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功績」


(泰國)乃木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禍國殃民，使他臭名昭著；但
像世間的一切事物一樣，「文革」也有正面的東西，值得我們肯定。這裡，我們也
用「二分法」，來檢視毛澤東在「文革」中對學生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算是對這位
能自行「清理門戶」的「頗具爭議」的老爺先生還點公道吧。
  毛澤東基於當時形勢(他在黨內的孤立地位)的需要，發動和利用學生運動(含學運
範疇的群眾運動。下同)斗倒劉鄧掌權派，十分得心應手。除了當時毛所處的正統地
位以及學生(群眾)對毛的個人崇拜(也就是「毛的魅力」)這些因素外，至少有兩個
現象值得我們注意：
  一、學生運動有深刻而廣泛的社會基礎(或曰「需要」)。我們這裡所指的學生運
動，不是毛在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衛兵」的「壯觀場面」，而是著重於各大中院校
(對校黨委、特別是工作組)、各省市地區的自發或半自發學生--群眾運動。捨去意
識形態爭端不說，中共統治集團與老百姓的矛盾十七年來已經發展到十分尖銳的地
步。運動之初，「中央文革」「砸爛舊黨委、鬥垮走資派」的「號令一聲出」，各
地的學生、群眾「紛紛走上歷史舞台」，各地的「黑黨委」、「走資派」各各應聲
落馬，「形勢一片大好」。
學生們鬥爭「走資當權派」什麼呢？是鬥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走資本主義
道路」嗎？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就以筆者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來剖視「文革」初期
的「學運」的性質吧！
  六六年夏天，廣東省汕頭市紅陽區(原同平區，今合併為昇平區)書記景玉振(四十
一軍系統轉業幹部，山東人)被揪鬥，從區大院內鬥到區外街道，從傍晚鬥到深夜，
圍觀群眾越聚越多，「主揪斗者」名義上是區「造反派」，實際進行「鬥爭者」是
廣州汕頭「點火」的大學生，但都沒有正式組織者與主持者。當然是「文鬥」，秩
序出奇地好。但鬥爭的材料卻十分翔實、充分。面對人們揭發的材料，這位平時作
威作福的景書記臉上一刷兒白，一刷兒紅。
  那些鬥爭的「材料」簡言之就是共產黨一直向我們敘述的「地主壓迫農民」的故
事，但當時那些可不是編造的。廣州來的學生其實大都是汕頭市到廣州就學的大學
生，而且就是從該區去的。他們的控訴材料內容主要是區內的人民、他們的親友、
家庭、甚至本人如何受到各級黨干直至景玉振書記的欺壓、迫害的事實，他們是受
害者的代言人，以至直接受害者。也有群眾發言，說到傷心處，聲淚俱下，聽者抽
泣、唏噓！最後(時已下半夜)，這位區委書記被大家「擁」到市委去見他的老上級
--當時的上司市委書記王財元及市長呂金湖。最後，雖然在官官相護(當時王、呂尚
未被「公開點名批鬥」)之下而不了了之，但這位「人民公僕」、「無產階級掌權人
」的畫皮已被剝下，原來是惡行纍纍的官老爺！
當時此類事情甚多。一位「老一輩的民主人士」說：「世界上還沒有見過一個國家
的人民，對他們的『父母官』有如此普遍與強烈的仇恨，說鬥就鬥，不用搜集組織
，材料一說一大籮筐！」
  由於中共的體制，由於共產黨的本質(以及黨官的素質)，它(中共統治集團)與人
民的矛盾是必然的、不可調和的；越下層這種矛盾越尖銳(不怕官只怕管)。毛江集
團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放手讓學生去幹，利用學生來摧毀劉鄧周朱實力派的黨政基
礎。記得當時「中央文革」向「革命群眾」「推薦」十多首「革命歌曲」，全是三
、四十年代爭取民主、追求自由的流行歌曲，據說這是「中央文革」內的「民主派
」(關鋒、王力、戚本禹、林傑)搞的，是否「打著紅旗反紅旗」？耐人尋味。當時
還流傳著「毛主席的第二份大字報」，內容大抵是體現「哥達綱領」的精神的。一
個「黑五類」子弟滿懷希望說：「毛主席如果真正領導我們進行第二次革命，我會
真心實意擁護他，並踴躍參加，甚至為他的主張去犧牲生命。」相信當時在天安門
廣場歡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衛兵，也不乏有如此想法者。總之，「文革」初期的
