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附中、紅衛兵與我 鄭義 文革「小歷史」的範例 仲維光發表於上期《北京之春》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再 現了文革中的一段「小歷史」，連我這個過來人都深感震動。許多被遺忘的往事恐 怖地復活，許多已合理化的回憶被理性梳理，在俗務中昏睡的靈魂再次被拷問。 仲維光對清華附中紅衛兵誕生的研究是一個有啟發意義的工作。只有這類「小歷 史」真正做好了，整個大文革史的研究才可能進入一個較為理性深刻的層面。這類 「小歷史」很多，舉其要端，如清華大學文革史、北京大學文革史、湖南湘江風雷 史、紅衛兵成都部隊史、重慶反到底史、廣西422史、上海工總司史、首都紅衛兵三 司史、武漢三鋼二新史、北京大興縣屠殺史、湖南道縣屠殺史、廣西武宣縣屠殺史 、鎮壓內人黨史、三十八軍支左史、五十四軍支左史、宜賓文革史、大串聯史、武 斗史、二月鎮反史……都應該作出客觀深入的個案研究。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我 們才可能將這一人類災難作為信史留給我們的後人。 仲文是我所知的對清華附中文革描述得最精確，分析得最深刻的文章。仲維光以 思想之深刻銳利，之毫不容情而成為我的極為難得的半生錚友。在對極權社會及其 知識分子的長期批判中，他疾惡如仇；在自我批判中，他同樣不減犀利。使我深受 感動的是仲文結尾處的這樣一段話： 從一九六七年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失勢後至今將近三十年，在大陸仍然只有無反省 地書寫這一段歷史的文章，甚至正面歌頌老紅衛兵、聯動的文章和書籍。這種現象 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們對人權和民主不再是像文革中那樣敵視，如果或多或 少地對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民主自由社會，對伴隨它的文化有一些認同，那麼，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經歷文化革命浩劫，還是多反省一下自己的好。 為此，我也在問，造反派（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今天對以往的看法是否也和那 些紅衛兵們一樣是一種無反省，一種唯我正確的偏見。本文第一次力圖對造反派， 對自己做出更多的，更嚴厲的反省和自我剖析。還是哈維爾的那句話，「我們每個 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我們每個人都要反省，這對我們的後代和對 人類都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和經驗。因為，儘管人們看法有分歧，但是，極權社 會摧殘了人和人性是經驗事實，不要極權主義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接受的一個原則。 我總感到，我們這些在極權文化中成長到二十歲才開始覺悟的人是有「原罪」的 。 我認為這是我的這篇文章的一個合適的開始語。 文革之前的清華附中 作為可供剖析的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兼締造者，我具有典型的意義。在文革時期的 清華附中，我既是最著名的被迫害者，同時也是那個迫害制度的擁護者。一九六三 年，我從北京三十五中考入當時收分最高的清華附中。我在初中是「銀質獎章」獲 得者，學習成績不是門門五分的拔尖學生（金質獎章）。在清華附中我同樣不是學 習成績頂尖的學生，但體育成績較優秀，在學校裡是百米冠軍（國家二級運動員） 和鉛球冠軍（國家三級運動員）；此外，在文藝方面有顯著表現，是學校重要文藝 活動的組織者；最後但絕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積極要求進步」，任班幹部、分團 委宣傳幹事。這些條件綜合起來，使我在當時格外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清華 附中成為引人矚目的學生。但是，我的出身是「民族資產階級」，父親鄭璧成是中 共建政之前中國最大的民營托拉斯「民生公司」（航運、煤礦、機械製造等）的主 要創辦者領導者之一。記得初中入學第一天填寫履歷表時，困窘得滿頭大汗才在「 家庭出身」一欄裡艱難無比地寫下「民族資產階級」六字。從此，「出身不好」便 如影隨形，伴隨著我整個青少年時代。為了爭取一個較少歧視的小環境，為了在同 學中得到一點應有的做人的尊嚴，我必須加倍努力，特別是加倍「改造思想」，「 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背叛出身階級」。無論我怎樣「靠攏組織」，「每 日三省吾身」，都無法擺脫家庭出身的濃重陰影。小小年紀，便感到沉重的政治壓 力。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突然哪一天所有的檔案全部遺失。進入清華附中之後，「 第一課」就是參觀清華大學「反右鬥爭成果展覽」。