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共」時代中國人格倫理的重建 蘇煒 文化的毀滅是從這裡開始的，專制的喪鐘也是從這裡敲響的。在一代人參與營造 的歷史斷裂處所開始的人倫重建，專制政治的基石，也正在一塊一塊地塌垮下來。 「民運」訊息透出的文化意義 當「民運」一詞，已經被時下輿論傳媒與「人士」本身添加進許多外在歧義之時 ，近期以來，幾則不起眼的關於大陸「民運人士」的報道，卻在悄悄地顯示出某種 不可低視的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獨特意義。 報載：著名大陸異議知識份子陳子明身患癌症，卻被中共當局在假釋之後無理收 監，在監獄得不到醫藥治療的同時，還被官方凍結了他與妻子王之虹的銀行存款。 為此，陳子明在九五年十月十三日開始，在監獄內進行絕食抗議。陳子明的妻子王 之虹為了聲援丈夫，也於十月十五在家中進行二十四小時絕食。在官方當局不予理 會的情況下，王之虹與陳子明的父親陳爾藏、吳永芳正式向北京公安局提出申請， 要求得到舉行公開遊行示威的許可。北京公安局在破例受理同時又拒絕了這一申請 後，十月二十二日，王之虹和陳子明的父母一起，攜帶陳子明的照片在北京某公園 向當局表示公開的抗議示威，要求准許陳子明保外就醫。王之虹隨即被公安人員逮 捕，在現場拍攝抗議活動的香港有線電視與美國CNN新聞記者也遭到拘留。陳子明的 母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們不批准我們遊行，因此我們在公園裡進行抗議行 動，我們只能這樣做了。我會用種種方法營救我的兒子。」(路透社北京九五、十、 二十二電) 與此同時，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在十月二十二日公佈了數位異議人 士及其家屬致江澤民的公開信，呼籲釋放大陸政治犯，實現社會寬容，改善中國大 陸的人權現狀。他們是：浙江王東海等十二人及其親屬；四川劉賢斌等九人及其親 屬；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劉念春的妻子儲海藍等。(見九五、十、二三美國《世界 日報》)魏京生隨即在九五年十二月被無理重判十四年徒刑之後，魏珊珊及魏的海內 外親人又為他四處奔走，呼籲國際上人道力量的關注和營救。 在此以前，更著名的例子，則是北京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蔣培坤夫婦，為了給 在「六四」血案中無辜喪生的兒子申冤，進而代表所有「六四」受難者家屬，向聯 合國人權會議提出公開申訴，並頂著巨大危險，查訪記錄「六四」慘劇中受難者名 單，參與救助「六四」受害者家屬。丁子霖編寫並在海外正式出版的《六四受難者 名冊》，成為記錄這一歷史慘案的最真實、最可靠的文獻。為此，丁、蔣夫婦受到 了官方當局一而再、再而三的騷擾、迫害。在北京「世婦會」期間的八月十八日， 丁、蔣夫婦被中共當局秘密關押在無錫張涇鎮，一個半月後獲釋，丁蔣夫婦無懼無 悔，在海外發表《幽禁記略》一文，矢言：「不管昨天、明天發生什麼，今天我當 繼續！」(見95年十一月七日《世界日報》) 周鋒鎖：共產黨幾十年間對中國人幹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莫過於此！ 以上報道的共同特徵是顯明的：在中共國家機器的巨大壓力之下，異議者的親屬 毫不畏懼，以親情抗爭，為親人請命，不惜為此付出個人前途以至人身安全的代價 。時代的巨人區別在這裡顯示出來了：在「親不親，階級分」的年代，「天大地大 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共產黨話語獨霸天下。在數十年間的 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人為了明哲保身、自求多福，最便利的一個方法，就是把自 己的親人「交出去」--曰：「一切交給黨安排」。由此，妻子揭發丈夫、兒女批鬥 父母、兄弟姐妹互相密告檢舉；更不必說，學生批判老師、朋友出賣朋友、晚輩欺 壓前輩等等，成為了那個「紅彤彤」年代的流風時俗，同時也成為蘇聯、東歐到越 南、北韓、古巴、柬埔寨等等共產國家「普適化」的「共產主義精神」的最重要的 表徵。 北京官方最新的、但願也是最後的一個宣傳典範，應該算是「六四」後的大追捕 浪潮之中，官方機器大肆宣傳的那個「北京學運領袖周豐鎖姐姐檢舉弟弟，親自帶 弟弟自首投案」的故事了。