學生(紅衛兵)運動是一個在特定環境下，(受控制的)民主力量向中共專制體制一次
「合法的」、不成熟的挑戰，雖然失敗了，但仍有承先啟後的功績，值得肯定。闡
明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自「八九民運」發生至今六年多來，就一直有人把這場以學
生為主導的民主運動說成紅衛兵式的鬧事(動亂)。記得當年在「政府與學生」的一
次對話中，當學生代表問及北京領導人有多少財產時，陳希同(時為市長)就肘了坐
在他身旁的李錫銘(時為市委第一書記)說：「老實交代吧！」大有諷刺學生代表的
質問是「紅衛兵枉斗走資派」的氣味，以此來醜化學運，還自己「清白」。(今天事
實如何？！)
  二、「文革」學運的成績不容抹殺與低估。這個成績(成就)就是為學生問政--學
生探討政治的行動和組織的合法性奠定了不容否定的基礎。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自
鎮反、反胡風、反右派等運動以後，有關「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的指控談虎色變，
示威遊行的自由名存實亡，有誰敢「上街鬧事」，肯定「沒有好下場」！「文革」
一來，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翻轉，毛澤東(通過《人民日報》)提出：「鎮壓學生運
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這下可好了，學生們理直氣壯走上街頭，名正言順地組織
各種「毛澤東思想學習組」(或紅衛兵「戰鬥隊、小組」)著名的大鳴、大放、大辯
論、大字報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在那時得到充分肯定並於稍或時間寫進憲法
的。上述的形形式式的組織有些就發展、演變成後來的民主組織後其雛形，探討中
國的前途與民主化。名噪一時的廣州「李一哲(小組)大字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而更多是成了北京民主牆大字報及各種(半)地下刊物的編輯、出版班子。時至今
日，中共儘管對國內一切「非政府組織」封殺，但卻不敢(不能)宣佈這些組織為「
反革命組織」。而「四大自由」則一直到七九年才被鄧小平取消，但在其存在的十
三年間(六六--七九年)，卻至少已經發揮了正式傳媒所沒有能夠發揮的部分作用。
(即在輿論監督與探討民主的某些方面)。
  中共靠學生運動起家，四十年代它所領導的學生運動曾「穩、準、狠」地打擊了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深知學生運動「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厲害之處。由於它
的反人民本質無所遁形，所以它對學生運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文革」前十七
年，它基本制止、清除了學生運動，「平安無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頭子
毛澤東，卻寫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鎮壓學生的「革命行動」是「資產階
級白色恐怖」，大喊「學生運動好得很」，終於「種下禍根」，才有波瀾壯闊的「
八九民運」。由於鄧小平之流的對學生運動具有先天加後天的恐懼與仇恨，才有「
六四屠殺」。豈也命哉！
今天，海外一些鼓吹自由民主的「有識之士」，卻也多方詆毀、指責學生運動，說
什麼不理智、過激，甚至別有用心。街頭政治誠然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可以隨便
運用的手段，但是，面對一個沒有公民社會--輿論監督、壓力團體、多黨競爭的專
制獨裁的「國家機器」，除非你願意乖乖地做順民，如果你要與之抗爭，除了學生
運動，能有什麼更「理想」的手段呢？
  須知，所謂學生運動，並不是「學生群盲運動」，而是「學生精英運動」，一般
是由學生、教師(教授)的先知先覺者領導與積極參加的，他們正是最能代表時代的
先進潮流。也許有人因為「五四運動」引出一個「共產主義」來而心有餘悸，但那
是「世紀的謬誤」，決不是學生運動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