這是一個常設的恐怖的展覽， 所有的文字和圖片，都在歌頌「黨」的光榮偉大，並警告我們不得與「黨」有絲毫 對抗。我相信所有清華大學和附中的學生將終生保留這個印象。 文革之前，蔣南翔控制的清華大學就是一個相當左的小社會。但學校畢竟是培育 人才的地方，老師和校方天然地喜歡好學生並對那些嬌縱散漫的幹部子弟敬而遠之 。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學校辦成全國中等教育的典範。學校自行的 教育改革，除了受當時越來越緊張的政治氣氛影響強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擴大知 識面（比如每週一節電影課，放映科技及外語片，鼓勵各種課外小組及講座）、講 究教學方法（強調少而精，反對滿堂灌）、減輕學生負擔（反對課外加班學習）、 重視加強學生體質（強調田徑運動以提高基本體能，甚至連下鄉勞動，也把增加體 重當成重要指標）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努力。清華附中激烈地要 求學生「全面發展」，甚至明確提出僅學習成績好不算好學生。從全國形勢來看， 我在清華附中的幾年，恰好又是大饑荒之後文革之前最為寬鬆的時期。當時的「階 級路線」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 清華附中是個幹部子弟比較多的學校，「出身不好」的同學把那「重在表現」四字 如水中稻草一般死死抓住不放。雖然「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 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已經在大力貫徹，但從學校本身的社會職能出發，校方也盡可 能在這四個字上做文章，以期提高教學水平，並避免在學生中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斗 爭。在這樣大小環境之中，我成為全校著名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這也 就是後來紅衛兵咒罵我的「學校的大紅人」、「修正主義苗子」之來由。 始於「婁熊事件」的政治派別 但校方這種走鋼絲繩的策略在越來越緊的政治氣氛裡終於失去平衡，其標誌就是 發生在我們高631班的「婁熊事件」：某天，兩位同學發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傷 人，姓婁的便出手當胸給他一拳。吵架和動手打架，在學校裡頗罕見。次日課間操 時，教導主任發表講話，對雙方都進行了批評．本來，全校點名批評在當時已是十 分嚴厲的懲罰了，不料晚自習結束前，每個教室的擴音器打開並忽然宣佈，校長將 有重要講話。學校有極其嚴格的作息制度，晚自習後不得逗留教室，必須立即回宿 捨洗漱就寢，校長發表全校講話更史無前例。空氣頓時嚴肅而緊張，同學們都不知 發生了什麼國家大事。結果居然是上午已處理過的鬥毆事件。校長以極其嚴峻的口 吻和偏袒的態度再次批評了婁琦，而熊剛出口傷人，挑起事端竟毫無過錯！其他班 只是為校長的態度感到驚訝，而我們高631班卻議論紛紛，大為不平。熊剛是熊向輝 （當時駐古巴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之子。此同窗以一毛不拔而著名，父親放 洋，學習用品中自然不乏洋貨，當時，這在幹部子弟中亦很罕見。他 洋自重，連洋 畫報也不肯讓同學瞧一眼，只是高興的時候在大夥兒面前晃一晃，得意地仰起頭， 鼻孔朝天。熊剛學習甚佳，這在幹部子弟中甚是難得。但私心較重，在班上人緣較 差，被班、團幹部公開視為「白專」典型（一個歷史的誤會）。他挨了一拳，大家 都覺得有點活該，但覺得婁琦動手也不對，因此對教導主任公允的批評認可。校長 的偏袒激起公憤。從第二天起，學校大飯廳裡便開始出現大字報，向全校同學介紹 打架經過，暗指校長處理不公。在同學們的輿論壓力下，熊剛本人也寫了大字報， 承認自己出口傷人不對，向婁琦致歉。誰都能感覺出來，高631班在向校方挑戰，於 是紛紛到我們班來瞭解情況。兩三天之內，大字報竟貼了半個大飯廳，極為壯觀。 特別是以我為首的一張有三十餘人集體簽名的大字報，指責學校許多大事不抓，反 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更使校方難堪。在我們「猖狂」了幾日之後，校方開始反擊。 學校黨支部首先召集班上的幹部子弟開「小會」，秘密瞭解情況，分析形勢，商討 對策，擬定名單，二樓辦公室燈火長明，以至通宵達旦。一種無形的壓力越來越大 ，同學們明白大事不好。在作了充分部署之後，校長、副校長、分團委書記親臨班 會，試圖以勢壓人，一舉平息這次小小的「學潮」。我初生牛犢不怕虎，竟指名道 姓地把平時與我個人關係甚好的在場領導一一點名，除在「婁熊事件」上堅持立場 毫不退讓外，還「以攻為守」，對學校的工作提出批評。在我之後，同學們一一起 立發言。高631班沒被壓垮，對立越來越大，實際上已波及全校。於是「分化瓦解」 、「各個擊破」、層層開會、個別談話、「背靠背」、「面對面」種種高壓手段一 齊上，「反對校領導」，「對黨的階級路線不滿」，「犯了政治性錯誤」等等帽子 一古腦兒壓下來。同學們這才明白「婁熊事件」的實質原來是「打了幹部子弟」的 嚴重的「階級路線問題」！