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見證之中 ——兼答《文學的獨立與兼容》一文 貝嶺 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的直接誘因是因為閱讀了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幾篇論文。儘管我要回答的是刊自《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上趙 無眠對我個人的觀點乃至行為予以質疑的文章。無疑，這些質疑談論的是文學，或 者說，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中國的現存制度，但最終還是會還原到文學在今 日中國的境遇。故，即使我回答得看來很精彩，也必然會是充滿矛盾，並令人挑剔 的。更有可能的是，我的回答既不精彩，也不雄辯，它僅僅展現了無窮矛盾的空間 ，以使我們浸身於其中思考。為什麼呢？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在談論文 學，而非僅僅用文字來進行道德或政治的拷問。文學，在其豐富的內在深處必然會 觸及人的存在(政治只是它的一面)，但文學並不是對生存的簡單解答。文學是對存 在的無窮困境及狀態的個人性陳述，它有著啟發智的功能，儘管有時(特別是詩歌) ，以它本身的明澈展現純粹的一瞬。 作為一個從未具有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經驗的愛爾蘭人，希尼在他十年前的一篇 論文《翻譯的影響》中，以罕有的敏銳，談及了本世紀中前蘇聯及東歐極權主義制 度下的詩人道德上的堅持對他們的詩歌創作所產生的某種影響，以及這種激烈的詩 歌精神對主流的英語詩歌構成的啟示和挑戰。由於語言和文化的更大差異，這種啟 示和挑戰幾乎還未完整地發生在中國現代詩歌和英語詩歌的關係上，但中國詩人所 背負的生存背景，如果不是更為嚴酷，也至少不亞於前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極權制 度時期的狀況。故，希尼所闡述的觀點，幾乎可以轉用在中國的現狀上。 希尼寫道：「我要說的是，我們對現代俄羅斯詩歌的命運和幅度的認識毫無疑問 已經形成了一個法官席，以後的作品都要在這裡為自己辯護。……他們腳尖抵到那 條線上，不僅是詩歌的線上，而且是考驗勇氣的線上，站在那裡堅持你所寫的東西 意味著堅守你的陣地並承擔後果。對於這些詩人來說，寫作的基調就是一種直接的 基調，從而他們對那些安於受約束的、不明確的基調中的詩人構成了一種影子挑戰 ，後一類詩人的基調已變成人們在雜誌和新書，尤其是在美國習以為常讀到的大部 份詩歌的共同特點。 然而對這些英雄來說，由他們的行為構成的綜合形象所造成的影響力絕不遜於他 們在紙張上工作所產生的影響力。這個與現實相一致的形象是以詩人經歷危險時代 的考驗為特色的。所要求的並不是任何公開對抗的偉大舉動或屈服，而是某種自我 檢查、某種默契的虛假——在糟糕的情況下則是種族良心的泯滅。……正是這種少 數派後衛的拒絕，向多數派揭示了他們對多數派的墮落的鄙視……正是因為這些詩 人使這種揭示發揮了作用，才把他們自己送入了險境：人們永遠不喜歡有人提醒他 們道德上的怯懦。」 儘管按照後現代的文學理論，閱讀常常總是一種誤讀，或者說，閱讀就是誤讀。 我仍想試著解讀一下(或者說誤解一下)希尼的這段論述。 和前蘇聯的那些地下詩人一樣(它包括了曼傑施塔姆、古米耶夫、茨維塔耶娃、阿 赫瑪托娃、謝維裡亞寧以及剛剛過世的布羅茨基等)，在當代中國，繼承地下詩歌傳 統的詩人，特別是在今天仍舊把自己的寫作投射在地下文學(包括地下文學刊物的出 版、編輯，獨立的文學獎項、自由的文學聚會等等)中的詩人，「他們對另一類安於 受約束的、不明確的基調中的詩人構成了一種影子挑戰」，而充斥於國家控制的文 學刊物或上的詩歌(如朦朧詩、愛情詩、女性詩、邊塞詩第三代人的詩、新生代詩歌 等等)，看著他們的命名，就可想而知作為詩的曖昧與想像力的蒼白了。 