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專政 (美) 大衛·埃克曼 北明 譯 【譯者按】鄭義的《紅色紀念碑》英文版於今年六月出版後，引起了英文媒體的關 注。《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a Tribune）、《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報刊相繼 發表了評介文章。鄭義本人也為此接受了英國廣播電台（BBC）、《南方·全球事物 雜誌》（South·The Global Business Magazine）、美國A&E電視台等多家媒體的 採訪。 本文作者大衛.埃克曼（David Aikman），美國資深記者和作家及美國輿論界關注 的人物。曾任時代週刊（Time magazine）北京部負責人。一九九四年辭職專事寫作 、演講及其他。他的報道覆蓋五大洲將近六十個國家，包括東亞、中亞和中東的戰 事、革命和談判，以及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的蘇聯與俄國。懂五種語言（英、俄 、漢、法、德）。是六本書的作者或合作者，其中包括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以美國和 俄國內戰為故事發端的恐怖小說《扁桃樹開花的時候》（When the Almond Tree B lossoms）和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希望：心靈的漫長求索》（Hope: the Heart's G reat Quest）。本文原文發表於今年七月二十九日的《The Weekly Standard》雜誌 ，現經作者及雜誌授權認可翻譯發表，譯文略有刪節。 「自由，自由，你的名義曾保釋了何等的罪惡！」法國大革命期間，當死囚護送 車隆隆駛向斷頭台時，人們如是怒吼。兩個世紀以來，革命的嗜血欲不再標榜自由 ，卻為了實現革命的需要而與每一項新的策劃一同發展。本世紀，所有革命中最徹 底的革命——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突現於暴烈程度相對較輕，恐怖延續較長的 斯大林主義時期。 自納粹一九四五年戰敗，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去之後，評價所發生的史實，雖然 痛苦，但成為一種可能。關於納粹罪惡的記憶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埃裡·維索（El ie.Wiesel）這位大屠殺的見證人，強使自己沉默了整整十年之後，終於還是寫完了 他的見證。而他的這本後來僅有一百零九頁的簡裝英文版《夜》（Night），直到一 九六零年始與讀者見面。亞里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則是於一九七 三年，當作者從勞改營被釋放二十年後才出版的。兩個人雖然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 不同 —— 索爾仁尼琴於一九七零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維索於一九八六年獲諾貝 爾和平獎 —— 但他們都在紀念受難者的同時完成了對罪惡的記錄。也許，人類有 某種直覺不會消失，除非關於超常殘忍謀殺的全部罪行被公之於眾，獲得關注，引 起反響。 鑒於此，中國未出版一本有相同世界影響的書來紀念它獸性地推行社會主義和遙 遠的「共產主義」（烏托邦馬克思主義觀念上）的受難者，這看起來非同尋常。現 在，也許適得其時，《紅色紀念碑》（Skarlet Memorial Westview Press出版 25 6頁 32美元）出版了。鄭義，一位受歡迎的撰稿人和小說家，以黑白照片為輔助證 明材料，據實記錄下了文革期間大規模屠殺及吃人的事件。為此，他終究窺見了那 一時期的殘暴與法西斯主義——也許最好的見證保留於鄭念的《上海生與死》—— 同時他也探詢了這個國家所嘗試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統治方式背景下的關於中國 文明的基本問題。作為歷史上極為理性和規範的國家之一，中國怎麼會如此欣然地 接受文革政治性的大規模屠殺的瘋狂，而且是在如此晚近的時代？為什麼馬克思主 義和毛澤東思想能使人陷於如此的狂暴？ 這些問題不僅難於回答，而且令人痛苦，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尤其如此。