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文化下的「老三屆文化熱」 仲維光 大陸社會總有很多讓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學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 獨裁的毛澤東。而就在九零年前後，毛澤東在聲名狼籍的文化革命結束後不到二十 年時間中就又熱了起來。其實，指鹿為馬的事情豈只自今日起，不說共產黨，但說 所謂知識份子問題就舉不勝舉。左派文人吳□協助共產黨作過多少罪惡的事情，而 他的《海瑞罷官》也的確是為黨內鬥爭服務的，不過馬屁拍到馬腳上了而已。但是 ，人們為了否定四人幫和文化革命卻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說成是冤獄，把吳□說成 是無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著「哄」。 九四年回國，毛澤東熱似乎已經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屆熱。我所有的朋友都結了 婚，或結過婚，只有一位摯友卻仍然在堅持。而在我別國六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時 ，居然幸運地趕上了他的婚禮。在他的婚禮上，我體會最深的大約是老三屆熱了。 來的人都是當年插隊的朋友，他們熱火地回憶過去，談論現在的忙碌，但是我卻只 是感到，這些拖家帶口的中年人，英姿沒有了，皺紋多了，朝氣少了，老態來了， 言談中的「自以為是」沒了少年人的才氣，流向老年人的固執。我曾經多次想到， 按照生物學的規律，我們這些人老了，最好的時候將要殆盡，但是從來沒有這次感 覺這麼深！而我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問了她一句話，就更感慨萬千，她居然是七 一年生。那時，我已經插隊兩年，已經走上了現在這條不歸之路。回國期間我還到 白洋澱參加過一次白洋澱詩群座談會，在不同場合見過很多當年的朋友。老三屆的 朋友都已經不是當年的窮知青，不是當年的毛頭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氣風發中， 我常常感到有一種沒落，一種無可奈何，一種江郎才盡。老三屆的人的年齡已經爬 向五十，他們還能提出新問題嗎？他們還在追求嗎？他們還能變化、否定、修正自 己嗎？他們還能給社會、給人生，帶來新的內容嗎？ 人們普遍認為，時下老三屆正如日當空，然而，我卻從精神上，從對知識和生命 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屆已猶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 陣寒風都會抖落它。看著這些朋友，和當年相比只有「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咽」 的感傷，卻沒有了「心知去不還，且有後世名」英氣，更何談豪情二字。 九五年回國，老三屆熱不但沒有過，而且報刊上似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老三屆更 加上了兩個字成為「老三屆文化熱」。我去看許良英先生的時候，他很快就談到這 種老三屆文化熱。對這一熱潮的傾向，他感到很憂慮，他讓我看剛剛在《讀書》上 發表的王蒙、陳建功和李輝的對談，並送給了我一本梁曉聲的《九三斷思——誰是 醜陋的中國人》，囑咐我老三屆問題，不可不注意。 一、色彩斑斕的「老三屆文化熱」 在炎熱的九五年八月，回國的第一周，我和陳小雅女士談到老三屆文化熱的問題 ，她送給我一篇她寫的文章，「『老三屆文化熱』透視」。這篇文章在《東方》雜 志九五年第二期上發表後，《新華文摘》作了轉載。八月中旬《光明日報》的文化 週刊上頭版以將近半版的篇幅顯著報導「『老三屆文化熱』熱度不減」。而《讀書 》等各種大小雜誌更是從各種角度不斷地談這個問題。據說由老三屆企業家贊助的 ，根據流行歌曲《小芳》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正在緊張的製作，一部較全面地反映老 三屆文化和老三屆人格的電視專題片《中國老三屆》已經由北京電視台投拍，可望 在九五年底面世。 據說年初已經在首都體育館舉行過一台大型綜合藝術晚會，晚會名為《共和國的 兒女——老三屆》，參加晚會的有聶衛平、王剛、肖雄、謝園、史鐵生、陳凱歌、 姜昆、雷蕾、趙炎等。