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去問個為什麼 ——中國孤兒院虐殺兒童原因初探 茉莉 陪同張淑雲醫生和艾明訪問瑞典並為中國慘死的孤兒作證是痛苦和沉重的。所到 之處，到處是善良的瑞典人——從拄著枴杖顫顫巍巍的老太太到天真無邪的兒童， 從國會廳莊重的議員到街頭的普通老百姓，他們全都睜大眼睛問：「這是為什麼？ 」 有了張淑雲、艾明攜帶出來的大量如山鐵證的人們，只要他們不昧著良心，他們 都會承認這一切駭人聽聞的事情全都屬實。但是，為什麼在一個有幾千年燦爛文明 的國度裡，會出現這樣即使野蠻人也不忍為之的事情，至今還沒有人做過令人信服 的解釋。 為什麼要去尋找根源 許多中國人會說，原因不言而喻，還用得著找嗎？其實，不僅外國人對中國孤兒 院事情目瞪口呆，就是中國人自己也大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根本不願去知 其所以然。只要我們自己家裡的孩子還活得好好的，我們不願別人提這種丟中國人 臉面的事情。 但是令人髮指的惡行不會因我們沉默而不存在不繼續。如果人間還有昭招天理， 如果我們認定這是一樁極其嚴重的殘害人類的罪行，那麼就有了懲罰罪犯這樣一個 問題。而這個集體性的對人類的犯罪，兇手們(從實施犯罪的各個孤兒院的領導、職 工到包庇從容罪犯的吳邦國、謝麗娟等中共高層領導)一定有他們的犯罪根源和犯罪 動機，這是堅守正義仁慈等信念的人們在世界道德法庭上為他們定罪時，不能不研 究分析的。 這還不僅是懲治問題。這樣殘忍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炎黃子孫身上，我們中的每一 個人，誰能說他的身上就沒有罪責？誰能說我們這個民族就沒有自我審判的必要？ 我們難道就不能問自己一個「為什麼？」 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審判自己，世界他國民族早就認定我們有罪了。今天，即使是 一個在饑荒和戰爭中掙扎求生的黑人婦女，她也會緊摟著她那一群黑孩子說：「小 乖乖，別害怕，我們不會像那些中國人！」 張淑雲、艾明和那些可敬可佩的孤兒院同事、人民代表、律師和記者，在國內長 達五年的時間裡豁出身家性命為那些慘死的孤兒申冤，他們到處碰壁、求告無門反 遭迫害，最後不得不轉向國際社會討個公道。既然我們只剩下尋求國際監督施壓以 改善中國孤兒院狀況一途，我們是否有責任向那些也受到這些可怕的事情折磨著、 想為中國孤兒做些什麼又不知該做什麼的外國人做一點解釋：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 發生在今天的中國。 一股巨大的邪惡的合力 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學題目，它牽涉的學科之廣之深，完全不是才疏學淺的筆者 所能勝任的。但是，在真正的有深度有說服力的理論分析出來之前，筆者願意把自 己很不成熟的一點思考寫下來，與關心中國幾十萬孤兒的命運甚於關心自己面子的 中國人探討。 我們也許能列出各種原因來說明中國孤兒院事件為何發生，這包括：重男輕女和 缺乏人權因素的民族傳統、獨生子女政策、中國共產黨的專制腐敗和殘忍、貧窮落 後和百分之八十的老人缺乏晚年生活保障、由於人口太多在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優生 學觀念、以及全社會的道德崩潰人性墮落混亂無序和無能的中國政府對社會基層已 失去實際的控制等各個方面。 筆者試圖做一點比較分析之後發現：當上述每一個原因單獨存在時，它都不足以 造成如此重大的社會後果。而只有當所有的因素在一個特殊的時期集中起來，它們 就聚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惡的合力，就是這種合力把無數可憐的孤兒推向死亡。 貧窮已經不是原因 一提到中國孤兒院，許多外國人首先想到的是這是由於中國貧窮。就好像一百五 十年前的瑞典，那時貧窮又無法節育的人們忍痛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一個森林中的老 太婆，讓那個老太婆把孩子送去「天國」。今天的瑞文中還有「造天使的人」這個 名詞。所以現在富裕的瑞典對援助、收養中國孤兒特別積極。 然而我們知道，經過幾十年經濟上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發展達到了幾千年來從 未有過的高度。在張淑雲的大量證據中，她所在的上海兒童福利院每年所得到的本 國政府撥款和聯合國的捐助都多的驚人。如按孤兒人頭分攤，每個孤兒都是萬元戶 。 也就是在張淑雲所提供的中國民政部年鑒的統計數字中，顯示了一些我們困惑的 數字，大饑荒的一九六零年孤兒院兒童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六點九，而在全民奔小康 奔富裕的一九九一年，中國孤兒院的兒童死亡率反而高達百分之七十七點六。 