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社會的自由知識分子 ——訪著名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教授 亞 衣 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先後在美國幾所大學中開 設過中國語言、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等課程，撰寫和出版了關於中國文化和社會政治 的大量中、英文學術論著。林培瑞教授具有嫻熟地駕馭中國語言和文字的能力，同 時懷有熱切地喜愛中國文化，關懷中國民眾疾苦之心。不久前，在碎金般的秋陽灑 向新澤西州大地的一個晴日，記者拜訪了林培瑞教授，在懸掛著康有為的手跡和侯 寶林的條幅的客廳裡，一起暢談了許多共同感興趣的問題。 學中文更具有挑戰性 亞：最近您在本刊上發表了幾篇短文，引起了一些讀者的興趣。有人甚至對一個美 國學者具有如此的漢語寫作水平感到驚訝。請您將自己的經歷，包括學習中國語文 的過程向我們的讀者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林：我是在紐約州的一個小鎮上長大的，小時候玩挖洞的遊戲，一個小朋友說如果 不停地挖，把地球挖通，我們鑽出來就到中國了。這是我對中國的最初的印象。直 到我十三歲那年，我才結識了第一個中國人。我從小就喜歡語言，中學時候學的是 法文，讀得還算不錯。到上大學的時候，我覺得法文似乎太簡單了，想學一種更具 有挑戰性的語言，就選擇了中文。我大學讀的專業是西方分析哲學。這種哲學認為 所有古典的哲學問題，關鍵都是在於對語言的分析，比如善與惡，真與假，以及知 識問題，只要在語言上搞清楚了，就不再是問題。由此出發，比較中國語言與西洋 語言的區別，我覺得很有意思。比如英文的「This is a table。」，法文是「Voi ci la table。」，相差不多。但是在漢語裡，「這是桌子」，就大不一樣。中文裡 的「桌子」，既不是單數也不是複數，很像是柏拉圖那兒的抽像的東西。「桌子」 要個別化就必須加上數詞和量詞，「一張桌子」。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在概念上 ，在結構上與英文、法文就有區別。所以我想，學習中文對我研究語言也許是增加 了一個角度。我先在大學裡念了兩年中文，後來又讀了一個暑期班。一九六六年， 也就是「文革」爆發的一年，我大學畢業，到香港去住了一年。這一年使得我的中 文大有提高，尤其是口語進步很大，對中國的情況也更加瞭解。本來我的計劃是繼 續讀西方哲學，也已經申請進哲學研究所；從香港回來後，我改讀中國歷史。到現 在為止，我研究中文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亞：您對中國語言藝術有相當深的造詣，還寫過關於相聲的論著，我想順便請教一 下，中國的相聲與美國的「TALK SHOW」有什麼異同? 林：笑話與語言的關係太密切了，因此我也玩過中國的相聲。在美國的「talk sho w」節目中，主持人在電視上說笑話，常常是說了一個就換一個，一個笑話接一個笑 話，保持新鮮；而中國相聲卻是在節目中慢慢積累，製造一種滑稽的氣氛，不是馬 上把那個關鍵的東西，那個叫……(亞：叫「包袱」)對，不是馬上把「包袱」給抖 出來，而是讓你慢慢體會。例如侯寶林的一個相聲段子，因為方言的隔閡，北方人 到上海，把上海人說「汰(音「DA」)頭」(就是北方人說的「洗頭」)，誤以為是「 打頭」，上海理髮師問「汰一汰」好不好，北方顧客心想，為什麼理發還要「打我 一頓」，就問理髮師是不是「所有的顧客都打，還是只打我一個」?回答是「統統全 汰」。顧客想那就不破壞規矩，「打就打吧」。後來理好發，洗好頭，再照鏡子， 顧客問「怎麼還不打我」?理髮師說「汰過了」，「那我怎麼一點也不疼」?顧客又 問。就這樣，多少笑話，都是圍繞「汰」與「打」的誤會進行的。美國人在電視節 目中調侃柯林頓或者杜爾，往往拿當天發生的事情作笑料，常常是隔一天就不新鮮 ，笑不起來了，而中國相聲的有些段子，可以說是百聽不厭。 人類共同本性比文化差異更重要 亞：根據您多年來的研究，您認為中國和美國在文化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 ? 