嚴峻的「階級鬥爭」向我們這些從未涉足政治的十七歲 中學生猛烈展開。班委會作檢查、團支部作檢查、除了十來個幹部子弟，幾乎全班 同學「人人過關」。結果是紛紛倒戈，眾叛親離，把我徹底孤立起來，最後逼我檢 查。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我最終屈服，承認自己犯了「政治錯誤」，在「客觀 上」站錯了立場，身為學生幹部起了極不好的作用。事有蹊蹺的是，氣氛如此之嚴 重，事後校方竟未對我加以處分，也是一番苦心吧。直到文革初期，這疑團方解開 。原來「婁熊事件」有其歷史背景，即仲文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運動」。導致 四中學校領導垮台的原因就是沒有「保護好」□部子弟，沒有「堅定不移」地貫徹 黨的階級路線。校領導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幹部子弟，大為震驚，連夜重 新處理，生怕這幫幹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後塵鬧個全軍覆沒。這本來是 個防衛動作，以期自衛。但我們這些毫無政治經驗的年輕人竟認了死理，定要論個 是非。 「婁熊事件」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一件小事，但在當時的清華附中，卻是一個重要 的轉折。事後，階級路線的調子越唱越高。幹部子弟迅即意識到自己的尊榮，知識 分子及一般平民出身（更不用說「有問題的」出身）的同學亦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地 位的卑下。一道「階級」的鴻溝把學生分為兩派，舊日因個性、愛好、同桌等「非 階級」因素形成的友誼幾乎化為烏有。對於我來說，如果「反右鬥爭成果展覽」是 清華附中的第一課，那麼這就是第二課。幾乎滑向「反黨」的危險境地使我更加敏 感地聆聽黨的聲音。不久之後圍繞電影《北國江南》的激烈辯論之中，我們班依然 是按照「婁熊事件」形成的界線分為兩派。值得思索的是，這回倒過來了：以我為 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訓，緊跟形勢，對黨所厭惡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發起 批判，本來就反對「人性論」的幹部子弟們因「對手」站在批判的立場，便本能地 站在了辯護的立場。這一回合陣仗頗大，兩派拖開課桌，在教室裡擺成「楚河漢界 」。雙方唇槍舌劍，「上綱上線」，直嚇得老師們連旁聽都不敢。幾次大辯論之後 ，我們略佔上風，因這回是我們站到了黨的立場上，而他們反而變得無所依持。 與此同時，高631班的團支部大會也變得劍拔弩張。我在支部裡不過是宣傳委員， 但實際上是一派之「領袖」。自「婁熊事件」之後，幹部子弟們想依靠「血統高貴 」掌握班級和支部權力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他們提出發展團員要堅持「黨的階級路 線」，想讓幹部子弟都入了團，成為多數。當時我們的權力意識遠不如他們，主要 是受不了他們那股驕橫，於是抓住「階級路線」的最後四字「重在表現」，要一視 同仁。當時最有代表意義的一件事是王銘入團。同年級預642班的幹部子弟王銘（其 父為公安部副部長），表現一般，團支部多次討論未能入團，遂寫狀紙一張，稱清 華附中不執行階級路線，聲言要上交中央。嚇得校領導親自出面安撫勸慰，好歹扣 住「狀紙」，強令團支部通過，並立即任支部組織委員，轉眼又升分團委委員。在 這種局勢下，他們要發展「表現不好」的幹部子弟入團，我們擋不住。我們要發展 平民或「出身不好」但「表現好」的同學入團，他們卻百般阻攔。本來支委會背後 討論一下就可以決定的事，在高631團支部支委會上就很難有統一意見。即便填了表 ，支部大會上能否過關還是另一回事。於是，我們班發展團員的支部大會，就成了 激烈的戰場。每逢我們班發展新團員，連外班的同學都擠進我們教室來「觀戰」。 開會之前，兩派都做好準備，上了會，便據理力爭，互不妥協，直到最後舉手表決 ，差一票也不行。 正是在這種尖銳對立的狀態下，文化革命開始萌動了。 文革在我們班形成的派別，就是自「婁熊事件」開始，後經《北國江南》辯論和 發展團員鞏固的兩派，經緯分明，幾乎絲毫不錯。 紅衛兵當權前後 一九六六年春，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大批判在清華附中也激烈展開。 小字報、大字報貼滿了教室和樓道。雖然兩派都盡量顯得尖銳激烈，都不甘在這場 顯然來勢洶湧的政治運動中落人之後，但幹部子弟們很快就不滿這種書生氣十足的 批判，他們要針對學校「反對」黨的階級路線，「壓制」幹部子弟、「包庇」資產 階級「孝子賢孫」的現實發起挑戰。 他們開始秘密碰頭，交換從各種渠道得來的有關上層政治的消息，商量如何在學 校掀起運動，揭發學校領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平民子弟早對幹部子弟們飛揚 跋扈不滿，一聽到他們密謀反對校領導，立即匯報上去。此時，校領導已發覺自己 養虎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護．