我想指出這些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可以無須自省地獲得希尼稱之為少數派後衛(地 下詩人嗎？)的資格，也更不敢接受希尼出於遙遠的敬意而給予的「英雄」桂冠。但 我確實和希尼一樣深知，人們永遠不喜歡有人提醒他們道德上的怯懦。」當然，基 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這種怯懦有其自身的、甚至特定社會現實的合理性和可理解 之處，但怯懦畢竟是怯懦，不管人們把它置於何種時空下，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它 解釋成勇敢或勇氣。這兩個概念是不能偷換的。「怯懦」和「勇氣」這兩個詞，以 及由這兩個詞所衍生出來的所有含義及註釋，永遠是兩種呈現，它們分屬於事物的 兩極。儘管在我們的一生中，也許在生命的不同時刻，這兩個詞所代表的兩種狀態 或行為都曾出現過。 說得明確一點，中國大陸的地下文學從六十年代初始，它一直延續，並堅持到了 今天，形成了中國式極權制度下不同於主流文化的另一種文學傳統，它歷經摧殘和 懲罰，仍為後世留下了獨特而珍貴的文化遺產。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對那些「腳尖抵到那條線上，不僅是詩歌的線上，而且是 考驗勇氣的線上」的中國詩人和作家表達著我的敬意。並以作為其中的一員而自珍 。說得更明確一點，在我們這部份的文學歷史中，有著勇氣，遭受懲罰與不幸，甚 至付出生命代價的詩人和作家，有著一份並不孤單的名單：郭世英、遇羅克、食指 、朱育琳、陳建華、芒克、多多、黃翔、孟浪、王一梁、陳東東、劉漫流、啞默、 黑大春、默默、京不特、廖亦武、周倫佑、巴鐵、蕭開愚、劉曉波等。這些詩人和 另外一些雖然名聲很大、卻在可以看見的歷史中頗為曖昧的詩人同行構成了一種對 比。以至於我也忍不住去引用西默斯·希尼引用過的英國詩人埃·繆爾的詩《審問 》中的兩句：「我們已經支持不住了……可是審問仍在繼續進行下去。」 一、再談文學和作家在極權制度下的命運 正像我在接受亞衣採訪時強調的：我不使用「官方小說這一概念」。同樣，我也 盡可能不使用「官方文學」這種簡單化和全景式的概念。我寧可使用複雜的表述或 困惑於表達的難以準確。所以，和趙無眠的理解相反，我不接受由此導致的一種更 簡單的推論，「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的文學，就是官方文學等等。」 然而，對於在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及創作者的命運， 我必須予以更為清楚的澄清。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大部份作品無法在蘇聯公開 出版，他最為重要的兩部歷史小說《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是在西方發表和出 版的，在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的蘇聯從未獲得正式出版，他為此被蘇聯政府驅逐出 境，開除國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是被偷帶到法國和意 大利出版的，為此，他在蘇聯政府威脅要將他驅逐出境的情況下被迫違心地拒絕了 諾貝爾文學獎及對自己做了譴責。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十年，幾乎不再寫詩，主要從 事文學翻譯。