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NBC事件」想到「九·二三情結」——奧運雜想 蘇煒 又是一場鋪天蓋地的「奧運熱」，把整個世界都捲了進去。在筆者居住的社區， 平日夜裡一過十點便四處黑燈瞎火的，一般受薪階層的美國人其實過的是早眠早起 的規則生活。但是一兩周來，每天深夜臨睡前的例行散步，卻置身在家家戶戶的明 燈亮火之中。顯然，ＮＢＣ電視台持續到午夜的奧運節目，攪得人們再也無法安睡 。我還發覺，本來就喜歡在自家門前掛國旗的美國鄰居們，近日裡的星條旗掛得更 其繁密了。四年一度的奧運熱，成了全世界各種膚色、各個種族的人群因為和平競 技而可以共聚一堂、又唯其因為公平競爭而可以最自由的方式各自宣洩最強烈的民 族情緒的嘉年華會。細細想來，它其實還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類學、社會學、文化 心理學的檢驗場所，有許多有趣的現象，是可以從各種角度加以觀察討論的。 影像媒體的選擇性、強制性和超強籠罩性 幾乎每一個此時身在美國的中國人，都會對獨家轉播亞特蘭大奧運的ＮＢＣ電視 台有一肚子的不滿：太美國沙文主義了！你看，它是壟斷性的「獨家轉播」，在美 國各個族裔的各國移民，都沒有轉台看別的奧運轉播的選擇餘地。但ＮＢＣ的電視 鏡頭只對準美國運動員。如果是美國領先的項目也罷，許多別的國家成績領先的項 目，它的鏡頭也只是對著星條旗上的面孔，甚至有時寧可停在休息中綁鞋帶、說笑 話的本國運動員身上，而漠視一邊正在進行的精彩比賽。至於乒乓球、羽毛球等美 國成績掛零的節目，更是一個鏡頭都不給，真是恨得你牙癢癢的。各國的獎牌、名 次更少見公佈，領獎奏國歌則一概只播美國的（並且事無鉅細）。至於播音員傾向 性、情緒性的旁白評判引起的爭議，更不用提了。我一邊看電視一邊想：ＮＢＣ的 「獨家轉播權」不知是如何運作的？各國轉播的奧運節目，是否就是它錄製的這一 套——那將怎麼看？！為此我專門致電大洋彼岸的親友，謝天謝地，大陸、香港所 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套奧運節目，主要都是中國運動員的競技場面。香港親友對我說 ：中國這回太「威」了！美國這麼刁難，還是「威」過他們！這個「威」的印象， 讓我在小小釋然之餘不禁也有所生疑：哎，這怎麼和我在美國所看到的，完全是另 外一回事兒？ 忽然一醒：可不是麼？這裡是美國，美國的ＮＢＣ電視台，面對著的就是像我的 鄰居那樣家家戶戶門前掛星條旗的觀眾們，它可不就是要把鏡頭事無鉅細都對著美 國運動員麼？在美國的媒體，傳達給觀眾的「威」倒一切的影像印象是美國運動員 ；在中國（或者別國），媒體創造的「威」倒一切的印象，自然也是自己本國相關 的運動項目的「世界第一」。一位剛從法國回來的朋友告訴，他在法國看到的奧運 節目，便處處覺得是「法國第一」。記得八十年代初剛到美國留學，為了跟美國室 友套近乎，我開口閉口的就向他談論美國的女排如何如何棒，超級炮手海曼如何如 何偉大。我的室友聽得目瞪口呆，問：海曼是誰？什麼美國女排？原來他們（一般 美國人）根本沒看過、也不感興趣看美國女排的比賽，更不知海曼是何方神聖。原 來創造「美國女排棒」的媒體印象，竟然是宣傳中國式「愛國主義」的副產品—— 因為打敗了「很棒」的美國女排的中國女排，更棒，更偉大！——影像媒體的選擇 性、強制性和超強籠罩性，再加上需要迎合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本國觀眾在國際競技 中成倍誇張了的民族情緒，它所表現的極端、片面，就幾乎是一種前定的宿命了！ 「設身處地」，就不叫「民族主義」了 再一想：即如ＮＢＣ最受詬病的「傾向性、情緒性」、「對中國不友好」的播音 員旁白，你可以批評說，這違反了媒體中立的原則，是「極端美國沙文主義」的表 現。但是，我的親友所傳達的「美國這麼刁難」的印象，相信也一定是香港（或許 包括大陸）媒體所創造的。可以想像，中國播音員在解說這次奧運節目時，也一定 很難避免他們的「傾向性」和「情緒性」。北京《解放軍報》不是為此還發表了大 罵美國佬的評論員文章麼？設身處地想想，在我們大罵ＮＢＣ「美國沙文主義」的 時侯，自己不也是站在相當情緒化的民族主義立場之上麼？恐怕也不無「中國沙文 主義」之嫌吧？——在美國的中國人希望ＮＢＣ台多給中國運動員鏡頭，其它族裔 的美國居民也一定會提出同樣的要求，甚至一定有同樣更強烈的抱怨，ＮＢＣ應該 怎麼辦？我不知道美國的留學生（或者別國的留學生）在中國大陸看奧運轉播，看 到中國的電視鏡頭只對著中國運動員，或者中國播音員也有「傾向性、情緒性」的 解說時，會有什麼反映。