當同學之間展開「學校黨支部黑沒 黑」的辯論時，幹部子弟們早已雄心勃勃，準備登上中國政治舞台，實現自己的遠 大政治抱負了。一位幹部子弟對同伴說︰「咱們的父輩就是在青年時代登上政治舞 台的，現在該輪到我們了！」他們天然地明白政治為何物，天然地明白權力為何物 ．他們的父輩是今天的統治者，他們當然應該是中國明天的統治者。 五月十六日，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 五月二十九日一批幹部子弟在與學校一牆之隔的圓明園集會，成立了舉世聞名的 青年法西斯別動隊——紅衛兵。他們也許並沒有料到，殘暴血腥的地獄之門即將假 他們之手豁然洞開。 六月二日，紅衛兵貼出了第一張把矛頭指向校領導的大字報。校方摸不清底細， 哪敢貿然反對？包括我們班在內的一些同學也針鋒相對地貼出肯定校領導的大字報 。六月八日，幾十名北京城裡的幹部子弟騎車來聲援清華附中紅衛兵，學校怕出事 ，關了西校門，上百學生隔著鐵柵欄門對峙。一篇老紅衛兵的回憶文章指我在門外 組織。我可能是在門外與他們對峙，但似乎沒有「組織」。我哪裡有膽量出面組織 ？包括仲維光在內的許多人早就希望我能夠出面組織同學對抗紅衛兵，但我早已被 「反右展覽」、「婁熊事件」及幹部子弟的囂張氣焰所嚇倒。在那段局勢不明的日 子裡，我最大的膽量不過是在飯廳頂上塗寫 大的「毛主席萬歲」之類的標語，以示 曲線對抗。當天真正的勇者是高632班的宣夏芳，她大聲宣讀了自己寫的一張大字報 ，稱紅衛兵是「黑衛兵」，稱他們的後台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陽一出來就會熔化 」。紅衛兵們通過渠道，將她的大字報送給劉少奇，劉將她定性為反革命。這位清 華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學後來遭到了無情的報復。我的怯懦雖然未能使我逃 脫劫難，但至少沒有像宣夏芳那樣被中共最高層直接打成反革命。在上述老紅衛兵 的回憶文章中，還提到我曾到老紅衛兵佔據的屋子去，向他們宣佈：「你們對了， 我錯了，我向你們舉手投降！」我十分艱難地從記憶深處找到了這個場面。具體時 間記不起了，反正是在局勢即將明朗之前（似乎是工作組進校後，未表態支持老紅 衛兵前）。作為紅衛兵們的宿敵，雖然我僅僅是暗中對抗，但他們始終把我視為他 們的頭號對手，我知道這場至少長達兩年的較量已經在最高層的參與下有了結果， 我的下場將十分可怕。我只好將在他們面前從不低頭的自尊棄之不顧，向他們宣佈 「投降」。這是一次絕望的掙扎：也許比頑抗到底要好一些？在場的老紅衛兵們熱 烈鼓掌，他們把這作為勝利的信號。似乎記得還有人來同我握手，說認識到錯誤就 好，歡迎。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日後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受害者的普遍的道德淪喪 自此，紅衛兵「造反」是否正確已無人再敢爭論，新問題是：他們說我們是出於 對共產黨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而我們只承認客觀上犯了政治錯誤，主觀上還是無限 熱愛黨和偉大領袖的。這種表面上為維護政治權利而實則為坐穩奴隸地位而進行的 抵抗仍然十分頑強。在早已遺忘的記憶的深處，今天，我又找到了羞恥的見證：在 形勢急轉直下的那幾天裡，為了表示與「蒙蔽」和「利用」我們的「黑幫」劃清界 限，我也主動參加了兩次登門問罪的行動，闖進清華大學主管附中事務的副教務長 邢家鯉家和萬邦儒校長家。邢不在家，只有他所愛惜的大黑貓臥在沙發上驚恐地向 我們張望。萬校長也不在，似乎是師母與孩子避在臥室裡，書桌上有張紙，紙上是 孩子稚氣的字體：爸爸，你為什麼犯錯誤，成了黑幫？我要同你劃清界限！我們這 些昔日的「保皇派」們憤怒大呼：假的，你們是想矇混過關！雖然我們未像紅衛兵 們那樣瘋狂，但靈魂深處，那種想贖罪想得到赦免甚至不惜犧牲他人的卑鄙，是同 樣瘋狂的！這件事，我遺忘了。歷史同樣遺忘了。誰會記得清華附中著名的受害者 在文革之初的一次小小的過失呢？誰會去追究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在未成年時所參與 的集體道德淪喪呢？八十年代中期，萬校長叫我回母校，要我向同學們講點什麼。 那時，我對文革的反省尚停留在政治層面，我僅僅回憶了那些難以思議的殘暴，我 看見老校長眼裡噙滿淚花。現在，如果再回母校，我當坦白我的卑鄙。但萬校長已 經過世了，他年輕有為，卻在文革一擊之後過早地走完了坎坷而不得志的一生。我 無法再當面向他謝罪，請求他的原諒。我也回不了祖國，親自向師母及他們的孩子 謝罪。我只能希望在美的一二百老同學中會有人把這篇文章帶回去，過遲地請求他 們原諒。 仲文所提及的那輻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也是一次這種性質的「抗爭」。我用四張 或六張黃色大字報紙和大紅顏料畫了一幅毛澤東像，貼在樓上顯眼處。本來我已是 小心翼翼，不用白、綠紙，不用黑顏料，但還是遭到紅衛兵們的指控。他們明白這 是我的頑抗，便挖空心思，說我把毛主席的臉畫得太紅，血淋淋的。畫像下方「工 農兵」之「兵」，肩背步槍，那刺刀直指偉大領袖，暴露了「資產階級狗崽子」的 刻骨仇恨……從此便再不敢畫畫。動則得咎，無論如何都是「反動」。 