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二十五) 胡平 231、比賽革命：文革前與文革的比較 講到比賽革命，那當然不是文革才發生的新現象。自「新中國」成立之日起，共 產黨就不斷地致力於整個社會生活的革命化。它成功地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變成了全 社會——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共同理想。按照這套價值觀念，革命被視為唯一正 確的人生目標。舉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沒有獨立的價值，唯有從屬於至高無上的革 命才有意義。起碼是在理論上，大家都承認，革命是一個人們應該為之生為之死的 東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認作反革命，那就比單純的肉體死亡還更加痛苦。 由於共產黨壟斷了全部社會資源，這就使得它所標榜的革命理念和社會上每一個人 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極其緊密的複雜關係。照理說，革命是貶低個人利益的。革命要 求你「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但是，既然革命黨手握全權，既然革命被確立為人 生的唯一價值標準，因此，當局又不可避免地會按照它對每個人革命程度的評鑒而 安排他們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依據人們的革命程度而給予獎賞和懲罰。因此，革 命又常常是(雖不必然是)有利可圖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則必定是受剝奪的，是吃 虧倒霉的。這在一方面鼓勵了那些本來就追求革命的人更加革命，另一方面也迫使 那些本來不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不盡量做出要革命的樣子。於是到頭來，不管你是 什麼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誠或多不真誠，你都會捲入到比賽革命的革命洪 流中去。 同樣是比賽革命，文革前的情況和文革畢竟有著很大的區別。文革前，同學們也 都積極表現，努力顯示自己的革命性；但是在那樣的和平建設時期，雖然革命的口 號叫得震天響，事實上我們卻是無命可革，我們唯一能從事的「革命活動」無非是 學雷鋒做好事而已。不錯，文革前學校裡也經常開展各種政治活動，不過其內容、 其形式都是事先明確規定好了的，例如學習「九評」，批判已被定性的文藝毒草， 聽老工人老農民作憶苦思甜報告。我們很難在這種程式化的活動中表現自己的個性 和創造性，我們很難顯示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至於說為革命發奮學習，為革命鍛 煉身體，那當然都很重要，但是它們只是「為革命」而不是革命本身，因此並不能 證明多少問題。換言之，文革前的比賽革命，項目較多樣但焦點不集中；似乎一切 都是，又似乎一切都不是。 文革一爆發，情況立刻大不相同，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大革命。學校停課鬧革命 ，我們幾乎都成了職業革命家。在這種情況下，衡量一個人是否革命，唯一的標準 就是看他在運動中的表現，看他是否表現出對偉大領袖的無比忠誠，是否堅決地投 入對反動派和反動思想的批判鬥爭，是否堅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其餘的 一切通通無關緊要。 文革前，人們比賽革命，爭取承認，主要是爭取領導的承認。爭取組織的承認。 文革中，各級黨組織差不多都陷於癱瘓，大多數領導幹部不是被批鬥就是靠邊站。 這樣一來，爭取承認就變成了爭取群眾的承認。爭取最高當局的承認，這是前後兩 段時期的又一個重大區別。 232、關於寧「左」勿右 正像在體育比賽中，運動員最關心的不是煉好身體，而是取得優勝；為了取得優 勝，有時不惜弄垮身體。同樣地，在比賽革命的革命中，一般人最關心的不是革命 而是比賽。一般人最關心的不是怎樣按照革命的原則行事，而是怎樣行事以顯示自 己革命。