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交惡與漢藏對話 齊墨 中德蜜月時期 中共在歐洲最為密切的盟國是德國。德國不僅是中國大陸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 ，也是政治上的盟友。從一九九零年以來，德國對中國的貿易增長了一倍。根據去 年的統計，中國出口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依次為香港、日本、美國、韓國、德國、台 灣；中國進口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依次為日本、美國、台灣、韓國、香港、德國。去 年德國從中國進口的價值為五十七億美金，向中國出口的價值為八十億美金。最近 ，德國的統計認為，德國已經成為中國的第四大貿易國。但中國與德國的統計方法 並不一樣，比如，德國將中國經過香港到達德國的貨物，也算中國向德國出口的價 值。所以根據中國的統計，中國對德國的貿易逆差在去年為二十五美金左右。但德 國的統計結果相反，根據德方統計，德國在對中國的貿易中一直有逆差。 歐盟，特別是德國，成了中共在外交和外貿中對抗美國的一張王牌。每當中國與 美國的關係因為貿易衝突或政治、人權衝突出現困難時，中共就毫不猶豫地轉向歐 洲，將訂單給德國或法國的廠家。特別是前些年法國因為向台灣出售軍艦、英國因 為香港問題而與中共關係冷淡時，德國成了中共在歐洲的一個可靠的盟友。從八十 年代中期開始，中共外交部也調整了駐歐洲使館的職責，原先由駐法國大使擔任的 「西歐片」負責人的位置，改由駐德國的大使擔任。現在中共駐德國大使梅兆榮， 在五年前已經是副部長級的大使，不僅主管對德國的關係，也主管西歐的事務。 從德國政府對待西藏問題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中共與德國的密切關係。一九八 七年七月，德國總理科爾正式訪問西藏。他是西方第一位正式訪問西藏的政府首腦 。在此之前，雖然一些西方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也曾經訪問過西藏，但都是先在 中國的其他地區宣佈結束正式的官方訪問活動，然後以私人身份到達西藏。科爾的 西藏之行，受到人權組織和反對黨的批評，被認為是支持中共對西藏的佔領，為中 共的行為背書。但科爾為實現自己從童年時代起就懷有的瀏覽西藏的「夢」，還是 踏上了世界屋脊。 當台灣從法國購買軍艦時，也曾經向德國聯繫購買潛艇。但德國政府和議會都沒 有批准這筆生意。當時為台灣遊說的團體和個人很多，德國政府也受到了壓力。在 我們拜訪德國有關主管部門時也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得到的回答是：負責台灣防 御的是美國，台灣可以從美國得到足夠的防備中共進犯的武器。台灣向其他國家， 比如向法國購買武器，其目的是攪亂這些國家的「中國政策」，並非真的需要這些 國家的武器。德國外交家還特意說，德國不會像法國那樣，被台灣的訂單攪亂了對 中國的政策。 從戰略的角度講，在冷戰時代，中共與西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所在。當時雙方都 對蘇聯的威脅感到憂慮，要從東、西方聯手對付蘇聯；那時德國沒有統一，而中共 一直表態支持兩個德國的統一。在冷戰時代剛剛結束時，中國與德國一時還沒有找 到新的利益結合點。六四屠殺後，德國也與西方國家一樣，對中共進行過制裁。但 在一九九一年，德國方面就宣佈恢復與中國的正常關係。之後，德國將自己的利益 限定在歐洲，致力於推進西歐的整合和聯盟，對亞洲的事務不是很感興趣。 兩德統一之後，德國很想在世界上扮演大國的角色，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常任理事國。而中共為了得到德國經濟上的支持以對抗美國的人權壓力，也投 其所好，表態支持德國的要求。這樣，中共與德國又找到了新的利益結合點。而到 一九九四年，德國統一對經濟造成的重大負擔的後果已經露出端倪，德國的失業人 數迅速增加，很快達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前所未有的程度，經濟上亮起了紅燈。這 時德國政府發現，德國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的投資起步太晚了，必須急起直追。 