林：在中國文化中，更強調生活的道德表現，包括語言在內。做人要怎麼做，比較 注重外界對自己道德上的評價。而美國人對自己是什麼形象不那麼敏感，只要自己 去生活就是了。在中國文化中則比較敏感，對行為的評價也是道德上的，「對不對 」，「好不好」。母親罵孩子「不像話」，「不像樣」，這種罵法在美國母親那裡 聽不到。還有，如果有人評論說您講話「講得不錯」，往往不是如同英文中所指的 ，是說您講的內容正確，而是說您講話「表演」得不錯，是指在講話的內容之外的 那些東西。再有，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接觸方面，中國與美國還有一個相反的現象。 這是我一九七九年到八零年間第一次到中國去長住時發現的。照理，中國是「社會 主義」，應當是很講究公共道德的；美國是「資本主義」，是很重視私人關係的， 實際上卻不是這樣。我在廣州的大街上看到一些人排隊不排，踩了人家一腳也不說 一聲對不起，不太講究公共道德。而在美國，這些公共道德是比較講究的。反過來 ，在私人的接觸方面，與中國人可以交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會很忠於你，很靠得住 ；中國人知道朋友的做法不對時，為朋友的利益著想，會「勸」朋友應該如何去做 ，在美國社會中則很難找到這樣的好朋友。 亞：您在一篇談論中國民主的文章中曾經指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人類共同的本 性比文化上的差異更為重要。您可不可以對此作進一步的解釋? 林：這正是我想繼續說的，我還有一個更大的看法就是，人到底還是人。美國人看 中國人，中國人看美國人，常常喜歡說兩國的文化完全不一樣。這種說法失之膚淺 。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人，都有父母、子女，對於母愛、父愛都會有很強的直覺， 失去親人都會有深深的痛苦。一個人是自私還是慷慨，是誠實還是虛偽，與他是中 國人還是美國人無關。有一個社會學家不久前告訴我，人與大猩猩在基因上的差別 只有百分之二以下，更不要說不同人種之間的差別如何之小了。不管你是什麼樣的 文化背景，是在什麼樣的國家中長大的，我想人性大概都是一樣的。人們在討論不 同文化的時候，常常會對不同的東西特別感興趣。這很自然，但是不要在這個時候 忽略了大的相同的方面。 亞：從這裡引申開來，您是不是覺得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政治家常常過於強調一個 國家或者民族在文化傳統上的特殊性，從而抹殺了不同民族或國家的共同方面，比 如在基本人權的保障上，在民主的社會結構上，在經濟自由發展需要的環境上，他 們都喜歡強調中國特殊的「國情」，忽略了人類在這些問題上更加重要的普遍性方 面。 林：我不敢用「忽略」這兩個字，因為中國政府的這種說法，不是一種忽略，它可 能是明知其理，而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不說。 反對官方的語言統治 亞：根據您的瞭解，僅僅就文化層面或者更狹義的語言層面來說，自一九四九年中 共掌握政權之後，對中國文化或語言文學藝術的發展有什麼積極或者消極的作用? 林：我寫過幾篇文章，專門講述了中國正式的官方語言和日常語言之間的區別。當 然，在政府與老百姓之間有不同的語言，這恐怕是全球性的。但是，毛澤東時代的 那種話語的特定發展，直到與日常用語完全不一樣，我覺得這是中國特有的，這主 要是在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是在整風反右和大躍進運動中開始，直到文化革命達 到頂峰。兩種語言的詞彙不一樣，口氣不一樣，甚至文法也不一樣。 亞：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文革」開始之後的這樣兩個趨勢：一方面是表現在中共 官方文件和「首長」講話之中的官方語言本身隨著政治運動、階級鬥爭的不斷開展 而變得越來越極端和狹隘；第二是官方語言對原本屬於民眾語言領域的侵略越來越 厲害，其使用範圍不斷擴大，擴大到工人班組、農村生產隊，甚至老百姓的家庭和 私人的日記裡面。 林：這跟整個官方文化的蔓延有關。