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二十七) 胡平 251.巴縣之行 一位北京同學建議我們到附近的巴縣去一趟，據說那裡的運動剛剛發動起來，急 需外界的支持。我們正呆在重慶沒事幹，好像成了旁觀者，如今有了直接參與的機 會，於是便欣然前往。 我們到了巴縣的一個人民公社，見到了當地的農民造反派——大多是年輕人，為 首者是個二十上下的小伙子，樣子聰明伶俐，還帶著幾分頑皮；另有一位鄉村女教 師，看來也是個重要角色。我們立時被奉為上賓，有如被派往小國的大國使節。農 民造反派向我們講述了當地的運動情況，懇請我們給予幫助指點。雖然此前我們素 不相識，我們不過是來自成都的幾個普通學生，又不屬於什麼響噹噹的造反派組織 ，可是他們卻對我們表示了極大的信賴。這大概是當時的普遍現象。文化革命的烈 火既然是從北京燒向外地，從城市燒向農村，從學校燒向其他部門其他行業；因此 ，來自北京、來自城市、來自大地方的學生，一旦到了外地、到了廠礦農村、到了 小地方參與當地的運動，常常被當地的人們當作先知先覺，格外受尊重。過去，學 生們被安排下廠下鄉，是拜工人貧下中農為師，接受教育接受改造；現在，學生們 到工廠農村串連，卻是向工人農民傳播革命道理，發動群眾鬧革命。在新的一場大 革命中，知識青年似乎又一次充當了民眾的啟蒙者和組織者。在一班富於革命浪漫 幻想的學生的心目中，那簡直就是回到了五四時代，回到了共產黨早期革命的時代 。 我那時倒不曾如此想入非非過。這或許是因為我對那些革命的歷史故事本來就缺 少浪漫的憧憬。以前讀這些故事，我也受感動，也表示要向革命先輩學習，但是我 所謂的學習，是指學習他們的品質，學習他們的精神；我很少把自己擺進去，把自 己設想為其中的某種人物。因此即使遇上了眼下這樣轟轟烈烈的場面，我也很少會 生起那種生動的聯想和角色的比附。文革中，許多年輕人表現出狂熱的激情。在相 當程度上，這種激情乃是模仿的產物。我是到後來才注意到這種現象的，此處暫且 不論。 自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來，我對文革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因而我比先前 更積極更主動。但與此同時，那種長期淤積胸懷的疏離感或曰邊緣意識卻並沒有因 此而消失。舉個例，那時候，紅衛兵、造反派們講話寫文章，很愛引用青年毛澤東 在《湘江評論》中的一句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 說，我們不干誰幹。」我也很喜歡這句話，喜歡它那當仁不讓的氣概；可是，這話 要讓我自己來說，似乎總有些不自然。我對文革的投入總是達不到我以為應該達到 的渾然一體的境界。這或許是我當時缺少高度興奮與激情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252.「子教三娘」 農民造反派徵求我們的意見，我提議召開一次各級幹部大會，由我給大家講解文 化革命的意義。如今，大大小小的當權派幾乎都遭到批鬥，想必有不少思想問題。 我自以為對毛主席革命路線頗有心得，正好向這些對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 真，很不得力」的幹部們作一番解釋。 大會在公社所在地的一片廣場上舉行。三級幹部——公社幹部、生產大隊幹部和 生產小隊幹部——差不多都到齊了，此外便是當地造反派和一些看熱鬧的農民。大 會只有一項內容，就是由我作報告。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開 演講。 首先，我引述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過去是三娘教字，現在是子教三娘。」我講 道，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半年多，廣大革命群眾無不歡欣鼓舞，鬥志昂揚；可是，絕 大部分幹部卻依然對這場革命很不理解。接下來，我講到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偉 大意義，那就是反修防修。這就必須放手發動群眾，發揚造反精神，以「四大」為 武器，對各級領導幹部實行批評監督，揭發批判一小撮走資派。