德國當時在中國投資，不到中國接受整個外資的百分之四。於是，德國政府制定了 「亞洲計劃」，並與民間的經濟機構與企業聯合，推動大規模的進軍中國市場的運 動。幾年下來，德國在中國市場上的佔有率也很可觀。目前，西門子公司已經在中 國有三十六個合資企業，不久的將來要發展到六十個。很多德國企業已經感到，能 否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事關企業的生死存亡。 德國的科爾總理也將中國事務列為「首長事業」，親自決定對中國的各項政策。 在很多時候，科爾的決定與德國議會，甚至與德國的外交部也有衝突。比如，去年 十一月科爾訪問中國大陸時，曾經在天津拜訪過解放軍的一個師。此一舉動，當時 就受到外交部主管中國事務的專家的反對，但科爾一意孤行，結果在德國引起了一 片聲討之聲。人們不理解的是科爾訪問這個軍營要達到的目的何在。既然科爾反覆 強調不與中共進行軍火生意，為什麼要到軍營去？今年二月，在泰國曼谷舉行歐亞 高峰會議時，德國外長金克爾主張要與中國等亞洲國家討論人權問題，對損害人權 的行為提出批評。但總理科爾反對在會上討論人權問題。最後，雖然歐洲國家提到 過保護工人權利的問題，但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反駁說，西方國家討論此一問 題，並非是為了改善東方國家工人的權利，而是為了減低東方國家出口貨物的競爭 能力，因為工人的福利高了，生產成本就會上升。而歐洲國家對於亞洲國家的此一 說法，竟然不知如何回應。對於這個問題，確實需要我們認真考慮，提出反駁。 關係惡化的前奏 中共與德國的關係最近出現的一系列戲劇性變化，其主要原因在於雙方對於西藏 問題看法的不同。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最早出現的不和之音是魏京生被捕的消息宣佈。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德國總 理科爾訪問北京回到德國的第二天，中共就宣佈公開逮捕魏京生，這不啻是給科爾 一個公開的耳刮。在科爾訪問大陸前，在德國定居的魏京生的胞妹魏姍姍曾經寫信 給他，要他向中共詢問魏京生的下落，民陣民聯德國分部和其他人權組織也提出了 同樣的要求。根據德國外交部透出的消息判斷，科爾在北京曾經向中共提到過魏京 生一案，但中共沒有給予任何具體答覆。後來德國的外交官猜測，魏京生的案子要 由鄧小平親自拍板，別人無法說話。無論如何，在科爾剛剛離開北京後，中共就宣 布公開逮捕魏京生，顯然是要給科爾等西方政客一個表示，中共在人權問題上不會 向西方國家讓步了。 今年二月底到六月下旬，在德國的國家藝術展覽大廳舉辦了轟動一時的中國現代 畫展。德國方面不惜花費巨資，邀請了二十多個具有反叛色彩的畫家來德國參加畫 展，挑選出來的前衛作品，大多出自非官方畫家的筆下，在中國的公開展所恐怕是 看不到的。開幕式上，主辦者還邀請了魏姍姍作為中國的畫家演講，並在此後又制 作了一個電視片，請魏姍姍和廖天琪參加。中共大使梅兆榮本來要出席此一畫展， 但因魏姍姍的出席而拒絕到場。 接著就發生了「中國文化節」事件。去年中共文化部和德國的慕尼黑市就已經商 定，在今年六月在德國慕尼黑市舉辦二十一天的「中國文化節」活動，中國方面將 派出一百八十多人組成的人數空前的文化藝術代表團參加，還將提供十三萬馬克的 資助。德國方面則提供上百萬馬克的款項。慕尼黑市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曾經就此活 動舉行過一次討論，左派在會上提出，文化節要反映中共的人權問題，不能光展示 中國光明的一面。受委託承辦的一個公司表示，將在這個活動期間，在慕尼黑安排 三場公開的討論會，題目分別涉及到中國的「個人與社會」、「資本主義與人權」 和德國漢學家關於中國的傳統看法。這一平衡安排被慕尼黑市接受了。承辦者於是 邀請魏珊珊、吳弘達、韓東方、Bork(被中共今年趕出北京的德國《法蘭克福環球報 》記者)、馬漢茂教授、廖天琪等人參加。 中共使館在看到這份名單後，極為憤怒，立即向德國反面施加壓力。首先，中共 外交部在北京找到德國「哥德學院」負責人提出抗議，因為哥德學院也是主辦單位 之一。中共表示，上面提到的幾個人，一定不能參加在文化節期間的討論會，否則 中共方面關閉在北京的哥德學院，並拒絕派人到德國參加活動。哥德學院立即示弱 ，表示不再參與籌辦文化節。中共方面繼續向主辦公開討論會的BECK論壇提出抗議 ，被該論壇據理駁回。於是，中共提出另外一個方案，即一定要將韓東方的名字從 講演的名單中劃調。