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後的公民社會： 從反對派到一盤散沙 亞歷山大·斯摩拉作 於浩成譯 中歐和東歐一九八九年的和平革命是以「公民」社會的名義進行的。「公民」一 詞是當時公眾話語中最經常使用的一個術語。公民委員會、公民運動、公民集會、 公民創製權、公民議會俱樂部以及公民政黨全都出現了。今天，只不過幾年以後， 關於「公民社會」的議論已經很少在街頭聽到了。公民這個概念似乎又回到了原來 的地方，回到知識份子對後共產主義國家轉型的討論上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的興 起和衰落頗不尋常，這一事實本身很值得研究。 中、東歐所使用的公民社會概念，與人們可以追溯兩個世紀，見於洛克、亞當· 伏格森、亞當·斯密、黑格爾、托克維爾、馬克思與葛蘭西等人著作中的理論性大 論爭從來沒有什麼關係。一說起公民社會，就是表示站在兩個方面的對立面。一是 站在當局的對立面。公民社會是「我們」，而當局則是「他們」。二是站在「民族 」的對立面。在這裡民族是從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意義上說的。這種民族主義的能 量在中、東歐是出了名的：種族是區分「我們」和「他們」的突出方式，是影響在 廣度和深度上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無法匹敵的。 雖然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甚至本土保護主義的反共產主義傾向早晚會產生自己 的代言人並顯示其影響，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部份時間的不同政見是由具有左 傾自由主義，傾向西方的知識份子們定下調子的。他們在講到公民社會這一語詞時 ，向傳統的、佔優勢的民族概念暗中挑戰並代之以非種族的政治概念。他們提倡公 民社會而不是民族社區，不僅提出區分「我們」和「他們」的完全不同方式，而且 建議採取一種不同方式看待過去和未來。 捷克斯洛伐克的瓦斯拉夫·哈維爾、波蘭的賽克·庫龍和亞當·米奇尼克以及匈 牙利的亞諾什·奇斯等人(這裡僅舉幾位最著名的)有關公民社會的意見以及公民社 會自身組織起來的戰略，是從反對派人士對過去推翻或改革中、東歐「現實社會主 義」所遭到的失敗的反思中產生出來的。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起義和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武裝反叛而後者是和 平革命，兩者多是具有改革頭腦的精英們所從事的根本變革所激起的)，曾帶來一種 希望，即：蘇聯強加給這一地區的共產主義制度可以用武力推翻或由非暴力的政治 變革所改變。但這兩種情形沒有出現。紅軍的坦克摧毀了這種希望。十分清楚，向 蘇維埃帝國的任何直接挑戰都注定會失敗。 一九五六年以來，有過通過漸進改革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多次努力。這些努力 根據其指導戰略的不同分為三種範疇。第一種主張，或稱為「政治第一」。它以黨 和國家機構的改革是關鍵這一想法為前提。因為在現實社會主義下，黨國掌握著經 濟和社會。波蘭在一九五六年開始的改革成為這一戰略的典型。 在六十年代佔優勢的主張是「經濟第一」戰略。這一戰略把焦點集中到經濟，把 經濟作為最有希望的起點。因為經濟改革似乎不像政治改革那樣具有威脅性，政府 官員們比較容易支持旨在增加產量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改革。一些被稱為「市場社會 主義」的提議者希望經濟改革將為社會變革，並最終為政治變革打開大門。 第三種戰略，與七十年代的緩和時期聯繫在一起，強調同西方的經濟聯合將對蘇 聯和東歐的發展產生影響。東方集團國家愈是依靠引進西方借款、技術和貿易，愈 是習慣於流行在西方政界和共產主義改革者中間的理論，它們就愈能被說服去尊重 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協定所規定的人權保障，限制鎮壓行動並使它們的經濟自由化 。 