人們隱約感到，老老實實、一絲不苟地照革命原則辦事，不一定吃得開， 甚至不一定行得通。因此，為了在比賽革命的革命中出人頭地或者是免於被淘汰， 人們常常會做出許多不符合其革命理念的行為。 為什麼老老實實地照革命原則辦事有時反而會吃不開、行不通呢？道理很簡單。 因為我們參加文革的動機是為了爭取承認，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性；爭取承認， 當然是爭取別人的承認，證明自己革命，當然是證明給別人看。這就是說，我們在 說話做事時，不能不考慮我們的言行會在別人心目中造成什麼印象，得到什麼評價 ；因此，我們自然會傾向於做出最容易贏得別人理解和好評的事情，努力避免做出 那些可能招致別人誤解和惡評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堅持做出我們自己以為最正確 的事情。有些事，我們自己認為是很革命的，可是卻很容易被別人誤會為不革命或 反革命，所以我們就寧可不去做。另外有些事情，我們明知不正確，但由於它很容 易被別人肯定為革命行動，所以我們就會違背本心地去做。 如眾所知，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態是寧「左」勿右。這裡所說的「左」，主要是指 態度，和內容沒有太大關係；它是指那種故意把事情做過頭，做過火，走極端的態 度。一事當前，許多人總是寧可採取一種比他們真心認為正確的立場還要激烈幾分 的立場。這既是求勝的策略——左對了，證明你比別人更革命；這也是自保的策略 ——左錯了，那只算認識問題，你的階級立場、階級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 多數人都寧「左」勿右，互相作用的結果，勢必導致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極端的局 面。本來，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內部，在任何一種政治運動內部，都存在著這種寧 「左」勿右、越來越左的天然趨勢；只不過在多元社會中，由於其它派別、其它運 動的對抗和牽制，防止了這種趨勢走向極端。整個社會有可能在各種對立的力量的 相互牽制中獲得一種平衡。一旦社會本身是高度一元化的，這種激進化趨勢發展到 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為奇了。 233、不同的處境與不同的表現 在文革中，不同處境的人們在政治上的表現往往不一樣。這未必都是因為他們對 文革的態度不一樣，有時是因為他們考慮到自己的不同處境，從而考慮到自己的行 為會在別人心目中造成不同的印象和評價，故而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為什麼偏 偏是北京幾所中學裡的一批高幹子弟，最早貼出造反宣言，最早成立起自己的組織 ？那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最受舊體制的迫害，最遭校領導或工作組的壓制，最被共青 團組織所排斥；其實，當時有此非常之想的人並不限於高幹子弟。只不過他們自恃 根紅苗正，深知自己的革命性是得到別人普遍承認的，堅信自己的行為一定能夠得 到黨中央毛主席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敢做敢為。其餘的人免不了會顧慮重重，唯恐 別人把自己為革命而做出的不尋常的舉動誤會為反革命，所以不敢貿然行事。說來 也有趣，當時，一般群眾在口頭上都說無限相信黨，相信黨決不會冤枉好人；但在 實際上，我們又都下意識地知道好人受冤枉實在是很可能的，也是很容易的。越是 不被黨信任的人越是擔心被黨冤枉，在行動上越是小心謹慎。譬如對那付對聯，黑 五類出身的同學心底裡都不贊成，可是敢於公開表達異議者卻寥寥無幾。別人既然 已經認定你是混蛋，你越是否認，別人便認為你越發地是混蛋；如果你承認自己是 混蛋，別人倒可能認為你不那麼混蛋。因此，為了爭取別人承認自己還不是太混蛋 ，許多黑五類出身的同學只好違心地承認自己是混蛋。 上述這番說明看來是很重要的。現在，不少人在研究文革回憶文革時，常常誇大 了當初人們參加文革的利益動機。按照這種觀點，人們對一件事情採取或支持或反 對的立場，主要取決於他們認為這件事對自己有利或是有害。