參與討論會協商的民陣民聯人權委員會主席廖天琪和筆者都同 意採取一個變通的辦法：不在海報上寫韓東方的名字，但仍然要他出席討論會。此 外，由於吳弘達有別的安排不克出席，經過廖天琪與各方面協商後，決定請剛剛逃 出虎口的劉剛參加。在海報印刷的最後一刻，廖天琪還在與王軍濤等人討論劉剛來 訪的事情。 此外，中共還提出，慕尼黑市長不能在文化節開幕式上講話。這裡有另一個原因 。在前年七月李鵬和去年七月江澤民到德國訪問時，該市長都在報紙上表示，要與 中共負責人討論人權問題。現任民陣德國分部主席、民聯總部副主席的費良勇，曾 經寫信給他，要求他一定要在與中共負責人見面是討論人權問題，他也回信答應了 。但李鵬後來根本取消了到慕尼黑市政府拜訪的計劃，也沒有在所謂的「黃金名冊 」上簽字留名；江澤民則拒絕與慕尼黑市長見面。所以，這次中共要給慕尼黑市長 一點顏色看看。德國人聽到這些消息後，感到吃驚和費解。一個在德國舉行的活動 ，德國人要出席講話，難倒要得到中共的批准？中共的新聞檢查制度已經延伸到德 國了嗎？所以，德國方面理所當然地拒絕了中共的荒唐要求。最終中共方面宣佈， 取消這次文化節活動，一百八十多人都無法赴德。這些衝突和反覆很具新聞價值， 德國媒體大量報道，反而使文化節事件的知名度大大增加，未成先熱。並且，三場 公開的討論分別在六月十六日、六月十九日和六月二十三日如期舉行，參加討論會 的人非常踴躍，民聯民陣聯合工作委員會總幹事蔡崇國、廖天琪、韓東方等中國人 參加了討論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共愚蠢舉動，為這次人權活動做了最好的廣 告。 在西藏問題上衝突的爆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慕尼黑的討論會的帷幕還沒有落下，第二屆國際支持西 藏組織大會從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原德國議會(下議院，現仍為議會的一部份)所 在地Wasserwerk舉行。來自六十個國家的二百五十名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距 在印度舉行的第一屆會議，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很多國家的議員和西藏流亡政 府的官員、達賴喇嘛、支持西藏的眾多組織出席了大會。引人注目的是會議邀請了 中國的代表，出席大會的中國人有《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中國戰略研究所負責 人劉曉竹、自由撰稿人曹長青、《聯合報》記者曾慧燕和筆者。會議的主要內容是 討論如何協調各支持西藏組織之間的活動。 在這次西藏會議舉行之前，中共向德國施加壓力，要求取消該會議。德國外交部 本來計劃給這次會議提供三十萬馬克的資助，但在中共的壓力下，德國政府讓步， 撤回了對會議的資助。德國的主辦者瑙曼基金會(Friedrich-Naumann-Stiftung)頂 住了中共的壓力，堅持主辦會議。中共在會議閉幕前兩天宣佈關閉瑙曼基金會在北 京的辦公室，並表示不再與該基金會合作。這個基金會在德國是著名的五大政治基 金會之一，與德國自由民主黨的關係密切。原自由民主黨的主席為基金會的負責人 。在德國政府撤銷資助後，德國的一些政治家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要求各界捐款支 持這次西藏會議。雖然德國外長事後說，他曾經努力使該次會議不在德國舉行，單 來參加會議的人，包括達賴喇嘛，都拿到了德國的簽證。並且，德國官方還是通過 別的渠道給會議提供了贊助。畢竟，德國社會支持西藏的聲音很高，對德國政府的 壓力很大。 在大會開始之前的幾天，中共方面還以「活動太多，無法安排」為借口，單方面 取消了德國議會的「人權與人道救助委員會」在七月中旬訪問中國大陸(包括西藏) 的計劃。今年三月初韓東方、萬潤南在廖天琪和筆者陪同下拜訪德國議會和政府機 構時，就討論過這個人權代表團訪問中國一事。民陣民聯德國分部也計劃在該代表 團出訪前，與該代表團見面，協商具體的活動日程。德國的人權與人道救助委員會 曾經在三年前派遣過一個代表團到中國，當時筆者作為中國民運方面的代表參加過 活動的討論。但中共這次卻提前就對代表團打了回票，其原因顯然是這次西藏國際 會議的舉行。 六月二十日，德國聯邦議會除原東德共產黨的後繼黨「社會主義民主黨(PDS)外， 其他朝野政黨一致通過了一個「改善西藏人權狀況的決議」。