據一些老人回憶六十年代初的情況，在那餓死幾千萬人的時代，父母臨死前用最 後一口氣把孩子送到政府的孤兒院門前，結果孩子倖存下來。 由此可以證明，貧窮不是導致中國孤兒院兒童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捐錢捐物已 經肥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和管理人員，還會讓中國政府剩出錢來製造核武器。而收養 中國孤兒，請問，您要多少萬？五千美元一個，我們是要多少有多少。 關於獨生子女政策 人們會很自然地把這些悲慘的事情歸結為中國從七十年代末起實行的獨生子女政 策，關於這個政策，筆者作為比較瞭解中國現實尤其是在農村滾過的人，認為這是 不可指責的。筆者本人就是首先響應這個政策的一個獨生子的母親。 但是其他許多人不像筆者這樣幸運地生了男孩，又在當時有一份吃國家糧有退休 保障的工作。他們根據他們的現實狀況和傳統觀念死命地抗拒這個政策。在被逼得 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扔掉女孩和殘疾男孩，以便再生第二胎第三胎甚至更多。 所以獨生子女政策是棄嬰和孤兒院問題的一個直接原因。 但事情還有它的另一面。大量地生育計劃外子女並拋棄他們，恰恰是獨生子女政 策沒能實行而「超生游擊隊」特別活躍的結果。 筆者無意歌頌極權專制的毛澤東時代。這時暴君毛澤東把筆者一家送到鄉下勞動 改造，使筆者在七十年代初好幾年裡，耳聞目睹了毛是如何成功地在農民中強制推 行兩個孩子的政策的。那時城鄉都嚴格實行戶口制，農民被固定在人民公社的土地 上。他們要靠生產發口糧，婦女主任監視著每一個婦女的肚子，因此即使生了兩個 女孩還想要個男孩防老的人也沒法再生。不過，女兒外嫁無兒養老的農民會多少有 一點經濟幫助，即人民公社的「五保戶制度」。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我們有一個既民主仁慈又對社會有控制能力的政府，它 能運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措施成功地實行計劃生育，怎麼會有那麼多棄嬰？把產生大 量孤兒的原因歸罪與獨生子女政策，這就減輕了無能推行這一政策的政府的責任。 分田到戶與養兒防老 當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來臨，他把人民公社的田地分給農民家庭耕種。這樣， 一方面農民開始豐衣足食，另一方面，家庭的功能在這時突現出來。以家庭為單位 的生產方式，不僅需要強壯的男子承擔仍然原始的繁重勞作，而且在和鄰人發生土 地、用水用電糾紛時，不是靠政府靠法律而是靠家裡有兒子有體力才不至吃虧。更 重要的是，一旦年老力衰，只有依靠繼承家業的兒子瞻養他們。 數億年年交公糧付攤牌費用的農民至今沒有從政府那裡得到一點養老津貼，這是 他們與管計劃生育的幹部拚個魚死網破也要生個兒子的根本原因。由此造成的悲劇 數不勝數。 當然這也有傳統觀念的因素，即使不用靠兒子養老，中國人也希望有個兒子繼承 家族的姓氏，以不斷家族的香火。但是，看看當今中國，多少傳統的東西蕩然無存 ，為何唯獨「重男輕女」這一觀念不能改變？再看看世界，比中國人更重男輕女的 民族大有人在，他們也沒有這樣地拋棄女孩並折磨至死。這當然不會是他們每一個 男子可以娶四個太太，因此需要更多子女的緣故。 孔子云：君子謀道，小人謀食。可以說，中國普通老百姓重視經濟利益比重視傳 統更甚，因此筆者設想，如果：「謀道」的大人先生能給女兒外嫁的「無兒戶」的 老人一點基本的養老津貼，或許能大大動搖億萬農民必生一個兒子的決心。因為兒 子如果不孝順，還不如依靠政府的養老金呢？事實上，失去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受 子女虐待的事時常發生的。 滾滾盲流——孤兒的來源 今天，如果坐慢車在京廣線各站跑跑停停看看，我們會看到處處是一片黑壓壓髒 亂不堪的人海。這是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了的農民躁動著致富的慾望外出尋找新的 生計。這些被稱作「盲流」的現象所帶來的正面意義和負面問題不是本文所能說清 的。筆者想在此指出的是，那些即無避孕知識又處在性飢渴年齡的人們，很可能就 是無數孤兒的父母。由於他們到處流浪辛苦打工艱難求生，由於他們在外無一室可 定居、露水姻緣或短暫或不被家鄉父母承認，所以他們不願也不能留住自己的孩子 。因此政府的孤兒院就成了被遺棄的孩子們的去處。 應該被稱為「盲流」的人們不僅是農民們，還有許多年輕漂亮又受過教育的城市 姑娘。她們爭先恐後地傍「大款」、傍港台商和外商，以擺脫原來的低工資工作和 待業地位。但是他們中很少有人能獵獲到一個「夫人」地位，以名正言順地生下孩 子，大部分姑娘只能做「小秘」(貼身女秘書)、被包起的二奶或者乾脆賣淫。由於 當今有錢的男人大都是春心似水，沒有婚姻保障的姑娘只好扔掉孩子，以便繼續過 從一個男人身邊到另一個男人身邊的寄生生活。