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及毛澤東的偽激進主義意識形態 龔小夏 自從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發生以來，毛澤東思想在西方通常被看作是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中激進理想主義的代表。尤其是在文革發動後，不少西方學者和激進人士將毛 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與托落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理論和以 「新階級」的提法為代表的德熱拉斯學說相提並論，而且認為「文化革命」便是毛 澤東試圖保持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理想主義色彩、在新的制度下追求社會公正和社會 平等的重要嘗試。甚至西方比較中立的學者也往往傾向於高度評價毛澤東發動文革 的意圖中理想主義的成份，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文革起源裡政治權力鬥爭的背景 以及文革對中國社會產生的災難性後果都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瞭解。例如，費正清在 一九九一年新出版的書中寫道：文革「是毛試圖使『民主集中制』具有更多的民主 、更少的集中成分的一種努力。」(注1)同樣，中國學者在研究「文革」或是撰寫文 革歷史時，也比較重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一面。哲學家李澤厚的論 斷也許能代表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界和學術界人士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的看法 。他說：「就這場『革命』的發動者、領導者毛澤東來說……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 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權力的政治鬥爭的一面；既有憎惡和希望粉碎官 僚機器，改煤炭『部』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懷疑『大權旁落』有人『篡權』 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熱情、奮鬥精神（既所謂『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 渴望做『君師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導師和領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 ；二者是混在一起的。」(注2)崔之元在《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 的重建》一文(注3)中提出：「毛澤東理論之『得』，在於他多處突破了教條化的馬 列主義，嘗試用『大民主』的辦法解決『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一系列內在矛盾； 其『失』，在於他未能徹底擺脫馬列主義教條，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經 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徑。」「毛對馬列正統的偏離，正是他思想中最精彩之 處；他的失誤和悲劇，正在於他對教條化馬列的超越還不夠徹底。」 然而，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來作為評價毛澤東思想的坐標似乎並不貼切，尤其是 在評價被公認為文革指導思想的那一部分毛澤東思想時更是如此。事實上，世界上 沒有哪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實踐的過程中沒有突破甚至違犯了正統的馬克思主 義。自從列寧開始以建立嚴密而有組織的政黨來開創一套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 踐的理論以來，各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建設國家的過程中基本上並沒有受到正統 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束縛。相反，從列寧的國家和革命學說，到斯大林的一國實現社 會主義的闡述，再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無不是違背正統馬克 思主義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和論述的結果。(注4)當西方人士提到毛澤東文革思想中的 理想主義及其創新性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參照坐標其實並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而是幾十年裡共產黨在其掌權的各個國家中推行的斯大林主義，是斯大林在在蘇 聯的實踐中形成的、並被蘇聯的經濟政治特別是武裝力量加諸於各「社會主義兄弟 大家庭」的成員們頭上一套所謂標準的「社會主義」楷模。 斯大林主義最主要的特點，一方面在於國家通過龐大的官僚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 治生活進行了全面而嚴格的控制，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經濟；另一方面在於將 階級鬥爭擴大化，通過龐大的秘密警察系統對社會中的異議分子和黨內權力鬥爭中 的不同派系進行殘酷的清洗甚至肉體上的消滅。在斯大林式的政權下，人民不僅沒 有得到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中所預言的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和生活資料的平等 分配權，而且喪失了在現代民主和法制社會中具有的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和政治參與 權利。全體人民都受到國家的嚴密監視和隨意支配。大量黨的幹部和無辜的普通人 民被政權指控為「敵人」而遭到監禁、流放、屠殺。這種黨和國家對公民和社會有 至高無上權力的體制被西方學術界稱作「黨政合一」制度（party-state）。(注5) 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在二次大戰之後，蘇聯共產黨利用自己在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中的特殊地位，將斯大林式的黨政合一制度推行到了共產黨執政的各個國家。 (注6)因此，自蘇共二十大以來直到今天，所有共產黨執政國家在進行經濟社會改革 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真正需要突破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是 斯大林主義式的制度，是這種制度對人民的剝奪和對社會的控制。