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的城市革命 魏少飛 促成中國社會從共產黨僭主專政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什麼途徑最有效、因而最可 能實際發生？ 一、第一條道路：宮廷政變型 按照中國傳統社會和中共僭主專政的以往模型，首先發生的嘗試，是一場宮廷政 變。如一九七六年毛僭主死後所發生的拘捕其親信的「打倒四人幫」的宮廷政變。 對指定的接班人而言，他的處境是前後夾擊，上下夾擊：前後夾擊是許多人覬覦 他的權位，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上下夾擊是他不得不在他的前任所歉下的血債和 他自己面對的新壓力之間掙扎，尋找活路。 有的甚至等不到老僭主死去，已經身首異處，如劉少奇、林彪、胡耀邦和他們的 俄國前輩托洛茨基等等。 人民的怨恨隨著老僭主的死亡而變成自覺的意識，要向新僭主討還血債，新僭主 迫於壓力，不得不暫時順應人民的要求，如一九六六年肅清政敵的毛澤東、一九七 八年剛剛奪權的鄧小平。但這個同盟是脆弱的、注定不持久的，宮廷政變(打倒劉少 奇、剝奪華國鋒)一旦成功，無情的打擊立即落在剛剛被利用完了的同盟者頭上，無 辜者被打成歹徒和罪犯，他們的鮮血染紅了中國大地。無疑，這樣的宮廷政變解決 不了中國現代化問題。 宮廷政變的病根，在於它無法向人民還債，策劃通過宮廷政變來延續中共僭主專 政的野心家們，因而無法動員人民投入建設。所以新僭主不得不為了「我身上的他 (老僭主)」而處處被動：鄧小平不敢公然否定毛澤東，江澤民將來也只敢偷偷摸摸 ，不敢公然否定鄧小平，否則他們自己的虛假合法性也就蕩然無存了。這年復一年 、代復一代的偷偷摸摸的還債，只對鞏固僭主私相授受的專權有利，而絕對不利於 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 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在哪裡？不在國境之外，而在中南海裡！ 難怪中國的遭遇如此坎坷、處境如此窘迫，因為敵人已經深入到我們社會的中樞 神經系統！這種民族危機是可以通過一場宮廷政變來自行解決的嗎！ 二、第二條道路：中層革命型 自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政界、軍界、知識界的中青年脫進者，即有在中 共老人幫死後或退出政治舞台後，密謀「中層革命」之說。他們認為，所謂「中層 革命」既可使中國大陸避免「底層革命」(即「全民總動員」)的大規模動盪、改組 ，也可以解決「上層革命」(即宮廷政變如「打倒四人幫」)所無法解決的迫在眉睫 的制度改革的歷史壓力。直觀地說，中層革命的特性，比較接近葡萄牙一九七五年 革命，伊朗、菲律賓以及蘇聯、東歐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間所發生的革命，也 分別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實現了中層革命。儘管它們都盡可能動員了群眾的參 與，但掌握大局的仍是社會權力結構的中間階層。如教會、議會、工會、軍官團、 黨的組織等等。 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六四事件」，本來可以提供一次開始著手推進中層革命的機 會，但由於社會條件的異樣，結果使得中層革命的潛力反而受到打擊甚至摧毀，知 識界損失明顯，政界尤其是軍界的中層革命的潛在勢力也無不受到清洗，從而加速 中共政治的左傾；尤其屠殺歉下的大量血債，使得革命與反革命的對壘變得難以調 和。 一九九二年，六四大屠殺的罪魁禍首鄧小平「南下講話」，使中國大陸奄奄一息 的經濟改革的勢頭，得以重新起動。社會權力結構的中層勢力，再度變得活躍。他 們中的不少人，利用己有的社會地位與發言權，形成種種政治幫派聯繫，伺機擴大 社會影響，以便在鄧小平死前獲得思想與組織的某種優勢，企圖在中共「第三代領 導人」登台或垮台後，最終影響大陸政局。 但是，觀察「戊戌變法」到「六四屠殺」以來中國近代史的全部演變，這種算盤 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中層革命在中國發生並取得成功的前途，可說十分渺茫，這與其說是因為「反封 建不徹底」，毋寧說是貴族主義的過早消亡與兩千年中央極權傳統，早已摧毀了獨 立或半獨立的社會權力結構的中間階層。