過去，許多幹部高 高在上，脫離群眾，尤其是聽不得批評意見，動不動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這就叫執 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大量引用毛澤東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並略加發揮 ，「要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不讓人講話 ，像楚霸王，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然後，我又講到要相信群眾，要正確 對待群眾的批評。大不了調換工作或降低職務，一樣還是干革命。再說，換一換環 境也有好處，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學到許多新東西；如此等等——這其實也是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過的內容。 我講了大約四五十分鐘，以漫談式的口氣。文革中的講演，流行的風格是慷慨激 昂，疾言厲色。我當時也不是有意地排斥這種風格，只是一進入主題，有許多道理 要講，生怕別人聽不明白，那語調自然就和緩了。講完後，幾個同學走上前來，稱 讚我講得有水平。公社書記則連忙對我說「很受教育很受教育」。我不知道台下的 聽眾究竟聽懂了多少，想通了多少。從公社書記那付誠惶誠恐的表情，我猜想他一 定有如釋重負之感。開會前他想必很緊張，以為我們這伙天兵天將要把他們押上台 坐噴氣式呢。 事後我才發現，我這次講演竟然沒有提及時下正在開展的奪權鬥爭。這種遺漏多 少表明了我對「打倒」、對奪權一類問題其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最關心的還是批 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我所理解的批判反動路線，主要就是不准把群眾打成反革 命。依我看，像現在這樣，群眾可以給領導提意見，領導不能把群眾打成反革命， 這就很好了。自由主義認為，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權力由誰掌握，而在於權力有沒有 限制。當時的我自然還不是自由主義者，不過若說我具有朦朧的自由主義傾向，那 應當不算誇張。 253.參加農民的批判會 為了表示對當地農民造反派的支持，我們參加了幾場他們舉行的批判會。 農村搞文革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農活耽誤不得，絕大部分農民只能業餘鬧革命 ；農民中識文斷字的不多，寫大字報顯然不是他們的長處。農村地廣人稀，組織什 麼活動都不容易造成浩大的聲勢。於是，造反派們便加強串連，互相聲援。今天， 你帶領一群人到我們公社參加我們的批判會，明天，我帶領一群人到你們公社參加 你們的批判會。巴縣地處山區，各公社間相距很遠；去別處開一場個把鐘頭的批判 會，來回一趟就要花上大半天的工夫。其他農民都留在地裡「促生產」，只有少數 幾個造反派整天跑來跑去「抓革命」。相形之下讓人覺得有些不自在。我們很快就 發現，鄉下人對文革遠遠不如城裡人那麼熱心。事實上，在整個文革中，農民們都 只是在扮演跑龍套的角色而已。 農民們開批判會，內容更是千篇一律。這也難怪。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場意識形態 領域的革命，因此，越是意識形態因素濃重的地方，搞起文革來才越是有戲可唱。 再說，一般農民都沒什麼文化，對意識形態那套東西弄不清楚。倒是那些上過學的 年輕人，還有鄉村教師和知識青年，在農村的文革中表現得比較活躍。文化革命， 一方面是重點打擊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唯有有文化的人才易於嶄露頭角。無 怪乎講起文革那段「崢嶸歲月」，苦不堪言的是文化人，眉飛色舞的也是文化人。 批判會照例是批判幹部。即使批判內容和當地幹部沒什麼關係，也少不了拉些干 部站在台上。只要台下有人點到某個幹部的名字，無須講出任何理由，被點名的干 部便馬上乖乖地走上台去，站在被告席上。台上常常是一站一大溜。我覺得打擊面 未免太寬了，本想會後向頭頭們講一講；但等到會開完，我發現那些被批鬥的幹部 立刻就和其他群眾混在一起，彼此都是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剛才的一切不過是演 戲，於是又打消了勸告的念頭。這和城裡、學校裡的情況很不一樣。在城裡，在學 校裡，被批判的人下來後少有不灰溜溜的，周圍的群眾也很少不作出劃清界限的姿 態。我寧可贊成農民們這種不刻意劃清界限的態度；但也有些困惑，不知道那究竟 是因為農民們更樸實，更不裝腔作勢呢?還是因為他們覺悟低，對文革更不理解更不 認真。 農民們開批判會，全靠集體呼口號來增加氣氛。人們上台發言，正文沒幾句話， 結尾的口號卻一大串。