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文革及造反派 ——兼與胡平、劉國凱先生商榷 徐明旭 讀了《北京之春》今年六月號上胡平先生的《比賽革命的革命》與劉國凱先生與 我的舊文《也談文革及造反派》(《中國之春》九三年一月)商榷的《我的文革見聞 與見解》兩文後，我對文革及造反派有了新的認識。 胡平先生認為造反派的動機是比賽革命，劉先生認為是反抗中共壓迫，舊文則認 為是對共干特權的嫉恨。這三說都有片面的深刻性，合在一起才較為全面地、立體 地解釋了造反派動機的三個側面。造反派乃是極為龐雜的群體，不僅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動機，同一個人的動機也會有不同的因素。試圖用一種動機去概括所有人是十 分困難的，也是不現實的。 造反派大體可分為學生與工人兩大類。農民造反派受工分制限制，不能停產鬧革 命，除了個別例外外，活動範圍僅限於本公社，對省市局勢無甚影響。教師、幹部 、技術人員造反派則是學生、工人造反派的附庸，這是橫向劃分。在每一類造反派 中，又有「紅五類」、「黑五類」與中間類，這是縱向劃分。 學生造反派的主要動機誠如胡平先生所言是「比賽革命」。學生年輕氣盛、單純 幼稚，沒有家庭負擔與物質利益考慮(工資、級別等等)，較富於理想主義與正義沖 動。由於統治者的思想總是社會的統治思想，即便「黑五類」也絕少自覺反共，而 是想革命。拿我自己來說，我在一九六六年是華中工學院(現名華中理工大學)學生 ，由於家父因在國民黨政府內當過小官而被中共迫害致死，我在文革初受盡工作組 與保守派紅衛兵的歧視、迫害。我自然對中共極為憤懣。然而當陳伯達批判血統論 、譴責「鬼見愁」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時，我卻深受感動，欣 喜若狂。原來工作組與保守派對我的歧視、迫害都是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解放了我，給了我革命的權利。剛好造反派「新華工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新華工教我造反，我便積極參予炮轟湖北省委，「保衛毛 主席革命路線」，同時也是為了向「紅五類」證明我與他們一樣革命。武漢軍區司 令陳再道一九六七年二月鎮壓工人造反派後，我又隨新華工戰友炮轟陳再道，不辭 勞累、頂風冒雨地遊行、示威、宣傳、辯論，還在漢陽公安局門前靜坐一個多月， 要求釋放工人造反派領袖夏邦銀(此人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曾任湖北省委 常委，文革後被捕判刑)，最後被「百萬雄師」驅散。我親歷了武漢「七二零」事件 前的恐怖日夜(當時新華工有多名師生被百萬雄師用長矛刺死，我自己也幾次死裡逃 生)，又為隨後的「勝利」而歡呼狂喜。捫心自問，我當時絲毫沒有借造反以反共的 念頭。相反，我天真地認為，我是在干革命，而且得到了毛主席支持(這也是事實) 。我只有用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才能保證自己不再受「劉少奇資反路線 」迫害。我相信許多「黑五類」學生當時的思想狀態與我也差不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後被張鎮壓，同年八月四日 張春橋、王洪文血洗「上柴聯司」。這兩件事使我對號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毛主席革命路線 」產生了懷疑。同月稍晚的王關戚林事件(文革英雄王力、關鋒、林傑垮台，戚本禹 失勢)使我感到「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冷酷、詭秘。是年底，我讀了在當時大學造反 派中十分流行的兩本書：錫蘭共產黨人特加·古達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與美 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兩書對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 我毛骨悚然，聯想到毛主席與文革，我頓時恍然大悟：毛與斯一樣都是為了維護獨 裁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暴君。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不過是陰謀詭計加血腥鎮壓。毛 正在重蹈斯的覆轍，毛死後中共新領袖一定也會批毛、否定文革，其罪名也與斯大 林一樣：個人迷信與破壞法制。從此我不再參加造反派的行動，並對隨後發生的一 系列巨變，諸如揚余傅事件、林彪事件、天安門事件、批鄧、粉碎四人幫，以及三 中全會都不再感到驚奇，它們不過是證實了我的預測而已。我相信像我這樣的思想 里程，許多大學造反派精英亦有同感。 然而我那時畢竟年輕幼稚，忍不住要把自己的感悟與發現告訴同班好友。一九七 零年初「一打三反」開始，好友出賣我，我被工宣隊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上 百次，發配貴州小縣小廠打鐵。