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造反」毛體制 ——關於文革「怪圈」的幾點省思 陳奎德 緊繃的體制 一九四九年起，特別是五七年以後，到文革發動，中國政治處於黑暗沉悶時期。 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一整套壓抑性的制度，一個「新等級制」的金字塔網絡， 通過不間斷的意識形態灌輸，透過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建立起 來了。 這一制度，基本上是仿照列寧斯大林式的「黨--國」模式而立的。黨利用從上到 下的蜘蛛網式的組織結構，取代了傳統的民間社會，經過單位制、公社制、戶口制 和檔案制，空前嚴密地監控了幾億中國人。這個龐大的網絡體制的關鍵樞紐，就是 各地區各單位的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由於全國實質上是處於一個(國有)僱主之下 的「大工廠」，沒有選擇僱主的可能。因此，「不服從者不得食」，人們「無所逃 遁於天地之間」。鑒於此，各單位上下之間的權力關係，帶有某種絕對的性質。各 級領導成為中國普通百姓頭上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作威作福，頤指氣使，享有 不容置疑、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勢。這樣，通過十來年的積累，在底層百姓中特別是 各類出身不好的「賤民」中，埋藏了程度不等的對各級領導的怨氣，體系蘊含有某 種基本的內在緊張。 這就是文革中人們辯論的焦點之一：「十七年體制」。 文革前一、二年，上述氣氛更加濃烈。以「深入貫徹階級路線」為標誌、「家庭 出身歧視」的泛化到全社會，政治迫害業已呈現制度化特徵。 文革的早期，即所謂「老紅衛兵」或「聯動」時期，也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和「破四舊」時期，不過是把上述國家恐怖主義赤裸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極之點而已 。那是一個極其血腥的時期，是十七年體制順理成章的發展和極化。 但是，以1966年10月《紅旗》雜誌發表第十三期社論為標誌，所謂「反對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的鬥爭轟然而起。在毛澤東的意旨下，文革出現了新的方向----實質 上是質疑和挑戰前十七年體制的方向。這是文革與中共過去歷次運動的最大不同點 。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新方向？這是至今仍然聚訟紛紜的疑點。 雙面之君---毛澤東 確實，就文革而論，毛的面孔並不是單一的。在不同時段，不同場合，毛呈現出 不同的面孔，它是雙重甚至是多重的。通觀文革全過程中毛的言行，有理由認為， 毛的意圖的確具有某種複雜性。事實上，旁觀者對毛的感受也呈現了複雜性。 王紹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認為，權力鬥爭不足以解釋毛的動機，他認為毛打垮 劉少奇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筆者並不以為毛能很輕易搞掉劉，畢竟，毛的公開的崇 高地位同黨內高層的知情程度及其運作機制是並不能完全劃等號的。 但是我仍同意，毛的動機絕不僅僅是清除幾個政治對手而已。從毛的言行看，無 論是對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對自己的智力和德行，毛的自我期許是極高極高 的。 毛在晚年曾批評中共大官僚們：「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 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 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類似的話，毛還講過多 次。 聯繫到毛的文革舉措，它的容易預期的翻天覆地的社會振蕩後果，可以合理地假 定，發動文革的動機，除了權力鬥爭的邏輯對毛的要求外，毛還欲給自己增加道義 上的份量。就是說，在翦除其政治對手這一現實的目標之外，他還欲賦予自己以崇 高的道義形象。毛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更高的不可能實現的野心：既要作為一個國家 體系的最高統治者，同時又要作為受該體系壓制的下層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 兼二任，既是民粹主義者又是極權主義者。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角色。 而毛確實是以這種「首創者」的角色自命的。毛的這種近乎瘋狂的自我期許，如果 不聯繫到他的巨大輝煌的事功，是不可能理解的。毛以一個農家子而橫掃天下，取 得神器，其前半生的驚人成功使其飄飄然，無限地膨脹了他的自我估價。他所謂「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正是其「無所不能」心理的寫照。