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中派的聯盟 ——紀念「六四」事件七週年 (北京) 周舵 一旦出現不穩定性，那麼必然改變現狀的意見就會在人群中蔓延。 然而人們該朝 著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常有待於解決。新的方向總是由少數人決定的。 …… 即使微小的環境變化也可能造成整個系統狀態的劇烈變化，但許多政治家還沒有 看到這種可能性。 ——哈肯：《協同學》 在某個分叉附近漲落或隨機因素將起著重要作用；而在分叉與分叉之間，決定論 的方面將處於支配地位。 ——普利高津：《從混沌到有序》 量子力學的創立，打破了決定論的神話。 偶然性登堂入室，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 色。馬克思從未聽說過量子力學，很自然地，他那一派人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混 亂敘述早已變得不值一談——包括所謂的「歷史唯物論」在內。 歷史是人類創造的，但人類只能通過有限的可能性空間範圍內所做的選擇來創造 歷史。「創造」即變革；而大的變革只能在不穩定狀態有足夠積累之後的「分叉點 」上發生。 今天的中國正是處在分叉點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惱人老問題 又成為今天中國人關注焦點的原因所在。 中國正站在大變革的門檻上，這句話意味著：首先，中國的社會大變革已經並不 遙遠(也許僅在三、五年之間)；其次，變革的路徑只有有限的幾條；第三，哪一種 變革的可能性將成為現實，取決於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取決於各 派社會政治力量的互動與消長。 簡括地說，中國目前以及未來的幾種主要社會政治力量(指政治上積極的，有明確 的政治意圖並準備採取行動的幾派人)大致上如下： (1)中左派。這是體制內的民主派，其政治主張是社會民主主義，其社會基礎是工 、農等勞工階級、低收入階層和左派知識分子，其政策更強調平等和政府干預，更 多地維護低收入階層的利益。「六四」前的胡—趙系實際上是這一立場，只不過， 由於最高決策權被操在鄧小平等第一代革命元老們手中，胡—趙系不可能公開明確 地打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六四」後這一派或被清洗，或隱沒了，各派都向老 鄧靠攏，(5)逐成為黨內主流派。 (2)中右派。這是體制外溫和派和反對派，其政治主張為自由主義——多數是新自 由主義即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少數主張英美式古典自由主義，反對 政府干預，強調個人自由和保護少數；其社會基礎是中產階級、有產者、知識分子 等中上收入階層。王軍濤、陳子明的「首都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人士為這一派的突 出代表。 (3)極左派。這是體制內保守派，其「保守」的內涵與西方的保守主義恰好相反， 是毛澤東浪漫、激進的民粹化的列寧斯大林主義；其社會基礎為鄧時代的改革中得 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損的一部分中共老幹部及其部分子女，國企工人，深受毛澤東思 想影響的五十年代知識分子等。其主要代表如陳雲、鄧力群。中共十四大後，這一 派已式微，但如果鄧的改革路線受挫或發生大的社會動盪，這派仍有極大的可能迅 速崛起。 (4)極右派。這是體制外的激進反對派，其政治主張很混雜，但在主張(至少是不 反對)以暴力推翻中共現政權、走法國式大眾民主及「休克」療法式的市場化改革之 路線方面則是大體一致的；其社會基礎是那些對中共現政權有深仇大恨的社會成員 ，以及一部分浪漫氣質的理想主義者和烏托邦民主主義者；其主要代表如海外的中 國自民黨，如國內的袁紅冰。 (5)鄧派。鄧作為執掌最高權力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實際上是居於(1)(2)之上 ，操縱著二者之間的平衡，視需要而在(1)(2)之間擺動。「六四」後，這一派成為 體制內主流派；這是一種無立場的立場、無主張的主張，是種被鄧的一句「不爭論 」「發展是硬道理」暫時維繫著的過渡形態，其維繫力量主要是政治強人鄧的權威 和鐵腕，以及「六四」後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這種無旗幟、無綱領、無系統理論 、無前瞻性設計的局面是不可能長久維持的，一旦鄧撒手人寰，這一派勢必分化： 少部分人可能走向(2)(3)(4)，大部分將分化為兩派，即(1)，社會民主主義；和系 統化、理論化後的(5)即所謂「新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或「東亞模式」。