這三種戰略曾幫助蘇聯集團中的國家，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擴大其社會自治的 範圍，但進展是受到限制和不均等的，其成果是不穩固的。一九六八年蘇聯對捷克 斯洛伐克「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武裝干涉大大減少了東、中歐改革者的希望 。然而這一幻滅，同過去的進展一道，為這一地區獨立的知識份子苦心設計的第四 種戰略鋪平了道路。這一戰略我稱之為「社會第一」的主張。他們在七十年代中期 ，抓住他們認為是共產主義制度的薄弱環節(按列寧的說法)。這是一種反政治的主 張，他們稱說的是道德的語言。 「社會第一」 「社會第一」計劃曾在一些文章中系統地論述過，現在可用幾句話加以概括。它 的第一個要求，曾被索爾仁尼琴和哈維爾表述為：生活在真實之中。這是一個真正 的道德指令，同時也是否定官方強加給現實社會主義之合法性的一種方法。第二個 要求是對自身組織的尊重。在黨國範圍以外形成聯合併展開團結行動，作為重建真 正社會聯繫的一種貢獻。第三個要求是「尊重法律」。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亞諾什 ·奇斯寫過「理直氣壯地行使權利」的重要性。許多「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 ，正像赫爾辛基的國際法條款一樣，成了鬥爭工具。 不管以什麼名義，「對等城市」也好，「獨立文化」或「獨立社會」也好，公民 社會的概念在每一個東歐和中歐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獨立知識份子的狹小圈 子中。其中只有一個例外，那當然是波蘭。在那裡，保衛學生、宗教信徒和農民的 眾多委員會，正像非官辦的「飛行大學」以及成為政黨前身的團結工會那樣，紛紛 破土而出。團結工會是一九八零年夏天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中產生的。社會第一戰 略的設想是引向公民社會的逐步重建，其結果將是堅定而平靜地縮小黨國實際掌握 全權的地帶。共產黨將不被推翻，但其實權將被架空，正像英國女王那樣，他們在 位，但不進行統治。 「社會第一」關於建立社會獨立區域的計劃將很快成為實現更高理想的一種手段 。這就是說，這些區域將被看成是不但超越共產主義，而且超越西方式資本主義民 主的未來社會的前驅。中、東歐出現的公民社會不但是對「現實社會主義」危機的 回應，而且也是對西方問題的回應。社會第一戰略及其反政治的主張預示著人類文 明本身一個世界性規模的改變。 團結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它關於「自治共和國」的文件中詳細說明了類似的前 景，說到自治共和國意味著公民社會從國家的訓政中解放出來。這一觀念有著兩個 以上的來源：人們在這一觀念中可溯源到馬克思關於國家消亡的觀點，但這裡也有 波蘭人對國家強烈憎恨的傳統，在一個歷史上曾被外國統治的國家，這是可以理解 的。 公民社會的觀念同極權主義的思路有聯繫。在西方，以這種方式描述共產主義的 就有鄂蘭、卡爾·弗列得裡希以及布熱津斯基等作者。不管極權主義的樣板有多大 名氣，大部份專業的蘇維埃學學者和政治評論家在五十年代末都對之不予好評了。 在一些地方，講到極權主義會是一種冒險，將被人看成對共產主義現實具有非科學 觀點的「冷戰騎士」。到七十年和八十年代，一些研究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的專家 認為，民主的西方與這些國家的不同不過是次要的。這些學者不願談共產主義或極 權主義，而寧可談說現代化、官僚主義或以組織上或制度上多元主義典型的社會主 義制度。 與此同時，說也奇怪，極權主義的樣板在共產主義世界自己的獨立人士思想中開 始佔了優勢。