這種觀點未免把當時 人們的心態過於簡單化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最早的一批造反者大都並非原體制下 的受害者而是其受益者，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大部份遭受迫害的人，在很長一段時間 內不是挺身反抗而是逆來順受，甚至還曲意迎合。這種觀點低估了「革命」二字對 當時人心的巨大支配作用。我無意誇大當時人們的理想主義。問題的複雜性在於， 在當年的形勢下，「利益」總是掛在「革命」的帳下。你在權衡一件事對自己有利 還是有害時，你必須考慮的是這件事是被認作革命的還是被認作不革命反革命的。 你必須選擇革命，越革命便越有利。就算你發現革命對你不利，你也要選擇它，因 為那樣做對你的傷害可能會小一些。如果你選擇了看上去雖然對自己有利，但卻會 被認作反革命的一方，你就是選擇了失敗，那還有什麼利益可言呢？ 234、兩報一刊與中央文革的角色 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進行到底》。自此以後，每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後來 又加上了《解放軍報》)都聯合發表一篇元旦社論，一直到七九年才告終止。 在文革期間，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十分重要。它既是對過去一年運動的總結，又 提出了新的一年的革命任務。不過，正像我們後來都知道的那樣，在新的一年中， 事態的實際變化情況總是超出了元旦社論的規定。 從文革一開始，中央的兩報一刊就扮演了指導全局的角色。尤其是在六六年到六 八年這三年期間，各級黨組織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其它各種官方報刊基本上都 被查封；四川省委機關報《四川日報》改名《紅色電訊》，除了照抄中央兩報一刊 外幾乎再沒有別的內容。在這種形勢下，兩報一刊就成了黨中央領導全國運動的最 主要的工具。連帶著，兩報一刊的記者，由於被認為具有「通天」的本事，一時間 也都成了重要的人物。這些記者的行蹤都很神秘。他們不像記者，倒更像便衣的情 報人員。 兩報一刊的文章固然重要，但畢竟顯得不夠具體，特別是不夠及時。在六七年元 旦社論中，專門有一段文字是批判「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口號 的；無非是重複陳伯達《兩個月運動的總結》中講過的那些觀點，而陳伯達的這篇 講話早在一個多月前就以傳單和大字報的形式廣泛流傳了。因此，除了認真讀報之 外，我們更關注的是市面上流行的中央首長講話。從中我們可以更直接、更迅速地 領會中央的意圖。起初，發表講話的中央首長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有國務院 和中央軍委的幾位負責人；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的全面展開，後者的聲 音日見稀少，前者的聲音越益突出。在一般群眾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為 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式發言人。 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都是共產黨的理論家。過去，他們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 ，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可是在文革發動後短短幾個月間，他們 一躍而居於權勢的頂端，在群眾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內閣重臣與封疆大吏們還 要高得多。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是以往十七年從未發生過的；不過，它看來又很合 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那麼，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理當在 其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共產黨的統治本來就是意識形態的統治，在這裡，意識形 態的權力高於傳統形式的權力。