是以，人們在評 價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發生的思想和政治變革時，斯大林主義被作為首要的甚至是 唯一的坐標系。這樣，在評價毛澤東的文革思想時提出的問題便應該是是：毛澤東 的思想及其在文革中的實踐，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教條？所謂 毛澤東的激進理想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是從斯大林主義向激進理想主義－－無論從 何種角度理解－－方向的改良或革新？ Schram曾經將西方人眼中毛澤東思想中區別於斯大林主義的理想主義特點總結為 下面這幾條：「反對官僚制度，改造人性，通過發動群眾的廣泛參與來建設新社會 和發展經濟。」(注7)的確，文革中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激進理想主義吸引了大批西方 左派激進知識分子和中國激進青年的是它這樣的幾個特點：1、毛澤東提出了「黨內 走資派」理論，對官僚集團進行了不留情的批判並號召人民起來打倒官僚集團、全 面地砸爛官僚機構；2、毛澤東號召在政治上實行「大民主」，鼓動群眾自發成立組 織去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並由此推動社會政治的改革和革命；3、毛澤東提倡 深入的社會改造，反對等級制度，推動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社會平等。本文通過事實 證明與推理分析，將推翻上述說法並論證這樣幾個觀點： （一）毛澤東從來沒有向托落茨基或德熱拉斯那樣將共產黨官僚集團看作是剝削 壓迫人民的新階級。他有關「黨內走資派」或者「黨內資產階級」的指控首先針對 的是有自由化傾向或嫌疑的共產黨領導幹部，包括他的政敵以及黨內對他有所不滿 的人。 （二）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倡的「大民主」是以政治上極度高壓為前提的。在「大 民主」之下，保護公民人身權利的正常法制蕩然無存。任何被指控為對毛澤東和共 產黨統治心懷不滿或進行破壞的人，無論是在共產黨內還是黨外，都會遭到群眾組 織的無情打擊。 （三）毛澤東的社會改造方案是要從根本上剝奪人民在生活方式和工作上的選擇 權，用軍事化的手段組織社會，將全體人民置於黨政合一式的國家的全面支配之下 。 因此，本文要與上述中西學者爭論的要點在於：作者認為，毛澤東的文革思想盡 管有著激進主義的外表，但在本質上不過是斯大林主義的一種翻版，甚至可以說， 是斯大林式政治、社會專制主義更為嚴厲的一種表現形式。 一、「黨內走資派」理論與反對黨內「自由化」 毛澤東關於「黨內走資派」或「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說法，是他「無產階級專 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核心之一，也在西方為他贏得了能夠與托落茨基和德熱拉斯 相提並論的資格。毫無疑問，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按照蘇聯的 模式發展出來的一套官僚體系以及官僚機構中的大批幹部非常不滿，文革的目標便 是要砸爛這個官僚體制，將那些被毛澤東指控為「資產階級」和「敵人」的官僚從 權力機構中清洗出去。《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篇社論在 發動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該社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 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 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對抗性的矛盾。」(注8)然而，什麼樣的幹部才能算是「走資本 主義道路當權派」？衡量「走資派」或「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用的是什麼樣的 標準？這是將毛澤東的說法與托落茨基和德熱拉斯的理論區別開來的關鍵之處，也 是體現出毛澤東的文革與斯大林的大清洗之間共同實質的地方。在他的「新階級」 學說中，德熱拉斯指出，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後建立了龐大的官僚體系來控制支配 生產資料，逐漸演變出一種「國家官僚資本主義」（bureaucraticstatecapitalis m）制度，而官僚集團則演變成為剝削、壓迫人民的新階級。(注9)這裡面「新階級 」的定義的根據完全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它指的是掌握了生產資料並利用這一地 位來實現對其他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控制的社會集團。斯大林儘管親手在蘇聯建立 了全面的官僚體系，但他對黨內幹部卻並沒有多少信任之情。相反，在斯大林眼中 ，許多幹部都有「間諜」或「內奸」的嫌疑。在葉若夫恐怖（Yezhovshchina）時期 ，數百萬幹部橫遭無妄之災。一九三四年蘇共十七大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中到一 九三九年十八大時有四分之三不見了蹤影，不是進了勞改營便是上了斷頭台。(注1 0)對這些人的指控，通常是「階級異己分子」、「間諜」、「德國第五縱隊」等等 。毛澤東在這一點上師承的是斯大林而非德熱拉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親自 加上了這樣一段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 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 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注11)可見，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同斯大林一樣， 著意於清除那些被懷疑為是「混進黨內資產階級」的人物。(注12)進一步總結文革 的歷史，可以看到毛澤東關於「黨內走資派」的說法以及在文革中處理「走資派」 的方式出自他反對黨內的「自由化」並剷除黨內任何具有自由化傾向的幹部的決心 。從這一角度看，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相似性便更為明顯。毛澤東認為屬於「走 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標準有下列幾條： 首先，在文化上縱容、推行自由主義政策的幹部均屬「走資派」，並且是文革最 先打擊的目標。文革前夕，在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階層的統治下，中國的文學界、 藝術界、學術界在某種程度上得到過一點自由，儘管這種自由是極為有限的。學者 們和作家們可以相對比較自由地寫作和討論中國古代的歷史，舞台上和電影院裡也 可以演出許多題材的戲劇和電影，諸如愛情和破案等娛樂性較強而政治性較輕的題 材。