在七十年代，波蘭、匈牙利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情況與它們在 斯大林統治下的那時已經大不相同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東方持不同政見者以及 大部份西方蘇維埃學的學者們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描繪多是非現實主義的 ，新的極權主義樣板在中、東歐國家異議人士中普及開來反映出他們的愈來愈異化 和邊緣化，對現行制度可以從內部進行改革愈來愈失去信心。 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明顯地不同於四十、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那時各個 共產黨都還有真誠的革命熱情。社會變得不那麼極權主義了，但是革命時期建立的 制度模式保存下來了。換句話說，做為千年至福運動的極權主義早已死掉，而它所 創立的制度卻像已滅種的野獸遺骸變成化石那樣保存下來。控制和腐蝕國家、社會 以及經濟等的黨國就正是那匹野獸！ 弔詭的是，反對派在國家的默默容忍下得以繼續存在，而這個國家卻被反對派人 士攻擊為極權主義。這種容忍，當然不成其為一項原則，主要由於來自西方的壓力 ，經濟利益加上赫爾辛基協定，還有受人尊重的需要。 儘管極權主義的思路還遠遠說不上反映了實際，但它在動員和整合獨立的異議人 士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真實與虛偽、自發與指令、自願與強迫以及自由與束縛的全 面對立把自稱「公民社會」的反對派的世界同黨國及其製造的官方世界分開了。 反對派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所起的教育和示範作用是關鍵性的：他們使公眾立場和 法治觀念得到普及並破除了現存秩序的合法性。在幾個中、東歐國家，隨著國家對 新聞、公眾輿論和制定未來計劃的壟斷地位之崩潰，異議人士已有可能對開闢一個 公共空間做出主要貢獻。 這些努力是中、東歐反對派創造一個可以被稱之為「最小的公民社會」的全面戰 略的一部分，在這裡「最小」一詞是合適的，因為甚至在團結工會最盛時期，東方 集團的公民社會與有著社會自治長期傳統的公民社會也相差很遠。同樣，「防守的 」和「道德的」公民社會這些術語也可用來表示他們站在國家的對立面。但是，一 個本質上與共產主義國家激烈對立的公民社會，在那個國家消失以後是無法繼續存 活的。但在戰勝共產主義的時刻來臨的時候，這些卻還沒有變得明顯。 一九八九以後 共產主義國家的失敗曾被廣泛認為象徵著公民社會的勝利，於是一種幸福感並發 出來了。在波蘭一九八九年六月選舉中，像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地成立的公民委員 會獲得了勝利。波蘭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布羅尼斯拉夫·葛列美克於一九八九年八 月說道:「我們不需要給公民社會下定義，我們看著它並感覺到它。」當共產黨政權 前任首腦在天鵝絨革命中把「公共論壇」做為談判對手時，未來的捷克斯洛伐克外 長吉裡·丹特貝爾講到了「掌權的公民社會」。 有象徵意義的是，一九八九年推倒柏林牆起到了一七八九年進佔巴士底監獄同樣 的作用。一眨眼工夫，「革命的公民社會」出現了。然而，勝利情緒和節日氣氛卻 沒有持續下去。一個對抗的公民社會的存在依賴於敵對的、不給人以妥協希望的國 家的存在。一旦這個國家消失了，反對它的公民社會也就分崩離析了。革命的公民 社會按其定義乃是一個短暫現象，儘管它像一個神話和理想那樣深深銘刻在參加者 的頭腦中。 「掌權的公民社會」的幻想以及反對派人士的反政治觀念產生某種重要的、然而 很快消失的後果。持不同政見者在一九八九年革命中迅速掌權，他們保持公民社會 中那些無定型的道德組織一致性的努力沒有成功。他們的努力受到對黨派的憎惡的 傷害，這種對黨派的憎惡有其根源，這就是對傳統政治分野的極深懷疑。許多公民 社會的活躍分子感到左和右的區分乃是一種陳舊的習慣，與面對從共產主義掙脫出 來的社會進行真正選擇沒有關係。與此同時，他們瞭解到把他們國家的政治空間割 分為極權主義陣營或民主陣營的做法不再站得住腳了。