大會通常派有專人負責領呼口號，但台下群眾有好表現的， 也動不動就站起來高呼口號。只要有人帶頭呼，大家就都站起來跟著呼。領呼口號 者往往不理會台上人的發言，不懂得有針對性地選擇口號，而是不呼則已，一呼就 從頭呼到尾，把口號單上的口號或自己記住的口號統統呼完。例如呼「打倒」，必 定是從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呼起，接著呼打倒李井泉、打倒廖志高(四川省委第 一書記)、打倒任白戈(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然後再把縣委第一書記、區委第一書記 、公社書記、大隊書記依著順序「打倒」一遍。有時候，一輪口號呼畢，人還不及 坐安穩，便又有人呼起來，大家又只好站直了繼續呼。真是既煩人，又好笑。 254. 「保皇到底，就是右派!」 造反派呼口號，有幾條是專門針對保守派群眾的。其中一條是「受蒙蔽無罪，反 戈一擊有功」。這條口號的政策性很強，很正規，很正統，因而很流行；但正因為 如此，有些人便覺得它太溫和，不來勁，不過癮。因此，他們又發明了幾條更激烈 、更兇猛的口號。例如「保皇有罪，罪該萬死」——這分明否認保守派是「受蒙蔽 無罪」；不過有趣的是，許多人常常是兩條口號一起呼，一點不覺得自相矛盾。其 實，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口號就是口號，要緊的是能打動人心，用不著邏輯嚴謹。 當然，他們對這番道理多半並沒有自覺的領悟。他們只是在宣洩情緒，實行嚇人戰 術。 還有一條口號更有意思，叫「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在巴縣農民的批判會上， 群眾一再高呼這條口號(以前我好像沒有見過這條口號)。初聽之下，我覺得像小孩 吵架回嘴。保守派不是老說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嗎?如今造反派則用同樣的辦法回敬: 你們說我們是右派，你們才是右派吶。再一回味，我發現其中有股不平之氣。提出 這條口號的造反派大概是意識到，在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壘中，造反派的地位更脆 弱。倘若保守派得勝，造反派就會被打成右派，劃為敵我矛盾；但倘若造反派得勝 ，保守派被定性為保守派，保守派還是會算成人民內部矛盾，因為保守只是錯誤不 是罪名。保守派贏得起也輸得起，造反派贏得起卻輸不起。所以，造反派感到不滿 意，還感到不安全。 其實，造反派的不安全感由來以久。在前階段造反風潮中，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一方面，造反派造上級領導的反，譬如說，衝擊他們的會議，封掉他們的報紙； 另一方面，造反派又執意地要求作為其造反對象的上級領導表態承認他們的行動是 「革命行動」。那時我是局外人，體會不到當事者的不安全感，只覺得他們這種做 法有些滑稽。 為什麼當「老保」比造反更安全、更保險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保守派之為保守派 ，就在於他們更遵循共產黨傳統的組織原則，努力維護上級領導的權威。過去在黨 團員和積極分子中流傳一句話:「寧犯政治錯誤，莫犯組織錯誤。」這就是說，當你 認為上級領導是錯誤的時候，寧可跟著領導一塊錯，也不要為了堅持你心目中的正 確而反對領導。遵循組織原則的最大好處是免去了個人責任，或者說是把個人責任 減少到最低程度。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衝垮了傳統的組織原則。毛澤東主張:「危 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該無條件服從，而應該堅決抵制。」但即便如此，維護上 級領導仍然是一件風險更小的事情。就算你保錯了，那只是認識問題。因為保守派 也是唯毛主席黨中央之命是從。只有在中央不曾明確表態或給出明確暗示的問題上 ，他們才會採取保的立場。一旦中央明確表態，保守派立刻轉向。因此，保守派擁 護黨、保衛黨的立場或曰動機總是很難否認的。相比之下，造反的風險就大多了， 反錯了便有反黨反革命的嫌疑。雖說眼下的形勢是造反有理，凡當權派都可以批可 以斗；但不少人暗中相信這只是暫時現象。他們相信那些假借造反的名義跳出來反 黨的反動份子們終歸是要懲罰的。十六條不是也規定對群眾中的右派份子要放到運 動後期處理嗎? 255. 大串連的餘波 結束了為期五天的巴縣之行，我們返回重慶。屈指一算，我們離開成都已經整整 一個月了。 外出串連固然有趣，但總給人一種和運動脫節的感覺。