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學者和作家們也有辦法對現實政治和社會提出一些小小的 批評。西方和蘇聯東歐在解凍時期的文學藝術作品也相當大量地被引入中國，使社 會的政治文化氣氛得到一定程度的鬆動。毛澤東以其對這種文化自由——哪怕是極 有限的自由——的抨擊來開始了他對官僚階層的全面清洗。在《五一六通知》中， 他親筆加入了這樣一段指責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話：「他們對於一 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 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 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注13)剷除這極為有限的文化自由，也就成 了文革中政治清洗的第一步。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樣一場政治運動被稱作「文化大革 命」的原因。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激進理想主義在文革中所追求的，正是極端的文化 專制主義。在這種文化專制主義下，中國的文學界、藝術界、學術界首當其衝，成 了文革最早的犧牲品。 其次，凡是提倡在「階級鬥爭」上採取相對比較和緩政策的幹部都有可能被指控 為「走資派」。劉少奇作為「走資派」的最主要罪狀之一，便是鼓吹所謂「階級斗 爭熄滅論」，儘管劉本人極力否認這一點。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開始了非斯大林 化運動之後，鑒於斯大林階級鬥爭擴大化及其引起的政治恐怖的教訓，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中出現了相對緩和的政治氣氛。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召開的中共八大上，劉少 奇代表中共宣佈：「今後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 盾。」而毛澤東，像列寧、斯大林一樣，認為階級鬥爭應該不斷地加強，階級敵人 的範圍也應該不斷地擴大。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同斯大林一樣，對「階級敵人」的 定義並非根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亦即以經濟地位為標準，而是以思想意識為根據 。這樣，打擊對象就具有了幾乎是無限的任意性。根據這一理論，他在一九五七年 發動了「反右」運動，將至少五十四萬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經過「反右」和 「大躍進」，到了六十年代，儘管中國的政治高壓已經達到了幾乎登峰造極的地步 ，但毛澤東依舊指責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集團在進行「階級鬥爭」中不力，並斷然 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入了本來已經很長的「階級敵人」的名單。在毛 的階級鬥爭理論下，共產黨革命過程中，特別是在掌權之後一直到「文革」時期， 這個政權的「敵人」的名單不斷地擴大，從最初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 本主義三座大山」，到文革中的「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資 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文革中大量並非「走資派」的普通人民受到殘酷的政治迫 害，並不是因為如崔之元說的「由於毛未能徹底與正統馬列的『話語結構』脫鉤， 從而給各派力量從自身利益出發操縱『資產階級』一詞的含義，留下了充分的空間 ，並最終使各派鬥爭的結果完全違背了他發動『文革』的本意」，而是從根本上毛 就沒有給過任何獨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批評以存在的權利，並且在多年的政治實踐 中一直對所謂「階級敵人」——特別是思想上的異議分子——進行了從不間斷的政 治迫害。正是由於這種政治迫害在斯大林式政權下的合法性，毛澤東才著意要將他 在政治上的對手打人「資產階級」的範疇，並據此來對他們進行迫害。 　　再次，那些主張在經濟上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並在更多地作出現 實的而不是不切實際、勞民傷財的經濟計劃的幹部都有被指控為「走資派」的危險 。一九五八年，毛髮動了「大躍進」運動，將斯大林模式中黨政合一國家對社會經 濟生活的干預和控制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造成了數千萬人民死亡的空前悲劇。 在此之後，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階層為了拯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在農村某種程 度上允許了一定的市場化，亦即在農村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值得注意 的是，在毛去世後中共進行的經濟改革中，正是這些農村政策構成了八十年代初期 農村改革的核心內容，並給中國農業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而在工業經濟中 ，劉少奇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經濟刺激手段，以代替令人厭倦的政治說教和強迫 勞動。而毛澤東對此大加撻伐，將其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證據。他批判所謂 「唯生產力論」，批判「物質刺激」，要求在國民經濟中「政治掛帥」。這種理論 發展到極端，便成了後來為全國人民所普遍嘲笑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 主義的苗」的誤國誤民政策。從某種諷刺的意義上看，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倒的確是 對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性、指令性經濟形式的一種背叛。但是，斯大林式的計劃性、 指令性經濟中的關鍵要素，也是如今各共產黨或前共產黨國家在改革中要極力對付 的問題，是政治權力對經濟生活的強行干預。在毛澤東式的經濟政策下，這種全面 的、任意的干預並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文革中，在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指導下，從 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治權力對經濟生活進行強制性的卻又往往是毫無計劃的干預， 造成的是中國經濟的蕭條和人民的極度貧困。 因此，在由毛澤東這套「黨內走資派」理論所主導的清洗運動中，最容易受到沖 擊的往往是那些相對比較溫和、比較具有人情味的幹部，原因是這樣的幹部最容易 被扣上上述罪名，成為文革的犧牲品。