而詩人茨維塔耶娃的經歷更為悲慘，她曾流寓巴黎及布拉格，在蘇聯 衛國戰爭時期帶著孩子返回彼得堡，並在斯大林政治大清洗的恐怖中自殺身亡。這 兩位詩人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他們身後才得以有限、部份地發表，並同時受到御用文 人在報刊上的批判與詆毀。 在這裡我寧願引用俄羅斯文學教授西德尼·卓納斯一九 九二年四月在「知識份子與中歐與東歐社會變革」研討會上的演說《俄羅斯文學與 流亡》中的幾段話：「葉賽寧與馬雅科夫斯基以自殺走進了最終的死的流亡，而別 的許多人，活下去的，進入了一種精神的內在流亡。他們的著作，如果有的話，也 是要克服了最大的困難，才得以出版，而那也將很快停止。 總體上說他們確實倖存下來了，尤其是在一九三零年代那鮮血淋淋的十年……然 而即使極權統治將俄羅斯的文學天才殺死大半，其中仍有一種暗暗的尊敬。「在俄 國他們嚴肅對待詩歌。」曼傑施塔姆對他的妻子說，「還有什麼地方為了它而把人 槍斃呢？」曼氏本人便是在斯大林的槍口下消失的。 「索爾仁尼琴只被允許再發表兩篇短篇小說。他的三卷本巨著《古拉格群島》成 了一切被禁的進口貨中最嚴禁的，被熱忱地到處搜查。」另一些無法在本國發表作 品的作家如昆德拉及布羅茨基等，他們的作品確實曾在中國大陸以「內部發行」， 「供內部參考」等形式出版。俄羅斯偉大的地下詩人布羅茨基的詩及作品可以以美 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身份出版，但是，這些作品中許多重要的章節幾乎都被刪 節過，並常常要在譯者序言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予以所謂的批判性分析。例如偉 大的俄裔美國小說家納博科夫的回憶錄《說吧，記憶》中「邪惡的列寧」一節被全 部刪掉，昆德拉的小說中明顯涉及共產主義制度的段落被刪節，捷克劇作家哈維爾 的全部作品及文章被禁止正式出版。但即便是內部發行，這些文學作品的出版仍舊 是十分難得與珍貴的，所以，我在亞衣的採訪中特別指出了鄧小平的「新政」使得 官方的出版有了相當程度的寬鬆。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有了出版自由。 二、關於《傾向》雜誌去年在北京前往國家新聞出版署的註冊申請 凡是願意正視中國文化體制的人都能看到，中國的極權主義體制在文化操作上具 有現代極權主義的傳統特徵，即對出版的國家壟斷、報刊的自我審查及黨的領導與 黨組織在出版社、報紙及刊物內的建立。 也正是為了爭取出版自由，我才代表《傾向》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北京向國家新 聞出版署要求予以註冊並在中國國內出版發行，大致的交涉情況如下：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傾向》文學人文雜誌主編貝嶺在北京以公民的身份代表 《傾向》雜誌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國家新聞出版署對外合作司國際業 務處處長魏紅、期刊管理司綜合處副處長戴齊鳴及另一位未披露姓名的高層官員在 國家新聞出版署大樓內先後出面接待了他，魏紅處長代表對外合作司聽取了貝嶺對 《傾向》雜誌的介紹，並且回答說，中國大陸不允許私人從事出版，也沒有在海外 創辦的刊物回國出版，並獲得許可的先例，她在聽取了貝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爭論、出版、集合、結社 、遊行、示威的自由。」的陳述之後，明確地告誡貝嶺，你在海外住得太久了，太 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不允許任何私人申請出版，所有的出版均要由國家 機構出面申請，並由國家機關確保出版物及刊物的國家隸屬性。