與會者有一萬多人，他們分別屬於黑龍江、吉林、內蒙、雲 南、陝西、山西等地的知識青年。很多人帶著上中學、上大學的子女。晚會的協辦 單位之一是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最大股東之一是李嘉明。據說近年來海 內外一批企業已經借助「老三屆」文化熱，把老三屆全體作為經濟攻關的訴求對像 。 事隔三十年老三屆居然作為獨特的群體形成了所謂「老三屆文化熱」，這真是一 個既別緻又有趣的現象。所謂「文化」熱，陳小雅認為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由老三屆組織或由他們動議，與他們社會關係相聯繫的經濟考察和聯合開發 活動。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以學校、兵團和地區為單位的年節聚會、聚餐、娛樂活動 普遍興起。 二、以老三屆知青生活為對象的一系列的電視劇和流行歌曲的問世。如《蹉跎歲 月》、《今夜有暴風雪》、《中國知青部落》、《年輪》、《孽債》等。這有力地 把老三屆文化熱推向社會、推向公眾心裡。 三、一批書籍，老三屆知青回憶錄聯袂登場。如《 啊，老三屆》、《草原啟示錄 》、《北大荒風雲錄》、《難忘鄂爾多斯》、《咱們「老三屆」》、《回首黃土地 ——北京知青延安插隊紀實》、《中國知青夢》、《老插春秋》、《漠南情》、《 老知青聊齋》、《青春無悔》、《蒼涼青春》、《知青檔案》、《悲愴青春：中國 知青淚》、《劫後輝煌——一代知青的人生經歷》，以及大型圖書《中國知青歲月 》、《知青年鑒》等。 就我所知還有一批圖書，如《中國女知青》等正在準備登場，並引起海外的女性 主義者們的研究興趣。 四、當年知青生活的圖片及以「老三屆」為題的集體或個人書畫展覽。 五、以老三屆命名或為服務對象的餐飲業的迅速崛起。如在北京就有：老三屆酒 家、黃土地、黑土地酒家、大草原酒家、憶苦思甜大雜院、老插等。這些飯店除了 環境佈置有強烈的知青生活特徵外，很多還在近門處設置「名片欄」。 六、文藝晚會。 陳小雅認為，這種老三屆文化熱的性格特徵，作為毛澤東熱的後續，除了和他有 著血肉聯繫外，也有自己的個性特徵。她認為一是作為老三屆及其同代人感情懷舊 潮流的載體。二是明確的利益訴求。她認為如果說傷痕文學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傾 向，尋根文學具有濃厚的文化關懷意識的話，此次老三屆熱和當前的經濟開放的社 會形勢相連，有明確的經濟利益訴求。三是組成並加劇文化「復舊」或「跨現代」 的潮流。 二、老三屆文化熱中的「理性主義」 幾乎和極權社會同齡的老三屆這一代人，曾經在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時對社會造成過極大的震盪，時過近三十年，老三屆居然又產生了一個「老三屆文 化熱」。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其實老三屆回憶在海外也有所反映，如《北京之春 》上就一直在刊登胡平回憶評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只是在海外的學人中沒有產生 老三屆熱而已。 正如大陸報刊所說的，「老三屆是新中國的同齡人，在『花兒朵朵』和『讓我們 蕩起雙槳』的歌聲中成長，是十七年正統教育成果的主要體現者。」(《光明日報》 文化週刊，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胡平，「『老三屆文化』文化熱度不減」)那麼， 老三屆文化熱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引起了很多討論。王蒙、陳建功和李輝的對話， 海外劉賓雁先生對這一對話的批評，甚至王朔和張承志的爭論都是在討論這一問題 。 把老三屆熱完全歸於這一代人利益的尋求，恐怕只是片面地考慮了老三屆本身， 而沒有看到一種社會熱的興起，肯定是有社會的需求。那麼老三屆身上的哪些特點 ，或說他們訴諸身上的哪些特點迎合了社會上不同的需要了呢？事實上這是一個很 容易解答的問題，「他們曾經熱血沸騰地聆聽關於他們這一代人任重而道遠的召喚 ，懷著獻身熱忱奔赴鄉村。他們身上肯定燃燒過集體的理想主義精神，也有過追求 理想社會和美好前景的努力。大概正是由於此他們的人格魅力及其命運在今天仍被 人們看重。他們的確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什麼，一代人的實驗，換來了一代人的結論 。」