許多新領導人的發言透露出 這樣一種信念：中、東歐可以找到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和利益代表機關，避免西方式 議會民主的缺陷和損失。 公民社會做為統一的、反政治的並對激進改革起支持作用的神話成了後共產主義 時期第一批犧牲品。當共產黨當局表示他們願就分享權力(甚至完全放棄權力)討價 還價的時候，政治再度肯定自己的存在，從前的道德公民社會變成了政治集團。它 起初是反對派，後來隨著舊統治機構的解體就掌了權。人們發現，公民社會原來是 一套歷史服裝，當要穿它的時間逝去後，它的用處就不見了。廣大前沿的組織機構 在面臨做出真正的政治決定時紛紛瓦解了，而多黨制度則開始形成。許多道德公民 社會領導人在進行具體選擇和擔起責任時思想變了。他們放棄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 主義式專制和民主之外有可能是「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他們決定以模仿西方(諸如 憲政民主、市場和法制)作為這些幻想的代替物。「回到歐洲」或「建立正規社會」 成了大多數反共產主義的民主反對派領導人的口號。 道德公民社會受到各方面的打擊。它的活躍分子一齊湧入政府和企業，留下過多 的協會、人權小組、獨立的出版公司和非正規的教育機關。沒有足夠的人員使它們 繼續運轉。一個特別生動的例子是「自由與和平」小組的青年活躍分子大批被招募 到包括秘密警察在內的波蘭內務部工作去了。 無論如何，對公民社會活躍分子說來，最大的震撼是他們發現了社會的真實情況 。一九八九年一系列「革命」之所以發生，並非由於公民社會特別強大，而是由於 戈爾巴喬夫公開性與改革的政策給中、東歐的衛星國政權帶來了深刻的國際性危機 。人們很快瞭解到，從前的反對派人士只能得到有限的社會支持，甚至在對舊秩序 十分不滿的人們中間也是如此。公民社會的一切缺點曾被歸罪於舊制度的跛足效應 。在黨國垮台以後，跛足的人被換掉了，考驗就在眼前。可是，譬如說，曾被設想 為更加傾向理想主義並抗拒西方式的物質主義的公民社會道德是否大顯身手了呢？ 一九八九年以後，像哈維爾和米奇尼克這樣的公民社會思想家對他們自己的社會 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給國家塗上黑暗畫面：充滿不寬容、仇視外國人、非民主 傾向、物質主義等。文學作品紛紛刻畫了舊制度留下來的各種禍害。僅僅幾年以前 ，還是這些作者寫過公眾追求獨立的熱情、傳統價值的力量、消極反抗甚至積極反 抗的表現。現在他們喜愛的主題變成在後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危險 。一大批作者揭露並大聲反對那些不符合公民社會價值觀念的制度和幻想。大量筆 墨用來描述典型的蘇維埃人--現實社會主義產生的那樣一種發育不充分的，猜忌重 重的人的類型。正像一位機敏的觀察家略帶一點諷刺指出的：「不曉得為什麼，一 個被全世界所崇拜的堂堂正正的社會竟然使其存在充滿危險。他們為自己辯護的只 有它曾長期受到共產主義壓制這一點。」 對國家加以限制 在八十年代，當時中、東歐現實社會主義還沒有即將崩裂的徵象。反對派人士往 往提出一個不大能掩飾住隱藏在它背後的極大興奮之情的，有點滑稽可笑的問題： 「我們知道你能從魚缸中做出魚湯來，可是，你能從魚湯中做出魚缸嗎？」換句話 說，我們能在幾十年來被共產主義統治弄得麻木的那些國家中重新建立起公民社會 、生氣勃勃的民主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嗎？今天，人們可以大膽地給以肯定的回答。 即使在共產主義恐怖的最高峰，「魚缸」也沒有完全變成「魚湯」。與此同時，近 年來的經驗顯示，長期屈服於類似的監控制度和機構的那些國家存在許多區別。