在別的地方、別的單位指 手劃腳干革命，既輕鬆又愉快，可是難免讓人覺得隔一層，和自己不是那麼息息相 關。我們幾個同學本來就對串連的興趣不大，我們更關心十九中的運動，於是我們 決定打道回府。中央發出通知，停止全國大串連。為了盡早結束串連，上面規定， 凡是返回原地者仍可免費乘坐交通工具。我們趕緊去火車站領取了車票，第二天就 搭上了西歸的列車。 大串連的高潮過去了，但餘波不止。我們知道，在串連中，學生們抱有各種各樣 的目的，有的是煽風點火，有的是取經朝聖，還有的乾脆就是遊山玩水。目前，奪 權鬥爭方興未艾，各大造反組織無不忙於招兵買馬，擴充地盤。他們四處派人，設 立聯絡機構，正幹得起勁，哪裡肯停下來?這是煽風點火的一路。另有一路取經朝聖 的，除了到北京，還到延安、韶山、井岡山、瑞金、遵義等地，路途既遠，交通不 便，一時間想收也收不住。再有一批學生，借串連之機免費旅遊，觀覽祖國大好河 山而樂不思歸。中央發出停止串連的通知後，許多同學覺得遊興未盡。他們互相交 換車票，又上征途，或是堅持步行，繼續串連。再到以後，各地接待站一律撤銷， 學生乘車乘船也不再免費優待，但仍有少量學生到處遊歷。大概就是從這時起，不 少人學會了蹭車不買票。 說起蹭車不買票，有必要多講幾句。從中央號召大串連，學生坐車可以不買票， 到中央下令停止串連，不少人依然不買票蹭車，其間的變化是微妙的、深遠的。這 是一條平滑的曲線，在不知不覺之間，人們習以為常的行為規範被扭曲、被突破了 。蹭車不買票不再被視為可恥之事。它顯得無傷大雅，或是情有可原，甚至成了一 樁很有趣的小小冒險。休謨早就指出，一般人遵循某種普遍規範行事，主要是基於 習慣，而不是基於理性的算計。一個人開車，見到前方亮起紅燈，想都不想就停下 來。這是出於習慣。如果他在見到紅燈後，先要看看周圍有沒有警察，有沒有其它 的車輛或行人要經過，然後再決定停或不停，這就是理性的算計了。除非我們自小 就養成良好的習慣並一直保持著這些習慣，否則社會就無法形成有效的行為約束。 文化革命衝垮了一大批習慣的堤壩，從而導致了嚴重的行為失范。蹭車不過是一個 典型的事例罷了。 大串連對文化革命的推波助瀾之效，或許已無須贅述。但與此同時，大串連還有 一個意外的產物，那就是逍遙派。大串連造就了第一批逍遙派。串連是出走。它使 你有機會擺脫本單位領導的控制，擺脫你所屬集體對你的監視，因此也就使你獲得 了不革命的自由。許多人原本沒有革命的意願，只因為耽心同儕的批評，耽心領導 作出對自己不利的政治鑒定，才不得不勉力作出革命的樣子。現在，你可以打出參 加革命大串連的堂皇旗號，混跡於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群；關注你的人看不見你 ，看得見你的人對你並不關注，你很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隨意行事。反正大家都在各 處串連，誰也不清楚別人到底幹了些什麼；倘若事後要查問每個人的表現，很容易 敷衍應付過去。以參加革命的名義去串連，以串連的名義脫離革命。這就出現了第 一批逍遙派。 256. 中央軍委2.17來信 二月十八日，我們回到成都。一出車站，我們便感到一種異樣的氣氛。原來在昨 天，中央軍委向四川發出了一封公開信，對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沖 擊成都軍區一事提出批評。成都、以至整個四川的形勢驟然為之一變。 自一月風暴以來，成都市造反派的內部分化進一步加劇。我們知道，早在六六年 11.13大會上，成都市的大學生造反派即發生公開分裂(這在全國也許都是最早的)。 起初，川大八二六一派勢力較小，因為它只是全市八所高等院校造反組織中的一支 。為了擴大影響，八二六提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口號，在一系列問題 上採取了更激進的立場。和全國各地——除開上海——一樣，成都的運動也是由大 學生唱主角；其他單位的造反派，包括工人造反派，機關造反派，中學生造反派， 大部份非楊即墨，要麼站在八二六一邊，要麼站在紅成一邊。這就形成了所謂八二 六派和紅成派。成都的工人造反派有兩大組織，一曰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一 曰紅衛東。前者是八二六派，後者是紅成派。到了六七年一、二月，兩派勢力大致 旗鼓相當。 二月十一日，成都軍區逮捕了軍內造反派若幹成員。由於軍內造反派大都傾向於 八二六，這就引起八二六派的強烈不滿。緊接著，川大八二六和兵團調動人馬向軍 區挑戰。他們圍住成都軍區靜坐抗議。對方不予理睬。抗議者越發不滿，他們呼口 號，滿城刷上大標語:「打倒韋傑!打倒甘渭漢!」(韋、甘系成都軍區負責人)「徹底 砸爛成都軍區黑司令部!」