清代也有政治官話，但是它沒有深入到底層， 只是延伸到一定層次。毛澤東的政治卻直達社會底層，包括語言的同一化。官方語 言影響最深入的大概就是文革時期了。記得在廣州我與朋友一起吃飯，最後朋友們 說把這一桌菜給「消滅」了吧。在生活中用武器、戰鬥、軍隊作比喻是相當多的。 比如「文藝戰線」，「作家隊伍」，工作的「戰略策略」等等。共產黨政治家經常 玩弄朦朧的字眼，從「清除精神污染」到「搞社會主義」。這個「搞」字就很模糊 ，從物理學家搞物理一直到搞革命，「搞」字在政治環境中頻頻使用，恰恰是它沒 有內容。鄧小平出來說我們要搞現代化，那很容易，至於具體怎麼搞，他不用說， 搞運動也是這樣。「搞」字在文法上到處說得過去，在內容上不必說出來。 亞：中國這樣的官方語言對民眾語言的壓迫和侵犯，在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是否 也存在? 林：也有。外國政治家也喜歡空泛的詞語，喜歡把空洞的東西說得很漂亮。不過民 眾的模仿不是一種政治壓力的過程，而是一種對時髦的追求。比如最近幾個月來， 我注意到「compelling」這個詞用得特別多，說這篇文章很「compelling」，似乎 是動人的意思；說這個方案很「compelling」，是指你非接受不可，要把它弄好。 以前我們坐下來一起談話，是「talking with each other」 或者「conversing」 ，現在突然崩出了一個「interface」，也是時髦的新東西。政府特別會製造這些東 西，然後別人就趕時髦，跟著學起來。我不喜歡這種時髦，但是我覺得這與中國的 情況不一樣，中國的老百姓是被迫使用毛的語言，在各種場合總要有個正確的表現 ，不能出錯，所以非接受官方語言不可，非跟著玩弄不可。 亞：據我看到的一些材料記載，鄧小平在家庭中常常沉默寡言，與子女家人之間沒 有什麼話好說。趙紫陽與子女之間也是如此。我想是不是這樣的領域也被官方語言 侵略，沒有私家民眾話語的天地?或者說在親子關係中也必須使用官方語言，否則就 無話可說? 林：我曾經與肯尼迪家庭的子女待過一個晚上，他們說話就和普通美國家庭一樣。 中國的高幹子弟如何我不知道。我在 UCLA工作時接觸過李先念的孩子，不過都是在 正式的場合下，她使用的也都是官式語言，包括她寫的碩士論文，引用列寧的話也 很多。我是她的論文的評審之一。當然我不敢說在晚上與丈夫聊天的時候，她是不 是也這樣說話，估計不會吧。 不要熱衷於西方的新名詞 亞：您曾經批評過一些中國學人過於熱衷於接受西方的新名詞，還提出中國知識份 子要創立自己的詞彙和理論。您是否願意作更詳細的說明? 林：我所批評的現象不光在中國知識分子那兒有，在外國知識分子身上也許更厲害 一些。我剛才說過政府的時髦語言我不喜歡，學術界中的時髦語言我同樣不喜歡。 在美國學界中，象牙塔中製造出來的空泛的時髦語言實在太多。我發現有的中國學 者，尤其是年輕人看美國西洋世界，以為都是先進的東西。在科學領域，也許可以 說美國的東西比較先進，但是人文的東西就未必。有時並不是一種新的理論出來了 ，只是一種新的時髦的詞語用法出來了。所以有一些大思想家，如福柯、德利達、 德曼，我個人覺得他們幾乎是騙子。他們劈烈啪啦將一大堆新的名詞玩來弄去，別 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想他們也不一定願意別人知道是什麼意思，歸根到底 是他們很少有什麼新的有價值的意思。美國嚴肅的哲學系根本不理會這種時髦的語 言。我不責怪那些年輕人，當他們看到這些新名詞時候，會覺得新的學問有可能在 其中，但是，馬上將這些新名詞翻譯過來，放在自己的文章裡，或者不翻譯就用英 文插在自己的文章裡面，這樣做就很可惜。 亞：這一點對於中國學者來說確實是一個難題，不僅在資料的佔有上有很大的限制 ，語言上的障礙也使得他們難以全面瞭解一個外國學者的全部或至少是主要的著作 ，這是客觀上的困難；如果主觀上再浮誇一些，問題就更大，斷章取義，甚至在只 知道片言隻語的情況下就大加發揮，以洋人的新詞彙來烘托自己的博學。 林：這種現象基本上跟美國年輕學者所遇到的問題一樣，他們也不一定能夠掌握這 些，而是為了時髦引用很多註釋，如果把那些註解和漂亮的名詞拿下來，看他還能 說明什麼? 亞：相比之下，這一點在實證科學領域中要好得多，那裡提出一個概念，理論，往 往需要實驗的支持，而且這種實驗應當具有可重複性，即他人在同樣條件下也可以 重複驗證結果。 林：對。