即使是群眾藉機會去打倒那些魚肉人民的干 部，能夠冠冕堂皇地使用的，主要是由毛澤東規定好了的上述幾項罪狀。(注14)最 終，毛澤東的文革與斯大林的大清洗儘管形式不同，在對共產黨國家官僚體系所起 的作用上卻有相當一致之處：黨內比較溫和的幹部被清洗得幾乎是一乾二淨。蘇聯 的官僚系統為秘密警察所控制，而六八年之後中國的行政體制則為軍隊所全面掌握 。 二、「大民主」與「群眾專政」 什麼是「大民主」？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發表了 一篇題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三位署名作者中包括中 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該文對文革中的「大民主」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概括：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支持廣大革命群眾的創造，支持革命群眾廣泛採用大鳴、 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這些大民主的形式。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國家機 器的各個環節，群眾都有權提出批評和建議。各級領導幹部，不管他功勞多大，地 位多高，資格多老，群眾都可以批評。領導文化革命的權利機構，一律按照巴黎公 社的原則，實行全面選舉制。群眾對被選人員，有隨時改選和撤換的權力。在群眾 之間，在各個群眾組織之間，也要實行大民主，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 方法來統一認識、統一思想，提高覺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種 大民主，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 文革中的「大民主」主要表現在言論和結社兩個方面人民所享有的權利與自由。 在言論方面，有「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再加上文革早期的「大 串連」；在結社方面，有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這都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 提倡、支持、鼓勵。 在分析上述「大民主」內容之前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 革中，「人民」或「群眾」的定義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換句話說，也就是說，所 有在政治上被指控為「敵人」、被打入另冊的人，便喪失了「人民」的資格，也隨 之喪失了所有「大民主」中的權利。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此寫道：「我 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 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注1 5)因此，一句「不給反動派以民主」就方便地剝奪了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者的一切公 民權利。「大民主」於他們是沒有份的。(注16)考慮到文革的打擊面之廣，政治上 被列入「敵人」的公民之多，所謂人民享受了「大民主」的說法已經是大大地打了 折扣了。毛澤東歷來愛說的一句話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文革中鼓動的 「大民主」同樣有著明確的目的。一方面，人民需要通過「四大」來「統一認識、 統一思想，提高覺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四大」 是對「牛鬼蛇神」進行「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儘管無論地位多高的幹部都有可能 遭到批判，但這種批判卻必須嚴格地依據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因此，文革中雖然是 大字報鋪天蓋地，人人都寫，人人都貼，但在意識形態上卻比過去無論什麼時候都 更輿論一律。只要是對文革的歷史稍微具備一點基本常識的人，都不會將這種以高 度意識形態專制為前提並以強化這種專制為目的的「大民主」與現代法制意義上的 民主和言論自由混淆起來。 文革「大民主」中比較吸引人的特點是那段時間裡人民獲得的空前結社自由和政 治參與權利，這令許多局內局外人都相信文革的群眾運動中的確體現了一定的民主 內容。勿容置疑，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人民的結社權，也就是人們根據自身共同的 利益、需要、或信仰而組成政治社會團體、以這樣的團體為基礎在政治行動中爭取 自身的各種權益，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礎之一。尤其是在二戰後的幾十年中， 由民間非政府團體推動的各種社會運動－－例如工會、婦女、和平、反核等－－成 為世界各發達國家的政治社會發展中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力量。(注17)比較文革中 的群眾運動與上述社會運動，關鍵並不在於它們之間在組織方式上有多少相似性， 而在於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是否能像民主制度下的社會運動組織一樣真正享有獨立政 治行動的權利，是否能夠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意願去推動運動的發展，是否能以 常規或非常規的政治手段來爭取自身的群體利益或為某種獨立的（通常是為正統意 識形態所不容的）信念而鬥爭。文革的歷史對此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就目的來看，文革中絕大多數的群眾組織都致力於捍衛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現存 的政治體制。群眾組織的成立起源於北京中學生高幹子弟成立的「紅衛兵」。他們 成立自己的組織的目的，按照他們自己所說，是為了當「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 當時的紅衛兵誓詞是這樣的：「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 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 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 滴血。」(注18)在這以後紛紛成立的各種群眾組織，凡是能夠在某種程度或某段時 間裡獲得來自毛澤東「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的，無不宣稱為了同樣的目標而「戰 鬥到底」。相形之下，凡是在文革中試圖進行獨立政治活動，或真正以反對政治迫 害或爭取自身利益為主要活動的組織，都會遭到來自於政府和其它群眾組織的嚴厲 打擊。