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主義，還是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 ——《告別革命》評論 顧昕 這本以對話錄為體裁的書，基本上記錄了李澤厚自一九九二年流亡之後的一些政 治和歷史見解，但它並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 首先，這本書的基本出發點並不是探究一個學術問題，而是旨在表達一種意識形 態立場，即「反對革命」。具體而言，這本書的主旨是對近現代中國強調革命、貶 低改良的歷史文化現象，進行重新評價，為改良(改革)翻案。同時，生產這種「翻 案」性質的「歷史學話語」的目的之一，就像中國歷史上(例如最近的文化大革命中 )的種種「翻案史學」一樣，是為當下鄧小平改革的合法性和歷史合理性，提供理論 上的論證，同時也暗含了對當代中國海內外的民主運動的反對。 第二，由於上述主旨，這本書極少對近現代中國歷史上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進行經 驗的討論，而主要是對「革命」進行價值判斷。事實上，在當今的國際學術界，「 革命」可以說是最熱門的研究課題之一，無論是經驗性的、還是規範性的研究。但 是，在對革命進行價值判斷(亦即進行規範性的討論)時，這本書的作者自外於國際 學術界，對革命有關的研究置之不理。這種現象如果發生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的中 國倒不奇怪，但是令人不解的，現在是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而且本書的兩位作者均 在國外。現在，在中國大陸，有不少中青年知識份子對這種對於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置之不理的學風加以痛斥，提倡學術規範化，同國際接軌。從規範化的角度來看， 李澤厚、劉再復這本書的學術水平極低。 第三，不能說對話體裁有礙高質量的學術寫作。但是，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卻 是以北京人「侃大山」的方式在討論問題。不僅論題漫無邊際，而且前言不搭後語 的現象時有發生。例如，劉再復在正文第六頁上批判西方社會壓抑人的個性，使人 成為廣告和技術的奴隸；而在第九頁上他又說「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國家的發 展建立在充分發揮個人潛力的基礎上而且獲得了成功的國家。」人們不禁會問：一 個人的個性受到壓抑的地方，其潛力又如何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此外，作者在少 有的幾處文獻引用時也不嚴謹，例如在第289頁上，劉再復在談到「天人合一」的概 念時說它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陰陽義》：「以人類合天，天人合一」。實際 上，此處原文應該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第四，這本書中有不少地方是自吹自擂，例如劉再復在該書的序中援引甘陽的話 吹捧李澤厚比哈貝馬斯還了不起，而且強調甘陽說此話是認真的。在另外的地方， 該書又對大陸另外一些文人進行攻擊。這類攻擊恐怕只有對大陸知識份子界的各種 意氣之爭有切身瞭解的人，才會覺得有趣。 既然本書的學術價值很低，那麼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從學術的角度對此書進行深入 的評論。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即從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來討論一下李澤厚 「反對革命」的看法。筆者認為，李澤厚雖然作為世界級的思想家還不夠格，但是 他卻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且，「反對革命」的看法在一九九零年代 的文化中國世界中，是一個頗為時興的看法。在中國大陸，所謂「新保守主義」(中 國特色的「保守主義」)盛行。相當一批中青年經濟學家們熱衷於證明中國式的「漸 進主義改革路線」優越於發生在東歐和俄國的民主化道路。在海外，不僅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革命受到貶抑，就連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也開始受到各種非議。清王朝末期 所進行的立憲運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也在一九九零 年代初發表文章，嚴厲檢討了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激進化的傾向。總之，主張漸進 主義蔚為風氣。那麼，李澤厚「反對革命」的看法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呢？是在什 麼思想框架中產生的？或者，他對於政治和歷史的看法，同他在一九八零年代發展 的所謂「主體性實踐哲學」是否有思想上的關聯？這些觀念史上的問題，還是值得 討論的。 