恰巧，筆者不久前在紐約遇到周豐鎖本人，他於半年前 辦理自費留學抵達美國。筆者特意向他詳詢了那個「姐姐出賣弟弟」的著名故事的 原由。周豐鎖氣憤地說：這是共產黨的慣用伎倆，完全是無恥的捏造！我當時藏在 西安北郊，我姐姐從東郊想來看我，很遠，向所在單位要車時不小心洩露了真實意 圖--她是一個不會說謊也沒有多少政治頭腦的人，結果秘密跟蹤的警察聞風而至， 帶上她開車過來把我逮住了。是他們拿我姐姐作為引誘我現身的人質，完後就大肆 宣傳，說是我姐姐檢舉揭發了我。這件事，給我姐姐不知造成了多大的壓力困擾。 不知情的親友罵她，單位的人孤立她，甚至全西安、全國各地都有人寫信來罵她。 她百口莫辯，情緒低落到了極點。我當時在監獄裡並不知道這一切，出來後我就對 我姐說：姐，只有我最知道真相，最有權利為你辯護。我姐姐的情緒才稍稍的寬解 下來。周豐鎖說：用虛假的「革命大義」離間骨肉親情，又用虛假的「大義滅親」 摧毀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共產黨幾十年間對中國人幹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莫 過於此！ 「老三屆」發出的人倫呼號 如果說，異議人士及其家屬的抗爭聲浪，在大陸新聞封鎖的情況下，在社會一般 公眾中難以激起反響漣漪的話，近期以來，以「老三屆」為代表的經歷過大陸文革 的一代人傳達出來的信息，卻已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了。 在前不久的「老三屆熱」中舉行的《共和國的兒女--「老三屆」》晚會上，著名 知青作家梁曉聲發表了一段致「老三屆」的寄語：「……在諸多責任感當中，我還 希望大家牢牢記住兩點，第一是孝敬我們的父母，第二是教育好我們的兒女。這是 我們能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做的最大的貢獻之一。當我們成為好兒子、好女兒、 好父親和好母親的時候，我們才感到，我們對於祖國，對於人民是無愧的了。」(見 《東方》雜誌九五年第二期) 筆者雖然對這種動輒仍以「祖國」、「人民」來籠罩「兒女」的話語方式略略感 到「不適」，但梁曉聲代表「老三屆」發出的這一心聲，其可圈可點之處正在於： 「五四」以降，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激進的反傳統、變倫常的「文化革命」中，其 登峰造極者，當以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革命及其十年文革為代表。而文革中成長的「 老三屆」一代人，恰恰充當的又是其中最激烈、最勇猛的角色。傳統的君臣、父子 、夫妻、兄妹、師生等等人倫關係的「徹底砸爛」，「老三屆」正是親身參與者、 見證人與受害人。筆者成年以後，長時期難以擺脫的一種深疚是：十五歲那年，為 了下鄉能到可領工資、吃商品糧的兵團而不是更為艱苦的插隊落戶，主動向軍宣隊 寫過父母親的檢舉揭發材料，並宣佈「與反動家庭劃清界線」。雖然父母多年來一 直都表示諒解，只有我自己知道：不能簡單以「時代使然」的理由加以輕輕開脫， 在「理想」的光環後面包裹著、誘發著的，其實是人性中最陰暗、最自私的一面。 可以說，梁曉聲代表「老三屆」所言，既是一種懺悔，亦是一種回歸。文化的毀滅 是從這裡開始的，專制的喪鐘也是從這裡敲響的--在一代人參與營造的歷史斷裂處 所開始的人倫重建，專制政治的基石，也正在一塊一塊地塌垮下來。 「山溝溝裡的馬列主義」把政治化的道德推向了極致 幾十年來的官方意識形態，喜歡用「歷史必然性」來解釋共產革命在現代中國發 生、發展的因果過程，並以此作為「打江山、坐江山」，「永保紅色江山萬萬年」 的合法性依據。這裡暫且撇開那種「歷史決定論」的謬處不言，歸根結底，共產黨 革命，實際上是靠兩件事情完成的：在文化心理上摧毀傳統文化的中心價值；在社 會結構上摧毀傳統社會的基本組織。所謂「槍桿子」和「筆桿子」的交替使用，在 某種意義上都可以在這一點上最終歸結起來：全然顛覆維繫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經 緯--以仁人、親親為核心的宗法人倫關係。 如果把儒學視為傳統中國文化的精神主流，一部《倫語》，則可以「仁」字一言 以蔽之。孔子說：「孝為仁之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仁也，親親 為大。」(《中庸》孟子在《孟子·離婁》則如此詮釋「仁義」：「仁者，親親也， 義者，敬長也。」