該決議譴責中共對西 藏人權的踐踏，要求中共與達賴喇嘛對話，保護西藏的文化與宗教。這個決議是去 年春天德國議會「人權與人道救助委員會」舉辦的關於西藏問題聽證會的一個結果 。當時中共駐德使館也接到邀請參加西藏問題聽證會，但中共方面因拒絕與達賴喇 嘛坐在一起開會，而沒有出席聽證會。事後中共方面要求德國議會單獨為其舉辦一 個聽證會，這一要求又被德國議會拒絕。 其實，德國議會與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一九八七年德國總理科 爾正式訪問西藏時，德國議會也通過一個決議，認為從國際法上無法確認西藏是中 國領土的一部份，而德國政府一直主張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中共官方對德國議會西藏決議立即提出強烈抗議，指責德國議會此舉是對「中國 內政的粗暴干涉」，中國對此「強烈不滿和憤慨」。六月二十三日晚間，中國政府 就宣佈取消德國外長金克爾預訂七月十一日開始訪問中國的邀請，宣佈這個時候德 國外長來訪是不合適的。這顯然是對德國議會通過的西藏決議的一個強烈反應。中 共方面並且表示，最近發生的干擾和破壞中德關係的事件，完全是德方單獨造成的 。 消息傳到德國後，德國官方和輿論都表示了對中共的不滿。德國方面的第一個回 聲是建築部長和婦女部長分別主動取消了對中國的訪問計劃。二十五日，德國國防 部宣佈，該部已經取消了十名中共軍官在今年秋天訪問德國陸軍指揮部的計劃。同 時德國外長金克爾表示，如果雙方關係繼續惡化，德國總統Herzog也在考慮是否要 取消預訂的今年十一月對中國大陸的訪問。德國總理科爾也發表聲明，支持金克爾 的外交政策，認為德國議會的決議不足以構成中共取消金克爾訪問大陸的理由。科 爾強調，德國並沒有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說法提出疑問。 在一系列的衝突之後，中共和德國方面都在試圖彌補接近破裂的關係。中共方面 在六月二十六日宣佈，破壞中國與德國友好關係的人只是議會中的「少數陰謀家」 ，中國方面對德國總理支持中國完整的態度感到高興。江澤民在二十六日訪問西班 牙的途中，給德國總統發了一個電報，表示中國方面希望在今年十一月迎接他。德 國方面也表示要克制，挽回損失。 六月二十七日，德國議會在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要求下，特別臨時增加一個專門 辯論德國與中國關係的題目。各個德國政黨一致拒絕中共對德國議會的指責。德國 總理科爾在辯論時指出，德國議會不接受中共新聞檢查，同時他又為他的中國政策 辯護，主張繼續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而反對黨則指責他去年十一月訪問中國大 陸時，曾經到解放軍軍營拜訪，給中共一個錯誤的信號，並警告他為了經濟利益而 犧牲道德。 漢藏對話成果顯著 在中國與德國關係急劇惡化的情況下，第三屆「漢藏對話」國際研討會於六月二 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聯邦德國藝術和展覽大廳舉行。這是在一個星期內在德國舉行 的有關西藏問題的第二次重要會議。 「漢藏對話」最先是在德國展開的。還在「六四」屠殺後不久的一九九零年初， 中國的一部份留學生和「德國支持西藏協會」、「西藏人在德國協會」舉行過一次 內部座談，交換對西藏問題的意見。一九九三年春天和一九九五年春天，分別在德 國北部風景城市Malet，舉行過兩次「漢藏對話」，筆者均出席過兩次會議，並做過 報告。參加前兩次對話的人，主要是德國、瑞士、荷蘭等地的支持西藏組織的成員 和少數中國人。今年的「漢藏對話」，是第一次國際性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尋 找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主辦者是「在德國西藏人協會」，筆者則協助他們 尋找了中國方面的對話人。為了使對話真正有代表性，我推薦了曹長青、徐明旭、 宋黎明、蕭明等人作為報告人。出席大會的中國人還有魏姍姍、徐彬、筆者以及民 陣民聯德國分部成員李魯萍、程曉春、陸義明等。中共駐德國大使梅兆榮也接到邀 請，希望他能在會上代表中國政府就西藏問題發表意見。但他沒有接受邀請，而只 是向會議的主辦者寄來了英文與德文版的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編發的《西藏的主 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的白皮書。