而成為「世界歷 史上第一人」的幻覺目標在這種心態下是順理成章的。我以為，這是理解毛在文革 中一系列矛盾怪誕行為的鑰匙。 如此，誕生了一種怪異的文革式「反權威」邏輯： 以一個最高的權威為憑借並在 其支持與庇護下的反(次等)權威的運動。然而這一最高權威並非上帝，他有自身的 利益和七情六慾，無法抗拒插手人間事務並裁決是非的誘惑。因此，難免隨勢遷移 ，變幻無常。鑒於此，文革式「反權威」者們的命運並非自身所能決定，而是一開 始就被注定了的，即「政治犧牲品」的宿命角色。而就毛氏「反權威」而言，它內 含先天的邏輯悖論：即，一個體制的主要締造者和象徵符號起而號召反對該體制。 由於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矯偽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貫徹到底。 讓我們極其簡單地掃瞄一下毛在文革中起伏不定的基本行止。 從一開始起，在他鼓動學生「炮打司令部」「反對資反路線」，明顯地要全面摧 毀原十七年的官僚體制的同時，他又預留一手，把軍隊排除在運動之外，親自製止 「反軍亂軍，毀我長城」的造反，精心地欲維持原十七年體制的最主要支柱---軍隊 ； 從他在六六年怒斥劉鄧工作組「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聲 稱「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到後來的六八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隊、 軍宣隊派駐進校，使群眾運動嘎然而止，並於之後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 三反」運動，使類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恐怖時代重新降臨。(事實上， 六八年八月之後，毛已在致力於恢復體制，而這期間被納入新體制的極少數作點綴 的「造反派」，如王洪文等，已完全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的「官」，成為新體制的 主流[左派]。因此，這之後中共上層左翼和右翼之爭，與反資反路線時造反派與當 權派的鬥爭的性質已完全不同)； 從他極為借重並與各地造反派紅衛兵和中央文革筆桿子王關戚等聯手反官僚，到 後來，又把王關戚們打入冷宮並把「小將們」放逐農村； 從他怒斥陳毅譚震林等老軍頭們為維護原體制而發起的「二月逆流」，到後來不 得不親赴陳毅的靈堂弔唁哭喪，把「二月逆流」的老將們再次扶上高位； 從他把林彪抬到嚇人的高度並寫進憲法，到後來為安撫老軍頭和高幹而戲劇性地 搞垮林彪； 從他打倒原體制的重鎮劉鄧，後來又重新起用鄧小平；然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 時，又再次批鄧並罷黜鄧小平。............ 所有毛的這些來來回回，反反覆覆，都源於那種「體制的主要締造者和象徵符號 號召反對該體制」所固有的非自然性、矯偽性和不徹底性。 上述根本矛盾也就是毛被他自身點起的一把火弄得左右支拙，在文革中起起伏伏 ，艱難地玩弄平衡的內在原因。 其實，毛那個自命不凡的頭腦恐怕一直就沒有想清楚的是，他批判大官們享有的 「比資本家還厲害」的特權，反求諸己，他自己的特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毛自 己正是「最大的官」。沒有跡象表明他對此曾有過哪怕是絲毫的自我反省，更別說 自行放棄這些特權了。而且，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那些「官」們，他本人如何 可能當上「最大的官」？沒有這個體制，他什麼都不是，不過湖南一教員而已。全 部問題在於，他既要保有體制所賦予自己的最大利益，又要享有體制的受壓者的衷 心擁戴。這是在做一道注定無解的習題，從較長期的觀點看，「熊掌與魚，二者不 可得兼也」。 就思想內涵而言，毛的那一套簡陋的烏托邦，其想像力從未超出「延安精神」、 「桃花源」、「井田制」、「五斗米教」乃至老子的「小國寡民」和孔子「大同書 」的範圍，而且漫無系統。但是由於他享有的巨大權力，這一粗糙的理想居然影響 了幾億人長達十年的生活，並造成無數生命財產的毀滅和社會價值系統的崩潰。這 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誠然，毛不是沒有自己的創造的。他的創造在於，文革的運作方式在一段時期內 使他與列寧創造的黨控制社會的運作方式有了重大區別。列寧式主要依賴組織的網 絡逐層逐層地下達並控制各級社會，毛則是沒有中間環節從最高層通過廣播報紙文 件直接下達基層，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即是說，列寧主要靠組織，毛文革主要靠 宣傳。列寧方式有很大的強制性，毛方式則有很大的煽動性，並且，在一段短暫時 期內，賦予了下層民眾以解放感。 但是，文革後期(1968年夏天之後)，毛向列寧方式的復歸，表明他的新方式無法 長期操縱控制社會，無法建立起一個持久的新秩序。離開過去長期培植起來的得心 應手的黨組織網絡，他無法穩定新體制和新秩序。最後，不得不向他過去建立的舊 秩序投降。 