精神的權力支配著世俗的權力，整個社會明確宣佈 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著誰被賦予毛澤東思想權威解釋 者的角色，誰就成了現實政治鬥爭的最高法官。換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 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親自任命，由精通經典的教士而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 了一種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論的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這看來更符合一般熱 忱的信徒們所想像的理想國。 235、保守組織的衰敗 和意識形態權力的急劇膨脹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傳統權力的迅速衰落。 雖說到目前為止，被中央明令撤職停職的官員還很少，絕大部份當權派依然坐在 自己的位置上，可是他們說的話再不靈光。他們還沒有被奪權，可是他們的權力卻 已經自行消失了。 也許，這一現象最清楚不過地證明了共產黨社會的政教合一的性質。在這樣的社 會中，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意識形態的正統性。不論你的職位是上級授予的還是群 眾選出的，除非你對毛澤東思想的忠誠和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誠是得到人們肯定 的，你的權力才是有效的。一旦人們不承認你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統性，他們就可以 不再服從你，無需乎經過撤職或改選等任何程序，你的權力便不復存在。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被教導說要聽黨的話，要跟黨走。可是，誰代表黨？這在以 前從不成其為問題，在文革中卻成了最大的問題。文革中群眾的派別分化，最初都 源於對當權派的不同評價，準確地說，是源於對當權派所代表的意義的不同評價。 被稱為保守派的那部份群眾，囿於舊習，把當權派視為黨的化身，一見到有群眾起 來批評當權派，立即站出來堅決保衛，並把批評者扣上反黨的罪名。殊不料黨中央 卻宣佈這些當權派並不能代表黨，他們無權妄稱為黨的化身；這就使得他們的權力 失去了依托。黨中央進而表態支持造反派對當權派的批判衝擊，當權派事實上陷入 了不受保護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保衛當權派還有什麼意義呢？眾所周知，到了 六六年年底，全國大部份地區的保守組織都衰敗了下去。除開極少數繼續得到中央 明確肯定的當權派仍有群眾組織出面保衛之外，在那些當權派被中央晾在一邊任憑 群眾批判衝擊的地方，先前保衛過這些當權派的所謂保守組織，由於意識到保的立 場並不為中央所欣賞，紛紛失去了保的積極性；再加上得勢後的造反派大舉反攻， 不久就都垮掉了。 236、當代英雄 隨著「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形勢進一步明朗化，一種新型的 英雄出現了。我這裡指的是造反派領袖，例如川大八二六的江海雲，重大八一五的 周家瑜，更不必說清華井崗山的蒯大富，北航紅旗的韓愛晶，北師大井崗山的譚厚 蘭。僅僅半年之前，他們還不過是默默無聞的普通學生；如今卻成了名震一方甚至 名震全國的群眾領袖。他們的赫赫名聲，很少是靠著官方媒體的宣傳報道，而是在 群眾之中不脛而走。這在我們的經驗中也是一件新鮮事。 造反英雄的魅力，在於他們突破了以往單調刻板的英雄模式，向人們展示出另一 種具有更豐富的精神內涵的英雄標準。過去十七年間，共產黨為我們樹立了許許多 多的英雄範例，包括革命先烈，戰鬥英雄，勞動模範。自六三年學雷鋒運動以來， 雷鋒及雷鋒式的英雄更確定為和平建設時期人們學習的主要榜樣。那時候，我們雖 然也都承認雷鋒是英雄；可是，我們又有種模模糊糊的感覺。