文革中有一句著名的話，叫「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注19)一切 不以「捍衛毛主席、黨中央」為己任的組織都有被打為「右派」或「反革命」的可 能，哪怕它們僅僅希望爭取極其有限的合理權益。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際，有一個名 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組織活躍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這個組織發動了一 場名副其實的工人運動：它組織起大批在工礦企業中受到歧視和不平等待遇的臨時 工與合同工，爭取同工同酬，爭取享有與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中央文 革曾經鼓動這一組織去衝擊勞動人事部門，但在發現它並不熱衷於去揪斗「走資派 」而是試圖爭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對它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注20)在文革中，許 多以爭取自身利益為主要目標的群眾組織都遭到了取締。事實上，對被指控為「階 級敵人」的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公民進行政治迫害是文革中群眾組織的主要活動 內容，同時也是它們政治生存的前提條件，無論這些組織屬於哪一種派別。(注21) 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 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 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注22)是以，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不僅規定了群眾組織的政治目標，也規定了它 們的行為方式。在這樣的一場「革命」中，官方意識形態極力鼓動群眾組織用暴力 手段去對付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匯報》社論《革命 造反有理萬歲》是這樣說的：「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 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們為了保衛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作出了許多所謂『越軌』行動。『越軌』就是革命！『越軌』就 是造反。這些『越軌』行動，是革命的創舉。每一個真正革命的同志，都應該歡呼 『好得很』，而不應該跟著瞎說『糟得很』。」在這樣的鼓動下，文革中群眾性的 政治迫害日益演變成了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因此，文革中與「大民主」相輔相成的是「群眾專政」。(注23)群眾組織、群眾 運動被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注24)利用來作為政治迫害的工具，斯大林式的 「階級鬥爭」被文革的「群眾專政」推行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使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遍及了社會的每個階層、每個角落。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出於一時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給予人民以結社權。一 旦在他的政治目的達到後，人民這一虛幻的權利也立即被收回了。一九六八年十月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宣佈將劉少奇開除出黨之後，毛澤東開始著手建立以軍隊為核 心的「一元化領導」，全國的群眾組織都在「大聯合」的口號下被取消，文革合法 群眾組織的歷史也打上了句號。 三、社會改造與准軍事化 LucianPye就西方的文革研究曾經說過一句頗有見地的評論：「如今回過頭來重新 評價文革，學者們不得不承認，儘管他們盡量希望客觀地看待歷史，他們總是在極 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國方面對這些事件的描述的影響。過去如此，現在也依舊如此。 」(注25)這種情況恐怕最集中地體現在對毛澤東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社會思想和社 會改造政策上。 經過六六年中到六八年底兩年多全面的全面動盪之後，從六十年代末開始，毛澤 東在全國推行了一系列被成為是「新生事物」的社會改造政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五七干校」，工農兵大學生，學制改革，等等。這些社會試驗從某個角度體現 了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除了剷除政敵之外還具有宏大的社會目標，亦即按照他的 理想來全面地改造中國社會。正如Pye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無論有多少證據 表明中國人民吃足了這些「新生事物」的苦頭，許多西方學者相信並同意中國政府 說的，「那只不過是革命向前推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代價。」 經常被稱作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社會發展方案集中體現在他著名的「五七指示」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描繪了他的社會改造的理想藍 圖： 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 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外，還可做各種工作……這 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 ，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 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 ；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 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 ，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從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 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寫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 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問，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 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 樣做。 