這 些來源於久遠歷史的區別和富於變化的傳統惹起人們的注意，而今天做出選擇的巨 大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因此，中、東歐國家(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斯洛文 尼亞、斯洛伐克，也許還有克羅地亞)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拉托維亞、愛沙 尼亞)的目前形勢與未來前景與其他那些前蘇維埃共和國或巴爾幹國家(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以及除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以外的前南斯拉夫 共和國)看起來有很大不同。 清除共產主義的遺產要求從兩個主要方面作出行動。一是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 的徹底分開，一是限制國家所起的作用。在共產主義下面，甚至在其較為柔和和收 縮的樣式下，並沒有什麼社會、經濟，甚至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家。這些領域已 被嚴密統和到並從屬於一個單一權力機構。這種情況完全是真的，不僅「上面」是 這樣，「下面」也是這樣。企業除了擔當經濟角色外，也履行重要的社會、文化和 其他職能。一旦共產主義倒台，那就有必要對極權主義的混同一片進行大清理，把 政黨從國家分離出去，在國家內部實行分權，將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彼此分割開來 。 在不同的後共產主義國家，國家權力受到限制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它在各個地方 都是被簡化和分割的。「公共空間」通過廢除檢查制度，做出更容易接近大眾傳媒 的規定等而重新開放。政治警察的活動受到控制。舊的憲法被改換或做出很大修改 。立法開始遵照國際準則。政治競爭或為日常事物。第三方面，非盈利性和非政府 組織機構，做為有關管理協會、基金會和社會組織的法律改變的結果，開始出現了 。 經濟生活革命化了。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後共產主義國家，私人部份占總產 量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貿易和投資的障礙被解除。大規模私有化和重新私有化發生 了。貨真價實的銀行業務和資本市場在大部分地區出現了。 一九八九年以後，在引導整個地區發展的國家裡,自由思想在理論上(如果不總是 在政治上的話)更佔優勢了。像捷克共和國總理瓦斯拉夫·克勞斯這樣的居領導地位 的自由主義者堅持說，如果人為限制取消了，極權主義國家機器摧毀了基本的遊戲 規則也制定出來了，市場和民主就會自然而然地跟進了。在克勞斯成功領導的轉型 中，他強調實行「消極」政策(國家有意識地自我限制、自由化以及影響深遠的解凍 )。但克勞斯對這些並非一成不變，舉例說，在實行分股私有化時他就採取更為積極 的辦法。他的政府還實行更積極的政策以保護就業，企業破產法被推遲兩年才生效 。克勞斯在總結他的政府工作時說：「在過去兩年期間，我們完成了多元民主制度 的建立，以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利並使我們每個人都從這些自由中獲益……市場經濟 已經建立，國家只起很小的、不斷在縮小的作用……在政治、經濟和公眾領域，我 們每個人都享有適當空間自由地作出決定並由個人採取主動。」 自由主義的主張顯示對人民適應能力具有樂觀主義精神。改變是從上面發起的， 但其成功依賴於發動全社會的創造性力量。市場既從反面給人以強大刺激(破產的威 脅、失業或產品流通量下降)，也從正面給人以激勵--富有、權力、社會聲望的誘惑 。分股的辦法使許多社會上潛在的私有化反對派變得中立了。全體人民虛幻的所有 制讓位給個人所有制的集合體。社會主義關於平等的觀念讓位給自由主義關於致富 的觀念。集體發展讓位給個人幸福。 自由主義對重新建立自發社會的觀點是反政治的。經濟和社會的轉型是由技術語 匯來描述的：市場規則和開放社會必須盡快地移接好，以使病人無法拒絕。改革針 對哪些社會集團並依賴哪些社會力量的問題從來沒有提出過。