再加上無法無天的共產黨小和尚傳統，把 中央極權統治下殘存的民間社會，通過「公有制」的口實，也一併消滅。 多元的競爭社會，是一個社會權力結構的中間階層十分活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 格局，是不會能讓中央極權的官僚機器任命的人，壟斷政治的。因為這樣單向自上 而下的權力代表，無法發揮社會橫向聯繫、進而動員基層民眾參與國事的作用。如 果他們強行壟斷政治，社會要麼走向僵化，要麼爆發中層革命，如英國的國會軍就 是這樣向王軍宣戰的，美國的獨立軍就是這樣向英軍宣戰的，法國的三級會議就是 這樣推動革命的。甚至日本的藩國，也是如此打倒慕府，實現明治維新。相反，中 華民國政府在四十年代的軍事失敗，有重要的經濟原因，就是其領袖集團大多出自 江浙、兩廣等工商發達地區，所以他們在國策上優先考慮這些地區的利益，急於發 展外向型經濟，結果加劇了內地和沿海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利益衝突。這樣導 致大陸腹地區域破產、半破產的農村，被中共盤踞、煽動，襲來一場人造的革命， 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反潮流格局，最終消滅了城市的抵抗，並在長達三十年的時 間內(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使中國城市不斷農村化，使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飛 速發展日益脫節，幾乎喪失了地球的球籍。這種反潮流的「全國一盤棋」，是傳統 的大一統造成的奴性，和共產黨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結合，它的特點是，寧願拖累全 局發展，也不發展地區優勢，以便「顧全大局」。這在任何健康的、多元化社會， 都是無法想像的夢饜。 正是在這種全國一盤棋的奴化政策下，社會權力結構的中間階層所賴以存在、發 展、壯大的法律基礎一一消滅，中央極權的政策治國代替了地方自治的法律治國， 無責任政府的惡劣示範，使全民不得不放棄責任感。 這使中國並不具備發展中層革命的條件，我們必須超越中層革命的幼稚幻想，達 到民主政治的彼岸。 三、第三條道路：全民總動員(城市革命) 如果宮廷政變、中層革命都不能解開中國的政治死結，突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那麼最後的道路就是實現全民總動員，在必要的時刻即使翻轉底層，也要完成體 制變革。 中國社會目前的畸形、變態，若無方向性的轉折，隨著政治通貨膨脹、經濟通貨 膨脹、人際關係通貨膨脹等多方面社會信用的崩潰，風捲殘雲的日子已經不遠。… …要使一個不斷受挫的民族，開始走上現代生活的正軌，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其中包括「最原始的手段」，而這，首先意味著全民總動員。 要使一個由於長期的極權控制而失去內在規範的民族，重獲尊嚴、自律、自主、 自由等文明規範，就要首先把反抗極權主義外在壓制的幹勁，充分渲洩出來。 為徹底清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亂麻堆計，不能迴避與殘暴邪惡勢力的直接沖 突。為不留後患計，不能迴避必要的高燒。 中國的全民總動員，不僅是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而且將擴展到種族層面。 這表現為對種族實行嚴密的精選。所謂「文化層面」，是指後天的、習得的層面； 所謂「種族層面」是指先天的、遺傳的方面。中國的全民總動員，不僅是心理革命 ，還是物理革命；不僅是精神革命，還是肉體革命，不是共產黨式的黨同伐異、強 迫勞改，而是對「一切不合時宜的肉體特性」，實行徹底純化。只有讓依照法律尺 度必須淘汰的基因被淘汰掉，理應成活的生命，才獲得生生不息的空間與機會。至 於純化的下一階段，才是優選並保留，讓有希望的種子綿延，長成參天大樹。只有 當此這「兩步純化」完整到位後，新的生命種屬、新的生命結構、新的文明特徵— —才披星戴月而來，欣欣向榮而生，盡意而笑，盡意而哭！在這種意義上，全民總 動員將作為中國百年革命的終結者，載入史冊。它實現前此歷次中國革命「業已失 落的目標'，還要青出於藍，成就以前的革命並不自覺的鑄鼎大業。 