一時間聲勢很大，成了全市運動的焦點。 就在這時，中央軍委發出了2.17信件。圍攻軍區的造反派頓時陣角大亂。中央軍 委是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之一，由毛澤東兼任主席。近兩三個月來，中央發文件，出 通知，一般都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和中央文革的共同名義。在眾人的心 目中，中央軍委的權威乃是不容懷疑的。既然.2.17來信明確指出衝擊軍區的錯誤， 八二六和兵團唯有表示服從與接受。包圍軍區的群眾隊伍立即解散。接下來，八二 六和兵團的各級組織紛紛發表聲明，公開承認錯誤，向毛主席請罪。 由於得到2.17來信的鼓舞和支持，此前飽受攻擊的成都軍區，如今威信大增，一 躍而成為成都地區事實上的主宰。成都軍區宣佈，要對混入群眾組織中的一小撮反 革命份子進行鎮壓，肯定先前被造反派稱為「老保」的產業工人戰鬥軍(簡稱產業軍 )是革命群眾組織。隨後，成都軍區向部份單位(主要是那些八二六和兵團佔優勢的 單位)派駐了解放軍。 紅成派沒有參與衝擊軍區的行動。此刻，紅成派積極表態，堅決擁護中央軍委2. 17來信，支持成都軍區鎮壓反革命。產業軍是個新成立的工人組織。過去有個工人 組織叫硬骨頭兵團，被視為老保，在去年十二月即消聲匿跡。產業軍大約成立於六 七年一月份。我們在串連前還沒有聽說過這個組織。2.17來信後，產業軍表現得十 分活躍，到處都可以見到他們的大標語，除了表示擁護2.17來信、支持鎮反外，他 們還強調「產業軍是執行十六條的模範」，「產業軍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這 些口號兼有批判兵團不執行政策和放棄生產破壞生產的弦外之音；產業軍也刷出打 倒劉鄧的標語，以示和劉鄧路線劃清界限，表明自己並非老保。 257.第一次復課鬧革命 串連歸來，我們長征隊的同學們在家休整了兩天，然後返回學校。 形勢變化很大，出去了一個月，很多情況都不瞭解，我抓緊時間到處看大字報， 聽別人介紹前階段發生的事情。幾個同學湊在一起議論了一番，決定由我寫一篇文 章，內容是擁護軍委2.17來信，支持成都軍區鎮反，承認產業軍是革命群眾組織。 大字報張貼在鬧市區，落款是「十九中《只爭朝夕》」。和「破四舊」時我貼在鬧 市區的那張大字報一樣，這張大字報看來也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不過到後來反擊「 二月逆流」時，它卻很讓我暗中慚愧了一陣。 我當時的想法說來也很簡單。首先，2.17來信代表了黨中央的聲音，這一點無可 懷疑。不錯，通過幾個月的運動，我們已經認識到黨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可是，劉 少奇、鄧小平不是已經靠邊站了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了麼? 不錯，毛主席提倡造反有理。毛主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我主張下面的 人造反。」可是，按照我們當時的理解，所謂修正主義，就是背離毛澤東思想，背 離毛主席革命路線，因此，它當然不可能發生在以毛本人為首的黨中央。我們長征 隊的幾個同學以前都是傾向八二六的，但不曾在組織上加入八二六，又沒有捲入這 次衝擊軍區的行動；我們不是2.17來信批評的對象，所以我們更容易接受2.17來信 ，我們沒有什麼思想包袱，故而也就很少對其正確性發生什麼懷疑。再說，2.17來 信的措辭溫和，它仍然肯定了八二六是革命群眾組織，看上去也合情合理。我聽到 不少人抱怨，說前階段八二六和兵團他們實在鬧的太不像話，是該管一管了。到目 前為止，軍隊的地位一直得到中央的肯定。在各級黨政機關陷於癱瘓之後，軍隊成 為地方上僅有的公共權威。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便把軍隊介入地方運動扮演主導 角色視為順理成章之事。自奪權鬥爭開展以來，許多人都以為運動進入了後期，也 就是到了對群眾中的壞人進行清理的時期。報紙上關於黑龍江省軍區鎮壓反革命的 經驗介紹，解放軍報發表的《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論，更讓我們相信鎮反是 中央的部署，是全國性的問題。至於說產業軍，我想，這是一個新組織，無非是許 多成員過去參加過保守組織，執行過劉鄧路線，現在他們另起爐灶，再說它是保守 組織就不對了。前階段造反派翻身得勢，有的造反派對保守組織又砸又抄，務必搞 垮而後快，我那時就很不以為然。現在，成都軍區承認產業軍的地位，我覺得也是 應該的。 