隨後，貝嶺又前往 期刊管理司，再次瞭解並申請《傾向》在國內的註冊，戴齊鳴副處長及另一位高層 官員亦表示無法受理《傾向》的註冊申請，並強調他們從未受理過此類未持國家機 關證明的刊物註冊申請，國家新聞出版署也沒有專供申請方填寫的申請註冊表格。 當貝嶺表示希望國家早日制訂《出版法》，以便申請人依法申請並瞭解應有的申請 程序時，兩位官員均表示，基於中國國情，此《出版法》的制訂難以完成。他們特 別表示，只有隸屬或掛靠國家機構才能從事出版。在交涉無效，並彼此瞭解了各自 的立場後，貝嶺特別向國家新聞出版署贈送了已出版的各期《傾向》雜誌，他們在 翻閱了刊物之後再次表示，此刊物不是國家機構創辦的，也沒有隸屬的國家或黨的 機構，故在中國是不允許出版和發行的。 可按照趙無眠在文章中對此事的理解是，「貝嶺一方面力圖建立一套官方系統以 外的文學體系，一方面又力圖將這套文學體系納入官方系統以內，他居然把這項工 作稱之為『獨立的文學活動』」。我以為這是一種極其荒誕的推論和明顯荒謬的假 設。 我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代表不得已在海外出版的《傾向》雜誌前往國家新聞出 版署直接交涉並查詢，並非是一次輕鬆或不需要勇氣的舉動，當時監視並「隨行前 往」的六、七位國家安全便衣人員看到我進入國家新聞出版署門禁森嚴的大門，並 走入接待室時，我是作好了被禁止甚至被扣留的準備的。重要的是，我是在尋求或 爭取一份真正獨立的、由文學同人及志同道合者自行創辦的、不隸屬任何國家機關 、也沒有黨組織的刊物在中國境內出版發行的可能。也就是通過直接面對面和國家 權力機構的交涉，去爭取出版自由的可能，如同我當面向國家新聞出版署官員強調 的，中國應該允許個人，民間團體及不隸屬或掛靠任何國家機構的編輯同人從事文 化出版事業，所謂憲法保障的出版自由應在這一形式上得以體現。否則，出版自由 只是一句空話。而國家新聞出版署的官員們的回答也是簡單而清晰的，基於中國的 國情，目前尚無可能。一份刊物若想在國內註冊及出版發行，必須隸屬或掛靠在黨 和國家的機構之下，須由黨和國家機關出具證明及公函前來申請註冊，並在業務上 接受它的監督與領導。 正因為《傾向》不是此類的刊物，使得它雜誌在中國大陸經歷了創刊號在印刷廠 被封存沒收，刊物的編輯及作者被警方傳訊，恐嚇、騷擾及監視的命運。《傾向》 創辦人代表《傾向》公開、直接、鄭重地向國家最高出版機構要求在中國正式註冊 和出版發行，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上為爭取出版自由的勇敢、直接並最富 啟示的歷史性行為。它為後來者的類似努力積累了經驗、傳遞了勇氣、提供了參照 。因為獨立的、非官方的文學人文或思想性刊物，只有持續、不斷地進行這方面的 努力和嘗試，才能獲得出版與發行，獲得更廣泛的讀者，並在讀者市場上和黨和國 家控制的刊物或出版物抗衡和競爭。並為新聞自由、表達自由乃至自由選舉等社會 民主化進程創造條件。正像我曾經強調的那樣，《傾向》的讀者設定是在中國大陸 及更廣闊意義上的整個中文世界，假使不能最終回到中國去編輯出版和發行，這份 刊物是沒有未來的。這也是《傾向》從創刊那時起的目標設定。《傾向》不期望只 是文學流亡者或思想流亡者的作品發表園地，也不是為西方漢學界瞭解中國及推薦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辦的刊物，如今我們不得已在海外創辦這份刊物。恰恰是因為 中國大陸沒有出版自由，是為將來能回到中國去而積累經驗、形成風格，繼承地下 文學的傳統，聚集文學和人文思想的力量。 三、關於地下文學和民主牆時期的《今天》 我所確認的地下文學，來自於前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地下文學傳統，它 是極權制度下的寶貴文學遺產，它不是趙無眠定義的「文學青年的早期習作」，這 不屬於我所談論地下文學傳統。 