工作組進校一兩天之後，清華附中進入了紅衛兵專政時期。校長老師開始挨鬥。 晚上的批鬥會是最為恐怖的。全校師生列隊端坐在教學樓前的地上，門廳前擺幾張 桌子，工作隊和紅衛兵頭頭坐上一排。在精神上徹底崩潰的同學們把口號喊得震徹 夜空，將滿腔仇恨與無限悔恨灑向台前低頭認罪的「黑幫」。校長老師和那些抵抗 過紅衛兵的同學都成了「某狗」，校長是最著名的「萬狗」，我是著名的「鄭狗」 。我們這些「狗」們，都豎起耳朵，心驚肉跳地等著「點名」：隨時會有人站起來 大聲哭訴揭發自己受蒙蔽的無辜，揭發到誰，全校師生就會厲聲齊呼：「某狗，站 起來！」「某狗」就會被推搡至台前，低頭接受公開羞辱。七月底，洛小海野蠻的 三論《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橫空出世」，（稍後，熊剛起草了血腥的《無 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為他們敵視平民的「造反精神」作了赤裸裸的詮釋。） 毛澤東迅速作出反應，發表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支持他們「造反有 理」。於是，全北京幹部子弟紛紛組織起來，為毛澤東而戰，為維護和鞏固給自己 已經帶來並將繼續帶來特權的制度而戰！他們將矛頭對準那些已飽受壓迫與歧視的 平民及賤民，對準那些據說膽敢壓制他們，妨礙他們獲得更大特權的校長老師。紅 衛兵們得了正統，氣焰萬丈。一般同學人人自危，卻強作歡顏，熱情歡呼革命的勝 利。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那天夜晚，清華附中一片節日氣氛，探照燈把大操 場照得很亮，全校師生手拉手，跳起了歡樂的集體舞。人人都爭先恐後地向紅衛兵 們祝賀，卜大華、宋柏林（其父為解放軍裝甲兵學校校長，聽說多年前已為副軍級 ）等有幸與偉大領袖握手的紅衛兵頭頭，成為同學們崇拜的中心。他們那與偉大領 袖有過肉體接觸的手，被人們熱情奔放地爭握（幾天捨不得洗手）。自然，黑幫和 我們這些「反動學生」是與這狂歡無緣的。我徘徊於舞場邊上，既不敢加入，也不 敢不去。我很恐怖，自知在劫難逃。我也很痛苦，不明白怎麼就成了「反動派」， 我是真心擁護黨的呀！沒有任何一個同學敢於或願意正眼瞧我，指向我的都是仇恨 的目光！那個晚上，在狂歡的操場邊上，唯有駐我們班的團中央工作組員與我有幾 句「犯了錯誤沒關係改正就好」的教導，我默默無語卻感激涕零。這是我所聽到的 最溫暖的語言了！得了當今聖上的支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清華附中的武鬥 迅速升級，進入高潮。萬邦儒校長韓家鰲副校長每斗必打，身上早沒有一塊好肉。 分團委女書記高惠英被打瞎一隻眼。我高一班主任劉樹華被打得跳了鍋爐房大煙囪 。我高一同桌女生郭蘭蕙服毒自殺，我班紅衛兵「齊向東」戰鬥組趕到北醫三院， 稱反動學生，不許搶救，最後躺在停屍房足足死了一個星期。高一女生楊愛倫撞火 車自殺未遂，留下殘疾……在我的記憶中，打校長老師在先，打同學在後，因當局 規定不許整學生，須待革命憤慨高漲起來，「自發」進入「紅色恐怖」的高潮。 校園私刑及精神自辱 「紅司令」接見的無尚榮耀，迅即變作對「階級敵人」的無限仇憤灑向人間：全 北京城進入了「紅八月」的恐怖地獄。由於清華附中的特殊情況——知識分子子弟 為主、良好的校風及紅衛兵的創始者們抱負甚大——對我們「反動」師生的「觸及 皮肉」尚不及城裡的「雜牌」紅衛兵。但血既然開始流了，就會按照它自身的邏輯 流向瘋狂。八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同學們正在教室裡老老實實「天天讀」， 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自我批判」，我們班的紅衛兵小頭目尤小梅（張明、熊剛、 宋柏林、袁東平等已成為校一級領導）衝進來，殺氣騰騰地尖叫：「地主資產階級 狗崽子殺人啦！他們向我們毛主席的紅衛兵舉起屠刀了！」她哽咽了，也許還流淚 了。她的感情很豐富。她曾是一名業餘演員。她語無倫次，未向本班同學講清原委 （李國慶事件，北京城裡的抄家打人中，一位名叫李國慶的舉起菜刀自衛）便一拍 講台，尖叫道︰ 「鄭狗，你站起來，還有你，戴狗！還有你們……」 一下子，高六三一班立起以我為首的「四條狗」。 我默默摘下眼鏡。要開打了，無論如何也躲不過了。 果然，尤小梅發瘋地喊︰「為受害的紅衛兵戰士報仇啊！」 我不知道她是否甩臂舉拳，因為我的眼鏡已放進課桌。但那聲音我記得︰悲憤、 悲愴，如鬥爭地主的電影裡悲痛欲絕的窮孩子的母親。 嘩啦啦一陣桌椅響，全班同學站起，有的紅了眼圈，有的大哭，在誓為紅衛兵復 仇的悲壯氣氛中向我們撲來！剎那間，教室裡分成幾個圈兒，十幾個圍毆一個，皮 帶椅子腿拳腳齊上……緊張的氣氛中，人人自危。因大多數人自「婁熊事件」以來 就都是一派。許多人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現「反戈一擊」、「劃清界 線」。「婁熊事件」的主角婁琦也不遺餘力。打我最狠的是班長王某，平素與我關 系不錯。他本是幹部子弟，謝覺哉之養子，只因檔案裡說他生父有叛徒嫌疑，血統 不太純正，便被本班幹部子弟鄙視，自然也是抵制紅衛兵的主力。他用力抽打著， 竟突然嚎啕大哭起來。對這場暴行中指揮者、打人者的眼淚，多年來我一直大惑不 解，直到弗洛伊德使我加深了對人性的理解。