從表面上看，「五七指示」的精神似乎近似於馬克思曾經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中 每個個人都能夠「上午進行批判，下午去做工」，人人可以平等自由地選擇從事多 種職業的理想，但實際上這二者之間在政治理念上卻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五七指示」中首先反映出來的一點，是在毛澤東社會改造藍圖中不存在人民的 自由選擇。人民並沒有被賦予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去從事－－或者不 從事－－某些職業的權利，而是被要求去做一些與他們現在的職業並不一定相干、 他們自己並不一定願意去做的事情，或是去從事一些他們並不一定喜歡、也並不一 定願意從事的職業。在實踐中，這種要求變成了強迫。在六、七十年代中(注26)， 人民的前途、命運、日常生活受到政治權力的隨便擺佈，社會經濟生活受到國家的 任意干預，八億人民的中國成了毛澤東個人隨心所欲的社會試驗場所。毛澤東的社 會試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已經是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然而，僅僅如此還不足 以說明毛澤東文革思想與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共通之處。學者們在研究斯大林統治下 的蘇聯時早已發現，共產黨政權控制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經常性地將社會保持 在一種高度的全民政治動員的准軍事性狀態之中。(注27)這樣的准軍事狀態有利於 黨政合一國家對社會實行全面的控制，使得國家能夠隨時大規模地調動社會人力物 力資源去實現某種目標。在中國，自從六十年代中毛澤東提出「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以來，政治動員程度日益升級。(注28)在「五七指示」中體現出來的毛澤東的社 會改造計劃，更是打算要將中國社會全面軍事化，將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統統納入 軍事化範疇，用訓練、管理軍隊的方式來訓練全體人民，管理整個社會。毛澤東在 去世之前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他自以為在將中國描繪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 結果在他權力的巨掌下中國大地被刻鑿得滿目瘡痍。 毛澤東那一套將社會軍事化的做法，不僅斯大林的蘇聯推行過，希特勒的德國也 推行過。歷史學家Bullock在比較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三十年代的「社會改造」運動之 後得出結論說： 希特勒自視受命於天去將德國人民從戰敗的屈辱和魏瑪共和國的墮落中解救出來 ，使德國人民在世界歷史中重新獲得高等民族的地位，並通過在東歐建立新的德意 志帝國的途徑來保障這一地位。斯大林認為自身的使命在於結束俄國數個世紀的落 後狀態，將一個農民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同時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二者的目標都需要通過人力物力上的犧牲才能達到。然而，在他們所活動的那個世 界歷史舞台是不計這些代價的。歷史會為他們說話，會原諒他們，正如歷史已經原 諒過他們之前的許多人一樣。當然，前提條件是他們必須成功。(注29)人們或許可 以爭辯說，毛澤東的社會改造計劃與手段與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許多方面有所不同。 然而，在無視人民的痛苦和付出這點上，他們之間並無二致。多年以來，中國的持 不同政見分子與具有自由化傾向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往往毫不猶豫地將毛澤東推行的 政治制度稱之為「封建法西斯主義」，其道理也正在於此。 四、毛澤東的偽激進主義及其後果 將毛澤東的文革思想稱作「偽激進主義」的根據在於，儘管毛的思想具有激進主 義思潮通常具備的追求大規模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外表，但實質上，它所真正追求的 是維護和加強斯大林式的黨政合一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控制。在 毛澤東看來，斯大林的唯一錯誤，便是「階級鬥爭」抓得還不夠緊，「階級敵人」 消滅得還不夠徹底。因此，他本人多次強調，文革的目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中國走上斯大林去世之後的道路。因此，文革採取了發 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為的是要徹底將黨內外的「敵人」清除乾淨。無論文革 中毛澤東導演了多少幕令人眼花繚亂的活報劇，他始終圍繞著這個目標。正如他自 己後來說的那樣：「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 毛的偽激進主義意識形態造成了兩方面嚴重的政治後果。 首先，「文革」在打擊目標上的任意性和含混性使得「階級鬥爭」無限擴大化。 儘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明確指為文革的主要目標，但到底什麼是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標準？將一個幹部定為「走資派」，既沒有法律上的依據， 又不需要通過具體的組織程序，唯一需要的，是所謂「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 首肯。另外，「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也被包括在打擊對像之中。但是既然 打擊標準是按照思想政治立場而不是經濟地位來劃線，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為「 敵人」，因此公民也就在事實上失去了法律的保護。在文革群眾組織的派性混戰中 ，所有派別都以進行政治迫害來獲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文革的打擊面也就不可避 免地無限擴大，以至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每個個人最終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文革的 受害者。 其次，這種意識形態使群眾性暴力進入上層政治鬥爭合法化。既然「文革」是一 場「政治大革命」，其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其鬥爭方 式又是群眾組織起來去自下而上尋找、打擊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那麼群眾性暴 力必然要進入上層政治鬥爭。