(出處同上) 結論是什麼呢？王蒙和陳建功等三人的對話看到這種老三屆熱和時下大陸社會現 實的矛盾，用劉賓雁批評他們的話說，他們維護現行社會存在的現實，而完全否定 了文化革命中的所謂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而劉賓雁先生則認為這種否定文革，維 護現實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是和李澤厚劉再復一樣甘當當局的辯護士。他認為，一 代紅衛兵的理想主義是不應該完全否定的。 「理想主義」問題當然是老三屆文化熱問題的核心，王蒙等人的刻意批評和劉賓 雁先生對紅衛兵理想主義部份肯定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 一個爭論如果你覺得兩方面似乎都有道理，那麼很可能這是在兩個前提下的爭論 ，並沒有進入一個同一個討論問題的範疇。關於老三屆的理想主義的爭論也是如此 。 理想主義在西文中是Idealism，在哲學上翻譯成中文是唯心主義，觀念化，在一 般倫理學上翻譯成理想主義。在哲學上它相對的是實在論(Realism)，只有在中國等 馬克思主義國家它在哲學上相對的是所謂唯物主義。一般來說，在後者理想主義的 對立面才是物質主義，即我們所說的唯物主義。它的意思是人不僅只是滿足物質需 要，精神價值對人來說才是最高的價值。然而，精神價值卻是有各種各樣的，因此 肯定有各種各樣的理想主義，離開價值問題泛談理想主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希特 勒納粹信徒的理想主義、恐怖份子的理想主義、極端教派份子的理想主義，共產黨 人及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和人權主義者的理想主義，儘管他們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但是都是理想主義。就理想主義這一概念來說他們是等價的。所以，任何離開價值 問題談論理想主義都會使自己走入背謬境地。這是我們討論理想主義首先必須要明 確的。 劉賓雁先生之所以犯了這個錯誤，我想主要是因為他從來不想從價值問題上根本 否定共產黨。因為這樣無疑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所以他只有迴避價值問題來談 理想主義。 其二，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亦或物質主義。這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必然是多元 存在的。不是誰能主導的。因為，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物質主義，表明的是人 生活的一種態度。它是由個人氣質決定的。正如一個小說家，一位詩人，他是浪漫 主義的，還是現實主義的，這並不由社會環境決定。社會環境和時代可以壓抑或刺 激他的某些品質，但是不可能無中生有。我是研究科學的，甚至有科學史家把科學 家分成浪漫主義的和現實主義的兩派。我想這是有道理的。愛因斯坦最後就是不相 信量子論，原因即是這種理論和他的信仰不同，和他的氣質不符。科學史家認為， 這兩種氣質造成各種科學理論聲稱的道路和方法不同，各種理論結構的不同。人們 可以由此感到在它深層存在的思維的韻律的不同。人們既不可能完全把人改造成同 一種氣質的人，也不應該有這種改造的企圖。 在多元社會中有的只是，某些時候理想主義者產生的影響大，某些時候又是那些 現實主義者，物質主義者佔上風。 事實上，用「理想主義」來描述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造就的兩代人是 不準確的。這裡還是有各種類型的人。理想主義氣質的人接受了共產黨建立在烏托 邦基礎上的極權理念，接受了完全意識形態化，而對於其他的人，例如現實主義者 、物質主義者們來說，仍然不過是一個適應現實問題。那個時期表面上似乎是如我 們上文所說的「理想主義」產生影響比較大的時候，但是，實際上它是一種一元政 治的文化，完全意識形態化，每個人已經從共產黨剛剛執政時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到了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意志。一切以最高指示為轉移。這和正常社會的人格的多 元化已經有了根本性的區別。