次年初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下獄，這是後話。 現仍回到文革初。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我隨新華工戰友下廠「串聯點 火」，發動工人造反，體驗到職工造反動機的複雜性。職工(工人、技術人員與幹部 )由於年齡、閱歷與利害關係(工資、級別、職務、家小)，造反時理想主義色彩少得 多。他們首先想的不是「比賽革命」，而是「造反有何好處？」不難想像，不同的 人答案大不一樣。受過中共打擊的人會想：「造反可以使我翻身」，或「造反可以 報復打擊過我的人。」這就是劉國凱先生的反抗說。雖未受過中共打擊也未受過重 用或雖受重用卻不滿足的人會想：「造反可使我出人頭地，撈個一官半職或更大的 官職」。也有人會想：「你們當官的作威作福了十七年，現在輪到我來神氣了」。 或「我要出氣叫你們現醜露乖。」這就是本人前文的嫉妒說。單純出於「比賽革命 」不能說沒有，但在成年人中很少見。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實用理性，先 天缺乏理想主義、正義衝動與獻身精神。 我在文革中看到如下現象：華工全院斗黨委書記朱九思時，幹部師生發言都批判 他「反對毛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唯獨工人發言卻義憤填膺地指責 他家裡豪華寬敞的像宮殿，而工人們三代住一間屋，甚至兩家人住一間屋，以此證 明他「修了」；還有的聲淚俱下地控訴他在三年大饑荒時「砍青苗」(教工在宅前閒 地上種的糧菜)，而他自己有特殊供應，不知群眾餓肚子的滋味，是「騎在人民頭上 的老爺」，這就是「經濟嫉恨導致造反」的由來。 鬥爭「反動學術權威」時，最積極最殘酷的是這些教授手下的小助教、實驗員。 名揚全國的雜技演員夏菊花則被她自己的同行打成內傷，永遠無法再登台表演，這 是對「精神領域裡的嫉妒導致造反」的最好註解。我本人因為學習好，遭到學習不 好的「紅五類」同學記恨，被說成「反動學習權威」(我是學生，不夠稱「學術權威 」，故被尊為「學習權威」)；又因愛好讀書、知識面廣，被說成「反革命小雜家」 (當時稱鄧拓為「反革命大雜家」)；加以出身「黑五類」，遂成為「紅五類」的造 反對象。古希臘有哲人云：「人的嫉妒心是永遠不會休息的」。誠哉斯言！ 還有文革初鬥朱九思最凶狠的是學習不好的「紅五類」。他們的考分本來未達到 錄取線，院黨委為了貫徹「階級路線」，硬把他們招進來。他們功課跟不上，在老 師與學習好出身不好的同學前抬不起頭。文革一來，他們驚喜地發現，原來他們學 習不好，不是因為自己腦子笨，而是因為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 子專了政」。為了反對「修教路線」與「資知」的「迫害」，他們瘋狂地折磨、侮 辱朱九思等幹部與眾教授，以及「黑五類」同學。可見即便是學生造反，其動機也 不單純是「比賽革命」。 當我看到「紅五類」學生逼迫以朱九思為首的幹部、教授在烈日下赤足踩著滾燙 的沙石、頭戴高帽、胸掛黑牌、沒完沒了地遊街，邊游邊敲面盆邊高喊：「我是牛 鬼蛇神朱九思(或其他人名)」時，心中充滿對牛鬼蛇神們的同情與左派們的憤懣。 他們斗朱九思純屬恩將仇報。而我這個「黑五類」能上大學，全賴朱「執行修教路 線」。那些教授都是我崇敬的飽學之士。這一場景再生動不過地說明了，文革的實 質是毛澤東煽動愚民殘害精英。同時也說明，文革中被鬥得最凶的共干並不一定是 最壞的共干。 誠然，文革初迫害知識分子的是保守派紅衛兵，雖然他們當時也打著「對反動派 造反有理」的旗號，但是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後，武漢各校都已由造反派掌 權。就拿我院來說，當權的乃是第一個炮轟湖北省委、第一個炮轟武漢軍區、曾蒙 周恩來親臨校園接見、在全國都響噹噹的「新華工」，其頭頭張立國(學生)時任湖 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院革委會主任。我當時深以自己是「新華工戰士」為榮。 然而一九六八年春毛下令「清理階級隊伍」後，新華工頭頭雷厲風行，對全院「有 歷史問題」的教工進行突襲抄家，成立了許多專案組。在他們的逼供下，多名教師 自殺，一名教授全家老少集體自殺。與此同時，我系我年級揪出了一個「反動學生 」。該生出身貧農，愛好文史，平日沉默寡言。有一天有人發現他在全班「敬祝毛 主席萬壽無疆」時閉嘴不動，便責問他，他答道他不願祝吃人的人萬壽無疆。這話 本身就是「反革命言論」。於是便抄他的東西，抄出一本日記，內有為陶鑄、李達 (武漢大學校長，文革初被王任重拋出來斗死)、朱九思鳴冤叫屈之辭。還有對文革 不滿之辭，諸如文革荒廢學業、誤人子弟；文革導致天下大亂、禍國殃民等等。此 事上報新華工頭頭後，該生先被批鬥、然後被開除學籍，送回鄉里管制。其他學校 也有類似事件，這是工宣隊進校前發生的。他們使我大為震驚、寒心，對造反派的 本質有了新的理解。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能橫衝直撞，全靠毛的支持，否則早被省市 委動用專政機器鎮壓下去了。