同樣，上層政治鬥爭也必然要利用群眾運動。群眾運 動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成了政治鬥爭不僅是最重要的，而且幾乎是唯一的工具。無 論是想保護自己還是打擊對手，利用、操縱群眾運動都成了黨內政治鬥爭中不可或 缺的手段。文革就此陷入了政治迫害狂潮，而中國社會也因此被拖入了一場又一場 的政治災難之中。 毛澤東的文革理論一些貌似激進理想主義的成份確實也曾經促使一些真正的造反 派對中國社會的矛盾和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別是有一些激進的造反派試圖從 新的階級關係和制度變革的角度去理解「黨內走資派」理論。其中最著名的思想應 數湖南省無聯極左派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該文將文革解釋成為「以暴 力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的革命。(注30)結果是，凡公開提出這類理論的人 無不遭到殘酷鎮壓。 從六六年五月到六八年底兩年多「文革」的結果，中國社會在六十年代末進入了 軍事管制下的高壓狀態。「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 幾次大規模的運動將文革中興起的群眾運動全面鎮壓了下去，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 始，毛澤東著手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試驗。七十年代末，當中共官方正式宣佈取消這 所有試驗，並將六六至七六年這段期間稱作「十年動亂，將這些試驗稱作「四人幫 禍國殃民」的政策時，人民中發自內心的擁護態度不僅十分明顯，而且極為普遍。 在中國的政治條件下，這恐怕已經是普通人民在最大限度上表達出來的對毛澤東偽 激進主義的否定了。□ _______________ (注) 1、Fairbank,JohnKing.China:ANewHistor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p.386.2、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轉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李 永主編，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p.121. 3、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七期，1996年春季號,pp.49-74. 4、通常，人們只有在討論只有西方馬克思主義時才將其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相比較。 事實上，只有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者才認真地將正統馬克思主義作為社 會藍圖設計的指南。 5、關於斯大林主義的經典研究，可參見如下幾本重要著作：Brzezinski,Zbigniew .ThePermanentPurg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6;Johnson,Chalmer s,ed.ChangeinCommunistSystem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0;Korn hauser,William.ThePoliticsofMassSociety.TheFreePress,1959.研究蘇聯問題的 著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近年來學者偏重於研究八十年代以來的變化。 6、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許多中共黨史材料，第一次從官方角度揭露了三十年 代中共按照蘇共的模式在黨和紅軍內部實行大清洗的內幕，其血腥程度令人不忍卒 讀。比較集中的記載，見《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2。 7、Schram,StuartR."TheLimitsofCataclysmicChange:ReflectionsonthePlaceoft 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inthePoliticalDevelopmentofthePeop le'sRepubicofChina."ChinaQuarterly,Dec.1986.另外需要指出，七十、八十年代 西方對毛澤東思想和文化革命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韓素音對文革和毛的描述 的影響。可參見HanSuyin:WindintheTower:MaoTsetungandtheChineseRevolution, 1949-1975,Little,BrownandCo.,boston,1976. 8、1966年五月《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根據林彪在 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的說法，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時已經提出：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見《人民日報》一 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9、Djilas,Milovan.TheNewClass.NewYork,1957.托落茨基的觀點與德熱拉斯頗為相 近。托氏認為，蘇聯是個「變質的工人國家」（degenerateworkers'state）。托落 茨基在他的《TheRevolutionBetrayed:WhatistheSovietUnionandWhereisitgoing? 》一書中指出：「就其調解與定序的功能、就其對維持現存社會等級的關注、就其 對國家僱員出於個人目的而進行的剝削等種種方面看，蘇聯的官僚階層與其它任何 國家的官僚階層——特別是法西斯的官僚階層——並無二致。」（NewYork:Pionee rPublishers,1945[1931]），p.248。關於共產黨國家中新階級問題的爭論，Gidde ns與Held寫過一篇簡明扼要的介紹，值得作為參考。（Class,Power,andConflict, ed.ByAnthonyGiddensandDavidHel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 2.Pp.567-573.） 10、材料引自Seton-Watson,Hugh.FromLenintoKhruschev:theHistoryofWorldComm unism,WestviewPress,BoulderandLondon,1985.p.169. 