因此，用「理想主義」來描述是不確切的。陳建功對 紅衛兵的理想主義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很多紅衛兵的理想主義不過是一種狂熱的現 實主義，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狂熱」不是只有理想主義才有。 理想是個人的事情，是否是理想主義者也是個人的事情，不是社會問題。只有在 極權主義國家才會存在「一個社會要不要推崇所謂理想主義」這種問題。因為在那 裡，一個小集團——共產黨主導社會的一切。共產黨利用知識份子參與這一切主導 性工作中的觀念工作，知識份子也已經習慣於作這種主導社會的工作。這是一元政 治社會，完全意識形態化社會的特點。劉賓雁先生和王蒙陳建功等人的討論所要做 的仍然是這種工作。不同的是，劉賓雁先生雖然現在仍然不理解理想主義是個人的 事情，而不是社會的事情，但是已經進步到不再自覺地去做當局的辯護士。而王蒙 等人還沒有任何變化。事實上作為個人事物的理想主義是無法批評的，能批評的是 利用理想主義的那個社會，能分析的是「理想主義」在那個社會變成了什麼。知識 份子應該做的是，描述研究分析那個社會，以自己的工作，這種工作或是理想主義 的，或是現實主義的，為社會提供一些真正有益的知識。仔細想想，如果在正常社 會中，要社會全體來宣揚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要所有的人性格劃一，難道不是一 種很滑稽的想法。王蒙李澤厚等人當然要做這一切，因為他們是維護那個社會的工 具，劉賓雁先生則沒有理由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三、有兩種文化大革命嗎？ 否定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則必然涉及有沒有所謂兩種文化革命的問題。很多人認 為有兩種革命，一種是毛澤東共產黨的文革，另一種是被壓迫者反抗黨的官僚特權 奴役人民的文革。(見《北京之春》，九五十二月號，松齡，「如何從海外看中國？ 」) 在北京的時候，我轉交給許先生幾篇鄭義最近寫的文章，他仔細看了後和我進行 了一次長談。談到兩種文革的提法時，他說他絕不同意這麼提。如果照此說法，那 麼就也可以說有兩種世界大戰了。他問我的看法，我當然也不同意有兩種文革。 我之所以認為只有一種文革，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並不存在一種真正走出文 化革命中共產黨文化規範的不同的聲音，且不要說形成一種潮流或傾向，就連發出 讓人「能觀察到」的異質的聲響都沒有。所有的造反派、平民都沒有走出共產黨的 框架。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概念、思想，所追求的目標多沒有超出共產黨文化的范 疇。都和毛澤東領導文化革命血肉相連的融合在一起。這甚至包括劉賓雁先生所推 崇的伊林·滌西，遇羅克，以及張志新和楊曦光等人。遇羅克和楊曦光不過是這個 肌體上的毒瘤而已。而張志新和伊林·滌西連這一點也談不上。例如遇羅克在批判 三家村時曾經多次寫稿給報社參加討論，此前此後也一直是作為那個社會的一份子 而忙碌。 每一種文化的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的東西，遇羅克不過也是這種文化內部的一種音 符，也許可以稱為不諧和音，或者一聲打擊樂，甚至可能只是轉換到另一樂章回應 而已。他雖然已經接近否定這個社會，然而卻絕沒有否定和拋棄了這個社會及其文 化，試圖重新演奏其它的樂曲。 以鄭義和筆者當時在清華附中的情況為例。我們那時(六六至六八年)雖然作為平 民子弟，對特權、對出身論非常不滿，但是對毛澤東，甚至中央文革，對共產黨毫 無懷疑；認為特權是走資派的結果，對西方資本主義則充滿仇恨。我們那時認為搞 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對西方文化我們持的也是這種批判態度，認為我們社會的 文化已經超越了西方，我們要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在受迫害的時候，鄭義甚至悄 悄地把毛澤東紀念章別在胸前的肉上。 我們當時都是十六、七歲的青年人，即使是回憶對比我們當時「性」的覺醒和戀 愛的態度，也能看出我們完全浸淫在這種特殊文化的河流中。所以，沒有兩種文化 革命，有的只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性別的人是如何搞這一種 文化革命的，有的只是「龍生九種，種種不一」。