幾個月之前紐約大學有一個數學家寫了一篇文章，使用了很多後現代主義 那種不像話的話。他把這篇文章給杜克大學出版的一個時髦刊物《Social Text》寄 去，刊物編輯部很高興地將文章發表了。這位數學家馬上在另外一個學術刊物上發 表另一篇文章，說自己原先寫的那篇文章完全是胡說八道，而編輯部卻看不出來， 這樣弄得那個編輯部很沒有面子。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最重要的就是您 剛才說的，一種學問可以實證，可以重複實驗；另外一種學問確實是愛怎麼說就怎 麼說，沒有一個衡量的客觀標準。 一九八九：在北京 亞：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您曾經擔任過「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之美國科學 院駐北京辦公室主任。這是不是一個官方職務，您的主要工作內容是什麼? 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算是官方機構，但是美國科學院並不屬於政府，它由國會 創立，在法律上是民間的，其管理都由科學家主持。那年我的工作跟美國政府沒有 關係，只是代表美國科學院。主要是安排訪問團和具體的研究項目，從考古學到現 代生物學，有的是集體的研究項目，有的是個人項目，特別是在人文方面都是個人 的研究。平時我大部分時間用在行政事務上面，剩餘的時間我就寫文章。慢慢收集 材料，寫成了一本書《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一九九二年在紐約出版。 亞：這本《北京夜話》是不是模仿《燕山夜話》?聽劉賓雁先生介紹，這本書多年來 銷售很好。 林：書名是模仿鄧拓寫的《燕山夜話》。不過現在看來材料已經舊了，是八十年代 的東西。 亞：方勵之先生曾經告訴我，八九年二月在中國政府阻止方先生參加布希總統的宴 會時，您始終陪同著他們? 林：對，不過不是有意的。記得在宴會的前一天我們為了別的事情在長城飯店開會 ，會後有人問方先生明天總統的宴會去不去，方說去。我當時想我有車，住得離方 先生又近，方先生安排車可能會有困難，就問方要不要一起搭車去。方先生說「好 啊」。我萬萬沒有想到會發生後來的事情。那天我們與方先生、李淑賢在車上談的 是在會場上有沒有機會與布希總統說說話，握握手。方和李說大概不會，只是吃吃 飯拍拍手就走吧。我們關心的也只是在進會場時會不會有許多記者圍上來問問題， 準備回答什麼問題，都沒有想到後來警察會以方勵之夫婦所持的邀請函無效而禁止 我們將車開到舉行宴會的飯店。我們後來就想到美國大使館去問一問這個邀請究竟 是否無效。我們的車已經被趕走，公共汽車也坐不成，後來就步行到使館，幾個便 衣一直跟著我們。 亞：就在這一段時間裡，北京發生了學生和市民的大規模民主運動，後來又有政府 當局的戒嚴和軍隊鎮壓造成的六四流血事件。為了方勵之先生的安全，您當時曾經 建議他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並為此作了一些聯絡工作。可不可以回憶一下當時的 情況? 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七點，我太太叫醒我說大屠殺發生了。我住的地方 有中國人民大學設立的一個廣播站，廣播說在天安門和別的地方發生了流血事件， 來自各處的學生也紛紛講述自己看到的軍隊殺人場景。我就騎自行車到一些我所認 識的知識分子朋友那裡去。我找蘇煒，他已經跑到廣州去了。再到李淑賢那裡，李 很激動，方不怎麼激動。我離開的時候對他們說，我可以幫忙。我想他們聽懂我的 話，因為在兩個星期之前，方的兒子方哲就來找過我，那時方勵之夫婦到西安去了 ，方哲問我必要的時候他的父母能不能進入美國使館?我說我幫助打聽。後來在一個 宴會上我見到美國使館的一個官員，他說這種事情很困難，主要是沒辦法保證什麼 時候可以出去。我問他是不是沒有可能做這樣的事情，他說不是不可能，而是最好 不要這樣做，主要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這個局面。我後來把這話告訴了方哲。因為 有過這樣一個前提，所以六四那天我在離開方勵之家的時候就說「我能夠幫忙，我 願意」。雖然我沒有提進使館的事情，但是我想他們能夠理解我的意思。