11、《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12、至於被張春橋系統化了的「黨內新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法權」的說法， 是七十年代中期毛澤東聲稱文革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時候才逐步成形的， 與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革時的說法並無必然關係。 13、《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14、在文革中勇敢地反對「血統論」以及對「出身不好」的人的迫害，並寫出了轟 動全國的《出身論》的遇羅克，對這種情形有非常準確的觀察。在參加本單位中一 個「走資派」的批鬥會之後，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對他養尊處優，… …以空頭政治來刁難人，為一己私利服務，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決不同意 群眾言不由衷地質問：『你為什麼刪改八條？為什麼不讓我們學毛著？為什麼不接 受印刷毛選的單面印刷機？』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過。」（轉引自《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p.338。） 15、《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16、得到了毛澤東本人高度好評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大字報中就有這樣的字句：「我 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 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裡。」（轉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國 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北京，1983。上冊，p.64。 17、SidneyTarrow對社會運動的定義是：「具有共同目標、團結一致的人群通過與 上層、對立派別、以及掌權者之間持續的互動行為，以集體的方式對後者作出挑戰 。」他認為，這一定義中包含著四個方面的要素：集體挑戰、共同目標、團結一致 、雙方持續的互動。（Tarrow,PowerinMovement:SocialMovements,CollectiveAct ionand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3-4.） 18、轉引自《當代青年研究》，八九年第三期，p.1。 19、我認識一位教授，一九五七年被打為「右派」。此人頗有性格和幽默感，文革 時期與幾個右派朋友一同成力了個「右派戰鬥隊」，立即便被作為「右派翻天」的 典型抓了起來。這也許可以作為「不許右派翻天」的一條註腳。 20、關於「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情況，可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 冊，pp.191-193,p.292. 21、顯然，群眾組織中不同的派別在政治迫害中有不同的著重點。例如，「造反派 」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走資派」，而「保守派」則傾向於迫害已經被貼上了「地富 反壞右」標籤的「階級敵人」。但是，群眾組織在迫害中所遵循的政治和行為邏輯 則是一致的。關於群眾性政治迫害，參見拙文《迫害性群眾運動的邏輯》（《香港 社會科學學報》1996？期）。 22、《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六八年四月十日：《芙蓉國裡盡朝暉——熱 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23、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群眾專政」的說法最早是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八 月四日給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毛澤東在信中說：現在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之一，就是群眾專政。（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1993，pp.90-91）這封信沒有公佈，原文我也沒有能找到。但是，在六七 年八月七日，謝富治就作出了那次文革中著名的關於「砸爛公、檢、法機關」的講 話。這可能與毛的指示精神有關。 24、例如所謂「保守派」的運動，是各級地方領導發動的保衛權利、與造反運動相 對抗的群眾運動。有關研究參見HongYungLee,ThePoliticsoftheChineseCulturalR evolution:ACaseStud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25、Pye,LucianW."ReassessingtheCulturalRevolution,"inChinaQuarterly,Dec. 1986. 26、關於文革時間的上下限問題有許多爭論，主要是「三年」還是「十年」之爭。 無論採取哪種說法，事實上以自由結社為基礎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到六八年底已經結 束了。六九年中共「九大」宣佈文革取得了「全面勝利」，應該可以算作毛澤東決 定正式結束群眾運動的標誌。而毛在文革正式開始之前到他去世時為止都一直在推 動他的大規模社會改造計劃。 27、一些學者提出，這種「動員」狀態是階段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但也有學者認 為，「動員」程度降低是蘇聯社會的政治控制手段完善化的結果。關於共產黨國家 「全面動員」（mobilizationstage）問題的研究和爭論，參見Cocks,Paul."TheRa tionalizationofPartyControl."InChangeinCommunistSystems,pp.153-90. 28、關於六十年代中期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控制程度和方式，Schurmann曾經有過非 常細緻的研究，可供參考。（Schurmann,Franz.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 n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 29、Bullock,Alan.HitlerandStalin:ParallelLives.NewYork:VintageBooks,1993 .P.343. 30、該文作者（現名楊小凱）在《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十二月號上曾對文章的思 想和發表前後的情況作過詳細介紹，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