就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筆者已經在拙著《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中國知 識份子》(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中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之後，筆 者又撰寫了題為「Subjectivity, Modernity and Chinese Hegelian Marxism」(主 體性、現代性與中國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的英文論文(發表在近期的Philosophy E ast and West上)，進一步討論了李澤厚的哲學觀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盧卡契式 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其宗旨是為中國現代性的確立建立一個哲學基礎。在這個話 語中，處於中心位置的是一個整體主義式的「審美——實踐主體性」概念，它同時 包含人類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又包含人類客觀的物質生產、政治制度、歷史發展 等等。在這個「審美——實踐主體性」中，感性與理性、人與自然、社會與歷史、 知識與道德、物質生產與精神生活等等，都完整地統一在一起。這個大統一儼然取 代了黑格爾體系中的「絕對理念」，以及盧卡契思想中的「總體性」(totality)。 它具有濃厚的目的論的特色，整個人類歷史在李澤厚眼裡被看成是最終走向這一人 類目的的「歷史積澱」過程。在這個黑格爾——盧卡契式馬克思主義框架中，康德 作為第一個全面提升了人類主體性的思想大師而受到李澤厚的高度重視。但是二元 主義者康德在他眼裡又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黑格爾和馬克思；這就是說，康德的主體 性思想必須要由黑格爾的歷史意識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補充、修正。在中國 傳統文化中，李澤厚也發現了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審美——實踐主體性」思想， 即古老的「天人合一」觀念。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於對審美主體性的 高揚，只要對這些精華進行馬克思主義式(不言而喻，這當然是李澤厚自己的馬克思 主義，而不是中國官方正統、教條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的改造 ，就可以為中國現代性的文化建構提供思想原料。筆者稱李澤厚的這種傳統觀為「 審美新傳統主義」。 對以上的概括，除了一些細節外，很多論者都表贊同。但是，很多海外的華裔學 者往往願意認為，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出於政治考慮，一旦他們 脫離了沒有言論自由的政治環境，他們就會轉而信奉自由主義。那麼，一九九二年 李澤厚流亡海外之後，其思想是否有很深刻的改變呢？對這一點，台灣學者黃克武 ，基於對本文所評論之書以及李澤厚開始流亡生活後在海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和 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良，不要革命』」(發表在《中國時報週刊》美洲版， 一九九二年)的解讀，持審慎的肯定結論。黃克武認為，李澤厚自一九九二年以來， 已經開始擺脫他以前的一些黑格爾主義式思想框架，接受自由民主思想；但是，這 一過程是緩慢的、不徹底的。黃克武解讀李澤厚的概念框架是一個所謂「轉化」輿 「調適」之兩分法(dichotomy)，由美國漢學家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教授最先 提出。依照這一框架，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及其政治思想傳統(可能全世界的政治思 想傳統)被大體劃分為兩個類型：即轉化型和調適型。轉化型的知識分子主張以一套 高速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世界，以達到「拔本塞原」的目的；而調適型知識分子則 傾向於認為現實主義，主張小規模的局部調整或階段性的漸進革命，反對不切實際 的全面變革。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屬調適型的，而歐洲大陸政治 傳統，即從廬梭到黑格爾再到馬克思的政治思想，則屬於轉化型的。前者是改良主 義的，而後者崇尚革命。 一九九四年黃克武運用這一分析框架對梁啟超前後期的思想變化進行了研究，認 為梁啟超在一九零三年前後經歷了一個從擁抱革命到告別革命的心路歷程。(參見其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九四年二月)在一篇即將發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題為「論李 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的文章，黃克武斷定李澤厚 正在經歷與梁啟超類似的思想轉變，即從轉化型思想轉向調適型，也就是說從黑格 爾式馬克思主義傳統轉向密爾式自由主義傳統(Millsianism)。他從李澤厚的新作( 尤其是《告別革命》)中發現了一些「新動向」來證明他的觀察。最重要的證據就是 李澤厚明確地反對革命，頌揚改良(改革)。李澤厚反對階級鬥爭，主張自由、民主 、多元論，認同民間社會，讚揚鄧小平的以及他所繼承的中國的「使用理性」的傳 統。