李淑賢就 說：「我們需要你幫忙的話，就打電話讓孩子過來玩」。這是暗語。 亞：方先生一家那次是兩度進入美國使館的? 林：那天下午四點半，家裡的電話響了，李淑賢在電話中說讓我孩子過去玩。我就 馬上找了一個出租車趕到方先生家。那天是星期天，使館不開門，我就在香格里拉 飯店用我的名字租了一個房間，方家在那兒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們一起樓上的CBS電 視台租的套房看電視，正好播放的是天安門的鏡頭，坦克車在街上，一副要打內戰 的樣子。李淑賢打電話到北京大學，與學生談話，學生們說軍隊要到北大來，他們 準備拚命，堆了一些石頭在校園裡。學生們還希望老師能夠保護好自己，李淑賢拿 著話筒幾乎要哭了，說學生會有危險的。方先生並不是那麼激動，還說原先約好和 李政道一起吃飯，問我有沒有辦法和李政道聯繫，可見他還在想繼續正常的生活。 主要是考慮到學生所說的事態的嚴重，那天中午我們就到使館去了，當時還帶了CB S的一個工作人員一同前往。我們和使館的官員談了很久，後來方決定還是離開使館 。他作這個決定有很多因素，一個很大的考慮是會不會給中國政府一個機會，讓他 們用方進美國使館的例子去指責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知識分子「與外國勢力勾 結」。美國使館的人也是這麼提的，說有沒有考慮政治後果。考慮了半天，方勵之 決定出去，李淑賢害怕丈夫有生命危險，似乎不太願意離開。我們後來到了建國飯 店，那裡有我的一個在《華盛頓郵報》工作的朋友，他正好到上海去，房間空著， 可以使用。我讓方家留在那兒，自己回到友誼賓館我的住所。 亞：您後來沒有再送方先生進使館? 林：第二天我打電話到建國飯店方先生住處，沒有人接。一直到方勵之夫婦後來經 過英國，再回到美國的時候，我才知道我離開建國飯店之後發生的故事。那天晚上 十一點鐘，同樣是那兩個美國使館的人來到建國飯店找方勵之夫婦，說喬治·布什 總統邀請他們回使館，方先生一家三人就進使館去了。 獨立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 亞：對方先生進入美國大使館這件事，人們一直有不同的評論，有的贊成，有的反 對，有的惋惜。甚至不久前還有人在感歎中國失去了一個產生自己的「曼德拉」的 機會。對此，您的看法如何? 林：我知道很多人批評方勵之，說他不應該到美國使館去，有的中國人還批評他不 應該「低頭」。對這種批評我有很大的不同意見。我覺得一個人求得自己的生存是 自己的權利，方在中國有那麼大的勇氣，個人已經付出了很多。許多旁觀者自己不 去冒險，卻在評論別人，質問人家為什麼不做譚嗣同，這種批評我非常不喜歡。至 於說如果方不進使館，被逮捕，坐牢，變成南非曼德拉式的英雄，也有可能，這樣 今天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大概也會大得多。我不贊成的是那些不採取行動的人去批評 採取行動的人，那種像觀眾評論演員演戲演得好不好一樣的看戲心態。 亞：中國政府以此來貶低方勵之，這另當別論；公眾輿論和民運隊伍中的批評與惋 惜，似乎涉及到對所謂「英雄」所具有的一般人權的尊重，其實英雄也有選擇做不 做英雄的權利，何況方先生本來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天體物理學家，而不是政治家。 林：一個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衡量他人，一般也沒有錯，只是很多人不理解方勵之 本來是一個科學家，他想做一個獨立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為一個科學家自由地表達 他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他對自己的定位一向是這樣的。記得他剛從英國到美國時 ，有些人希望他出來當民運組織的領導，而他在普林斯頓時說，他不想作一個職業 的政治家，異議政治只是他的副業。許多人因此對他表示失望。 亞：據我所知，方先生在天體物理學上也是有所成就的，一九八五年他所獲得的國 際廣義相對論引力理論獎也是中國天體物理學界在這個領域中的最高獎，不過在一 九九零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科學技術記事》中，方先生所有的得獎項目都沒有 記錄。 