我想一定不會比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反映更激烈。「如果 ＮＢＣ不肯向中國人道歉，我們就要全球聯網，持續轟炸」（一位留學生對我說的 話）。這樣一來，我們這些身在美國（畢竟這是「人家的」國家）的中國人，所表 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沙文主義」？），是不是顯得比美國ＮＢＣ更狹隘也更 極端呢？ 不過，反身又一想：如果可以「設身處地」，就不叫「民族主義」了。民族主義 總有它「不講道理」的一面，極端的一面，「傾向性」、「情緒性」的一面。在它 尚在良性狀態的時侯（比如體育競技），倒也無傷大雅；在民族危難的當頭，它更 是動員人群、凝聚民心的有力武器。但是，民族主義（包括種族主義）一旦發生惡 性的演化，比如演變成類似這次可能是由「白人至上主義」極端團體製造的亞特蘭 大恐怖爆炸事件，或者類似「義和團」式的「扶清滅洋」以及文革中「徹底埋葬敵 修反」式的盲目排外運動，其後果就堪憂了。作為本應具備國際視野的ＮＢＣ電視 台，顯然未能就此免俗，這是人們可以提出批評的地方，但如果這一批評越過了一 定的界限，變成「民族主義總動員」式的「炮轟」、「火燒」，「不達目的，誓不 罷休」，「一定要將抗議活動進行到底！」——這個「底」在哪裡？是什麼？—— 就值得引起知識者應有的警惕了。 「九·二三情結」與「泡沫民意」 所謂「九·二三情結」，指的是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國爭辦二０００年奧運落 敗的事件及其後續影響。「九·二三情結」當然也是「奧運情結」之一種，但既為 「結」，就不僅僅只是奧運競技這麼簡單。 最近出訪的國內知識界人士曾一再提醒我們：不要忽略這個「九·二三情結」對 中國社會的潛在影響力。「九·二三」，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一般民眾和知識分子的 民族主義情緒驟然勃興，從以往的盲目親西方、「西方熱」一變而成近期激烈反美 、反西方的明確分界線。（可參見陳曦《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文，《北京 之春》九六、八）其實，可以和「九·二三情結」相比較的，是中國大陸文化人士 中間特有的「諾貝爾情結」。每年諾貝爾文學獎行將公佈之時，大陸文學界人士就 會經歷一個從渴望、焦躁到失望、憤怒以至狂妄、狂言的階段。這個階段年年重複 ，據說已經從文學界漫延到經濟學界——有經濟學家專門撰文，認為以中國大陸近 幾年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有人把這 一種羨恨交雜的情緒稱作「諾貝爾症候群」：既表現垂慕、又宣稱蔑視，得之則狂 喜、失之則狂怒。垂慕，是因為潛在裡承認這一「西方獎項」的價值並不只是西方 的、而是代表人類文明的崇高標準；蔑視，是斷定這不過是「西方」的玩藝兒，「 有什麼了不起？」「西方文化霸權…….」「祖上可比你闊多啦……」，等等等等。 民族主義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的勃興，包括西方「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批 評」引進中國後與大陸的「前現代」語境混淆、「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保守主 義」夾纏不清等等現象，都有它發生的具體背景和複雜條件；它在中國的當下角色 、未來前景及其命運，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筆者前曾在《合流的季節》一 文中（《開放》雜誌九六、四），對九十年代大陸文化界各種雅俗、「前」「後」 、朝野的「合流」現象略加描述，此處不想重複。本文只是想著重指出一點：民族 主義今天不單已經成為北京官方為鞏固極權統治、填補意識形態空白的一件最便利 的武器，而且已經成為中共近期收緊輿論控制、減緩改革步驟以至重拾文革「講政 治」故伎，推動一種以民族主義包裝的納粹式右翼專制的一件虛假而有力的民意工 具。「六四」後曾以組織寫作批判鄧小平改革、反對「私有化」主張「黨產化」的 「太子黨政綱」而名噪一時的《北京青年報》，在不久前曾發表一篇署名「竹石」 的文章，已經公開把法西斯納粹式的右翼專制訴求——反改革、反民主、反自由， 包裝在「西方文明不能救世界」的話語之障幕下「隆重推出」。