鄭義， 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普通的作家。從六十年代的毛教義，到八十年代初步的政治改革 ，到九十年代的停滯腐敗，作為《老井》的作者——此小說曾於一九八零年被製成 電影並獲得大獎——鄭義一度與這個國家的政治態勢保持平衡。然而在後來十年中 國的強制緊縮中，這個六十年代末期的紅衛兵開始醒悟。鄧小平繼任後，他用大部 分的才能從事調查與寫作。一九八九年四、五月，當民主之春閃現時，他以極大熱 情投入北京的示威運動。結果，他出現在政府的通緝名單上。隱蔽三年之後，他終 於逃離中國，現居於美國。 《紅色紀念碑》由兩個部分組成：對廣西範圍內的檔案卷宗調查和對倖存者、受 難者遺屬、甚至兇犯的訪問。由於官方的疑慮，鄭義只能調查和採訪五個縣。這五 個縣大規模地發生過屠戮與吃人事件，令人恐怖。僅僅賓陽縣，在「紅色風暴」發 生的一九六八年七、八兩個月，共有三千六百八十一人被「槍殺、戳死、勒死、干 草叉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相比而言，同一地區，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 五年與日本人交戰的八年間，死者人數不過以數百計。想知道毛主義關於打死人的 婉轉表達嗎？——「實行專政」。 在武宣縣境內，滋事者從活人身體內割下心臟和肝臟，然後煮而食之。「當受難 者被推上街頭遊行批鬥時，老太太們會提著菜籃子守候。一當受害者被處死，眾人 蜂擁而上。那些衝在前面的人將會得到一塊好肉。」一個老太太養成了專挖眼睛的 習慣，認為吃了它們會增進她自己的視力。另一個年青女幹部，一旦可能，要消受 的是男性生殖器。在一個中學裡，學生吃掉了他們的老師。「在任何宗教名著中」 ，鄭義問道，「人類可曾見到過如此瘋狂恐怖的地獄圖景？」 不只如此，幾乎最超級的虐待狂都達到了目的：當被懷疑是右派的母親和兒子被 活埋時，民兵強迫兒子趴在母親身上躺在坑裡。而孩子們似乎總是在最後一刻才意 識到死亡臨頭：當民兵把繩索套在一個孩子脖子上時，孩子請求道，「七叔，你們 開玩笑？別把我弄得太疼了」。 野蠻屠殺起因於北京政府的清剿「階級敵人」的需要。參照珠江飄浮而下進入香 港水域的屍體的情況，一九六八年夏季全中國的死亡人數也許要以數十萬計。但是 下列兩個原因使廣西的夢魘更恐怖：當地左派的政治派別之間異常激烈的爭鬥（根 據當時廣西實際情況，此句中「左派的」三個字應刪除——譯者）和壯族前現代時 期的食人傳統。 鄭義的可欽佩之處在於，他沒有滿足於將食人的恐怖歸因於少數民族的風俗。作 為一個曾經信仰過毛教義的人，他公正地譴責革命教義（revolutionism）對於民眾 的影響。這些民眾在文革期間陶醉於政治騷亂及合法的無法無天。「被所謂『革命 的人道主義』所欺騙，」他寫道，「在屠殺我們的同胞的同時，我們將自己的良知 與人性交給了魔鬼。我們企圖以人道主義為代價換取一個美好的社會……事實上， 我們卻墮落為喪失人性的群獸，並一步步走入地獄的黑暗。」 黑暗很難觸及，鄭義寫道。一九八零年（應為一九八三年 ——譯者），根據北京 的要求，廣西官方對事件進行了調查。武宣死難者眾多，卻只有三十四個人為此受 到處罰。最重的判決是十四年監禁。鄭義說，「徹底的清算，在共產黨的統治下… …是不可能的。」 他當然是正確的。這種道德的義憤支撐著他去審視那些灼人感官的罪惡細節，並 據此寫出具有獨特感染力的著作。雖然只是從「人道主義」這一詞彙來闡述聖經的 關於寬恕的概念，鄭義仍然直覺地抓住了西方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關於 合理社會的道德境界：「在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不是為了懲罰和報復，而是為了 以上帝的名義恢復正義。」在他將廣西披露給全世界時，他堅信人類對於這個罪孽 深重的世界的熱切期待：誠實與正義。「我們希望，如在奧司維辛（Auschwitz）、 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南京一樣，一座紀念碑——紅色的——將矗立在廣西… …，我們希望在紀念碑的前面，這些字體將被刻在石頭上：『不，永遠再不！』」 漢學家羅司·特瑞歐（Ross Terril）在他富於雄辯的本書書評中寫道,「讀《紅 色紀念碑》令人悲歎」。是的，我們應當悲歎。但我們也應當慶賀：中國終於出現 了一個聲音，能向世界與歷史披露極權主義謊言的支持者所犯下的反人類的罪行。 面對希特勒、斯大林和毛的罪惡，信守誠實，伸張正義，懷抱悲憫，鄭義此書當成 為一本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