林：我們這裡的一位副校長也是天體物理學家。有一次我與他一起打球時閒聊，他 說方勵之腦子非常清楚，寫的文章顯示出方很聰明，但是從七、八年前的文章看， 聰明似乎不是化在點子上；現在看來，方的聰明越來越用到要害的地方了。方從使 館出來之後，經過劍橋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直到現在在亞利桑那做教授， 能夠觸摸到天體物理學最尖端的問題。 多元化的社會裡的自由知識分子 亞：我的一些朋友告訴我，您是一位具有典型意義的自由知識份子。我想與您討論 一下，知識分子是否能夠做到既對社會保持深切的關懷，又維護自己學術研究的超 然立場?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這歷來是一個大問題。 林：我覺得能夠做到。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又經常寫文章，發表書評，還喜歡 批評政府，但不是消極悲觀地對待社會。政府喜歡不喜歡我的批評對我來說不太重 要，我比較不在意政府如何看待我。當然這也和環境有關係，在我們這個多元化的 社會裡，我與政府唱反調，普林斯頓大學不會解雇我，政府也不會迫害我。相反， 我唱的反調還有市場，有些雜誌也就是喜歡刊登與政府唱反調的文章，這就是多元 社會的好處。 亞：您是否認為現代知識份子的社會作用要在與政府即官方保持某種聯繫，甚至要 在具有某種官職的狀態下才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出來? 林：當然不是。在美國知識界，尤其是搞政治學的人認為有可能到華盛頓去做顧問 ，能夠勸政府或總統做些什麼，是很光榮的。他們也在發揮作用，不過不會像我那 樣把批評意見毫無顧忌地說出來。如果我也在政府作顧問的話，那些喜歡刊登批評 政府文章的雜誌就不會喜歡我寫的文章了。 毛澤東：自私狡猾；鄧小平：「棉裡藏針」 亞：您在美國和英國的報刊上發表過對李志綏醫生所寫的《毛澤東的私人生活》以 及鄧毛毛所寫的鄧小平傳記的評論。依據您對中國社會的瞭解，您對毛澤東與鄧小 平總的印象如何? 林：李志綏的書反映了毛澤東的自私和狡猾的方面。儘管我在讀這本書之前對毛已 經是看透了，但還是對書中披露的有些事情感到吃驚。毛竟然是如此霸道，如此殘 酷的一個人。我認為作者掌握的基本上是第一手材料，我在讀書的時候覺得可以接 受，不能說這本書不真實。這本書中記載了那麼多細節，如果是編造出來的話，在 細節上總會露出虛假和偽造的痕跡，或者自相矛盾的方面。中共官方說這本書是假 的，那麼完全可以拿出真的來予以反駁，可惜我沒有看到；當然，作者的筆記在文 革中被銷毀了，光憑記憶，任何人難免有小差錯。 鄧小平這個人我不認識，看了鄧毛毛的書，我覺得有一種將許多別人的材料堆在 一起的虛假的感覺。作者依據許多借用來的材料編出一本大書，雖然不能說完全是 像編故事一樣，但它在真實性上給我的感覺不那麼直接。我很難評論鄧，但是總的 感覺是，作為一個人來說鄧要比毛正常一些。 亞：您對鄧毛毛這本書的書評的題目是「棉裡藏針」，您讀書很仔細，在書評中還 集中列舉了鄧小平作為「鋼針」一面的事實。 林：「棉裡藏針」是借用了毛澤東有一次勸鄧的話：「不要作鋼鐵工廠，要棉裡藏 針」。我的文章標題是編輯起的，不過我在文章中用了這句話，我對鄧的印象是有 點「棉裡藏針」的味道。在鄧毛毛的書中，作者無意之中反映了她的爸爸的殘酷方 面，其中有戰爭年代因為一個下級軍官偷了一包麵條而下令將他馬上處決；一九五 零年進軍西藏的時候消滅了五千七百名藏人。聯繫到鄧一九七五年批准軍隊以武力 鎮壓雲南穆斯林的反抗直至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屠殺，似乎也很自然。 希望一個文明自由的中國出現 亞：不久前您訪問中國大陸，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這是什麼原因? 林：中國政府說「林培瑞自己知道原因」，實際上我並不知道。我入境時持有進入 中國的合法簽證，到中國去的目的也是學術上的。前幾年普林斯頓大學與北京師範 大學合辦暑期訓練班，每年把一百二十多名美國學生送到北京進修漢語，一九九四 年我做過美方的班主任，明年這個職務又輪到了我，今年我打算到中國去做一些准 備工作，順便作一個公開的演講，題目是「漢語和英語日常用語中的比喻」。