有時候提到「中間階 級」，但在中、東歐這一集團很少或根本不被承認為社會實體。 最初，自由主義的計劃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主要由於它代表了舊制度的全然對 立物。然而，這種支持在這一地區的每個國家實際上一天天減少了(雖然在捷克共和 國仍受到高度支持)。事實上，經濟和社會革命的基地存在於政府圈子(特別是執行 部門及其顧問們)、新的企業主階級以及知識份子的小團體中。 中、東歐的自由主義改革家們對公民社會的概念有所懷疑。克勞斯總理直率地談 到「公民社會的出軌想法」，明顯地涉及瑪格列特·撒切爾的著名聲明：「沒有社 會，只有個人和他們的家庭」。他似乎把公民社會看做掩蔽集體主義、新官僚主義 以及唐吉訶德式尋求「第三條道路」的煙幕。清楚地暗指哈維爾總統，克勞斯責備 那些在討價還價中不滿足於「自由公民」而要當「更好公民」的批評者，並警告說 ，道德化的精英們和至善論者的野心將創造出一個赫胥黎式的「美妙的世界」。自 由主義的改革家們似乎特別嫌惡經濟生活中利益代表的觀念，把它看作會產生封閉 的社團主義和威脅到以市場為基礎的改革的潛在力量。 後共產主義的失落 道德公民社會的理念是寄希望於自我組織，自我幫助和公民活動。這些希望來自 這樣的想法，即：「極權主義」國家把渴望自由行動的強有力社會力量捆綁住了。 然而，除了在經濟領域以及某種程度上在地方政府方面(特別在波蘭)，社會自治活 動的水平是令人失望的。 在產生這樣情況的許多原因中，最重要的(至少是最初的原因)是九十年代初的嚴 重經濟衰落。為失業和收入降低所苦的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經濟復甦而不願投身於社 會、文化、科學，政治和慈善活動。國家財政危機導致緊縮一切「不必要」開支， 包括那些原來可能獲得支持的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活動。在這種緊縮的壓力下，有時 則是來自教條的原因，這一地區有些政府試圖把醫療、就學、科研與社會福利方面 大部份責任轉移給社會。 從公共領域轉向私人領域，可以被認為是對強迫人們參與和動員起來的那些年代 的自然反彈。社會主義下面的日常生活教育人民做為個人而生存，害怕與任何獨立 的集體行動發生聯繫。共產主義遠遠未能創造出克服了自我主義和貪婪的「社會主 義新人」。實際上培養出的是一批有本事說些含糊不清的話，依靠組織過活卻不能 在有效能的企業中工作的，孤立的，非道德的，玩世不恭的人。包括政黨在內的組 織的動搖不穩狀態表明那種自由集體活動的文明之欠缺。 共產主義正是在公民社會、傳統、道德規範、法治以及自願成立的組織被摧毀或 被極大消弱的那些社會瓦解掉的。一個政權搞極權主義搞得愈厲害，它垮台的後果 就愈帶戲劇性。在巴爾幹和前蘇聯的許多部份，共產主義者曾以鐵腕進行傳統家長 式統治。正是在這些地方，官方控制機器的垮台產生了災難性後果。正像一位俄國 記者所說的，「在過去，不管是好是壞，總還有遊戲規則，同時也有恐懼。現在沒 有了規則，好的壞的都沒有，同時也不再有恐懼。」 在中、東歐國家，許多履行通常屬於公民社會功能的國營或正式社會機構的網絡 垮掉了。在社會主義瀕臨死亡的階段，無數社會福利和重行分配收入的任務掌握在 國家企業而不是專業的公共和私人機構手中。今天，經濟合理性要求企業將這些任 務放棄不管，住房津貼、職工休假，體育運動俱樂部、健康和兒童保險等的整個制 度都消失不見了。 許多與共產黨有聯繫的社會組織的垮台有助於減輕社會對個人的束縛，這些機構 毫無疑問地幫助政權對社會進行控制和訓教，但它們也經常成為有用處的社會網絡 的基礎。體育運動俱樂部、社區中心、暑期活動營、青年小組、養老金取領者俱樂 部等等填補了某些真空，儘管共產主義制度本身在禁止所有這些自主組織以後也創 建了一些類似機構。今天緊縮的國家預算，對過去那種權力與隸屬關係的懷疑以及 清除共產主義經營機構的意識--這一切協同一致地把這些社會網絡清除掉了。 為公民社會建立新的制度需要時間、意願、技能和款項。與此同時，人們有著一 種難以解釋的印象：今天的社會仍像在共產主義最後日子裡那樣一盤散沙(實際上也 許更甚了)。人們似乎感到，在後共產主義新的現實裡「失落」了。