趙無眠的文章中特別談到了民主牆時期的地下文學刊物《今天》，並認為「《今 天》的作者們被官方集體接納，或叫做被「招安」以後，這個地下刊物就完全喪失 了繼續存在的價值。」趙無眠觸及到了一個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中的重要問題，並給 予了結論。但趙無眠對那段歷史不夠瞭解，因為他不是置身其中者。作為這段歷史 的參加者，我應該介紹一下當時的事實，《今天》作為民主牆時期一份獨立的，由 文學同人創辦的文學刊物，它是在一九八零年四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五一年政務 院《期刊登記暫行辦法》和今年七月國家出版局根據國務院有關文件精神作出的規 定為由，聲稱《今天》未經註冊，不得出版發行，否則予以查封」為由勒令停刊的 。(見《今天》編輯部一九八零年十月致《今天》讀者書。見《傾向》文學人文雜誌 一九九四年總第三、四期合刊)。顯然，是刊物被禁止在前。顧城、舒婷、北島等《 今天》的一部份編輯及作者陸續加入官方作協，並在國家的文學刊物上大量發表作 品在後。但是，另一部份《今天》的作者及詩人並沒有被「官方接納」或「招安」 ，他們是芒克、多多、方含、食指、田曉青、趙南、嚴力、老鄂、英子、馬德升、 黑大春等人，他們構成了《今天》作者的多數，而不是「個別」。其中芒克不僅是 當時最主要的地下詩人，而且是《今天》的兩個重要創辦人之一，而多多則是當時 最有成就的地下詩人，食指是文化大革命中影響了一代地下詩人的詩歌先行者，方 含則是文革期間白洋澱詩群中的重要詩人。趙南是《今天》文學沙龍的主人(為此， 他曾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許多《今天》文學活動的參加者包括我本人常年受到國 家在就業上的歧視，警察的威脅及監視。他們不僅「由於思想出格」，主要還是因 為行為方式、美學觀念，文學語言及寫作方式的「出格」，使得他們幾乎在十多年 時間裡幾乎無法發表任何作品，喪失工作甚至居無定所，過著艱難的生活。他們的 境遇和被官方稱之為「朦朧詩人」而大名鼎鼎的另一些《今天》作者如北島、舒婷 、顧城確實有著巨大的差異。儘管他們對希尼稱之為「不明確的基調中的詩人構成 了一種影子挑戰」。但這種挑戰是以更不幸的生活為代價的。怎麼能僅僅因為這些 作家當時無名，就把他們輕易地抹掉呢？那是不是太勢利了。 我強調過自己是一個從未被國家(官方)承認的作家。我確實也在屬於「國家辦的 小學、中學及大學讀過書，在國家辦的報紙、社會科學院、大學作過記者、編輯、 教師。而且，只要我未公開宣佈放棄中國國籍，現在我仍然是這個國家的公民。這 算是『官』嗎？我以為仍是一個『民』，是國家裡的一個民。但我想澄清一點的是 ，我從未被公派或「官派」出國，我被邀請出國，是因為我在地下文學中的經歷， 和我當時的職業(任教的大學)毫無關係。我也從未獲得任何公費資助出國。 四、關於中國的專業作家制度 確如趙無眠所說，我對中國的專業作家制度深不以為然。因為這一制度供養著的 作家大部份作品平庸，甚至寫不出作品，他們的工資待遇、行政級別、住房規格是 按照國家幹部的級別給予的，甚至終身享受。這並不是我的本質。令我不齒的是， 當某些享受著此一特權的作家聲稱中國有著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時，他們真是失去 了羞恥和反省的能力。至於中國的專業作家制度裡有著眾多的專業詩人這一事實， 因為我不在其中，我確實是孤陋寡聞。趙無眠舉出了眾多地方上專業詩人的名字， 我想，他們確實寫了不少的文字，許多分行或不分行的句子，所以他們是作家，可 那些是詩嗎？那些叫末央、於沙、劉勇或石太瑞的作家能叫詩人嗎？這個「事實」 我不僅必須迴避，而且也不認可。 