紅衛兵，不論是哪一種，老紅衛 兵、聯動也罷，造反派、四三派也罷都是典型的極權社會政治文化的產物，在六九 年前都絕對沒有走出，或力圖走出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的各種桎梏。 如果只因為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不同就有另一種文化革命，那麼甚至可以說有很 多種文化革命了，例如林彪的、汪東興的、周恩來的、農民的、工人的，而且即便 反抗也絕不只是平民的。 楊曦光應該說是最早可能走出那個文化，或說走出那個文化革命的人，但是一是 由於封閉社會所能看到的東西太少，二是由於他過早被關進了監獄，他在六八年終 究沒有走出這一步。 最早逃離文化革命的人，就我所知是以《今天》所代表的那批北京市老三屆學生 。在六九年以後，七十年代初期，他們一步步步履艱難地向外走去。但是，這種走 出的過程可能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完成。這其實可以從七十年代末期後所謂朦朧派 詩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來，力圖用另一種語言表述的准政治性作品，對「人民」的 歌頌，對傳統的所謂追尋，如北島的前期作品，「回答」、「宣告」、「結局或開 始」，江河的以紀念周恩來為題材的「紀念碑」，「祖國啊，祖國」，為紀念張志 新而寫的「沒有寫完的詩」，楊煉的所謂中國神話的重建，都顯示出過渡轉化時期 的意念的混亂和語言的力不從心。 劉賓雁先生一再推崇《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作者王山，認為他還在研究問題， 並以此批評海外民運人士。實際上王山的這本書沒有任何新意。完全是一些極權文 化的陳腔爛調。從根本上說，這種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研究方式既缺乏提出有意義問 題的能力，也缺乏駕馭材料的方法。而且王山的這本書就政治上是完全維護現行的 一切，就論述和文字上遠不如他的師祖，戚本禹等人。因此這本書是毫無價值的一 本書，是共產黨文化蛻化的產物。而王山在這本書中顯示的是，他完全缺乏一般社 會學術領域中的研究問題的能力。與王山相比，海外學人和民運人士，則或自覺， 或不自覺的已經在尋求另一種文化，試圖提出或研究一些問題了。所以與王山是不 可同日而語的。 四、不同規範的兩種文化：極權主義文化和民主文化 然而，沒有兩種文化革命，但是卻有兩種文化：極權主義的文化與和它對立的民 主社會的文化(當然還有其它文化，如伊斯蘭文化，我這裡只比較這兩種文化)。沒 有兩種文化革命的原因是因為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並沒有存在另一 種文化，甚或另一種文化的萌芽。 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問題在於如何認識這種文化，如何 認識這兩種獨立文化之間的關係。 任何觀察都滲透著理論，認識這兩種文化的關係則涉及一個認識理論基礎問題。 我是搞科學史的，以科學的發展為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的理論認為，不同 科學理論，不同的科學家的共同體有不同的心理規範，例如牛頓理論和愛因斯坦的 相對論。這兩種理論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設前提下的，有不同的規範。一種理論並不 是從另一種理論中長出來的。而完全是重新建立一種新的規範的結果。規範的轉化 需要「革命」。例如對老一代物理學家來說難以接受的量子論，對在新的規範中成 長起來的青年的物理學家來說，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就是普朗克定理，新的東 西的完全確立，只有等老一代的死去。 兩種文化的問題遠比牛頓理論和愛因斯坦理論的關係要複雜，其差異，其中存在 的各種非理性因素，對立的前提也更為明顯。 極權社會是近代西方的產物，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新的政治形態。正如漢娜·阿倫 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的，「極權統治的手段不僅更加嚴酷，而且其極權 主義形式與我們所知的其他政府壓迫形式(例如專制政府、僭主暴政、獨裁)有本質 區別。