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王丹 吳學燦 中共當局以所謂「陰謀顛覆政府罪」對王丹進行「審訊」並判處十一年徒刑。這 種做法違背了中共自己制訂的憲法，是典型的以言治罪。 去年五月十九日號下午，我應約來到首都師範大學（原北京師範學院）的體育場 門外，等候王丹和別的朋友。等了十多分鐘，見王丹還沒來，就到乒乓球室去看看 。沒想到王丹和別的朋友已經揮汗如雨正在大力扣殺。大家都是提前了至少十分鐘 。見我來了，王丹就趕緊招呼我並把手中的球拍讓給我。我們來了個循環賽，結果 是江棋生得了冠軍，我亞軍，王丹季軍，劉念春第四名。我們一邊打球，一邊笑談 ，輕鬆愉快，親密無間。打得實在太累了才停下來。我們約定：下次一定再早一點 來，要比這一次打得還要痛快。 走出首都師範大學的校門，跟蹤的汽車和摩托車也分別盯上了上王丹、劉念春和 我。我們裝著看不見，騎著自行車慢悠悠地往回走。分手的時候，我拍著王丹的肩 膀：「小伙子，你得加緊練了，連我這個半大老頭子都打不過，怎能衝出亞洲，走 向世界呢？」我們學著中央電視台的聲音，哈哈大笑！ 當天夜裡我睡得正熟，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我開燈一看：十二點三十分。拿起話 筒，聽到王丹的媽媽的聲音：「你是吳學燦嗎？公安局把王丹帶走了！」我聽到這 句話，睡意頓消。我問：「公安局的人是怎麼說的？」他媽回答說：「晚上九點， 一群人有六七個，說奉命來搜查。把書櫃上的書一本一本地拿下來，一頁一頁地翻 ，不知道想找什麼。一直翻到十二點，還想翻我們的房間，我擋著門口不讓進。我 問他們憑什麼搜查王丹的房間，他們答不出。由於我堅決阻擋，他們不敢把我推開 ，我捍衛了自己的權利。」我說馬上到她們家去看看，她堅決不同意，一是太晚， 二是怕警察也把我抓走。 王丹被抓後沒幾天，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開著車子把我帶到了建國門派出所。 一個處長和另外幾個人要我老實交待自己的「罪行」並揭發王丹，要說清楚和王丹 究竟是什麼關係。對第一個問題，我回答說，要求重新評價六·四,是無罪的，不存 在什麼「罪行」；對第二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王丹是我的好朋友，我和王丹都 是奉公守法的公民，都是為了國家的前途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男子漢。我和王丹 的關係是兩個爭取自由民主的男子漢之間的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理解的關係 ！」他們要我揭發王丹搞的反動組織「互助會」的詳細情況。我說：「王丹是搞了 一個互相會，但不是組織，更不是什麼反動組織。」我向他們詳細地介紹了互助會 的情況。 一九九四年秋天，王丹對我說：「我想搞一個互助會，希望你能支持我。」我不 假思索地說：「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你想要的支持，一定會從我這裡得到 。」王丹用他的手掌拍了一下我的手心，向我談起他的想法：「六·四以後，許多 人因為參加學潮和民運被開除公職，一些學生回校讀書不被批准，找工作又因單位 害怕引火燒身而不敢接收。我想發動有工作有收入的人捐一點錢，幫助困難的人。 有固定收入的人每月交二十元錢（相當於二點四美元），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每月交 十元。我們把捐來的錢及時送給那些等米下鍋、等錢買藥的朋友。」我馬上掏出十 元錢，作為第一筆捐款。我從秦城監獄轉到北京監獄的第十三天即一九九二年七月 十三日，便見到人民日報的人來監獄宣佈開除我的公職和黨籍。一九九三年九月十 六日出獄後曾在一個公司工作，後因警察和安全部的情治人員三天兩日地去騷擾怕 影響公司的運轉而退守家中，靠找一點零活（如審稿）維持生計。我還告訴他：「 共產黨對於反對自己的人一定會雞蛋裡面挑骨頭，我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不 讓他們有機可乘(後來，丁子霖老師被抓，當局就是妄圖加上一個「經濟問題」而未 能得逞）。如果我們盡量考慮得周詳些，他們要抓我們只能是欲加之罪。」我建議 他去街上賣賬簿的商店裡買三聯單，捐款人保存一聯，王丹自己保存一聯，另一聯 放到共產黨無法找到的地方，不會產生「跳下黃河洗不清」的後果。他對我的建議 拍手贊成，而且很快就落實，並給了我一張三聯單中的收據，記得是粉紅色的。 現在，中共當局把王丹出於人道救助搞的互助會作為「陰謀顛覆政府罪」的主要 罪狀之一，真令人啼笑皆非。那些困難的人沒錢買米、買藥，中共的各級組織熟視 無睹。老百姓經常說「你沒事，他（指共產黨）來找事，找你的麻煩；你有事，有 困難，怎麼找也找不到他」。共產黨在憲法上寫明領導一切，老百姓有苦有難卻不 管，老百姓自然痛恨。王丹管了，老百姓自然更加痛恨共產黨的政府而更加喜愛王 丹，這就是王丹的「不對了」，就是「陰謀顛覆政府」了。說得也對。不關心百姓 疾苦的政府是建在沙灘上的摩天大樓，一顛一覆的風吹草動就會忽喇喇一塌糊塗， 一堆瓦礫。 我認識王丹，是在一九九三年秋天。因為要爭辦奧運會，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釋放 魏京生之後第三天即九月十六日把我放了出來，後來還放了翟偉民。就在我被放出 來的第二天晚上，王丹來我家看望我。一見面就說「吳老師，我來看你來了。」我 說「歲數比你大，老師不敢當。」我勸他以後不要叫我吳老師，叫老吳或學燦都行 。他後來還是一忽兒「吳老師」、一忽兒「吳兄」、「學燦」。從那以後，我們時 常見面，晤談甚歡。他喜歡文學，我也很喜歡。特別是我與他都極其喜愛古龍。我 們談古龍，談他的小李飛刀，談他的風流楚香帥。我們認為，古龍的書，僅從文字 水平來看，大陸四十多年來的文學作品鮮有能及者。當然，我們不贊成俠客的某些 做法。我們討論中國的前途，一致認為一定要採取和平的手段，爭取來的自由民主 才有堅實的道義基礎。共產黨奪取政權靠的是兩手，叫做兩手硬：一手是握著筆桿 子，一手是拿著槍桿子。筆桿子的任務是瞞和騙，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槍桿子的 任務是武力搶奪（與國民黨爭坐江山）和暴力鎮壓不同的聲音（六·四屠殺）。毛 澤東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真的是工人 階級和貧上下中農給的嗎？現在去問大陸的工人和農民，他們大都會這樣回答：「 我們不知道，我們沒給，是他們自己搶的。」 我和王丹經常討論，有時也會爭得面紅耳赤，但我們的交情卻越來越好。王 丹是 一個很讓人喜歡的人。他謙虛，好學，關心別人，待人真誠。我相信，假如六·四 以後他沒被抓住而逃亡海外，決不會做出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目空一切、揮霍浪 費的事情。 萬兩黃金容易得，人間知己最難求。共產黨的鎮壓，使我坐了四年牢房，卻使我 得到王丹這樣一個好朋友。真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