原來那眼淚是鴉片，麻醉藥。施暴之 時，每一個人都要對良心進行深度麻醉。每一個人都要設法使自己相信︰他現在已 悲痛欲絕，施暴不過是難以抑制的正義的衝動。應該加以同情地理解的，是那個時 代普遍的革命崇拜。紅衛兵的勝利，特別是「最敬愛的毛主席」之親自出場，把同 學們無可 回地劃到「反革命」一邊。這也是真誠的悔恨之淚。 這頓毒打不太容易捱的。 最初的亂打之後，我們被打得跪倒在地，皮帶拳腳如雨點般落下……支持不住了 ，我們被打得爬在地上……鮮血和汗水浸透全身……在時而尖銳時而鈍重時而令人 暈旋的痛苦中，我幾次想跟他們拚了！我估計過形勢，我知道一定能成功︰多數同 學出於舊情與驚惶來不及反應，以我的威信和我那全校公認的大力士的威懾力，我 有把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那幾位作惡多端的紈胯子弟從窗口扔下樓去，然後與 他們同歸於盡。但我終未作出這壯舉。——也許我真是反革命？也許革命從來就是 這樣如萬鈞雷霆不免誤傷好人？我掙扎不出這思想的牢籠！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到 那一天︰黨終於發現我是她的好兒子，是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革命 事業的合格的接班人。總會雨過天青，總會發現這一切都是誤會。當然，在心的深 處，也同時存在著對死亡之恐懼，對生之眷念。我無法將自己打扮成受難的英雄。 過去還可以，現在不行了︰我成了以解剖靈魂為職業的作家。從早上八點多開打， 一分一秒不停地打到十一點多，直打到昏厥。白襯衣被打成了碎片，流了很多血， 流了很多汗，但沒有流一滴淚，沒有求過一聲饒。——過去，我在心裡曾樹立過自 己的英雄形象。多年後，當我有勇氣再次檢視傷口時才明白：沒有求饒還因為求饒 毫無意義。這不是偶然闖入你家的一夥強盜，也不是戰場上素無個人冤仇的對手， 這是必欲置你於死地的宿仇。 那一天，幾乎全校都在打同學。打得也差不多了——如果不打算都打死——王銘 、卜大華、張明等學校紅衛兵的大頭目們慢悠悠出現在教室門口。「別打了。」他 們的口氣很溫和，「要注意政策。」他們在我面前擲一張紙，「寫認罪書！」我已 經站不起來了，只能爬在地上。「老實點！」一把不知從哪兒抄來的日本大軍刀涼 颼颼架我脖子上。我知道現在不會砍頭，我並不害怕，但仍然用幾乎被打得失去知 覺的手顫抖地寫道︰「我出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不執行黨的階級路線，在團的 工作中犯了嚴重的錯誤……」血和汗滴在紙上。 未及寫完，他們就令人把我們架走了。多年之後，我才明白，那不過是一場供人 觀看的儀式︰反革命被打得遍體鱗傷，爬在地上寫認罪書；紅衛兵把戰刀架在敵人 脖子上，威風凜凜！ 仲文所述的操場上毆打，是發生在這之後，只是展覽性質的。打人工具有了改進 ，一種用塑料跳繩擰起來的鞭子，很重，比皮帶厲害得多，幾鞭下來，人就能疼昏 。所謂勞動，是徒手拔操場上的矮草，其實是向所有的學生提供一個免費打人的機 會。實事求是地說，我還是要感謝清華附中老紅衛兵高度的政策性：由於有糾察隊 看管，打得很有節制，一見超出了展覽的目的，便會加以制止。否則，讓那些想贖 罪或想練手的掄圓了打，還得再死幾個。 想作奴隸而不得的絕望 那天打的人很多，但私設牢房關押起來的只有幾個他們恨之入骨的「反動學生」 。那是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小屋。位於教學樓門廳左側。屋內滿地血污。我平生第一 次聞到如此濃烈的血腥味兒，濃得嗆人。「囚犯」們渾身是血，或坐或躺，滿眼絕 望。天黑後，高632班鄭國行同學輕輕爬過來與我商量︰要逃，不逃出去就沒命了！ 我哪兒還能逃？就算傷輕的同學能跳窗越牆，但整個北京都是紅衛兵的天下，帶傷 的都是反革命，在大街上被人發現肯定死得更快。不到半夜，我開始抽搐，頭向後 仰，身子呈反弓形。同學們急砸門，說我要死了。一輛平板車拉我去清華校醫院。 半昏迷中，我看見我的一隻手垂在車外，隨車輪在坑窪不平的土路上顛簸……還有 一些印象︰輻條一根根向前轉動，黑漆漆的空氣清新醉人……在紅衛兵監視下醫生 開始檢查。戴眼鏡的胖醫生不耐煩的大聲喝斥︰「是不是裝的？！」後在我脊椎上 發現一處被皮帶頭打得凹下去的傷口，才緘口不言，包紮打針送回牢房。後來同學 們告訴我，那天銅皮帶環都打斷好幾個。沒兩天，紅衛兵們將我們的血衣收走。然 後，我才遲鈍地明白，這是銷毀罪證。繼而才更加遲鈍地明白：連他們自己都預感 到這革命行動可能遭到清算。 那一天的準確日期，我不記清了。是八月，尾數似乎是「八」。不是十八，那天 毛檢閱紅衛兵，也許是二十八，但好像又晚了點。我想我是「有意」迴避了忘卻了 。那恐怖已過去整整三十個年頭，關於那日期，記憶中依然是一片恐怖的空白。那 日期是一個象徵，一個符號，因此首先被遺忘。被遺忘的，不僅有血腥，還有懦弱 與恥辱。我可以反抗，但畢竟沒有反抗；我明知砍不了我頭，不是也違心地寫「認 罪書」了嗎？偌大北京，不是只有一個李國慶嗎？如果每一個被迫害者都操起菜刀 拚死反抗，那些青年法西斯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就征服北京嗎？當然，這是以卵擊石 ，只會遭到更瘋狂的屠殺。但是人的尊嚴便不會崩潰得如此徹底，它會在反抗者的 血泊之中獲得復甦的養料。 