凡是在它崛起執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毀這個國家所有的社 會、法律和政治傳統。無論它的意識形態來自哪一種具體的民族傳統或特殊的精神 根源，極權主義政府總是將階級轉變成群眾，撤換政黨制度(不是一黨制，而是用群 眾運動來替代政黨制度)，將權力中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建立一種公開走向宰制全 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極權主義運動從一黨制度中發展起來；每當這些制度變成了 真正的極權主義，它們就開始按照價值觀念與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種制度 來運作，我們的傳統法律、道德和常識中的功利主義範疇都不再能幫助我們理解認 識行動路線、對之作出判斷或者預言。」 過去的專制政權僅僅只是迫害反對它的「政治敵人」，但是極權主義卻是毫不留 情地消滅它的「順民」，對人進行集體的改造和屠殺。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 人的道德信條，如「你不應殺人」，「你不能作偽證」，而極權主義把殺人說謊轉 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人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 比偉大，對人加以改造，並且自稱是「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 這種新的專制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的統治支配下的。它以階級鬥爭或種族鬥爭 為前提，以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為目標，用這套嚴格的意識形態來塑造和改造社 會和人們的生活，使它統治的世界成為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封閉的世界。 因此，不僅極權社會的一般生活心理規範和世界其它地區不同，而且極權社會的 學術、文化、藝術、體育競技，甚至語言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規範。社會的轉化和文 化的轉化與科學規範的轉化。李澤厚和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其實是一種現實政治和理 論文化問題等風馬牛不相及的雜談。他們經常利用人們對暴力的厭惡作為維護極權 主義政權及其政治、文化的借口。對極權社會的轉變來說，告別暴力或者說是避免 暴力是應該的，但是告別革命卻是不可能的。無論制度還是文化的轉換都肯定是一 種革命性的，像東歐轉換那樣的「和平革命」依然是革命。 當然極權社會的這種規範不只是在極權社會孤立地存在，它是近代西方的產物， 是從西方各類左派理論中衍生出來，並被實踐的，所以極權社會的知識份子可以較 為容易地在西方的各類新馬克思主義者中找到「一些」共同的語言和心理特質。這 當然也是中國的紅衛兵在西方引起激盪的原因。反過來也可以說明，紅衛兵不是中 國傳統的產物，而是「西化」的結果。但是這並不表明極權主義的文化和當代民主 和自由的文化，是可以互相約化，互相理解的。這兩種文化的差異並不比土著文化 和當代社會的文化差異更小。 五、極權文化衰落中的老三屆文化熱 老三屆中有各個階層的人，各種類型的人。因此，就我所知，目前在大陸的老三 屆學生中憶舊。對現實不滿的人大約有幾種： 第一種人，休閒式的回憶。這些人是以依附於極權社會的知識份子和平民子弟為 代表，他們以順從聽話的工作而一帆風順，或已經升到中層幹部，或相當於此的高 級知識份子職稱，或一些中大型公司的中堅人物。他們充滿「甜蜜」的回憶的目的 是希望更為「理想」的環境，當然也兼有對自己一路奮鬥到這種地步、對青春的回 憶以及對其他不同代的人的教導。這些人支配著老三屆的文化熱。 第二種人，充滿牢騷的回憶。這些人以仍然在社會底層煎熬的平民為主。他們雖 然回了城，重新進入了生活，但是，生活充滿了艱難。因此，這種回憶成了他們的 一個精神寄托。其中當然也充滿了無可奈何。這些人被第一種人帶著，跟著「熱」 走，是懷舊熱中的主體。 第三種人，充滿仇恨的回憶。