我們覺得，像雷鋒一 樣，安心做好平凡工作，甘當小小螺絲釘，那好像並不能真正滿足我們熱烈憧憬的 英雄夢。有些人甚至感歎生不逢時，沒能趕上血與火的革命戰爭年代，做不成一番 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文革爆發，造反者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演出了一幕幕精彩 壯觀的革命戲劇。許多群眾恍然大悟：這才是真正的革命，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在 這種叱吒風雲的人物面前，雷鋒式的英雄又怎能不黯然失色呢？ 運動初期的一個普遍現象是，許多過去的英雄人物典型都成了保守派。不少群眾 在下面議論說，要是雷鋒還活著，一定也是個「老保」；因為這種人只知對上級領 導一味順從，缺少分析批判的頭腦。文化革命的實踐告訴我們，干革命，光有熱情 ，光有忠心還不行，還必須要有見識，有水平，要善於分清毛澤東思想和修正主義 ，分清毛主席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英雄最令人佩服之處，就在於他 們具有高度的毛澤東思想理論水平，具有高度的路線鬥爭敏感性。在以往官方規定 的英雄標準中，認識水平或認識能力的高低一向無足輕重，如今它卻變得至關緊要 。過去我就有過這樣的不滿，看到那些連印度總理和蘇聯總理都分不清的同學居然 被領導視為政治上的先進份子，而如我一類對天下大勢有一肚子見識的人反倒不受 重視。現在好了，愛思考、有見識終於被當作革命的美德。造反英雄的興起，體現 了這種觀念的轉變。依當時的我們看來，那無疑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事後我們 當然不難認定，文革是一場反智的運動；可是這不應妨礙我們承認下述一個事實， 那就是，和文革前盛行的馴服工具與螺絲釘精神相比，文革中的造反風潮一度起到 了刺激思想的積極作用；和保守派群眾相比，造反派的思想通常要活躍得多，也復 雜得多。 237、特殊的勇敢 造反派領袖們能夠贏得群眾的敬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更勇敢。這 是一種十分特殊的勇敢。正如一位忠勇的將軍，他不懼怕血戰沙場，犧牲於敵方的 槍矢之下；卻唯恐被自己人打成內奸，屈死於本國的冤獄之中。同樣地，一般人縱 然敢於冒著風險去革命，卻不敢去冒當反革命的風險。我們參加文革，既是為了革 命自身，也是為了證明自身的革命。當兩者發生矛盾之時，也就是說，當其我們發 現，如果我們聽從內心的召喚去做一件我們認為是革命的、是正確的事情時，我們 卻很可能會招致黨和群眾的誤解而被打成反革命；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人是會 放棄的。 正是在這一點上，造反英雄們顯示出非凡的勇敢——為了革命，他們不怕被打成 反革命。他們敢於挑戰黨內大人物，敢於挑戰黨組織；尤為難得的是，當黨組織把 他們打成「右派份子」、「反黨份子」時，他們毫不屈服，堅持反抗到底。不消說 ，這種人為數極少。比如在北京大中學校，起初，敢於反對工作組的同學就只有「 一小撮」；等到工作組展開反擊，大抓「右派」、「反革命」，其中絕大多數人立 即繳械投降。硬是頂住不動搖的實在屈指可數。這中間就包括清華附中的幾個紅衛 兵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那幾個紅衛兵的情況還不大一樣，他們有仗恃。憑著其優 越的背景，他們壓根不相信別人能把他們打成反革命。蒯大富卻只是一個平民的子 弟。由於他率先提出炮轟壓制革命的工作組。提出要向工作組奪權，被工作組列為 重點打擊對象，遭到圍攻批鬥，開除團藉，甚至關押了半個多月。劉少奇親自下令 要對他實行專政。須知，在那時(六六年六月下旬七月上旬)，毛澤東還不曾寫下《 炮打司令部》，劉少奇還是無可爭議的黨內第二號人物和國家主席。 一位對文革深有研究的朋友告訴我，據說在蒯大富挨批鬥期間，中央文革有人一 說是周恩來)曾經找過蒯大富單獨談話。如此說來，蒯大富其實也是有後台的。事實 真相如何，我無從斷定。當年流傳的敘述版本則是蒯大富孤身堅持反抗。如果我們 聯想到許多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一旦被上級領導扣上「反黨」的罪名，無 不誠惶誠恐地認錯檢討；那麼，像蒯大富這樣一個平民出身的普通大學生，卻能夠 在極其沉重的壓力下不屈不撓地抗爭，其間體現的勇敢就不能不讓人擊節讚賞了。 