所有這些言論似乎都證明李澤厚在放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式的轉化型革命傳統 。 黃克武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海外知識分子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知識分 子的思想狀況，缺乏深入的瞭解，於是會產生不少一廂情願式的看法。依照筆者的 觀察，黃克武的結論值得商榷。問題的關鍵是，黃克武的分析框架過於僵硬，不足 以讓我們理解思想世界的複雜性。轉化型和調適型這種區分，表徵英國和法國政治 思想傳統的區別是勉強可以的，但是卻不足以表徵德國思想傳統的複雜性。事實上 ，就我們所關心的德國唯心主義思想傳統而言，所謂轉化型和調適型思想傳統中的 一些要素可能同時存在於一種思想體系之中。黑格爾主義就是如此。黑格爾主義包 含了歷史目的論、烏托邦主義、精英主義、樂觀主義認識論等成份、這些顯然屬於 黃克武等所說的轉化型思想類型。但是由於其辯證法，黑格爾主義同時包含革命性 和保守性兩個特徵。從歷史上看，黑格爾的思想在其身後朝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 黑格爾主義右派，另一個是黑格爾主義左派。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後一種思想 發展中得以孕育。黑格爾本人，尤其是晚年，似乎也很少有革命的熱情，乃至Herz en曾經嘲笑黑格爾不敢到政治的海洋中去搏擊，而只是在美學的內湖中游水(大意) 。 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有反對激進革命而主張改良的分支，即通常所謂的「 修正主義」，或稱「社會民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其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E ·Bernstein)。雖然，修正主義式和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有很大不同，但是以某種 方式把兩者捏合(不是有機的結合)，也是有可能的。我們在下面時敘述李澤厚式的 捏合。簡言之，改良主義、漸進主義、反對革命的立場，並不同堅守黑格爾主義式 馬克思主義有什麼矛盾。漸進主義同轉化型思想並非不相容。黃克武等似乎忽略了 某種漸進主義式的轉化型思想之存在的可能性，這樣他在李澤厚新著中看到了接近 英美式自由主義傳統的一些東西，實際上在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中照樣可以存在。 首先，我們談李澤厚對經濟的看法。在李澤厚的「審美——實踐主體性」概念中 ，重要的一個層面就是作為人類的物質生產，這被李澤厚視為「實踐」的基礎方面 ，雖然他自己的哲學著作更多地喜歡討論哲學、美學等等意識形態問題。這樣，他 贊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把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經濟主義的解釋，視為「吃 飯哲學」，同時認為修正主義者在這方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告別革命》， 第15、18頁)。由於李澤厚簡單地把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差別理解為前者以政治為本， 後者以經濟為本，所以他依照他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對毛澤東，贊 揚鄧小平(《告別革命》，第二章)。 像許多深受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知識份子一樣，李澤厚對現代經濟的 運作和經濟學幾乎是一竅不通。依照辯證法中抓住主要矛盾的思路，他想當然地認 為，只要抓住經濟這個根本，國家就能長治久安。而從蘇聯、東歐到毛澤東的中國 ，其根本問題，就是所謂只抓政治，不抓經濟。在他看來，搞計劃經濟、國營經濟 ，就是抓政治，而搞市場經濟就是抓經濟。只抓政治，不抓經濟，顯然違背了馬克 思主義經濟主義的原理，李澤厚當然會反對。李澤厚還把這樣的指控用在袁世凱身 上，指責袁世凱「根本無意於建設，只一心想當皇帝」(第70頁)。 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樣的看法顯然是簡單化。事實上，恐怕沒有人 相信蘇聯、東歐的領導人和毛澤東不想抓經濟。問題在於，他們當時都認為，以市 場經濟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並不是有效率的經濟制度，而計劃經濟則會更 有效率。同時，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不僅能帶來更高的效率，而且還能帶來更大的 平等。可以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看法並不顯得荒謬。世界上有許多傑 出的頭腦贊同這樣的看法。甚至到了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徹底崩潰，在中國也已 經面目全非的今天，依然有不少人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制度要比當前任何一種資本主 義國家(包括福利資本主義國家)中現存的經濟制度更為有效率，更重社會公平，因 此更為可取。