我想 這些事情不會構成不讓我入境的原因。回到美國，我找到我們校長，他答應幫忙， 寫信給國務院，問問這是為什麼。因為這不僅是林培瑞一個人的事情，也是普林斯 頓大學關心的事情。學生辦的校報也打電話向我瞭解情況，還發表了一篇頭版文章 報道這件事情。 亞：是不是您最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中共政府?這跟您在《北京之春》上發表文章沒 有關係吧。 林：多年來我得罪中國政府的地方確實不少，但是到底是哪一條在這一次入境問題 上起了作用，我確實不知道。在《北京之春》上發表文章還不至於如此，因為這些 文章都是我在《美國之音》上面廣播過的。《美國之音》要我每一個月在他們那裡 發表一篇短文。在中國政府判處魏京生十四年徒刑時，我在《美國之音》上公開提 出批評，我猜想這也許是我這次不能入境的原因。我在紐約、倫敦的英文報刊上發 表了許多涉及中國社會的文章和書評，但是對中國政府來說，這畢竟還是外國人寫 給外國人看的，對中國人影響不大。而《美國之音》廣播到中國大陸，這個影響就 不一樣。我在《美國之音》的文章都是我自己直接廣播的，在廣播完畢時我總是說 一聲：「我是林培瑞」。 亞：作為一個對中國大陸文化有相當瞭解的美國學者，您對近年來中國大陸在政治 、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革及其未來的前景有什麼見解? 林：對江澤民，我最初的印象是認為他是有點像華國鋒一樣的人物，覺得他比較無 能。大約在最近一兩年來，又覺得他並不那麼無能，而是相當聰明。在首都鋼鐵公 司事件的處理上，把鄧的力量搞下去，鞏固了自己的位子。當然我說不上喜歡他(我 對所有政治家的初步的反映都是不太喜歡的)，不覺得他是可以信任的。讀了《九十 年代》上發表的江澤民與沈君山的三次談話紀要，我覺得江澤民很自大。他說只要 他坐在這個位子上，中國就不會如何如何，完全是那種人治的、唯我獨尊的腔調， 我聽不慣。當然我很難對我不瞭解的人加以準確評論。 九三、九四、九五年我都去過中國大陸，甚至一年去了兩趟。根據我的觀感，中 國的情況還是有進步的。九十年代初期北京街頭的氣氛使我想起七十年代初期台北 的街頭。一九七三年我到台灣去過，氣氛類似，從街道的發展到人群的表情。在北 京的出租車上與司機聊天，幾乎是一致的看法：現在還不錯，但又很困難；錢比以 前多，可是還不夠。好話聽得到，牢騷也不少：物價很貴，貪污厲害。出租車這個 天地是比較放鬆的，可以講真話的。不過我只到北京，其他落後的地方沒有去過。 我從《紐約時報》也可以看到關於中國貧富懸殊的報道。 亞：您是「中國人權」組織的理事，還擔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董事長。對於 海外的中國民運組織活動，您也發表過很好的意見。如果您願意，請您談談對現時 流亡在外的中國民運組織、人權組織或學術組織的看法。 林：「中國人權」組織做得很不錯，在它掌握的已有資源的基礎上，做了很多事情 。與它在一起的」亞洲觀察」也是做實際事情的組織，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人權 的現狀暴露給全世界看。「中國學社」在法律上是非政治的學術組織。我想海外中 國人組織要作為團體「打回去」是不可能的。我個人覺得最主要的倒是怎樣與國內 保持聯繫。我喜歡「美國之音」這樣的廣播，就是因為它可以把海外的消息很快傳 遞到國內，中國的變化最後還是要依靠中國國內人士的努力。 亞：您擔任《北京之春》雜誌的編輯顧問已經有幾個月了。您認為我們的刊物在哪 些地方需要改進?比如在文字的使用上，還有哪些缺少推敲，不夠講究的地方? 林：雜誌辦得很好。我不敢說有什麼問題，因為我看得不夠。我對英文文字在使用 的精確上很敏感，對中文就不敢說有那麼敏感了，好一點差一點的文章，我不一定 看得出來。我支持你們從事的可貴的工作，我在貴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過，一個 廣闊文明的中國正在崛起。我相信這一點。 亞：與您的談話非常愉快。感謝您提供了那麼多精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