二月底三月初，中央發文件發社論，要求中學生「復課鬧革命」。為了恢復校園 秩序，毛澤東提出先讓解放軍對學生實行軍訓。十九中隔壁的空軍醫院派出了以政 治部白主任為首的幾名軍人進駐十九中，大部份同學陸續回到學校。看來，下階段 的運動將轉為在各單位內部進行。 258. 發現《出身論》 寂靜多時的校園重新熱鬧起來了，我又想起批判「對聯」的事情。前階段的批判 煮成了夾生飯，同學之間的隔閡與對立顯然還沒有真正消除。我無意針對任何個人 。我強烈地希望能從道理上把所謂階級路線的問題徹底爭辯清楚。此前，我讀過幾 篇來自北京的批判文章，只覺得它們在要緊處總是差那麼一兩步。這一方面刺激起 我寫作的衝動，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我的猶豫和不安:既然別人的觀點都和我不一致， 那麼會不會是我自己錯了呢?所以我遲遲未能動筆。然而，越是反覆地思考，我越是 覺得自己的看法更有道理。我決定寫一篇文章，系統地闡明我的全部見解。可是在 最關鍵的一點上，我依然無法具有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所反對的不只是文革初期 猖獗一時的「對聯」，而且還包括文革之前就長期實行的所謂階級路線。好像作一 道數學難題，我發現自己的答案和別人的答案，包括和老師給出的標準答案都不一 樣；我反覆檢查，找不出自己有什麼錯誤。我決定交出自己的答案，但心裡總還有 一點不踏實。 就在這時，我發現了遇羅克的《出身論》。這天，一位高三(二)班的同學告訴我 ，他在成都鐵路中學一位朋友那裡見到一篇批判「對聯」的文章，精彩極了。我立 即和他趕往鐵中。在一間昏暗而凌亂的學生宿舍裡，那位同學拿出了一份皺巴巴的 《中學文革報》(專刊)，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論》。我急不可耐地抓 起就讀，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沒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個論點和論據，我對 它們太熟悉了；我覺得我不像是在讀別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讀自己的思想。我第一 次發現在階級路線的問題上還有別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樣，我的信心一下就增強了無 數倍。這真是一種奇妙無比的感覺，你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思想，因為與眾不同而總 是不夠自信，如今，你無非是在另一個人那裡找到了共鳴——這個聲音很可能也和 你一樣孤單，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這就是理性的力量。一份無名小報 刊出的一篇無名作者的文章，既沒有多數的撐腰，又沒有權威的首肯，只是憑著它 那周詳嚴謹的理性論證，一下子就讓你確信:這就是真理。這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出身論》開篇第一句話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問題。」就是這 樣一句平實的陳述，作者便把批評的鋒芒不只局限於文革初期的「對聯」，而且直 截了當地指向文革之前的階級路線。在展開批評時，作者先從分析「對聯」入手， 指出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這就駁倒了「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基本如此」。接 下來，作者著重討論了「重在表現」問題。《出身論》對這條所謂階級路線釜底抽 薪，它指出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階級成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把「有成份論，不 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一套用在對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們身上純粹是張冠李戴， 「不看對像」。文章深刻地批判了那種「既看出身，又看表現」的謬論。