其它那些造反派領袖大抵也都有過類似的 經歷。英雄，意味著敢於反抗比自己更 強大的對手。一段完整的英雄故事，往往離不開冒險，離不開受苦受難。過去我們 一直以為，我們既然生活在革命化的新社會，在這裡，除了盲目的自然力量之外， 干革命再不會遇到什麼強大的對手，也再不會有冒險，再不會有壓迫有苦難。造反 英雄的故事改變了這種觀點。干革命又成了一件既艱險又輝煌，既曲折又浪漫的事 情。可想而知，這對於那許許多多渴望著當革命英雄的青少年，會是一種多麼強烈 而新鮮的刺激。 238、關於造反派領袖 十九中不曾有過反工作組的英雄。有關蒯大富一類造反先行者的種種故事，我是 到後來才知曉的。我對他們當初反對工作組的具體背景和具體理由並不大清楚，所 以在那時也談不上有什麼明確的感想。 其實，最早提出反對工作組、趕走工作組的人，十之八九是嫌工作組太「右傾」 。按照當時人們對「右傾」一詞的理解，那主要是指對敵鬥爭不夠凶狠。這就意味 著，倘若一開始就依了這批造反者，運動的打擊面——包括對一般所謂有問題的群 眾的打擊面——很可能會更寬，火藥味會更濃。北大的情況就是一個例子。六月十 八日，北大發生了大規模的揪鬥牛鬼蛇神的事件，四十多名校系幹部和教師教授遭 到粗暴的批鬥凌辱。工作組急忙出面制止。聶元梓卻聲稱這次揪斗是革命行動，批 評工作組犯了右傾錯誤。至少在這次事件中，反工作組的一方實在要比工作組更惡 劣。 當然，各單位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在其他許多學校，工作組一手「反干擾」， 壓製造反派；一手搞運動，在幹部中揪黑幫，在群眾中抓牛鬼蛇神。這就把造反者 和其它受壓制的群眾打到一塊去了。後來，造反者平了反。為了批判工作組和對抗 取代工作組的校文革，造反者便與被工作組和校文革打壓的其它群眾結成了聯盟， 儼然成為受壓群眾的保護者和代言人，很難說這究竟是那些造反者的初衷呢，抑或 是形勢演變陰差陽錯的結果。很可能是兩者兼有並交互作用。 造反先行者在壓力下不屈服，這一點引起我的共鳴。在十九中舉行的三天半的「 對聯」辯論會上，絕大多數黑五類同學橫遭污辱卻不敢據理力爭。看來，自衛也是 需要勇氣的。其實我那時上台發表異議，並沒有怎麼考慮過敢不敢的問題。我只是 認為我們分明是革命的，不應該說我們是混蛋；我覺得自己受到別人的誤解，所以 我拚命想爭辯清楚。有些同學比我世故些。他們認為你越爭辯別人越來氣，到頭 來 對自己也就越不利。我卻比他們更相信講道理——這大概是我性格中的一個特點。 以己度人，我想，那些不肯低頭的造反派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心理。正因為我以為 我們有著相似的心理，我反倒不覺得那是多麼了不起的勇敢行為。 當然，我的情況和造反英雄們還是有所不同。他們不但相信自己忠於毛主席，而 且還相信毛主席也一定支持自己。他們敢於對抗「大人物」，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有 更強大的靠山，這與其說是勇氣，不如說是信仰。我缺少這種感覺。這種區別在以 後《出身論》的問題上表現得更清楚。 我對造反英雄的敬佩之心並不十分強烈。這一來是他們對我們也仍然有些歧視， 二來是我對他們的觀點和做法並不完全贊成。此外，那大約也和我自己的英雄理想 有關。我心目中的英雄是科學家，雖然這種理想近幾年已經有些黯淡，在運動中幾 乎被遺忘，但至少還沒有被別的英雄類型所取代。不錯，我積極參加文革，努力在 運動中表現自己，證明自己很革命，對別人在革命中大出風頭也很羨慕。不過，我 的目的也僅只是想證明自己革命而已，我僅只是想證明自己在政治上、在革命中也 很強很優秀，但是我的志趣並不在此。我還沒有想到過要當革命家政治家。 239、「奉旨造反」與「反貪官不反皇帝」 文革中的「造反」到底是什麼意思？這裡不妨順便講一講。 我們知道，「造反」一詞的本義是犯上作亂，是對現行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威的否 定和破壞。無怪乎紅衛兵第一次在文章中用到這個詞時，工作組立刻扣上了「反動 」的大帽子——「干社會主義還造反，造什麼反，造誰的反？」可是按照紅衛兵的 解釋，今天我們講造反，是指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造資產階級的反，造修正主 義的反。依此說，「造反」便和平時人們講的「革命」成了同義詞。