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馬建

 
(巴黎)高行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陸的文化禁錮剛有點鬆動，在北京，此一處，彼一
處，官方管制的文藝界之外，一個個青年人朋友間的文藝小圈子開始發出自己的聲
音。他們大都是文革期間去農村勞動過回城的青年，有的也已考上了大學，為生計
和前途奔波之外，也在做自己的創作。馬建和他的朋友譚甫成、石濤等等，也自成
一夥。我比他們年長十多歲，可也下鄉改造過五年，在鄉下也偷偷寫作，大抵是這
緣故，同他們也都談得來。我在東總布胡同的那間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好些圈子的
朋友們都來，談創作，看他們的手稿，或是喝酒，只是不便喧嘩，諸如大聲放音樂
，或是跳舞。有一天，譚甫成和石濤來，帶了一篇小說稿《吉爾特走向世界》，寫
的是一匹馬的感受，後來在剛創刊的一個小刊物《醜小鴨》上發表了，這可說是當
時大陸最早幾篇現代主義作品之一。沒多少人看到，也沒有造成多大影響，也就沒
惹起風波。隨後，通過他們，我同馬建成了朋友。
  馬建當時是「無名畫會」的成員，他的油畫深為朋友們欣賞。我也時常去他在南
小街的小屋看畫，聽音樂，談文學。他那裡有個小院，同街坊不直接相連，有女孩
子們來的時候，自然可以放音樂跳舞。後來，聽說有一回，鄰居把警察叫來了。在
他那裡，我聽過他的詩，可並不知道他也在寫小說。
  直到八六年，我終於有了個兩間的套房，比較隔音，朋友們聚會在我這裡更為方
便。一天冬夜，馬建從西藏流浪回來不久，帶來了剛寫完的厚厚一疊一組小說稿。
我看完第一篇便興奮不已，想不到他小說竟寫得這樣成熟，認為無須再作改動。我
們喝酒談稿，通宵達旦，想設法找家重要的刊物，不加刪節，全部刊載才好。
  我首先想到劉心武，向他推薦，他剛接手《人民文學》，正想為當時一再被壓抑
批判的現代主義爭一個可發作品的園地。他居然毫不猶豫，才走馬上任，因為這主
編的位置上下班真有小汽車接送，他居然不在乎撤職查辦的風險，將一九八七年第
一、二期兩期合刊，全文發出了馬建的這一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且
立即成為一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賀敬之則勒令劉心武停職檢查，並下令
回收這期在印刷廠還未裝訂完的刊物。凡此種種，就不細說了。
  小說刊印其時馬建已移居香港，當然想不到也不知道北京的事態竟如此嚴重。也
幸虧他走得早，否則他恐怕也未必能贏得日後這些年自由寫作與發表的條件。這篇
小說被弄成是破壞民族關係當然無中生有，製造事端，肇事者想整治心武也由來已
久，也且不去說它。我給心武惹來這份麻煩卻久久令我不安。心武一手承擔了全部
責任，毫不推脫，因此也未涉及到我，令我感動。
  丟開大陸文藝界政治鬥爭的背景，就馬建的這篇作品而言，倒確實是篇現代主義
的力作，恰如更早譚甫成的幾個中篇等先鋒文學在大陸弄成了時髦，我寧可說這是
一篇好作品，且不管是什麼主義。
  如今現代主義也好，先鋒文學也好，或是後現代主義，在大陸都不再視為洪水猛
獸，固然是某種寬容，再說，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連金錢都一日變成上帝，這樣的
文學形式倘不觸到現實社會的痛處，只局限於文字的遊戲，語言的顛覆反倒變成了
一種無甚意義的遁詞，倒也無可無不可。而馬建的作品卻一直鋒芒畢露，對文學形
式的追求並不迴避人生存的困境。他冷眼觀照人的生存狀態，不嘩眾取巧，才使他
的作品總有份量。
  他雖然還年輕，卻已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社會，並且同樣經得起這所謂消費社會的
考驗，他來香港後的作品同樣不媚俗，連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思惑》、《拉麵
者》和《九條叉路》，一部比一部更有份量，日後再看，也不怕過時。
  文學如果不對人的生存環境，也包括人自身提出點挑戰的話，還要它做什麼？即
使這種挑戰既改變不了社會，也改變不了人自己，可多少是人之為人的一點驕傲。
我且不管馬建屬於什麼派別，就他的作品而言，我以為他有這份勇氣，也有這點驕
傲。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