他的被看做是臨終遺言的話談到其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一是打贏內戰建立中共 政權，二是發動文革。前者是確立體制，後者某種意義上正是搞垮該體制。他認為 前者受到(黨內)擁護，後者則(黨內)擁護者甚少。這表明，他耿耿於懷一直縈繞和 困惑其晚年心靈的，正是這兩項相互矛盾的遺產。他無法二者兼顧。文革期間，毛 一直在他的這兩項遺產中搖擺、平衡，一直到他的去世前，上述難解的心結仍在折 磨和困擾他。 毛的一系列操作平衡權術的過程，雖然使他能永遠保持最高的地位，而免於被任 何一個政治派系所挾持，所取代，但也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實質上，這一過程消耗 掉了他過去積累起來的龐大的政治資源，磨損並消費掉了左右兩翼的忠誠情結，黯 淡了他曾經擁有的理想主義神聖光圈，揭開了他及中共所建立的道德價值系統的虛 偽性，損傷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信譽，促成了整個社會的政治幻滅。上述那些派 別由於反反覆覆的被利用然後又被拋棄，由於毛玩弄權術過於明顯，長此以往，甚 至引起了雙方的共同怨恨。 另外，任何「反權威」的思潮(毛啟動的也不例外)，本有其自身的尋求其終點的 內在動力。一旦把「反體制」的造反狂潮放開閘門，儘管施加了諸多限制甚至殘酷 的鎮壓，但潮流仍將流向自己的邏輯終點：最終走向反「最高權威」。 事實上，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其邏輯後果。這正是始作俑者毛的初衷的反面。 從上述幾方面看，他的「一身而兼二任」的狂想嘗試都悲慘地失敗了。 「政治模擬實驗室」 文革，對於中共統治集團而言，猶如一列大體沿著斯大林式軌道行駛的列車突然 被拋出了軌，產生了存亡繼絕的重大危機。這就迫使它重新調整，尋找方向。在此 痛苦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過去(十七年體制)的謬誤，同時，也發現了若用極端的 毀壞秩序的方式將導致的更大災難。於是，被迫接受唯一可行的改革方向：開啟門 戶，準備進入過去曾詛咒的世界主流秩序。這恐怕是文革帶給中共的基本「遺產」 。 然而，作為負面遺產，文革的經歷，也給中共統治集團遺留了烙印很深的「文革 情結」，即對自發的民眾運動的極端敏感、恐懼和仇視。這也就埋下了日後不可能 用妥協的方式處理類似情勢的種子。鄧小平稱1989年的學生運動為文革造反的再現 ，就是其「文革情結」悲劇性的展現。 就文革對整個社會的具體「遺產」而論，已經有不少人作了分析，如，解除了中 共各級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的魔咒；由於因果報應的普遍性所引起的文革式「 政治迫害」的無人豁免，導致廢除其基礎---階級鬥爭為國策的理論；並進而導致淡 化身份等級制、平反「賤民」---五類分子；「文件政治」式的「中央人治」取代了 文革前的「層層人治」；「法治」和「人權」觀念在民間萌生；官方意識形態在青 年中破產；一代人的啟蒙；......等等。筆者認為上述分析大體上仍是有效的，茲 不贅述。 本文只概略補充較少被人注意的文革作為「政治模擬實驗室」的功能。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文革，是作為一次「微型的」「擬真的」政治過程的預 演。其中的政治參與者，鑒於「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於國門關閉，新聞封鎖 ，長期接受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實歷史的知識，不懂得基本的 政治運作常識，因此，開初的政治操作極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圖的揣摩者跟隨者 和宣傳機器的應聲蟲。 但是，據筆者的仔細觀察，在文革中，由於基本生存本能的驅使，由於對十七年 來自身社會地位和利益的準確直覺，在實際的各組織和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角逐中， 在極其險惡的情勢下，人們對政治領悟極快，進展神速。無論是在組織、宣傳，還 是在情報、外交等方面，把一種「模擬政治」變成了「政治實驗室」，馬基雅維裡 式的諸種政治技巧在其中自發地出現。他們通過「陽奉陰違」，對毛指示的「各取 所需」和「各自解釋」，開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變成了「真 實政治」。很多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謀略，開始出現在派別鬥爭中，逐漸玩起 了複雜的政治遊戲。 短短幾年的政治成長歷程，某種意義濃縮了千年政治智慧的發展。文革在這個意 義上培養了中國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和大量的政治觀察家和評論家。這樣的 一批人已經或正在進入中國的各級權力階梯，他們的文革經驗對其政治行為和理念 顯然有不可低估的影響，清醒地意識到這一參數，對分析中國的未來路向也許是不 無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