其實，「革命 」一詞本來也是指對現行制度的反叛、否定與改變。只是經過共產黨多年的誤用濫 用，「革命」的含義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許多語境下，「革 命」非但沒有反叛否定之意，簡直成了反叛否定的反義詞。因此，以「造反」取代 「革命」，至少是突出了反叛與否定的意味。 文革中的造反無疑是一種非常特殊、非常奇怪的造反。它是廣大群眾在最高領袖 的號召下進行的一場造反。有人戲稱為「奉旨造反」。「奉旨造反」一語很傳神； 但嚴格說來卻是不通，是自相矛盾。「造反」是以下犯上，「奉旨」卻是以上制下 。兩者如何能結為一體？是造反必無旨意，是奉旨則非造反。然而在文革中，卻好 象實現了這種矛盾的結合。 原來，情況是這樣的：毛澤東發出了造反的旨意，下面的群眾積極響應。這是「 奉旨」。但聖旨本身是抽像的、籠統的，它並沒有明確告訴人們誰該反、誰不該反 ；下面的群眾在造反時必須根據自己的判斷來進行。這就是說，群眾在每一次具體 的造反行動中又是沒有聖旨的，因而它確乎又像是「造反」。 「奉旨造反」既是自相矛盾，因而根本無法實行。因為群眾的意見往往不一致。 你說張三該反，我說張三不該反，怎麼辦？若允許各行其事，願服從者服從，不願 服從者不服從；其結果便是無政府，因為權力失去強制性便不再是權力——文革中 的無政府狀態就是這樣形成的。如果倒過來，願服從者服從，不願服從者強制服從 ；那就必須把不服從者打成革命實行專政，因為這是共產國家控制反對派的唯一辦 法——文革中一再出現的政治迫害就是這樣發生的。顯然，除開上述兩種狀態外， 別無第三條道路。除非採用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實行言論自由、法治、多黨競爭 ，定期開放選舉，如此等等；否則只會出現專制加無政府，那正是文革。 文革中的造反活動，一方面維護最高領袖，一方面打擊各級當權派。這看來和古 代中國民眾造反的一種常見方式很相似，曰「反貪官不反皇帝」。其實兩者大相徑 庭。 在古代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中，民眾的鬥爭鋒芒是指向民眾不喜歡的官而非皇 帝不喜歡的官，民眾是為了給自己除害而不是為了給皇帝助威；因此，在大多數情 況下，他們反對的乃是真正的貪官壞官。在文革的造反中，人們要打倒的是毛澤東 不喜歡的幹部而非自己不喜歡的幹部，人們是為了強化毛澤東的權力而不是為了保 衛自己的利益；因此，受害最深的往往倒是共產黨內較好的幹部而不是更壞的幹部 。 倘著眼於幹部問題，文革可粗分為三個階段。 1、運動初期。文革以批判《海瑞罷官》揭開序幕。這就提供了一個樣板，文革要 打倒的當權派，應是鄧拓、彭德懷式的人物。在這一階段，全國上下，大大小小的 鄧拓、彭德懷式幹部一網打盡。有些人先前就已經因為「右傾」錯誤而遭到整肅， 此時又被回鍋 處理，加倍懲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簡單。在運動初期當權派仍 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群眾唯恐被扣上「反黨」的罪名而不敢妄加攻擊；他們如欲 立功表現，只有依據中央提供的標本去對照搜尋。當然，也有一些其它類型的幹部 ，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被打倒被批鬥。但是，那些具有正統形象的當權派，縱然 作惡多端，民怨很深，卻都能夠安然無恙，不受衝擊。 2、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前階段掌握實權的幹部，中央指其大多數都犯了 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因此群眾獲得了正當的理由對之批判。毛澤東的戰 略意圖已昭然於世，凡當權派均可炮轟火燒，矛頭向上就是大方向。絕大多數幹部 受到衝擊。在這段時期，也只有在這段時期，群眾才可能對他們真正反感的當權派 施加報復。 3、「三結合」與解放幹部時期。結合與解放的標準自然是毛澤東的思想與路線， 異端份子決無翻身之望。由於結合與解放常常需要經過群眾組織這一關，群眾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以自己的好惡去影響其結果；所以有些壞官一時間也難以出頭。 以上概述固然簡略，但給出了基本線索。