這是一種從地獄中噴發出來的仇恨。這些人是以一 小部份高幹子弟為代表。他們一方面自己已經腰纏萬貫，身居高位，但是，另一方 面和他們原來的政治抱負，例如未來的總理、政治局委員等相比又還相差很遠。而 且他們看到社會的變化對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越來越不利，因為不得不採取的「讓 」民政策——「改革」，使得他們所鄙視的馴服的平民子弟的機會越來越多，因此 ，他們對現實有一種無名的憤怒和痛恨。他們不怎麼介入這種所謂「文化熱」。 第四種人，帶有反叛的回憶。具有自覺意識的這類人不多，但是從六十年代末期 以來，在老三屆中始終存在這種傾向。並且在各類具有反叛意識的人中，老三屆的 一些人依然是最有影響和深度的一些人。這樣的聲音，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經隨《今 天》和《星星畫展》開始登上檯面，今天在大陸，雖然不如八十年代初期那樣使人 能明顯地看到它的存在，由於極權社會的特質，在老三屆文化熱中很少影響，但是 ，還是仍然可以感到它的存在。 總起來說，與極權社會共生共長的老三屆，處於八九年之後極權社會式微的時代 ，他們和極權社會一起面臨了新的問題和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中的絕 大多數人顯得無所適從，從而產生懷舊，這是必然的。這一切支配形成了今天老三 屆文化熱。 這樣一種懷舊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精神懷念，對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的懷念 ，二是對倫理秩序的懷念和呼喚。然而，這兩種懷念都沒有什麼新意，不過是一個 社會，一種文化的不同表現而已。正如天下大亂的文革中對五十年代秩序的懷念， 七五年時某些知識份子和民眾對鄧小平的懷念，七六年後對周恩來的懷念，老三屆 的懷舊熱之所以能在那個社會存在並產生影響，實際上是因為在他的旋律中融合著 已經是昨日黃花的無可奈何的極權社會的招魂曲。 在極權社會，任何一個想像馬丁·路德·金那樣彈出人的金色的理想主義的旋律 的人，只要一有萌芽，就會立即被扼死在襁褓中，根本不要想在社會上安然存在。 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老三屆熱中的理想主義回憶，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王蒙和陳建功等人對這種理想主義的反駁有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然而，問題在 於雖然王蒙等人的對話中有很多字句是正確的並且是聰明的，但劉賓雁先生對他們 的批評卻是非常準確的，因為他們對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枝節批評是為了維護現 實，而不是為一種新的價值和文化的追求開道。例如他們居然在對話中認為現實已 經是「我們三個人現在坐在這裡談，各說各的，沒有任何思想負擔。」「大狗叫， 小狗也能叫。而且小狗還大可不必跟大狗學。」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老三屆文化熱的關鍵，如果大家都仍然只是「狗」，怎麼叫 ，也只是狗叫。一個社會不能只允許「狗」存在。老三屆文化熱如果只是狗叫，或 狗吠，或狗囂，或哀鳴，無論怎樣都沒有什麼更多的意義。王蒙和陳建功等人能沒 有任何思想負擔的談，這一自白本身也說明他們的思想是如何的馴服和貧困。這是 不能用那個社會的苦難處境來辯白的，因為現在沒有人逼迫他們非這樣說，他們完 全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老三屆文化熱能回憶和反省的是什麼呢？老三屆應該給他們的子女一些什麼有益 的教訓，使他們的子女能美好的充滿人性的生活。在充滿苦難的中國這是一個非常 有意義的問題。 老三屆生長於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完全封閉的社會，他們的知識和精神框架都 是狹隘的和畸形的。他們訓練不足，既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訓練，又缺乏對西方文 化的全面瞭解和認識。在專業上，由於極權社會只是想要把他們培養成馴服工具， 肢解了知識和文化，因此，他們得到的是孤立的「技術」，只見一葉，不見知識的 樹林。 