在詩的這個行業裡，有著嚴格的美學標準，詩人這一稱謂應該不是隨便封的，在 我列出的詩人中，有誰曾經做過國家的專業詩人呢？是芒克或黑大春做過國家的專 業詩人？還是孟浪或者陳東東做過上海作協的專業詩人？所以我說：「在國家的視 野中，這些詩人是不存在的。」國家或省市供養的專業詩人，大都是前詩人、偽詩 人、不是詩人的人。這就是我所認定的事實。 五、關於美國大學的駐校作家制度 就我所知，美國確有少數的大學邀請駐校作家或駐校詩人制度，這些年，確有極 少數來自中國或流寓海外的作家和詩人被邀請成為大學的駐校詩人或駐校作家，這 些大學包括愛荷華大學、布朗大學、密西根大學等。怎樣看待這一情形和現象，是 非常值得我們去探討的。趙無眠提出了這一問題，並有限地陳述了對此事實的看法 ，無疑是敏銳和及時的。我本人確曾在布朗大學做過二年半受薪的駐校作家。美國 還有國會圖書館確定和授予的年度國家桂冠詩人及每個州確定的州桂冠詩人。 美國大學的駐校詩人由校方、作為教授的著名作家和學校的文學創作專業經過特 別的推薦和嚴格的審核，根據被推薦者或申請人的文學成就來決定聘請，聘請時間 一般不超過一年，駐校作家應該為學校師生每學期至少舉辦一次自己作品的講座或 文學朗誦，而且必須參加文學創作專業的各項活動，並要為學生講課及回答創作上 的問題，閱讀並評價學生的作品。故，駐校作家既是一項榮譽、也是一份工作，只 是工作量比大學教授要少，以讓你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交流和聽課。學校提供 的駐校作家獎金不是白給的，而且不是終身，或長年的。這一制度和中國的專業作 家制度有著許多不同。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駐校作家為期只有三個月。 布朗大學英語系則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六四鎮壓之後在布朗大學校長的支持下特 別設立了自由寫作計劃，並同時接收了馬波(老鬼)、雪迪和我本人，我們三位的逗 留時間均比預期的要長，而我本人則是三位中最早離開布朗大學的。在布朗大學期 間，由於英文不好，我未能給學生上課，但其它的工作及義務我都承擔了，所以， 「洋人」的這筆錢不應該是白給的，但「洋人」的這筆錢確實有救濟、幫助、安定 中國作家在異域生活的成份。我迄今對於自己由於英文不好，無法給美國學生講授 中國現代詩歌深以為憾。是的，拿到這筆錢是一種幸運，因為大部份中國詩人和作 家未有這種幸運，故，我盡力向布朗大學推薦在中國受到國家警察迫害及騷擾的作 家進入自由寫作計劃，地下詩人孟浪就是在我的推薦和幫助下來到布朗大學的。然 而，異域生活的悲或喜，因為政治原因選擇了流亡的詩人、作家的感受確實是複雜 的。至於「拿洋人白給的錢本身」是否普遍存在，這是需要做個案研究的，我倒希 望趙無眠能研究一下。 六、關於異議作家的使命與天職 爭取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在中國的實現，是我和《傾向》目前必須擔當的使命。 《傾向》不會有「不被官方接納認可的困惑」，因為《傾向》從不企求沒有出版自 由和表達自由狀況下的這種接納和認可。 作為一份視野高遠的文學人文雜誌的創辦人和編輯，我的主要職責應該是發現和 出版好的、甚或偉大的文學和人文作品 作為一個自我期許甚高的寫作者，我有和趙無眠相同的認定，「最重要的和最艱 苦的文學活動仍是創作本身。沒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義便失去了根基。」努力寫 出好的、甚或偉大的作品，而不是濫制低劣的文學作品。這才是我的天職。 既置身其中，也在見證之中。不斷地審美和自省，並在你所經歷、並必得面對的 生存背景下，努力催生偉大的文學作品，這是一個異議詩人和作家，無可迴避的命 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