由此看來，文革中的造反與古代的「反 貪官不反皇帝」並不能相提並論。 240、在起伏的波濤中 文革進行了半年多，周圍的一切，尤其是人們的地位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發生 了以前絕難料想到的巨大變化。我們有如置身於洶湧的波濤之中。一些人被頂上浪 尖，一些人被衝到水下。忽一會兒，各自的位置又打了顛倒。在浪尖者被壓到水下 ，在水下者被送到浪尖。由於大家都缺乏經驗，一旦變動發生，大多數人都以為那 便是定局。於是，有人興奮無比，有人壓抑萬分；有人得意忘形，有人徹底絕望。 誰知新變動又不期而至。先前的得意者驚愕，先前的失意者驚喜。《十六條》早就 指出文化革命會有曲折有反覆。我初讀時尚不明所以，現在重新想起此話(和許多人 一樣，這時候我已經不讀《十六條》了)，自以為有了深刻的領悟。 在十九中，王校長、馮主任仍在監督勞動。另一位秦姓副校長頗為幸運，沒挨斗 沒打倒，但無聲無息，似乎已被眾人忘掉了他的存在。秦校長只在運動初期挨過幾 張大字報，批評他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這種批評太尋常，每個管教育的幹部 都有這項罪名，因此差不多不算是罪名。秦校長一向謹小慎微。看來這是他免遭厄 運的主要原因。不過依我之見，那也是因為在十九中已有王、馮二人被揪出充當靶 子，滿足了人們的鬥爭需要，秦校長才能躲過一劫。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在政 治運動中，一個人是否挨整挨鬥，那常常不取決於你的絕對狀況，而取決於你的相 對狀況。在有老虎的地方狼等於是羊，在只有羊的地方狼就是老虎。 老師也展開了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活動。擔任校文革主任和委員的幾個 老師被人們在大字報上指名批評。有位年青的黨員老師，大概是在工作組及校文革 掌權時期特別積極；一些被整過的老師對他相當反感，又苦於他不算當權派而無法 對之直接批判，於是刷出這樣一條大標語：「某某是十九中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不當權的當權派！」這幾位被批判的老師都帖出了「徹底檢查」的大字報，看上 去全是套話。不過設身處地地替他們想，似乎他們也說不出更多更獨特的內容。他 們認錯，是因為中央宣佈他們錯了。至於說他們自己還有什麼特殊的想法，他們不 會寫出來，甚至不會想下去。 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遇見了前工作組的劉組長。幾句寒暄之後，他就向我表示 道歉，承認當初犯下的路線錯誤。我聽了很高興，又有些不安；因為他不久前已經 向我們公開地作過檢討了。學校有幾位同學執意把劉組長再度揪回十九中，批判起 來真是聲色俱厲。其實他們當初並不曾受過什麼迫害，更何況工作組時期做下的壞 事，比起後來的校文革與官辦紅衛兵時期不知要輕多少倍。過去召開控訴舊社會的 會，也總是有些發言者聲色俱厲。我懷疑他們有點裝腔作勢，但又想也許是人家苦 大仇深，階級感情比我強烈。現在不一樣了。我很可以認定別人在裝腔作勢。不過 也難說，萬一別人就是好動感情的性格呢。 但是，當一些關過牛棚的老師在控訴批判會上表現激動，以至於聲淚俱下，我卻 堅信其中毫無做作。事實上，我還相信他們在竭力控制。幾個月的牛鬼生涯，肉體 上的折磨尚在其次，精神上的凌辱令人沒齒難忘。其創痛之深，甚至在三十年後的 今天，很多人都不願完整地講出那段經歷。 在批判血統論，批判譚氏人物之後，我班那位新支書明顯地消沉了下去。這是一 次很沉重的打擊。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在政治上重新活躍過。文化革命的殘酷， 表現之一便是，它讓一些不成熟的年青人一下子獲得太多太大的做錯事的機會與誘 惑，從而也給後來的他們留下了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鼎鼎大名的譚力夫，聽說現 在當上了北京圖書館常務副館長。作為權勢集團中之一員，他可以從現實生活中得 到種種他未必應該得到的好處，但是他不能擺脫當年留下的濃重陰影。他改換了名 字。宋彬彬也改換了名字。有時我要想，如果生活果真能讓人們重新開始，也許世 界會變得比現在要好得多。□(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