此外，由於孤兒院虐待兒童的慘狀 在缺乏新聞自由信息封閉的社會裡，作母親的鮮有所聞，她們在棄嬰時大概也想不 到自己的骨肉可能會遭受的悲慘命運，想不到她們的孩子——一條條也是有價值的 生命，成了她們追求「幸福」生活的代罪羔羊。 社會失控與人性淪喪 數十萬孩子被遺棄展示了一幅末世紀混亂殘忍的圖景。筆者個人認為，與其他經 濟的傳統的政策的原因相比，社會失控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當今執政的中國共 產黨實際上已失去對社會基層的控制，他們既不能把獨生子女政策貫徹下去，也不 能解決農村分田到戶所產生的大量尖銳的矛盾，更無法對付既是「生力軍」又是「 禍水」的數千萬盲流。不僅大量孤兒的產生是社會失控的結果，而當孩子進了屬於 政府管理職責範圍的孤兒院，對孤兒院大量的職工貪污怠工、虐殺兒童的非人道罪 行，自身早已腐敗透頂的政府也是睜隻眼閉只眼，不想管也管不了那麼多。 問題還不在一個上海兒童福利院，英國電視台在香港基督教會義工(她們在廣州孤 兒院義務奉獻)的幫助下，早就拍攝到了中國四個城市的孤兒院的慘況。就在張淑雲 和艾明訪問瑞典期間，有不敢相信的中國留學生馬上打電話回去，詢問家鄉武漢孤 兒院的情況，其詢問結果可以一言以蔽之：所有的中國孤兒院一般黑。 在張淑雲和艾明敘述的上海兒童福利院幹部職工如何虐殺孤兒的故事中，許多真 實的細節不僅令筆者和善良的瑞典婦女痛哭不已，就是連年輕的男翻譯也忍不住大 聲嚎啕。許多人哽咽著問：「他們(指孤兒院職工)怎麼能夠……他們怎麼能夠作出 這樣的事情？」一些大學生緊緊追問，究竟是什麼心理驅使孤兒院領導職工這樣肆 意對無助的孩子行惡。這些問題，不是有基本人道觀念的人能理解得了的。 不僅是孤兒院領導、職工能使出許多種比獸類高明的手段使孤兒死亡率達到驚人 的高度，而且連每隔兩三天就要來收屍的火葬場職工也拖延怠工，要受一點賄賂， 才肯把臭氣熏天的孤兒屍體拖出去。也許納粹集中營的焚屍爐的效率還更好一點。 這就不僅是一個共產黨政府問題了。我們面對的，是全體民族的人性墮落、全社 會的道德敗壞，就是這樣的人民，在專制極權的中共面前表現出軟弱和容忍，也就 是這樣的人民，在病殘無助的孤兒面前表現出冷酷的鐵石心腸。一個人口眾多又缺 少人權觀念和人道主義傳統的民族，其只講功利的人民更容易接受「弱肉強食」觀 念和優生學理論。對此，也屬於這個野蠻醜陋民族的我們說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的罪責何在？ 如前所述，社會失控是產生和虐待大批孤兒的直接和主要原因，而造成社會失控 則是當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我們中國的孩子何其不幸，碰上這樣一個既瀆職無能 又專制蠻橫的政府。一方面，他們對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不管不問。使得許多保 護兒童的政策法令成為一紙空文，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無孔不入地壓制為孤兒們呼 吁的行為和聲音，包庇從容對孤兒的犯罪。在後一點上，他們卻顯示出了非凡的控 制社會的能力。 毫無疑問，在世界道德法庭上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千夫所指的殺害孤兒的兇手，雖 然他們沒有像「六四」那樣直接開槍殺人。 很大意思的是，今天這位冒險逃出中國，向國際社會為孤兒們呼籲求救的張淑雲 大姐原來是一位篤信共產黨的人，在她五十歲左右時八九民運被鎮壓，她當時竟然 相信中共說「北京沒有死多少人」的謊言。可是六年後，命運卻讓她和我這個「六 四」後入獄的「反革命」走上了同一條流亡之路。這能說明什麼呢？作為一個醫生 ，只要她還堅持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原則，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母親，只要她還 堅守自己的良知，並認為這些孤兒和她自己的孩子有同樣的生命價值，她就不可避 免地從相信共產黨走向共產黨的對立面。 這也是世界罪人——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懇求你，我的同胞！ 當本文來不及修改推敲，就要匆匆交稿之際，筆者想起了艾明在回答瑞典記者的 問題時說：「我是有了心理問題，我已經不敢完全相信任何大人了。」而當這位才 四個月就被父母遺棄、就在孤兒院長大的殘疾男孩來到世界上最重視兒童權益的國 家，融入瑞典青少年為關懷中國孤兒而發起的音樂會演講活動時，他對我說，他願 意留在瑞典不走。 原來艾明不相信的「大人」，只是中國的大人而已。 我的同胞，我們是否有辦法讓中國那些像艾明一樣受盡摧殘虐待的孤兒開始相信 我們？畢竟他們是我們民族的孩子，我們是否可以不再閉著眼？如果你能回中國， 你是否可以去看看去聽聽？讓我們也能問中國一個「為什麼」，讓我們問問自己「 我能作些什麼」。這將是給無數死不瞑目的小孤兒一曲遲來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