非 常可能，鄧過世後的一段內(5)仍將保持體制內主流地位，但時日稍長，在體制內、 社會上和國際社會的多種變革壓力下，這一派不能不繼續演變——良性的，是走向 (1)；惡性的，則演變為當年的德、日模式，對內實行軍事法西斯統治，對外侵略擴 張，在極端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旗號下，將中華民族引上一條大災難之路。 自九三年三月迄今的一系列文章和講演中，我提出未來中國的四種基本選擇—— 倒退、不變、漸變和急變，實際上即對應於本文附圖中的(3)、(5)、(1)+(2)和(4) (見九三年三月哈佛大學講演和九五年一月的「漸進民主倡議書」)。我主張漸變、 漸進民主{(1)+(2)}，即，在體制內，要使(1)成為主流；體制外，使(2)成為主流； 進而，(1)、(2)之間要達成某種協商、對話、溝通乃至默契，實際上意味著(1)和( 2)遵循公認的多黨制議會民主的政治遊戲規則，公正和平地競爭多數選票，或上台 執政，或在野監督。要使「漸進民主」這條路能走通，就必須逐步促成這種「中派 的聯盟」或說「穩健派的聯盟」。我深信，這是中國未來的最優選擇，同時也是執 政黨中共的最優選擇，其代價最小，其成果最穩定可靠。 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七年了。七年或許是一段必要的時間，使我們 得以深入地思考和冷靜地講理。當人們還陷於悲痛和義憤的激情之中時，客觀冷靜 的持平之論反倒成為難以接受的冷酷心腸。「米涅瓦的貓頭鷹要待夜幕降臨時才會 起飛」；現在是徹底澄清某些誤解的時候了。 由於我參與了劉曉波發起的四人絕食，所以許多人誤以為我是站在立場(4)上的， 因為，曉波在「六四」前是以激進主義和走極端著稱的。實際上，我不但不是(4)， 我甚至不是(2)，而是(6)，在(1)、(2)之間斡旋、調停，試圖通過(2)影響激進的學 生走上理性、穩健的道路。只是在戒嚴前夕，我才走到(2)上去了。 在整個「六四」事件期間(一九八九年四月中下旬至「六四」凌晨)，我的作為實 際上分為三個階段： (一)四月中旬至五月十三日，主動介入。 學潮興起，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是希望借學生衝擊保守勢力，改變當時 的政治力量對比，以恢復改革勢頭。這是基於當時知識界的普遍看法：自八八年北 戴河會議以來，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受挫，保守勢力步步進逼。在八九年三月份 統戰部六局的座談會上，我就曾坦率直言，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根子在八七年倒 胡的「反自由化」。是「反自由化」反出一個自由化，使一大批知識分子對改革失 望從而日益激進、反鄧。 憂，是擔心學運搞過頭，重演八七年那一幕，再把趙搞下台。因此，我從四月中 旬開始，通過我原在北大的同事與學生和年青教師頻繁接觸，反覆強調：1，把矛頭 對準黨內保守勢力，與黨內改革派結盟，因為畢竟，迄今為止推動中國進步的主要 力量仍然是黨內改革派；2，無論對鄧有多少不滿，一定不要把鄧推到對立面去。然 而不出所料，學生們根本不理這一套，理由是：「我們是獨立的政治力量，我們不 關心上層的權力鬥爭，我們不願意被他們利用」。 我只好另謀他策。那就是利用我《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約記者 的身份，動員新聞界投入，走出單一的學運模式，把學運擴展成全社會的，理性、 穩健有分寸的民主運動。於是，參與組織了「五·四」新聞界大遊行和後來的一千 多名新聞界人士的簽名上書。 (二)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八日，受命斡旋。 「五·四」大遊行後，我看到激進情緒在黨內強硬派的刺激下不斷高漲，深感回 天乏術，便決心不再介入，回四通公司規規矩矩上班。 不料，五月十三日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把我緊急找去，從此在政治漩渦中愈 攪愈深。五月十三日晚閻明復與學生領袖的座談，是我受閻委託一手組織的，王軍 濤、劉曉波、閔琦等人都是我自作主張請去的，令閻相當意外——特別是劉曉波的 出席，我當時就察覺到，使閻相當尷尬，因為曉波是當時官方任何一派絕不接受的 危險人物。軍濤、子明的研究所五月初本已決定不介入學潮，自此開始全面捲入； 而曉波的立場也從此與我們日益接近。 五月十三日的座談毫無結果，五月十六日閻明復去廣場發表講話(那也是我負責組 織指揮的)也以失敗告終。十八日，趙稱病被奪權，斡旋失敗，鴿派下台。 (三)五月十八日至「六四」，走進反對派陣營。 五月十八日晚，我們一批參與斡旋的知識分子最後一次在統戰部開會商討對策。 我說很明顯，趙已不能視事，強硬派掌握了主導權，不久勢將對學生下手。