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留學生回國的「再中國化」 (日本)夏冰 一 留學生回國,一直是個熱門的話題。如今又有了一個新說法,叫做「再中國化」 。 這個頗為新鮮的命題,是來自祖國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俞新天教授,在東 京的一次紀念近代留學生出洋留學一百週年的集會上提出的。原話照錄如下: 「從留學生本人來看,回國意味著『再中國化』的過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不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留學生必須對與發達國家的工作和生活差距有思想 準備。例如,我社科院對於人才給予特殊傾斜政策,從職稱、工資到房子,然而實 行時又是千差萬別的。」 二 這「再中國化」提得真有意思。留學生回國,尤其是搞社會科學的留學生回國, 「再中國化」意味著什麼呢?僅僅是「職稱、工資和房子」麼?俞教授出於好意, 說是這些已經有了「特殊的傾斜政策」,留學生也該知足,或者至少諒解了。 但問題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中國是一個活生生的發展中國家,沒錯。但還有另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在,便是 這發展中國家呢,是「社會主義」的;這社會主義呢,是有著「中國特色」的;這 中國特色呢,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 於是,這留學生回國的「再中國化」,碰上了兩個「活生生」,麻煩就更大了。 留學生,尤其是搞社會科學的留學生,計較的,恐怕不僅僅是前一個「活生生」, 而是後一個「活生生」。 三 搞自然科學的,問題還不太大。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海外是相對論,在國 內也還是相對論,即使哪一個自作聰明的留學生回國後,硬跟愛翁過不去,說成是 「絕對論」,也無所謂的,因為與「立國之本」的什麼原則毫不相干。況且這純屬 沒幾個人搞得懂的「學術」,你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吧。 但要是換成搞社會科學的,問題就來了。就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來 說吧,若有哪個不識實務的留學生回國後,就是要公開地和小平同志擺擺龍門陣, 商榷商榷,修正修正,哪怕是「學術性」的,行不行呢? 如果在海外,那沒有不行的事。你找柯林頓,找橋本龍太郎去商榷什麼理論不理 論,完全可能沒人來理你,但絕無可能有人來管你,或送你頂「資產階級自由化」 的帽子,或冒出個「中宣部」來,發個「紅頭文件」,此人的文章從此不得見天日 。 然而在國內,不管是不行的。因為一個腳踏入社會科學的領地,所謂學術與政治 之間,便永遠也不可能築起一道萬里長城。 君不見,前幾年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結果還不是引發了一場「清除 精神污染」的「文化小革命」麼?你說這「人道主義」,這「異化」,是學術,還 是政治? 四 留學生既食人間煙火,那回國後的職稱、工資和房子,固然極需要,也是很喜歡 的。但這些還是小事;管住自己的嘴巴,以免「禍從口出」,這才是大事。「再中 國化」之需,需在此;之難,亦難在此。 知識分子,尤其是從海外回去的知識份子,要做到「管住嘴巴」這一條,實在是 件痛苦的事。想來想去,除了職稱、工資和房子,尚缺什麼呢?缺的是不好意思說 出口,或不敢說出口的兩個字:自由。於是換句客套話:國內尚未具備與海外同等 自由的「學術環境」。 留學生在海外,生活上也並非天天在享福。他們沒有人人都拿到高級職稱,住高 級洋房,乘高級轎車,吃高級料理。但無論如何,他們在精神上至少是自由的。 這「至少」在哪裡呢?比如,在海外他們至少不必擔心,自己的言論觸犯了哪一 項「基本原則」,有組織上的同志來找你「談心」,要你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一 致」。這還是客氣的,不然的話,被哪位首長點了名,上了哪一份「內部通報」, 你的名字連同文章,便從此在全國的大小報刊上銷聲逆跡。如果你不買帳,甚至想 借海外的輿論,助你一臂之力,那麼好,國家安全局該找上門來了。「再中國化」 至此,也就「化」到家了。 作首俏皮的打油詩,此所謂:職稱誠可貴,房子更需要,若為自由故,二者只能 拋。 五 總之,俞教授所推廣的,「再中國化」也罷,「特殊的傾斜政策」也罷,都無意 或有意地迴避了傷腦筋的「自由」問題。而這正是不可迴避,也迴避不了的問題。 恕我在此打開天窗說亮話,作了個煞風景的補充。 這「特殊的傾斜政策」,能不能有一天傾斜到「自由」的頭上來呢?具體地說, 留學生回國,能允許他們自由地辦報紙,自由地出書,自由地結社,自由地集會和 演講嗎? 這自由,不僅是寫在《人權白皮書》上給聯合國看的,而且是實實在在地動真格 的。比如,留學生乃至所有的人們,他們說——不是在家裡關起門來說,而是能堂 而皇之地在電視台上說——社會主義制度好也可以,不好也無妨,如同日本的左中 右各人各派,評論天皇制度一樣;他們說江澤民主席行也可以,不行也無妨,如同 美國人輕輕鬆鬆地給柯林頓總統打分一樣。 六 中國人當中,有人願意「中國化」,那就儘管「中國化」;有人不願意,那就讓 他們愛什麼「化」,就什麼「化」吧。這才叫作一個國家的「多元化」。這有什麼 不好呢? 同樣,這世界上,還從沒聽說過,美國人非得「美國化」,日本人非得「日本化 」,哪國人非得哪國化不可的道理的。除非這個國家,不是一個通情達理的國家。 中國人要是有了選擇要不要「中國化」,或者辯論如何改造「中國化」的自由, 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一大進步。屆時也無所謂什麼政策的傾斜不傾斜,更沒有非要「 中國化」和「再中國化」,才能當中國人的事了。 可惜這已經不是俞教授們所能決定的問題了。但中國所應有的,正是這麼樣的一 個自由的社會和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