四、城市與城市革命 蘇共的十月奪權是城市革命，但中共的十月建政卻不是城市革命，所以蘇共奪權 後可以使得俄國迅速工業化，中共建政後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蘇共再差勁，其 基本力量畢竟是由城裡人構成；中共卻是農村起源的割據勢力，完全缺乏管理全國 城市的經驗，甚至沒有經營城市以推進現代化的意識。 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蒙古入主，希臘歷史上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歷史上的 蠻族入侵，以及近代中國城市主導權的喪失、中共盲流崛起執政所導致的全面野蠻 化過程，都是反城市力量對城市的反擊與清算。毛澤東思想的晚期闡釋者張春橋稱 之為「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他所謂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城市力量。鄧小 平表面上是個「改革派」，骨子裡是五十步笑百步，在執行了六四大屠殺後，鄧小 平宣稱，請願者是「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就是指請願者實際上代表城市 力量，對中共起源於農村的野蠻力量所進行的歷史性反擊。這表明鄧小平依然是城 市革新力量的敵人。而確確實實，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就是要建立鄧小平所說的「 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就是讓全民都有機會成為中產階級的、徹底剷除僭主專政的 真正共和國！ 但中國現代史所展現的野蠻化過程，卻是「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 ，這並非毛的發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蠻族軍事集團的看家本領，蒙古人就是這樣 包圍巴格達、北京和歐亞各個城市文明並聚而殲之。儘管他們不是農民，而是遊牧 民。在中國內部，洪秀全、李自成、黃巢、張角、綠林赤眉、陳勝吳廣，早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家」。要說毛澤東的「貢獻」，那主 要在於盜用一套外來新語彙來講述中國老故事。 但它的遺產依然存留，中共不論在武裝奪權時期，還是在建政後的經濟建設過程 中，都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習慣為宗旨。如「大煉鋼鐵運動」，也是變相的「農村包 圍城市戰略」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運用，它以農村式「小高爐」代替城市的高度集約 化生產。鄧小平悔過式的改革開放中，也如此農村改革先行，搞得熱氣騰騰。所以 一進入城市改革階段，馬上混亂，土八路玩不轉洋玩意兒，農貿市場比超級市場， 難道是一種進步嗎？鄉鎮中小鄉鎮企業比現代化的大型企業，難道是一種進步嗎？ 顯然不可能。它們造成大量污染、資源浪費、偽劣產品，因為從「發展生產力」的 角度看，分散比規模經營的效率，遠遠低下。越集中，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因此 高度的城市化是工業化不可逃避的後果。現代化生產，要求流水作業，致使各個工 廠分工越來越細，小而全的毛派經濟，是土財主式的，與此完全背道而馳。鄉鎮企 業企業浪費資源，分割農田使大型水利都荒廢了。再加上承包制迴避產權問題，「 租賃」造成無責任感，所以農民拚命搾取地力，濫施化肥，造成土質板結……這些 破壞性後果都是中共土八路「農村包圍城市」傳統的罪惡遺產。 我們要超越中共的土八路傳統，必須具有新的城市教養。在現代國際城市文明的 條件下，尤其是需要吸收國際性的知識、教養，否則就只能像共產黨的政策治國那 樣，原地打轉，冥頑不化，無法與世界接軌，坐不上世界圓桌會議。 五、城市革命的功能 政治應該是正直的，但中共的政治卻是世界上最不正直的、最腐敗的。在聯合國 所進行的世界各國政府廉潔程度的調查報告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次，已經 排到了第一百二十幾位。中共的腐敗，是病症而不是病根，中共的腐敗，是中共式 的社會動員業已停頓並遭到挫敗的表徵。