西藏方面出席會議的有流亡議會議長、青年大會黨 主席等各方面的重要代表。內蒙古人權保障同盟主席席海明、東土耳其斯坦聯盟(新 疆維吾爾族)主席Alptekin(原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總理艾沙的兒子)和西方各國支持 西藏組織的代表、德國議會議員一百五十多人出席了會議。 在海外，曹長青主張西藏人民擁有獨立的權利，而徐明旭則反對西藏獨立，主張 恢復清朝時期管理西藏的辦法。兩人的觀點針鋒相對，這次也同台先後演講。他們 的觀點人們已經從《北京之春》上瞭解到了。 民陣意大利聯絡處負責人宋黎明，是一位很有成績的西藏近代歷史研究者，這次 提出了「回到十七條」的觀點，引起人們的興趣。他認為，從西藏人的角度來講， 獨立無疑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但這一夢想確實無法實現。因此，如果西藏能夠得到 高度自治，實現達賴喇嘛提出的構想，將是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當年的「十七條 」是被中共和達賴喇嘛接受過的文件，而且其中給予西藏高度自治的權利。如果今 天能夠回到「十七條」，雙方重新開始談判，以確定西藏的未來，將是一個可取的 方案。「十七條」是有可能被雙方接受的一個前提。參加會議的西藏流亡議會議長 在發言時提出疑問，認為「十七條」是藏人被逼迫接受的產物，是非法的，況且中 共自己後來全面破壞了「十七條」。但他最後又說，如果中共能夠承認「十七條」 給予西藏人的權利，重新以「十七條」為基礎進行談判不是不可能的。 來自科隆的另一位西藏歷史研究者沈先生，探討了西藏問題廣泛引起世人矚目的 原因。他認為，有關西藏的政治與人權問題，在五十年已經存在，但當時世界上支 持西藏的的人很少，達賴喇嘛的努力成效甚少。甚至達賴喇嘛不能踏上美國的土地 。直到一九七九年，達賴喇嘛才第一次進入美國，這標誌著西方主流社會對西藏問 題的接受。這種接受發生在「後現代化」的背景之下。西方人對東方神秘主義宗教 的渴望、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綠色和平組織的產生、對「前現代」社會的嚮往， 都把西方人的目光引向西藏。只有從這一角度才能理解西方人對西藏問題的異乎尋 常的關注。西藏的人權問題僅僅是引起西方社會關注的一個方面。 魏姍姍在會上介紹了魏京生在西藏問題上的看法，也呼籲西藏人不要仇恨全體中 國人，參加迫害西藏人的只是少數中國人。很多中國人都像魏京生一樣，對西藏人 民滿懷同情理解。 筆者作為民陣副主席在會上報告了「民陣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我首先回顧了民 陣與西藏人多次接觸與交換意見的經過，民陣對西藏問題的反省和認識，然後提出 了民陣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意見。筆者認為，解決西藏問題要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最 重要的是非暴力和民族自決，最基本的前提是結束中共的獨裁統治，建立民主制度 。因此，作為解決西藏問題最關鍵的第一步是團結所有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人，在 大陸實現自由與民主。然後，要展開一個長期的民族問題啟蒙運動，在言論自由的 環境下，讓各種觀點充分地得到表達和討論，西藏的和中國其他民族的流亡人士返 回自己的家鄉，就西藏獲得真正的自治進行協商。在經過多年的討論之後，漢藏人 民將達成一個共識，通過民族自決來解決民族之間的問題，決定一個民族的前途。 筆者還表示反對直接尋求西藏獨立的運動，認為這種獨立訴求，只會造成戰亂，損 害藏人和漢人人權，是不負責任的。西藏問題最終要通過藏人和漢人的對話來解決 。 先後在大會上發言的有近三十人。在德國議會人權委員會成員發言時，筆者提出 ，要德國議會就中國人權問題舉行一個聽證會。德國方面表示願意考慮。 幾點分析 中共與德國的關係惡化，是在雙方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對於雙方來說 ，可能是一種所謂的「誤會」造成的。這說明，儘管德國被中共認為是一個可靠的 盟友，但雙方在很多重大的問題上無法溝通。