正像埃列米爾· 韓奇士解釋說的： 「現在，千百萬人失去或者害怕會失去他們傳統的角色和在生產與分配領域中的 地位，他們在正處於混亂的轉型中的社會和工業關係的迷宮中迷了路。人們很少知 道，或者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新的遊戲規則，他們的義務和權利是什麼。他們必須做 什麼，必須付出什麼代價並得到什麼報答。沒有權威告訴人們這些，也沒有可以參 照的價值。」 並非所有的與共產主義有聯繫的組織在一九八九年以後都從中、東歐消失了。一 些留下來的組織，包括政黨、工會和企業聯合會在內，在國家與個人或家庭的中間 地帶具有最強大的影響。在新的情況下，的確，這些組織有著不同的計劃，並且往 往有新的名稱和領導人，有時候它們在意識形態上採取一條激烈反對他們的共產主 義時期的前任所贊成的路線，但在組織上則繼承下來。 那些擁護激烈的非共產主義化的人把未能與舊秩序徹底分家的原因歸之於前共產 主義的制度化力量。原來共產黨的中堅幹部設法把他們的政治權力變成財政資本並 保持對很大一部份公眾傳 媒和非政府組織的控制，共產黨和其外圍組織的繼承人成 功地把他們前任的相當一部份資產保存下來。 用不著說，那些前共產主義政黨、工會等較之他們的對手(新成立起來的民主力量 )在組織上佔有優勢。但非共產主義者光提出這個理由是不夠的。前共產主義者有能 力適應民主環境。因為甚至在共產主義下面，他們的組織也曾扮演雙重角色：它們 不僅代表「當局」，而且也滿足真正的社會需求。今天，由於種種原因，能夠滿足 這些需求的組織還比較弱小。前共產黨人有著財務和人力資本，加上繼續干下來的 有利條件。他們的組織把成千上萬在後共產主義的新世界中失去(或者還沒有找到) 依靠的人們團結在一起了。 新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 現實社會主義，雖然做為政治制度以及在較小程度上作為經濟組織的一種形式已 經消失，但仍活在人們頭腦以及公民社會制度中。在對現實社會主義在心理學、道 德和行為方式各方面以遺產進行發掘研究之前，我想指出它有兩項遺產對組成新的 公民社會有直接效用：一是驚人堅固耐久的社會結構並在它下面組成利益團體；一 是同樣持久的非正式社會聯繫(影子社會)。這兩者都是人民為了保護自己並應付現 實社會主義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 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最初幾年是人們對獨立、民主以及「回到歐洲」抱有很大希望 的時期。這一情況使得代價較高的改革有實行的可能。當改革開始收縮，熱情逐漸 消失的時候，「價值觀念的政治」很快地讓位給「利益關係的政治」。對「更好的 未來」的效忠減弱了，人們把目標集中到保護自己。在舊制度下組成的社會團體在 後共產主義下面為自身利益而戰鬥中，不自覺地為恢復一個非市場的，塑造社會結 構的政治機制而戰。 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產生的過程是這樣的：人們對拆除舊制度的焦慮加上真正的集 團利益意識的覺醒(這要感謝自由大眾傳媒和政治與工會網絡)，導致對改革抗議和 對被理想化了的過去的懷念。 有些團體，如共產黨的附庸波蘭農民黨，從現實社會主義保留下來了。從一九八 九年起波蘭農民黨成為真正獨立的。這個黨從前在名義上是自主的，但在共產主義 下面保持沉默，今天波蘭農民黨堅定地保衛農民的利益。在一個有四分之一人口從 事小規模農業生產，農業從未集體化的國家，它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大玩笑，現實社會主義失去了它在政治、經濟和精神上的權 力以後，卻在它過去一直試圖禁止的領域--公民社會找到了避難所。當現實社會主 義掌握全權時，「影子社會」乃是官方世界內部矛盾、缺乏效率、官樣文章等所有 這些弱點的產物，而大膽創業的個人則加以開拓，以便取得安全、收入和社會地位 。這些「操作者」的確在同制度作戰，但他們也與之合作。共產黨當局曾試圖取締 這些「不正規」活動，後來卻又容忍下來了。部份原因是他們增加了共產主義本身 的適應能力，使之能與社會需求配合一致。最好的例子是「對等經濟」。它幫助官 方經濟得以運行。