢竟在一個政治危機深重的國度，任何 人都難保不受政治之累，此種情形下，一個以自由主義理念自詡的知識份子，不談 政治倒是奇怪事了。 我們現在知道，即使在最嚴酷的時代，思想也可以透過層層封鎖傳播開來，而在變 動時代，負有文化傳播使命的知識份子對外來政治文化的建構更是深刻的影響，在 多數情形下，他們還為未來政治培養提供新的政治人才，從這裡說，知識份子的政 治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知識份子的議政、參政乃至行政，從公民權利而言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且知識 份子由於其職業道德習慣使他天然地傾向於不盲從權威。因此，一個有操守的知識 份子堅持涉政，其結果往往有二：議政的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參政的成為「政 治反對派」。前者追求不同政見的表達而後者追求不同政見的實現，從議政到參政 ，從言論而行為，在邏輯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多元的民主社會中，與政府持不同政見者很多也很自然，持不同政見之政治反 對派的存在亦屬正常。可是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國度裡，與當 權者有著不同政治取向的言論與行為都被視為危險和具有顛覆性的，是「匪類」、 「附逆」、「反革命」，於是，我們看到的胡適既沒有作反對派的打算，作為持不 同政見人士也是一直怯怯的。 自由主義的政治成功直接依賴於自由主義政治運動，文化行為不能代替政治行為 。民國時期，北伐、抗日兩次大規模的民眾動員運動都是由國共兩黨為主促成，此 種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使組織者的政治實力急劇膨脹起來，領袖群倫，這也就難怪國 共兩黨基本上主導了「五四」後民國政局的演化。沈衛威用「無地自由」來形容中 國自由主義者的困境，我倒以為，缺乏犧牲精神，害怕革命，疏離民眾，不敢與專 制者作原則上不妥協的鬥爭以爭取自由，才是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真實寫照。 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意無意地鼓吹政治暫時、文化長久；政治淺層，文化 深層的謬見，也使他們不僅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在文化意識上亦無著落，最後甚至 連自身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多無從保障，在一個需要革命，渴望影響的時代，改良 、庸常的政治理想聽起來不錯，卻無從實施，在自由主義的英雄時代，舶來的庸俗 自由主義教條是行不通的。 甚至在所謂「胡適派文人集團」的「文化自由主義運動」中，無論是「新潮社」 、「新月社」還是「自由中國」，胡適都隱約其後不願拋頭臉在外，這些無從結出 自由之果的文化自由主義之花，只是表達了懷抱「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國路線」 幻想的自由主義者在革命時代的怯懦而已。 丁文江比胡適頭腦清楚，他反對胡適「改良政治要先從思想文藝入手」的主張， 告誡友人「不要上胡適之的當」，且坦誠告胡適曰：「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 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 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我們中國的政治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 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 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此處所說的「少數人」當指以「知識精英」自期的自由 派知識份子。 自由主義不單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種理性思考的成果，一種意識形態，一種 需被信仰的理念，它同樣需要信奉者的激情與犧牲來使它合法化。自由主義與其它 「主義」的競爭，不但是表現在理論上的是非之爭，也是實現於現實的成敗之爭。 這裡同樣需要意志與智慧，熱血與汗水。 聞名於世的「問題、主義」之爭，表現了胡適政治理念的淺薄和政治智慧的貧困 。 為抵制「十月革命」後甚囂塵上的社會主義聲浪，胡適出來打岔，大談「主義」 之抽像、虛妄，是「湯頭歌訣」，其實胡適不是不知道，有了「湯頭歌訣」，才好 治病行醫，病理、病症兩種情形之研究是不可偏廢的。他怕的是「主義」的研究討 論會導致「革命」的結論，與他改良的志向衝突。可是胡適自己的「問題研究」如 何呢？在「無主義」的方法指引下，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得出中國問題在 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些不需端著學者架式去研究，而是心 中稍有「主義」者一看便知的表面現象。 不注重「主義」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由於缺少「主義」精神的滋養支持先天「缺 鈣」，信念猶豫，意志單薄，以至於在標榜「獨立」的《獨立評論》編輯方針(由蔣 廷 起草，胡適修改)竟出現這樣的話：「……短時期之專制反可成為達到民治之捷 徑。目前在中國大倡『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 「反主義」的自由主義變成了「反動的」自由主義，成了(主動地)暴政的幫閒，這 種無原則的策略，笨拙的狡猾，實在讓人可惜這些人的聰明。 重提一個老話題：啟蒙與救亡。中國的所謂啟蒙本來自於救亡的壓力，當民眾在 啟蒙者救亡的呼聲之下奮起救亡時，有些啟蒙者們卻一面遠躲開，一面指責民眾擾 亂了他們在書齋裡設計的美好的社會進程，一副葉公好龍的架式，指望人民長期處 於被啟蒙狀態，似乎忘記了啟蒙本在於救亡，而不在於把人「啟蒙」為漠視救亡的 紳士。啟蒙的教師爺們不願去參加引導救亡運動，害怕轟轟烈烈的民眾運動淹沒他 們的布爾喬亞式個性，而當救亡為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勢力所用時，他們又驚呼： 救亡壓倒啟蒙，話裡話外，似乎原來的狀態當繼續維持，以便讓他再給那被壓迫者 多一些文化教養。 「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本是知識份子涉政的固有傾向，古今中外一樣，而 認為政治問題必須通過思想文化來解決則正是知識份子的妄想，他忘了，沒有實行 者的思想是不能行走的，況且思想的現實化也離不開實行者的努力。 回顧歷史，不能不看到個人對歷史的偉大作用，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代，可以想 象，如果中山先生不是六十即歿，而是活到九十歲，則中國現代史當是另種寫法； 如果沒有陳、李兩位「五四」文化領袖，身體力行，鼓吹共產主義，組建中共，為 共產主義思潮的政治化創立一支現實的政黨力量，共產主義中國也是個未知數。 少年得志的胡適，少談主義的胡適，「作了大半輩子政治票友」仍是只「紙老虎 」(胡適自謂)，他的作政治的「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員」的夢想呢？早 該隨風飄走了吧？ 傷哉，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