作者寫道 ，「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殺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 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 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作者進一步指出:「既看出身， 也看表現」，實際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現」的泥坑裡去。出身多麼容 易看，要看表現是何等麻煩；一般人圖省事，也是圖保險，自然傾向於重出身，輕 表現，或者乾脆只看出身，不看表現。針對那種把出身歧視說成是對別人的「考驗 」的革命高調，作者有力地反駁道:「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的和他們的家 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 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 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夠多麼不道德!」《出身論》還反駁了如下一種觀點— —「你們的爸爸壓迫過我們的爸爸，所以我們現在對他們不客氣!」這種觀點極少見 之於公開的文字，可是那卻是許多出身歧視論者心照不宣的深層意識。作者特意挑 明，從而把對方置於尷尬的境地。最後，文章號召「受壓抑最深的青年」，「一切 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起來戰鬥，「勝利必將屬於你們」。 259.《出身論》風格小議 匆匆讀完《出身論》，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已經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我知 道我絕不可能寫的比它還好。我只有一點不夠滿意之處。我覺得透過一些詞句，隱 隱約約流露出作者飽受壓抑的忿忿之情。我當然不認為這種情緒有什麼不對，我只 是耽心它會刺激起某些讀者的反感，從而影響他們對文章的理解和接受。一個極其 嚴峻的事實是，我們面對的決不僅僅是所謂一小批特權階級子弟，而是一個龐大的 、充滿傲慢的偏見與偏狹的激情的所謂「好漢」群體。我們必須盡量避免對方的情 緒性反應，努力把他們引入平心靜氣的理性思考。二十七年之後，我結識了《中學 文革報》的主編、原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我向他講起我當初對《出身論》的這點 小小的意見，他說他那時也有同感。牟志京說文章原稿的情緒還要強，他曾作過一 些修改，遇羅克認為這樣改一改更好。 《出身論》文辭優雅，風格純淨，在當年那種文化環境下堪稱奇跡。和昔日名噪 一時的各種雄文大作相比，僅從文風著眼，《出身論》也是鶴立雞群。那時盛行的 文風是浮誇、霸道、粗率、武斷，唯《出身論》出污泥而不染，樸素、平和、細緻 、縝密。《出身論》的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既不是什麼兵團、 公社、戰鬥隊、戰鬥組，也不叫「革命」、「造反」、「東方紅」、「井崗山」， 實在是別具一格。它離當年中國的流行文化比誰都遠，可是，它離當年中國的社會 現實卻比誰都近。我初次閱讀《出身論》，雖然強烈地感受到它那卓爾不群的珍奇 風格，但一時間還不能充分領悟其中的深刻意義。多年以後我再回味咀嚼，才漸漸 有了較多的體會。 《出身論》的精彩之處不僅在於它的論點，更在於它的論證。文革中有的是以論 點尖銳大膽著稱的文章，遺憾的是，這些文章的論證大都粗疏單薄，乏善可陳。《 出身論》則不然。《出身論》裡的論證極其有力地支持了它的論點，而且常常還給 讀者更廣泛的聯想和啟示。譬如，在分析「既看出身，又看表現」為什麼實際上會 變成「只看出身，不看表現」時，作者舉了一個小例子，北京市街道辦事處印製的 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主要就兩項內容，一項是出身，一項是本人簡歷。作者寫到 ，「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 身好的。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 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幾年沉澱下來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這裡，作者 並沒有簡單地指責用工單位；應該說，作者對用工單位的處境還是滿同情的。