千百年來的孔門儒學，孜孜以求的正是這一種以仁孝為核心的理 想人格。由「仁孝」出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社會結構由此建立起來，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的禮教秩序也由此建立起來。 「五四」的激烈反傳統，「打倒孔家店」，正是建立在魯迅所言的「禮教吃人」之 上的--傳統禮教已經成為一種束縛人性、束縛社會發展的惰性力量。但「吃人」的 不是「仁孝」本身，而是「仁孝」的政治化。所謂「三綱五常」，正是將政治化的 道德轉化為統治者的權力意志，並將這種罩上道德光環的權力意志無限擴大化。可 以說，政治化的「仁孝」過程，也是就扼殺「仁孝」基本精神的過程。可惜，「五 四」的反傳統變質太早，新文化運動還來不及從傳統資源裡奠基，生長出新的文化 基質及其價值系統，就同樣被迅速地政治化了。新的入通主中原的價值系統--毛式 的「山溝溝裡的馬列主義」，宣佈完全與傳統價值「徹底決裂」，卻把傳統中充滿 惰性力量的道德化的政治與政治化的道德，推向了極致。道德、倫理完全抽離了人 性內涵，而成為純粹的政治工具。 孤立地看，所謂代表「共產主義理想」的「雷鋒精神」：「為人民服務」、「助 人為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等，是閃爍著人性光輝的。但是，它一旦和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聯繫在一起，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 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聯繫在一起，進而和「做黨的馴服工具」、「做革命機 器上的螺絲釘」、「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等等聯繫在一起，人性的光輝，旋即就轉 化為政治的猙獰黑暗。幾十年來，所有的血腥殘暴背後都站著一位崇高的「道德父 親」，所有的一黨私利背後都立著一位博大的「人民母親」，所有傷天害理的事情 都藉著它們的「光輝」而得以暢通無阻。在私有財產「國有化」的同時，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連同人的思想也都「國有化」了；在傳統社會的「家庭本位」向「一大二 公」的「單位本位」的過渡之中，親情、人倫的意義與需求也被徹底消解掉了。即 以筆者自己的故事為例，為了「吃商品糧」而以革命的名義出賣父母，今天說起來 當然聳然聽聞；但具體分析起來，在當時，在唾棄父母與生存自保之間，可以容納 的選擇空間是至為狹小的。一方面是「仁孝」的傳統道德早已蕩然無存，一方面是 高懸於頭頂的諸種「高於一切」的道德光環眩目誘人。追隨過去，便可能獲得「口 糧」、「職稱」、「黨籍」以至「模範」、「標兵」等等後面的一大堆利益；回轉 身來，在人身依附的「單位所有制」之下，家庭、父母可以為兒女提供的有形資源 已變得絕無僅有，僅有的親情維繫，便顯得脆弱不堪。以親情為依托的人倫道義、 人格倫理，是沒有多少力量與各種崇高化的私慾私念抗衡的。 正是在傳統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細胞--家庭，以及最核心的基本價值--以「仁 孝」為中心的人倫關係，被「黨啊親娘」與「單位組織就是我的家」所籠罩、所操 控、所取代、所熔化的一刻，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全面專政」確實獲得了「鐵 打江山」的真實涵義--「必然性」的大話，正是從這裡衍生出來的。 人性高於「黨性」，「親情」大於「國情」 「人倫」高於「主義」，「道統」大於「正統」 余英時先生十幾年前在一篇討論中國文化重建的文章中，曾借西方學者克拉孔(C lyde Kluckhohn)分析德國「威瑪憲法」的個案，檢討「五四」以來現代中國文化的 缺失，指出：「一個社會要想從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來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 。離開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新求變，其結果必然招致悲劇。德國一九一九年所頒行 的威瑪憲法便是顯例。