文章的題目即是： 《自由的代價——危機、戰爭與毀滅》。文中如是說：「自由需要犧牲品，自由需 要競爭對手和敵人；弱者要贏得自由，強者不願失去自由……自由需要戰爭來證明 ，通過殺手而實現，世界不走向戰爭與毀滅，還能走向何方？自由意味著強權，意 味殺人，而且是誰越能殺人，越能有效地殺人誰越自由；殺伐即毀滅。自由的最終 結果是毀滅。」（引文見九六、二、五《北京青年報》）這樣一套「自由即殺人、 即毀滅」的法西斯邏輯，已經在當下全大陸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之中，借「民意」 之手而大搖大擺四處招搖，就不能不引起知識者的清醒與警戒了。希特勒也是有「 民意」基礎的，被今日世人稱為「希魔」的那位日爾曼鐵腕強人，當日正是被德國 威瑪時代高張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至種族主義熱潮「隆重推出」、呼喚上台的 。近期北京知識界某些人士尾隨官方機器盲目鼓吹「民族主義高於一切」的口號， 再加上與那個「穩定壓倒一切」的「不期而遇」，真要讓人恍惚：是否是另一個中 國式的「魏瑪時代」將要降臨了！ 《北京青年報》的高論：「自由即毀滅」 由此想到了另一個筆者杜撰的詞——「泡沫民意」。此乃「泡沫經濟」的變體也 。至於「泡沫經濟」的定義，這裡不想作學究式的探討，這個源自東洋日本的新詞 ，大約指的是：缺乏堅實發展基礎而急驟膨脹起來的經濟實力，在驟起驟落中充滿 無常變異，它實際是經濟發展的畸態。已經有眾多論者指出：在後冷戰時代，民族 主義已成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近年來東亞與中國大陸急驟膨脹的經濟實力，正是 民族主義在東亞急驟勃興的重要背景之一。「六四」以後，面對國際形象與國際聲 譽的急驟下降，與經濟成長、綜合國力的急驟上升，在這樣一種巨大的落差之下， 中共為政者需要為他們提出的「人權、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論」、「人權即生存權 論」、「東亞價值特殊論」等等自我開解之詞，尋求一種虛假的、「廣泛」的民意 基礎。其實，用常識就可以判斷，在缺乏真正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下，很 難有真實意義的民意可言。在「以我為主，於我有利，為我所用」的輿論控制之下 （這是中共中宣部近期定下的新聞報道原則，見《世界日報》九六、七、二九）， 利用對咨訊的封閉製造事實假象，再在這樣的假象土壤之上讓民意「自由生長」— —最近在國內走紅、號稱完全沒有官方背景、卻被官方大力宣傳、大批販運到海外 推銷的那本《中國可以說不》（筆者在新澤西中部小城的華人商場書局都看見這本 書在擺賣），就是這樣一種資訊封閉條件下的產物。這本書的迷惑人之處——正如 《第三隻眼看中國》一類書的「新世代」色彩一樣，是要特別顯示出作者似乎頗為 寬闊的思考空間，隨意引用的外電外刊資料，行文語氣也力避以往的「黨八股」腔 調。但是，只要稍稍檢察其中的事實描述（比如關於上海孤兒院事件），就可以明 晰：它們依據的只是新華社報道的說詞，其敘述的話語框架，則完全是在官方既定 的「以我為主，於我有利，為我所用」之下的。 所謂「泡沫民意」，就是這樣一種前提虛假而又盲目膨脹的輿情聲浪。它雖然有 具體真實的生長環境，卻反映了社會發展在政治經濟、物質精神方面嚴重失衡的畸 態。如同當年的「階級鬥爭為綱」一樣，民族主義也並不是」一抓就靈「的。極端 化、情緒化而缺乏理性約制的民族主義，恰恰是當今為禍世界和平人類安寧的最大 隱患之一，它同時也必將是為禍本國百姓、損害本民族利益的。筆者作為同樣黃膚 黑髮、同樣經歷過八十年代「浪漫化的西方想像」的大陸知識分子，又身在洋風洋 水洋場洋景之中而使用中文母語寫作思考，對民族主義的文化認同及其學術困境（ 比如「文化失語症」問題），有著一種切膚之痛。自然也對近期大陸知識分子民族 主義情緒的高漲，有著一種設身處地的理解。但是，在任何時侯、任何情況下，知 識分子都不可放棄獨立、批判的立場，都不能甘於成為官方「民意機器」上的「齒 輪和螺絲釘」，都要對種種」壓倒一切「、「高於一切」、「唯此唯大」的口號保 持充分的警惕，恐怕，這正是「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的題中應有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