假如 說在當時，若干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普遍存在的寧左勿右的心態，那麼，遇羅克的 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懂得那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政策的問題，制度的問題。眾所周知， 在抓人判罪的問題上，共產黨一向宣稱要「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決不放過一個壞 人」。然而在事實上卻導致了大量的冤案。一般人只是責怪具體的辦案者，以為上 述原則還是正確的；殊不知問題恰恰就出在原則上。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凡是遇到 「既不要這樣，又不要那樣」(或「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一類問題，大多數當 事人勢必會小心權衡，寧肯犯一種對自己麻煩較小的錯誤——哪怕這種錯誤對他人 、對社會的危害更大，不肯犯一種對自己麻煩較大的錯誤——哪怕這種錯誤對他人 、對社會的危害更小。除非我們著眼於社會效果的優劣，明確告訴人們寧可這樣不 要那樣，例如在司法問題上「寧縱勿枉」，或者是只要這樣不要那樣，例如在升學 招工問題上只論表現不論出身；否則就必然導致「寧可錯抓，絕不錯放」和「只看 出身，不看表現」的偏向。當年我報考重點高中未被錄取，我深感不平卻苦於找不 到責怪的具體對象。我知道那並非是招生單位存心無視我的表現，但既然其原則之 一是要看出身，而他們對我的表現又不可能有十足的瞭解，到頭來自然是把我打入 另冊了。《出身論》把這一點講得很透徹。作者對一般人性的弱點，對一定的政治 機制和一般的行為趨勢二者間的有機關係看得很清楚。這就使得其論述具有了更廣 泛的意義。 象《出身論》這樣的好文章，深者見深，淺者見淺。當年初讀，我主要是掌握了 它的具體論點論據；日後再讀，我進而領會到它的文風和思路。假如說在一開始， 我對家庭出身這一特定問題的認識便已經達到和遇羅克相同的程度；那麼，在更廣 泛的學識背景和思考能力上，我還相差甚遠。這就是為什麼我在若干年後重讀《出 身論》，敬佩之情更勝過當初，因為我讀出了許多我先前不曾讀出的東西。 260. 創辦《中學戰報》 有了《出身論》，我想我用不著再寫什麼大塊文章了；當務之急是努力擴大《出 身論》的影響。文章太長，抄寫油印都不方便，何不自己也辦份小報全文轉載呢? 回到十九中，我立即找到紅戰兵團的負責人姚利華(兩天前我加入了這個組織)， 向他介紹了《出身論》，提出了辦報紙的設想。姚利華非常高興，極表贊同。然後 ，我們向全團戰士(那時把成員都叫戰士)講明意圖，徵得大家同意。當初，紅戰兵 團即以批「對聯」起家，投至麾下者大都是堅決反對「對聯」的，故而對深入批判 「對聯」很容易達成共識。 四川大學印刷廠離十九中只有一箭之遙。我們見到廠長，懇請他們幫我們印報。 費了一番唇舌，廠長竟答應了，條件是我們需幫他們作大掃除。接下來，我趕到鐵 中借《中學文革報》。可惜我來晚一步。鐵中同學說那份登有《出身論》的報紙已 經破損不堪，再向北京方面索取也來不及了。幸虧那位同學手中還有另一期《中學 文革報》，上面有「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另一篇文章《「聯動」的騷亂 說明了什麼》。我粗看一遍，覺得也很好，於是便帶回來，準備轉載在我們的報紙 上。 第二天一早，紅戰兵團派出大隊人馬前往川大印刷廠。看來，川大印刷廠已經很 長時間沒有清掃了，又髒又亂，野草叢生。同學們辛辛苦苦勞動了一整天，把廠房 清理得幹幹淨靜。我和其餘三四個同學則忙於出報紙。一個同學找來一小方木頭， 刻成毛體《中學戰報》作刊頭。廠方提供一幅毛澤東和林彪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 照片。我一邊計算著剩餘的版面，一邊趕著寫文章。先以編輯部的名義寫了一篇發 刊詞，再以「衝霄漢」的筆名寫了一篇「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擬了一 篇啟事，呼籲全市更多的同學共同參與辦好《中學戰報》，忙了一個通宵。印刷廠 只有幾個工人上班，沒有校對。我們幾個同學又權作校對。第二天下午，三千份散 發著油墨香味的《中學戰報》終於印好了。 這一天是三月七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