斡旋失 敗，我們必須重新定位。兩個選擇：要麼，退而旁觀，這對我們自己最有利，秋後 算帳也算不到我們頭上；要麼，乾脆一屁股坐到學生一邊去，與學生同命運。我說 ，我個人是要作第二個選擇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這種危機時刻不能丟下學生不 管；儘管我們並不贊成他們的幼稚做法。在場的人都同意，甚至事先在一張白紙上 簽下名字，委託我回去起草一份聲明。從此，我才站到學生一邊，並捲入「首都各 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一系列活動，包括起草「告人民書」即後來的《人民日報 》號外，參加最後的四人絕食，以及提議並組織「六四」凌晨的和平撤離。 坦率說，參加四人絕食是被曉波逼上場的。我曾反覆告誡曉波充分考慮可能引起 的社會後果(自己的後果不必考慮，一定倒霉)，他說，他做事從來不考慮什麼社會 效果，他只對他自己做的事負責。這是曉波過去的一貫立場，是我與他的許多重大 分歧之一。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能成為好朋友。五月二十六日晚，曉波已不耐煩， 逼我給他一個明確答覆。考慮到他已聲明「哪怕你們都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干」， 我歷來自稱生平最看重「仗義」二字，他把我當作最好的朋友，我在這種關鍵時刻 不能後退；考慮到我參加反倒使局面有可能比較能控制，防止曉波一時衝動走極端 ；考慮到可以借此建立知識分子的威信和感召力，或許有可能尋機撤出廣場——我 同意參加絕食。條件是：絕食一定得是真的，連含糖飲料、牛奶、水果都不能進食 飲用；寫一篇能系統表達我們政見和絕食目的的宣言，呼籲和解、對話、理性，並 且一定要對學生的激進、幼稚非理性作坦率而善意的批評。為確定基調，我提出了 兩個基本口號(「沒有敵人」和「人人有責」)，並陳述了我認為必須表達的基本內 容。軍濤本來是反對絕食的，聽我講述了我們擬議中的宣言內容特別是兩個基本口 日後，他才改變了態度；後來，大家又商定了一個「接力式絕食」，三天為一期， 堅持到六月二十五號開人大會議，目的是借此聚合一批有號召力的知識分子，把廣 場的領導權從柴玲等激進學生手重接過來，以避免大規模的衝突和流血。 萬萬沒有料到，政府就在我們開始絕食的第二天傍晚動手了，而且竟是那樣一種 血腥殘暴的場面！為避免更大犧牲，我提議撤離，並建議侯德健與我一起找部隊談 判，在廣場馬上就要大流血的時刻，我們四人默契配合，竟然奇跡般地動員和組織 撤離成功。儘管數年來罵聲不絕於耳，「投降逃跑」，「見好就上，見壞就收」， 不一而足，甚至說我是什麼「廣場撤退總指揮」，我捫心自問，卻至今不悔。 不僅不悔，我深信在中國未來的變局中，仍然需要有一批知識分子在(1)、(2)之 間發揮溝通、聯絡作用，以促成中派的大聯盟，這對於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在我 看來，今天中國最需要的，也許並不是那種動輒流血拚命的高調式的「革命英雄主 義」，而是理性、穩健、負責任，不惜遭人誤解、忍辱負重式的低調英雄主義。 順便，我還是要為柴玲等激進學生作一點辯護——儘管我非常不贊成他們的許多 做法和說法。 客觀公正地說，「六四」的大流血，主要原因就是由於溫和派、穩健派在體制內 外都沒能佔據上風，反而如同中國百於年來一以貫之的激進主義政治邏輯所導致的 那樣，體制內外都是極端派、強硬派佔據主流。這種格局必定是大衝突、大流血。 但是，這種惡性互動格局的形成，主要責任在政府方面。「四月二十六」社論的文 革式語言，表明中共在第一代元老的支配下，無法放棄馬列主義的衝突論社會學說 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你死我活政治哲學，總是把技術性問題政治化，把現 代社會中本來是很平常、很局部的社會不同意見和衝突人為升格為你死我活、不可 調和的所謂「階級鬥爭」，所謂「顛覆和反顛覆的鬥爭」，從而逼迫學生一步步走 上以死相拼的絕路。應當承認，惡性互動是政府中強硬派啟動的，學生們是被逼迫 作出敵意的回應。學生運動從來都是激進的、浪漫的幼稚的，作為二十歲上下的青 年人，他們不能不是這樣，也有權利這樣。要求青年學生也像成年人一樣成熟老練 、穩健持中，這個社會將喪失許多活力、創意、朝氣和光彩。重要的是，政府和社 會應當正確對待他們，即不苛責又不嬌縱，因勢利導、揚其優抑其劣。柴玲等人也 不必背上太沉重的包袱，應當有勇氣正視自己，認真認識到自己不但不是什麼「神 女」，甚至還不夠一個研究生普通應有的成熟水準，只不過是個作了蠢事的幼稚女 孩子罷了。這很正常，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堅持不認錯，堅持要呆在被人錯誤捧上 去的高處不肯下來。 願我們以史為鏡，以知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