一個人在幼年時如果營養不良，在生理上就會發育不良，這種發育不良會影響他 終生。其實一個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和知識上的成長何嘗不是如此。 在當年的所謂理想主義中，老三屆失去了多少寶貴的青春，美好的人性。老三屆 這一代人並不比任何一代人差，他們本來能做更多的貢獻，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但 是，在當年，他們只能，也只會狂熱地跟著共產黨走。他們只能下鄉或進工廠，沒 有任何別的選擇，甚至不如抗日戰爭時代的人，那時的青年還能到後方去上學，或 選擇別的出路。在上學的時候，老三屆沒有選擇自己的知識和思想的權利，社會以 有限的知識和文化，有限的出路禁錮著他們。在青年時代，他們沒有自由選擇上學 或出國的權利，在婚姻上，他們受戶口、工作、政治環境的限制。在競爭上，他們 受特權，受社會的壓迫和盤剝。 在北京我遇到一些老三屆的朋友同學，他們仍然在中下層社會生活中掙扎，由於 他們沒有很好的社會地位和門路，他們所能利用的資源只剩下進城的農民，組織一 些小的工組，分享到北京尋求出路的農民的勞動。可以說，至今老三屆中的絕大多 數人仍然在不得不吞食極權社會給他們帶來的畸形惡果。 在倫理上，老三屆也經歷過痛苦和混亂。老三屆的人和父母的關係(既包括他們 出生後父母與他們的關係，也包括其後他們對父母的態度)，和朋友的關係，和師長 的關係，無論是平民還是幹部子弟，都受政治和社會的嚴重干擾，老三屆何曾真正 享受過人倫之樂，何曾真正承擔過人倫的責任。 文化革命中的理想主義後面隱藏著多少黑暗，多少苦難！今天苦苦掙扎的老三屆 面前又有多少骯髒，多少侮辱！東北邊陲寒風，黃土高原隴中，雲南叢林毒霧，內 蒙草原風暴，哪裡沒有老三屆的寶貴青春。青春對一個人來說，只有一次，老三屆 扔掉的生命有意義嗎？憑什麼極權社會就能決定我們生命的一切，就應該剝奪我們 的一切其它選擇，憑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或憶舊為他們唱讚歌，或像陳建功那樣唱進 行軍曲，或像梁曉聲那樣唱詠歎調。如果老三屆要回憶，就要回憶自己失去的美好 的青春，生命，回憶自己失去的人性、愛情、親情，老三屆是和世界上任何地區的 人一樣的人，老三屆應該呼喚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那一本本的回憶，一場場的侃侃而談的回憶，是把癰疽歌頌為艷若桃花，是把自 己的瘡疤拿來炫耀。是還像六六年一樣在興高采烈地跟著極權社會毀滅自己。 先天不足再加上自大只能使老三屆變成可笑的侏儒。 在北京的時候，我曾經有一次和女作家潘婧談過我們這一代的問題。她認為，我 們這一代人已經讓時代和社會毀了，像在戰爭年代的那一代人一樣，誰讓我們趕上 了呢。我們在三十歲時要再化十年補課，重新構造自己的知識和精神框架，而這是 在別的社會中生活的人與生俱來的。也許我們作的就是把我們的時代和社會描述給 我們的下代，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留下一些有益的教訓，像曾經經歷過戰爭的人那樣 。這種經驗和認識也是人類的財富。 老三屆與他的前幾代人及後一代人的差別，在於在老三屆中存在著前述的第四種 傾向。這是極權社會在中國建立統治後的第一次人性的再生，第一次有一批人，盡 管人數非常少，開始試圖脫離鐵板一塊的極權社會，放逐自己，追求另一種生活。 然而只是開始！ 但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某些風行於大陸社會的所謂老三屆文學，如葉辛《蹉跎歲 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等作品卻是五十年代文學的繼續，是極權社會的 文化果實。我們現在就可以肯定地說，極權社會中老三屆文化熱中的這類文學、藝 術，和他們從事過的紅衛兵運動，和極權社會中文學、藝術一樣，在文化領域中隨 著歷史的過去而煙消雲散，在人們一般的知識和精神生活中沒有任何價值。它只可 能對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學有意義。因為通過它可以研究瞭解極權社會和其時代 。 老三屆已經有過一個開始，他們能否真正不負自己的苦難和時代，能為自己和自 己的後代留下一些有益的工作，全在於老三屆能否正確地認識自己、反省自己、定 位自己，不懈地走完餘下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