反腐敗，本來應該是消除社會動員的障礙 ，而中共的「反腐敗運動」卻根本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中共的組織已是當今中國最 大的腐敗溫床，中共的意識形態則是中國進行新的社會動員所面臨的最大障礙。 例如，中共的特權，已經完全墮落為「消費性的經濟特權」，是僅僅為中共這個 特殊利益集團及其子孫(現代八旗子弟：「高幹子弟」)攫取非法利益的「見不得人 的勾當」(而不是可以明文規定的法律特權)，中共這種偷偷摸摸的「特權」，是以 損害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為前提的，並坑害中國的健康發展。它不同於「非消費性的 政治特權」，因為後者運用得當，可以強化社會動員度，從而推進歷史發展，因而 不是腐敗性的。其基本特徵是「廉能政府」，即有效率的進行社會動員的政治權威 。這種特徵顯然不再屬於中共政權。 中共不僅組織腐敗，而且意識形態落伍，這兩者的綜合後果，是排斥正直和能幹 的治國之才進入政治結構，從而可以讓中共的腐敗「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簡單看一看中共僭主和權臣們的簡歷： 一、毛澤東等造反出身的土八路，基本上屬於「識字的農村盲流」。由於完全缺 乏城市生活的經歷，沒有治理傳統城市的起碼經驗，更不具備在現代條件下把傳統 城市發展為現代城市的能力。 二、鄧小平等搶班奪權的勤工儉學派，基本上屬於「走馬觀花的國際盲流」。他 們對現代化的真諦毫不知情。 三、江澤民—李鵬等太子黨，作為高幹子弟的代表，可以讓中共僭主放心，卻不 能讓全國人民放心。因為他們只關心共產黨的權力，不關心人民的權利。在不惜殺 雞取蛋、維護共產黨僭主專政的決心方面，與他們的父輩如出一轍。 如此看來，城市革命使新的民主力量進入中國政治結構，將是無法迴避的歷史結 論。新的中國民主力量，起於平民階層，牢牢扎根中國，深入西方社會底層，體會 現代民主制度的種種利弊，憑藉自身的努力，獲得正反兩方面的知識與教益，有動 力、有閱歷，最有條件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 誠然，由於中共治國無方，新的城市革命也不可能使中國在一夜之間，走向法治 社會。為收拾中共遺留的爛攤子計，先要恢復社會生活的基本秩序，需要重新確定 新的政治權威，依靠法律的力量、按照最合理的途徑，來改組中國、重建中國。但 是顯然，這樣的政治權威不可能是中共，不可能是中共太子黨，不可能是中共的消 費性特權利益集團。 為什麼不是中共？因為： 一、中共的意識形態完全落伍，已經被中共的社會實踐證明是錯誤的。 二、中共的組織機構完全腐敗，已經在人民心目中喪失了起碼的威信。 三、中共的政策條文朝令夕改，已經毫無信譽，無法指導社會生活。 四、以上三點的綜合效應是：中共的行政權威業已蕩然無存，城門失火，殃及池 魚，中國社會公共權力因此連帶受到蔑視，社會解體進程加速，道德約束日益廢馳 ，不僅政治改革受阻，經濟改革也社會成本猛漲，整個社會入不敷出。 城市革命已經迫在眉睫了！ 六、城市人格：城市革命的象徵 城市革命充滿活力，其首要回合，在它推出的新政治權威心中展開，而後波及世 界。這個人要在自己心中先定勝負，然後把淨化的戰爭，引向志同道合的心中，最 後定出中國的命運。他一定要在法律範圍內行動，他的責任十分重大，不先勝自己 ，怎能贏得世界？ 不如此，就彌合不了中國社會流血不止的傷口。 在城市革命的前期，百年來的野蠻化傾向，也許會進一步發展。甚至將使迄今為 止的革命階段，黯然失色。它的極致，很可能讓以往的過火行為，變得平淡無奇。 不把舊世界的最後毒素都揮發掉，難以獲得身心潔淨。 城市革命的人格化，是天生的歷史學家而兼天生的心理學家，他駕馭多變的潮汐 ，推波助瀾！他不是毛澤東式的機會主義份子，不是鄧小平式的利祿之徒，他具有 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無慾則剛。他令人驚奇。如果他沒有這樣的美德，中國 轉型超巨大壓力也將迫使他產生這樣的美德！他因此成為中國城市革命的人格化。 全民總動員—→全民公決—→新的政治權威的誕生，這是中國走向自由的現代化 道路。這樣的自由不是任意胡來，而是肩負創造歷史的責任。 為了中國，讓我們諒解他！ 為了中國，讓我們祝福他！ 為了中國，讓我們對他的政治行為——給予事先的法律授權！ 「名義上的公僕、事實上的竊賊」的時代，將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