它能做到這一點，只不過由於它的勞動、資本和原料在實際上都 是非法的，即已經私有化的緣故。 在七十年代，當壓迫在一些中、東歐國家有所緩和的時候，非正式網絡從家庭關 系，朋友和親近社會圈子裡形成了。這些組合不但提供了實際利益，而且有助於滿 足對財產和生活目標的需求。社會現在似乎被分成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人為官方 架構；一個層次是自發的聯繫網絡。人們組成這些聯繫網絡是為了對官方世界進行 防備和應對。這種相互應對到頭來造成兩個世界相互結合併各自消亡的結果。非正 式社會破壞了官方世界的條理性，而官方世界則使非正式社會結合的狹隘性毛病更 為厲害了。公私兩方面逐漸交互影響：國家私有化了，而私人生活則集體化了。 現實社會主義的官方社會瓦解了。它的對偶--影子社會則以不同形式活下來了。 甚至今天，研究結果顯示，基於親戚和親近朋友(或可以被賄買的官員)圈子的非正 式結合較之民主政治的冷冰冰制度、合法規範以及複雜機構更受到人們的信任。當 人們難以給影子社會定性的時候，它確實已經形成一個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自治 中心。這樣一來，它就影響到公民社會的變化及其本身的性質。 開放社會的再度合法化 公民社會的理想曾被中、東歐共產主義反對派用來爭取自由，現在作為社會計劃 卻失敗了。道德公民社會，作為一個反政治的，反資本主義的和反共產主義的公共 社會可以做為一個有活力的理想存在，直到出現作出現實選擇的需要為止。真正的 後共產主義公民社會從舊制度的廢墟中產生出來，部份地由這一制度留下來的因素 ，部份地由更久違過去的遺產所組成。公民社會是在經濟衰退、人們對公共事務失 去興趣、極端個人主義、缺乏互信、缺乏法治習慣的不利氣氛中產生的。它從社會 自治的說法中興起，而這同彬彬有禮如果不是完全相反，也是相離甚遠。它的興起 也是對平等觀念的一個挑戰，而平等觀念正像無數觀察者所看到的，是深深植根在 中部和東部歐洲人的頭腦中的。 中、東歐公民們現在能夠組成協會，公開表達意見、投票，競選公職等等。然而 ，就「社會」權利和「經濟」權利而言，情況是不相同的。許多人認為，自由化和 私有化戲劇性地改變了社會關係和公民權利的構成，後共產主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 如何使在一切方面均帶有不確定性的私有財產和開放社會的再度合法化。私有財產 的道德基礎，特別當所有權高度集中時，永遠是弱小的，需要來自與宗教、傳統、 民主和人性自由相聯繫的價值觀念的支持。我們不確知這種支持能否到來，以使後 共產主義情況下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合法化。 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意味著在團體和個人之間價值和利益的再分配。中、上層 階級，不論老的和新的，有可能從新型公民權利中獲益。他們的歷史和他們取得財 富的手段往往引起義憤，這對取得合法性是沒好處的。與此同時，那些地位低微的 人對公共生活的參與不能不受到限制，因而很少從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恢復中取得好 處，加以他們中的大部份為新的經濟困難所苦，他們不大可能從私有化中獲益。他 們目前由於失業和生活水平下降已經付出了代價，雖然從長遠來說，他們也能從參 加到現代世界中獲得利益。 公民社會的原則不僅是一個平等原則。它也為公民社會的內部治理和它與政治制 度的統合創造正常的基礎。公民社會的發展，民主的加強以及公民與國家機關的進 一步認同--所有這一切要求遏止近年來的巨大變化發動起來的一盤散沙傾向，儘管 這些巨大變化本身必然的，最終是有益的。□(原摘Journal of Democracy一九九六 年一月號。作者為波蘭斯提凡·巴特裡基金會主席和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資深研 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