但是，李澤厚卻像大多數事後諸葛亮一樣，認識到市場對於經濟的重 要性，於是他進一步把抓經濟同重視市場等同起來(斷定袁世凱主觀上不關心中國的 建設，至少無法獲得歷史史料的支持。實際上，沒有一個皇帝，哪怕是昏君，不希 望他的王朝國泰民安。)。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李澤厚對市場的運作有真正的、哪怕是膚淺的瞭解。他反對 「完全的競爭」，提出「以市場經濟為主，以計劃經濟為輔」，「多種所有制形式 共生」等等(《告別革命》，第113，43頁)這種大空話同已經過時的、必須在舊書店 中才能看到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看法一模一樣，同陳雲派的說 法也處於同樣的思維框架之中。事實上，中國大陸大多數中青年經濟學家，包括所 謂「體制內的經濟智囊們」，幾乎完全完全拋棄了這種中國馬克思主義式的經濟學 思維。 我們前面提到，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也包含經濟的層面。但是，由於他 對經濟學不在行，於是他只能用極為空洞的「辯證法」把修正主義者的經濟主義觀 點同他自己運用黑格爾主義的方式對美學、哲學和文化的討論捏合在一起。如果說 他在後一方面的某些見解還有一些意思(但也矛盾百出)的話，那麼他在前一方面的 討論可以說大多是陳詞濫調。 第二，關於歷史必然性的看法。李澤厚在其一九八零年代的著作中就有不少表面 上反對「歷史必然性」的說法。在其近作中，這類說法似乎更多。他更多地談論個 人和偶然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反對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五階段論，並且批評 金觀濤、劉青峰的《開放中的變遷》一書強調「深層歷史結構」對歷史事件的決定 性作用。(《告別革命》，第36—39頁)這些言論被黃克武視為李澤厚力圖擺脫黑格 爾式的歷史決定論，而走向自由主義的證據。但是令黃克武不解的是，李澤厚對顯 然具有歷史決定論色彩的「歷史積澱論」深信不移，而且李澤厚也一再宣稱歷史必 然性是存在的。著名美籍華裔教授鄒讜先生也在香港《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六年二 月號)上撰文，讚揚李澤厚和劉再復關於歷史偶然性的看法，並比附於當今政治科學 中的理性選擇理論，但是鄒讜先生對他們兩人對歷史必然性的重視卻不加一詞。 實際上，如果瞭解黑格爾式的辯證法，李澤厚上述的言論一點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這樣的辯證法論調在大陸中學的教育就有了。在 這種教育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強調不同的方面，但是沒有人徹底否定歷史必 然性的存在。一般而言，必然的一面被認為是具有根本性的，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 補充，但是過於強調必然性一面就會被一些「思想解放」的人士抨擊為「教條主義 」。李澤厚有關看法，完全是在這種辯證法式的反對教條主義的框架中自然產生的 。他自己就說，「偶然」與「必然」是歷史學的中心範疇，云云。(《告別革命》， 第38頁)。換言之，李澤厚對歷史必然性的「抨擊」，完全是在黑格爾主義式馬克思 主義內部的一種見解，同西方自由主義者(例如卡爾·波普爾、伊賽亞·伯林等等) 反對「歷史必然性」的哲學基礎是完全不一樣。因此，在這方面，筆者完全看不出 李澤厚有向所謂自由主義調適型思想傳統轉變的跡象。 第三，關於歷史的目標和實現歷史目標之方法的看法。黃克武承認，在歷史的目 標上，李澤厚還有某種烏托邦主義的成份。事實上，李澤厚對這一目標從來沒有給 出全面系統的闡述，但是他對審美——實踐主體這一概念的描述，基本上可以視為 對其目標的具體解釋。簡言之，這是一個真、善、美統一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境 界，是沒有人的異化的境界。像很多黑格爾主義者一樣，他認為達到這一最終的目 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因此在當今的「世界上沒有理想國」。西方社會也 「處在種種嚴重的異化狀態中」(《告別革命》，第6—7頁)。但是，這一目標畢竟 是存在的，而且李澤厚顯然認為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主體性實踐哲學」為人類走 向這一目標提供了哲學指南。 李澤厚不僅確定了人類走向的目標，而且還就社會政治層面，指出了達致這一理 想社會四個程序性目標：即「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 。李澤厚特別指出，這四者是大致的四個邏輯程序，也是大致的時間(歷史)順序。 」(《告別革命》，第24頁)有不少人(例如郭羅基先生)反對這四個程序，提出各種 別的方案。他們的批評，至多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因為他們都是歷史必然性觀念的 堅定信奉者。 從這些言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澤厚的漸進主義根本沒有絲毫脫離黃克武 、墨子刻所說的「轉化型」思維方式。李澤厚不僅告訴了我們「轉化」的目標，還 告訴了我們「轉化」的具體步驟。他對人類的理性，或者說對於他自己的理性，有 著海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令人遺憾的是，李澤厚在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方 面的素養太差，否則他說不定會寫出一本類似黑格爾《法哲學》(或譯《權利國家哲 學》)的書來。