這種衝突，是政治文化的衝突。 在中德關係惡化之後，德國有的報紙也發表文章，指責中共駐德國的大使梅兆榮 沒有向中共領導人提供確實的資訊，導致北京的決策失誤。但恐怕原因並不這麼簡 單。中共最高領導層在對外政策的制定上，除了受限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外，還 受到一些常識的限制。記得一九八四年筆者在中共中央黨校教書時，曾聽過一個鄧 小平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上的講話，該講話後來沒有對外公開過。鄧在此講話中 ，重點講了香港問題與台灣問題。他回顧了與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談判的過 程。鄧大致說，他曾經對英國首相講，如果雙方在這裡談判好了，英國的議會不能 否決政府的協議。在你們西方國家，為了欺騙其他國家的人，經常用政府和議會的 不同的決議來搪塞外國。政府為了某種利益，不好當面拒絕對方提出的協定，就回 去後推動議會出面拒絕。在香港問題上英國政府不能這樣做。 中共的領導人中，瞭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可以說還沒有一個。他們總是根據中共 自己的經驗，把西方的三權分立視為一種虛假的騙人的擺設。所以，鄧小平就會這 樣對英國人提出問題。中共當年處理日本的「光華寮」宿舍事件，也是這樣想像日 本的政治制度的。日本人認為這是一個司法問題，而中共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所以，中共認為，德國議會支持西藏「分裂勢力」，是政府在背後起的作用。它不 清楚，德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一直是很小心謹慎的。德國外長本來一致拒絕接見達 賴喇嘛。一九九四年，德國的人權組織和支持西藏的組織，為了促使德國外長與達 賴喇嘛見面，曾經發生一個大規模的簽字運動，我就接到過好幾次這種簽名信。去 年，德國外長在接見達賴喇嘛時，因為在接受哈達時失禮(在達賴喇嘛給他向脖子上 掛哈達時，他沒有接受，而是自己用手接下來放在一邊)，他又遭到群起攻擊。在外 交上，中共堅信「陰謀理論」，它將外國的一個社團，或一個機構的舉動，理解為 是整個政府的政策，是政府有預謀的活動。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中共的制度下就只 有一個聲音。 德國政府方面過去對中共的順從遷就，是造成這次關係惡化的第二個原因。德國 政府一貫主張與中共親善，在討論人權問題時，要小聲細語，筆者將其稱之為「悄 悄話外交」。直接與中共抗衡的事情，還沒有出現過。今年三月，德國代表在聯合 國日內瓦人權委員會年會上，提到了中共的人權問題，結果中共就猛烈攻擊德國是 「納粹」希特勒的家鄉，又有新納粹迫害外國人，根本沒有權利來評論別國的人權 狀況。德國對此也不予回擊。德國的這種做法，給中共一種錯覺，使中共認為德國 在外交上軟弱的，只要中共施加壓力，德國就會屈服。特別是德國現在經濟上很困 難，需要中國的市場，德國無論如何都會在經濟的壓力下低頭。但中共沒有想到， 在西方，任何的政治和政治家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底線，否則就站不住腳。西藏問 題，在西方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人權與政治問題。如果一個政治家屈於中共的壓力 而放棄對西藏的聲援，將喪失其道義力量。 獨裁政權相信的是實力語言。中共在外交上是沒有道義原則的，一切都是從現實 的利益來考慮。所以，當德國方面對中共的決定作出強烈反擊之後，中共立即就後 退了。中共為了讓德國總統在今年十一月能訪問中國大陸，不得不由江澤民在飛機 上發電報給德國方面。現在中共方面正在正在尋找新的台階，來恢復與德國的關係 。對於中共來說，目前畢竟還不能與德國徹底決裂。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中國負責 人在電視上說，中國在與德國的貿易中，是順差，因此，中共在經濟上更需要德國 。在目前中共與美國關係緊張的時候，中共還需要歐洲這張牌。所以，估計在今年 內，中共與德國的關係就會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