紅衛兵將我趕回家養傷。城裡的家被我初中所在的三十五中紅衛兵抄了，母親被 批鬥毒打，並趕回四川雙流縣老家。 從所有的跡像看來，我確鑿成了反革命。 對於一個充滿革命夢想的青年宣佈他是反革命，等於對一個最虔誠的基督徒說上 帝不承認他是他的子民，永遠沒有得救的希望！我時而絕望，時而堅定，時而懷疑 ，時而自信——信仰之火如地獄之火焚燒著我年輕而純潔的靈魂！ 十月一日，「國慶」。我孤獨地坐在收音機旁，聽著天安門廣場上如潮的歡呼． 播音員激情滿懷地介紹著紅衛兵們如何一浪又一浪撲向金水橋，撲向天安門城樓， 萬歲的聲浪此起彼伏，熱淚打濕了衣襟——毛主席招手了，毛主席微笑了！我眼前 浮幻出一幅幅鮮明的圖畫，那千萬面紅旗如在我心坎上搖動——但是我，一個無限 敬仰，無限熱愛毛主席的青年，卻只能龜縮在小屋裡，我不敢出門，灰溜溜的，我 是「反革命」！我無法去那沸騰的廣場瞻仰毛主席的風采，我甚至被剝奪了佩戴毛 主席像章的權利！只要一戴上毛主席像章，便有紅衛兵一把扯下，「反革命！狗崽 子，你還配戴毛主席紀念章？」那仇視與輕蔑的目光教人寒徹心腑！你們扯吧，你 們打吧，我要戴，要戴，要戴！我霍地拿出把錐子，解開衣扣，在左胸、在心房的 上方，猛地橫刺了一個洞。我把一枚毛主席像章別在胸上，感到一種罕見的舒暢。 血流出來，熱淚狂奔而下。毛主席，他們再也無法把您老人家從我心上搶走了！永 遠也不可能了！ 我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胸前，藏在衣服裡。我感到幸福。彷彿所有的冤屈與痛苦頓 然解脫。後來，傷口化膿了。我每天堅持上藥，希望傷口長好，如女人們耳垂上的 小孔，胸前永遠有一個秘密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地方。一天正上藥，鄰居家的孩子 推門而入，我只好支吾一番。我不能告訴任何人，這是我心靈的秘密。不久之後， 化膿的傷口長好了，完全潰爛了的那個橫孔，結為一永恆的傷疤。 在控訴「資反路線」，控訴聯動暴行的日子裡，我曾在幾所中學裡講述過我在文 革初期的遭遇。每次都泣不成聲，昏厥過去。台下也是一片哭聲，不斷有人被抬出 去。多少人有過與我相似的經歷啊！對毛主席的愛及忠誠，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最 聖潔的感情！在文革的血與火的日子裡，有多少青年高呼著「毛主席萬歲」這一時 代的最強音出生入死，慷慨赴義啊！ 毛澤東如一位偉大的至高無上的創世神，牢牢地佔據著我們心靈的中央！ 這個偽君子欺騙了我們，蹂躪了我們，強姦了我們！ 我們不是幾個人，幾百個人，幾萬個人——我們是整整的一代、兩代、三代人！ 強姦了整整幾代的人，將受到的懲罰是可怕的！ 上帝啊，請讓我的心平靜下來吧…… ——以上是我一九八九年底逃亡中寫作《歷史的一部分》時的自我認識。當時， 在屠殺之後，我批判的矛頭自然主要指向欺騙性的「共產主義信仰」（今天我也並 不完全否認這種信仰在我們思想行為中所佔據的重要位置），但是，這段完全缺乏 自省的文字顯然是片面的。「純潔的靈魂」——真的「純潔」嗎？我感到汗顏！文 革前爭當「無產階級接班人」不過是想坐穩奴隸的位子，文革初則是想做奴隸而不 得的絕望。 極權制度下的反抗及原罪 哈維爾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 初中時代，我就開始努力批判家庭出身，深挖「階級根源」，並以此加入共青團 。我用自己的行動助長了極權社會的「種姓制度」。 高中時期，我是清華附中音樂舞蹈劇《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組織者和編導者。 這是當時極俱欺騙性與煽動性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翻版，在北京 的中學中獨一無二，被譽為「小東方紅」。我積極參與了極權社會的全面意識形態 化。 「婁熊事件」，我低頭檢討，認可「階級路線」，為後來紅衛兵的誕生鋪平道路 。 《北國江南》討論，我狠批「資產階級人性論」，為後來紅衛兵的殘暴掃除思想 障礙。 文革之初，我積極參與批判「三家村」，後來自己也遭到紅衛兵「上綱上線」的 「大批判」。 抵制紅衛兵失敗，我「反戈一擊」，以圖自保，後來自己也落得眾叛親離。 在恐怖的「紅八月」，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我喪失尊嚴，屈膝認罪，使暴行通 行無阻。 成為「反革命」後，將無情的現實解釋為誤會，堅信總有一天好心的主子會垂顧 冤情，體恤耿耿忠心。 每當我憶及那些被無產階級專政絞殺了的睿智而英勇的先行者們和千百萬無辜受 死的人民，我真正感到我是有原罪的。 