在其新作中，李澤厚沒有說清楚上述四個程序為什麼是「邏輯程序」 ，為什麼應該是「歷史順序」(在這一點上，鄒讜先生在其文章中對李澤厚和劉再復 進行了中肯的批評，但是令人遺憾，鄒先生沒有看出他們的這一看法的歷史哲學基 礎。)。 最後，關於英國式經驗哲學和自由主義問題。李澤厚在他的書中，包括這本《告 別革命》，經常表示他自己重視英國的經驗哲學，重視海耶克、波普爾的思想。他 甚至說，「少來海德格爾，多來點波普爾」。(第53頁)這一點似乎可以被用來證明 他有從轉化型向調適型轉向的趨勢。但是，可以說，李澤厚對這些思想的重視僅僅 停留在口頭上。他對海耶克、波普爾等人的瞭解，停留在口號層次。李澤厚從來也 沒有就他所理解的英國經驗哲學(李澤厚對這個詞的用法含混不清，不知道它究竟指 誰的哲學；一般用法是指休謨、洛克、貝克萊的哲學思想，但是李澤厚對這三個人 一向是特別不以為然的)、海耶克思想、波普爾思想等等給出哪怕是粗略的說明。但 是，一旦在他們那裡發現什麼符合其胃口的東西，李澤厚馬上能把他們裝進其黑格 爾式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之中。這一點不令人奇怪，記得有人曾經嘲笑說，在黑格爾 體系中，手套可以變成兔子。那麼往黑格爾的筐子中裝東西總比變兔子更容易。這 樣，李澤厚新著中有較多關於「自由」、「民主」、「民間社會」、「個人獨立人 格」等的議論，也就不奇怪了。其實，現在人們在談論「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 」)時必談黑格爾。 事實上，李澤厚的基本思想同自由主義可以說是格格不入。最值得重視的是，李 澤厚對於英美自由主義(從密爾到海耶克和波普爾再到伊賽亞·伯林)中最重要的一 個睿識，即思想的可錯性(fallibility)，也就是墨子刻教授所說的「悲觀主義認識 論」，缺乏深刻的瞭解。這一點，黃克武認為是李澤厚思想中的矛盾之處。此外， 李澤厚經常口頭上贊成多元主義，但是他卻明顯持伊賽亞·伯林所反對的「價值一 元論」，認為所有美好的東西終究會融為一體，而且就在他自己建築的「審美—— 實踐主體性」之最高境界中。如果我們瞭解到李澤厚思想的黑格爾主義特性，對黑 格爾主義有更多的瞭解，並不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已經開始接受英國式的自由主義， 那麼這些表面的矛盾，根本就不構成矛盾。 以上討論，全部針對的是我們用什麼樣的思路(approach)來瞭解李澤厚關於歷史 、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言論，並沒有涉及對李澤厚「反對革命」之看法的評價問題 。關於這個評價問題，筆者只簡單涉及一下。首先，李澤厚的看法並不稀奇。筆者 在一九九零年出國學習之前，就在數次大陸知識份子的沙龍中聽到「反對革命」的 口號。當時，大家似乎對羅馬尼亞式的革命有所不滿，對一九八九年學生的激進主 義也不滿。筆者對這些不滿沒有什麼異議。現在，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甚至包括從 事民運的知識份子，主張改良，和平演變，而反對搞一場革命，一下子推翻中國共 產黨。高唱「反對革命」，主張「和平演變」，已經變成陳詞濫調了。真正的問題 是，如何從多種多樣的角度來推進中國的制度變遷。 第二，李澤厚關於革命的看法，就像許多喊「反對革命」之口號的其他知識份子 一樣，十分簡單。隨便舉例，我不清楚他們對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是否也不滿。 在他們看來，「革命」似乎必定意味著激烈的社會動盪、乃至血流成河。作為規範 性(normative)的討論，許多「反對革命」的人連一個「革命的類型學」都沒有給出 。李澤厚也是如此。 第三，我們盡可以貶低辛亥革命，讚揚戊戌變法(改良)，而且我們也可以同意再 來一次辛亥革命式(以及共產主義式)的革命對於中國現代化是有害而無益。可是， 我們到此為止，大肆高喊「要改良，不要革命」，也仍然是於事無補。這種口號式 的高見並不能告訴我們戊戌變法為什麼會失敗，為什麼中國近現代史上種種改良都 遭受挫折，為什麼中國知識份子不喜歡各種溫和的主張，而去擁抱黑格爾和馬克思 。如果我們不對歷史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而僅僅是熱衷於進行重新評價、翻案， 那麼我們的見解永遠停留在口號的層次上。 李澤厚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史曾經提出一個有名的「啟蒙壓倒救亡」的說法。既 然他反對革命，他為什麼不對五四啟蒙運動中激進主義勃興、革命熱情高漲的思想 原因進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呢？難道這些現象僅僅是由救亡這一外在政治原因造成的 嗎？難道同五四知識份子選擇性地接受西方的革命激進主義思潮沒有關係嗎？難道 這些選擇性的接受同中國傳統觀念(不見得是孔子思想，還包括各種中國非正統思想 )的影響沒有關係嗎？順便問一問，五四運動已經過去快八十年了，現在的中國似乎 沒有日本人要割讓青島的救亡問題了，但為什麼中國人還是不大情願接受西方所謂 調適型的思想傳統呢？ 一本書的價值在於回答真正的問題，而不是高喊空洞的口號。在這個意義上，《 告別革命》並不是一本有價值的書。之所以要評論它，是因為出版這樣的書，在中 文世界中似乎是屢見不鮮，而且有時這種書的作者由於某些歷史性的、或地理性的 機緣還被不少人奉為「思想家」，從而使思想史的真實不能彰顯。□(李澤厚、劉再 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