那麼很自然的，造反派也只有在繼續忠於毛的前提下 才能存在。當毛林江張(春橋)利用造反派清除政敵時，造反派在客觀上起到了打擊 中共統治機器的作用，雖然造反派鬥得最凶的是彭德懷式的清官(彭本人就曾被響噹 當的造反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秉承江青的旨意從成都綁架到北京殘酷批鬥， 被打斷兩根肋骨。又如大饑荒時期在安徽大搞「三自一包」、打擊貪官污吏、解民 倒懸的「李青天」李葆華被造反派說成「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先鋒」，鬥得死 去活來)，以及鄧拓式的右官，即多少具有自由民主思想、被認為「右傾」的知識分 子幹部(如中宣部「閻王」陸定一、「文藝黑線頭子」周揚、「教育黑線頭子」蔣南 翔、團中央少帥胡耀邦等)。然而造反派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打擊受盡中共迫害的知識 分子與一切敢於懷疑毛林江張的造反派成員——包括劉國凱先生所說的「文革新思 潮派」。武漢新思潮的領袖、「北斗星學會」會長、華工學生魯禮安就是被新華工 頭頭指使其僕從工人組織綁架後交武漢警司關押的。當時有個紅極一時的學毛英雄 劉英俊有四句名言：「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對我反對 ，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這確是造反派自願也好、被迫也好，都不得不遵循的行動 準則或絕對命令。 與學生造反派相比，工人造反派更為搭漿。我在下廠時發現工人造反派的平均文 化素質十分低下，許多頭頭的道德品質也十分低劣。他們腦子裡幾乎沒有自由民主 的概念，只有強烈的報復欲、翻身欲、取而代之欲與出人頭地欲。如果說許多人開 始造反時還出於反抗迫害或反對特權的正義目的，那麼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 」時，便不由自主地變成了權欲熏心、不擇手段的奪權迷、同自己的造反戰友爭權 奪利的內戰狂。陳再道「二月鎮反」時許多人磕頭求饒，一副可憐相。然而「七二 零」事件後，他們翻了身得了勢，便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橫行霸道、胡作非為。 「七二零」後被造反派打死的保守派人數大大超過了「七二零」前被保守派打死的 造反派。一九六八年春武漢兩大造反派搶槍，內戰期間死了更多人，許多人死於玩 槍走火(包括新華工的多名學生)。此時有識之士都搖頭，認為不論學生、工人造反 派頭頭都以國事為兒戲，成不了氣候。廣大造反群眾不再打派仗，當起了逍遙派。 在一九六九年「清理階級隊伍」、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一九七一年「清查 五一六」三大運動中(武漢還有個「清查北決揚」運動)，造反派頭頭與骨幹不論學 生、工人都被保守派與當權派在軍方指揮下整得死去活來，確又值得同情。一九七 四年「批林批孔」時，武漢工人造反派頭頭又跳出來，要求為造反派平反冤案，深 得廣大造反群眾擁護，一下子動員起幾十萬人大鬧湖北省委，迫使其平反冤案。然 而他們下一步便要求做官，已當官的則要求實權，群眾頓時雲散。到了一九七六年 「批鄧」時，他們遭到廣大造反群眾的唾棄。後者已經看出，他們不過是些毫無原 則與思想的野心家，一旦當權，也會像共干一樣專制、腐敗，對小百姓毫無益處。 至此，他們變成了光桿司令，只得投靠江青、王洪文這座冰山，繼續大鬧省委，要 求把他們由徒有虛名的省市革委會副主任、常委提升為握有實權的省市黨委書記、 常委。冰山倒後，他們被捕判刑。廣大造反群眾只有感慨、沒有同情。 回首往事，我至今仍認為造反派的歷史作用應該肯定。這不僅因為他們既打擊共 黨幹部也迫害知識分子，也不僅因為他們斗清官、右官狠於斗貪官、左官，還因為 他們斗貪官、左官的手段也是反人權、法制的，是十足地道的以暴易暴。如此冤冤 相報，永無了日，怎能建立自由、民主的法制社會？ 在考察國人的文革表演時，我也深感人性之險惡。毛林江張正是利用人性惡諸如 嫉妒、報復心、自私、貪婪等挑動一部分人斗另一部人，再挑動被斗者整斗人者， 如此循環不已，把中國變成絞肉機。劉國凱先生批評我用嫉妒解釋人民不滿共干特 權是醜化人民的造反動機，可他自己也承認「漢民族中固有的自私、散漫、勢利、 懦弱」。西方民主制度搞三權制衡、多黨制、輿論監督，就是以承認人性本惡、人 心叵測為前提的。共產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要人民相信共產黨員特別是共黨領袖 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大公無私」的聖人，因而有權對人民進行獨裁統治， 其虛偽令人作嘔。如今我們也不應該把人民抽像化、神聖化。人民是由無數個人組 成的，每個人都有天生的弱點與惡德。全民族的共同弱點與惡德便是民族劣根性或 集體無意識，全人類的共同弱點與惡德便是人性惡或「原罪」，這都是客觀存在、 每日每時起作用的東西，不是華麗堂皇的辭藻所能掩飾或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