我並非誇大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我只是證實我們既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同時也 是締造者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我不否認極權社會的封閉與欺騙是造成災難的原因 之一，但是，在可以反抗的時候放棄反抗，不僅使個人的處境更加悲慘，而且使全 民族墮入精神自戧；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多半注定被壓倒，但並沒有注定被 征服；我們多半注定遭受迫害，但並沒有注定同時遭受互相迫害和自我迫害；如果 遇羅克式的人物多幾個，哪怕只有十來個，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就不會陷入那種地獄 般的精神絕望；如果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自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哪怕自一九五九 、一九六零年起，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就開始了對暴政的大規模揭露和抵抗，文 革的悲劇就不一定必然發生。共產暴政看起來勢不可擋，那只是它沒有遇到真正的 抵抗！ ——這種在不斷反省中越來越意識到的原罪，使我深感恥辱。因此，我對在任何 艱難處境下保持人的尊嚴變得極度敏感。在某種意義上，我對極權制度的不妥協的 抵抗，也是為了洗刷恥辱，爭得一點起碼的做人的尊嚴。 我希望我的反省不會被誤解為對造反派的全盤否定。我仍然堅持「兩個文革」的 基本觀點。縱然是「奉旨造反」，縱然是沒有掙脫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縱然……等 等等等，但造反派挑戰中共十七年極權統治卻是一個不爭的經驗事實。從清華井岡 山到湖南省無聯到廣東「李一哲」，文革造反派一步步走向覺醒的歷程清晰可辨。 歷史不可能具備科學實驗的「理想條件」，（嚴格地說，科學實驗也沒有真正的「 理想條件」，）我們總是在歷史已經給定的複雜條件下走向自由與尊嚴。就清華附 中來說，老紅衛兵從「造反」迅速走向保守，而「井岡山」紅衛兵卻從最初的「保 守」最終走向造反，表面看來存在一個明顯的錯位，實際上，一派要鞏固極權統治 另一派要反抗極權統治的基本格局卻從來沒有發生過錯亂。時至今日，中學文革兩 大派的「死結」也未能解開。官僚子弟的代表人物進入各級政權，成為極權體制的 組成部分；平民子弟的代表人物則放棄幻想，成為共產主義制度的掘墓人。（當然 ，實際情形要複雜得多。有些幹部子弟認識到極權政治之殘酷，轉向人權與民主。 有些平民子弟則出於功利，進入體制。兩派中還有許多人從此淡出政治，經營學術 、經濟，也頗有建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魏京生，這位當年的老紅衛兵後來走向人 民的苦難，走向爭取人類自由與尊嚴的偉大事業，成為當代中國的驕傲與光輝典範 ！） 一九六七年，隨著井岡山紅衛兵（造反派）的 起，掌權不足一年的『老』紅衛兵 在清華附中一敗塗地。他們暗含恫嚇地在大飯廳裡用大字抄出一首七絕： 兵家勝敗尋常事， 含辱抱羞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遺憾的是，那一段歷史沒有來得及給他們提供「捲土重來」的機會。 一九六八年，清華附中血戰了兩年多的兩大派終於各奔東西。我們準備「上山下 鄉」，官僚子弟們準備參軍、留城。 在八達嶺長城上，我們班兩位個人關係甚好卻分為兩派的同學要分手了。袁東平 （當時濟南軍區政委袁昇平之子）環視著遼闊壯美的一派北國風光，爽朗地說：「 將來，你們就替我們來建設這個國家吧！」綽號為「老羊」的宋海泉（修正主義苗 子、反動學生之一）不解地瞥他一眼。袁東平氣派大方地拍拍老同學的肩，把話說 得更加明確：「中間派沒什麼大出息，你們井岡山的行，但你們一般出身於知識分 子和平民家庭，你們距離權力太遠。而我們『老兵』離權力很近，我們和權力有天 然的聯繫。所以只能是這樣了：由我們來掌權，你們來給我們好好建設！……別不 服氣，老羊，不信再過二十年看看！」 在我們班教室裡，紅衛兵創始人之一的張明特地找到我，極為正式地發表臨別贈 言，這可能是自「紅八月」之後我們之間的唯一交談：「你們是地富反壞資產階級 ，我們是工農革干。二十年後見！」然後堅定不移地走出教室。 二十年之後，我們呼喚改革，他們咒罵「和平演變」；我們在天安門前遊行，他 們請纓堅決鎮壓。這種拉鋸戰終於在六四清晨畫了個鮮血淋漓的句號。看起來，他 們終於「捲土重來」了。 但也正是此刻，歷史為他們所寄生的極權制度敲響喪鐘！ 當然，發生在我們之間的故事還沒有真正結束。 前兩年，清華附中老三屆的同學們捐款在母校樹立起一座教育家萬邦儒的銅像。 這不僅表達了我們對老校長的敬意，也表達了我們含蓄的集體懺悔。 我想，清華附中還應該有一座紀念碑，以紀念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但碑文很難撰 寫，很難在有限的篇幅裡對紅衛兵運動進行準確評價。如果將造反派也納入這一運 動，事情就更為複雜。即便政治評價是可能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正誤也將變得愈 來愈不重要。有一句話可能是適宜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 造者。」——因為這句話既沒有迴避政治，又穿透政治直指人性。我們每個人都是 有原罪的。我們每個人都是要懺悔的。這也許就是那個時代留給我們及我們後人的 最深刻的遺訓！ 1996年秋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