這個憲法作為一個孤立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當精彩的，可謂 民主精神的充分體現。但由於它完全脫離了德國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來便一敗塗 地，最後竟導致希特勒的崛起，釀成大禍。」(見《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 史學與傳統》第167頁，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年) 以爭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為政治訴求的共產革命，卻演變為徹底剝奪人民民主 權利，視「人權」、「民主」、「自由」為洪水猛獸的獨裁極權統治--「中國革命 」在進入世紀末以後幾乎已脫盡了它的所有光環，其文化潛因，也可作如是觀。 那麼，能不能把「回到親情」等同於「仁孝」的復興，從而論定：回歸「仁孝」 即等於中國人格倫理的重建，乃至中國文化的重建呢？ 歷史的變革之路當然不可能是那樣簡單的等式；歷史的重寫與文化的重建，也並 非只是在作燒烤餅式的翻案文章。不能永遠只是停留在今人否定前人，今天否定昨 天，你「顛覆」過來我「顛覆」過去的低層次上，去建立權宜性的歷史共識。就這 一個意義上說，如果對「五四」的反思」，導引出來的結論即是把五四「顛倒的歷 史重新顛倒過來」(此乃毛澤東最愛使用的語言)，那我們的歷史智慧，並沒有超越 「五四」先人以及共產黨人的局限。同樣，對共產專制的批判，如果只是重複毛式 的「顛倒」觀，那麼，也就不過只是將一種話語霸權轉換為另一種霸權罷了，最善 意的譬喻頂多如同今天東歐俗諺裡說的「把煮成的魚湯再變成魚」那樣--那實際上 是萬難兌現也於事無補的。很難想像，在今天的「股民」與「追星族」中間，「大 款」與「大腕兒」中間，「王朔」們與「卡拉OK」們中間，重新提倡「三從四德」 、「父亡守喪三年」之類的「仁孝」倫理，會是怎樣一種「無厘頭」式的笑談。可 以說，隨著「民間社會」的出現(上述「們」，正是表徵)，不可遏止地擺脫了以往 人身依附式的「單位所有」，終於打破國家話語霸權的壟斷而掙出了個體自由的部 份空間。--告別「雷鋒叔叔」以後，中國大陸社會的人格倫理重建，究竟可以從哪 裡開始起步，從哪裡可以著力呢？ 同在上文中，余英時先生曾指出：「基於我們今天對文化的認識，中國文化重建 的問題事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與中心觀念在現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調 整與轉化的問題。這樣大的問題自然不是單憑文字語言便能完全解決的，生活的實 踐尤其重要。」(同見上注，第169頁)在當代思想史家中，余英時先生確實特具一種 洞燭機先的眼光與視界。竊以為，這「生活實踐」一語，就與今天林林總總「重建 」的書生空論分出了高下。從八十年代反傳統的「文化熱」走到今天的「國學熱」 (雖然同樣不無盲目)，將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視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基本資源，已 經成為今天中國一般知識人士的基本共識。但是我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生活實 踐」也是我們的資源--甚至是更大、更豐厚的資源。近百年來的歷史頓挫，近幾十 年來的血淚歷程，生活實踐給予兩、三代中國人最大的訓誡，已經從今天「民運人 士」及其親屬的抗爭，或是「老三屆」一代的人倫呼號中體現出來，那就是-- 人性高於「黨性」，「親情」大於「國情」；「人倫」高於「主義」，「道統」 大於「政統」。學術文化的獨立、發展高於政治需要，人道民主的保障大於維護政 權或者更迭政權的功利需求。 筆者以為，不獨「後共」時代中國的人格倫理重建可以從這裡開始，「中國文化 重建」的話題也可以作如是觀；甚至，包括面對今天劍拔弩張的兩岸關係，及其官 方當局的「統一高於一切」的叫囂，知識界人士的因應之道，也不能背棄「生活實 踐」早已昭告我們的上述血寫的教訓。 --一旦種種「黨國」高於一切的「歷史」終結，那個「必然性」的神話，也就自 動解構、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