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悲哀

——從王丹被判刑十一年說起


(德國)胡星


  六四的時候，我在上海。我和許多人一樣，是從電視屏幕上第一次認識王丹的。
那時的他和其他幾個學運領袖正在與政府總理進行電視對話。學生領袖們的觀點、
立場和要求道出眾多中國人多年的心願。事後，人們相互傳說，大有一番十多年前
粉碎四人幫後大快人心的感覺。我已不能再詳敘當時的細節，但李鵬的謊言永不會
忘卻：「我們絕不秋後算賬。」其實，當時我已隱約知道李鵬的話不會承諾，因為
當時已有消息，中共高層下達指示，攝下當時所有的一切，但萬萬沒有想到，之後
所發生的事與一個堂堂總理的諾言相距何等之遠。乃至戒嚴、軍管、屠殺、逮捕、
判刑，以及更多、更漂亮、更堂皇的謊言，或許都出自這個屠夫之口？我無從查證
，但他無論如何是主要肇事責任者應確證無疑。我曾偶爾翻到德國出版的百科全書
，對李鵬的著名「評價」就是：六四屠殺主謀。難怪他惶惶不可終日，欲擺脫那麼
多六四冤魂整日的纏繞，只得又大開刑戒，抓一個吳大偉，再判一個魏京生十四年
，這恐怕還不能解脫對他總理地位的威脅，於是，再給王丹判個顛覆政府罪十一年
。否則，或許到了那麼一天，他的下場還不及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南韓的全斗
煥或東德的昂那克。歷史總會寫下審判他的一天！
  歷史事件總是那麼偶然，如果胡耀邦晚一點過世；或許學生與政府間的關係不會
僵持得太遠；如果趙紫陽懂一點策略，或許當時的學生運動會有轉向；如果楊尚昆
多一點思索，或許不會造成流血；如果鄧小平少一句話，或許不會有那麼多民運人
士關進監獄；如果江澤民憑一點良心做事，或許不會有魏京生、王丹的再被判刑；
如果李鵬減一點權欲，或許中國的民主就多點希望，如果……，或許……，這一切
只能是假設的、虛擬的，而中國的人權、政治現狀和制度一直是實在的、殘酷的、
震驚世界的，作為中國人，對此總有無限的悲哀，萬般的無奈。
  六四之後，我整日東躲西藏。有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朋友、熟人幫了我很多忙，
直至我離開國土投向歐洲。那時電視、電台連續不斷播送通緝犯的名單和照片。聽
說王丹也離開過北京，後來似乎是被人發現了還是被人出賣了，細節我不能瞭解。
但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確實對每個與我接觸的人來說是一種難知的危險，更何況
王丹是人人皆知。這期間，發生了蕭斌被抓的一幕。一個偶爾到北京出差，目睹六
四，向美國電視記者發表一番見解的公民，在家鄉大連被一個「有政治覺悟」的女
售貨員發現而被判刑十四年。我和房主一家為此沉默了好幾天。這看來是一場政治
笑話，但它使我在短期內作出暫時離開中國的決定。我沒能與遠方的父母告別。這
一去，就是六年。這六年裡，我也非常想念親人和家鄉，我總願望自己能有一日自
由地重新踏上國土，去實現我們民主制度的理想。可是我不在被允許回國之列。這
樣的「懲罰」太不近人情，但我畢竟能有魏京生、王丹享受不到的生活和自由。
  在我眼裡，王丹是優秀的。沒有他們當時的膽略和呼聲，喚起民眾，或許就不能
寫下中國這段震撼世界的歷史篇章。王丹也是不幸的，事情的發展太出乎意料，中
國壞人當道，民主前途未卜。他本該享有繼續讀大學求知識的權利，享有年輕人的
生活。王丹是偉大的，作為學生領袖被關進政治犯的監獄。四年的監獄生涯並未減
弱他的鬥志。他在一次外國記者採訪中強調，他將立足中國爭取民主權利。出獄後
的歲月裡，儘管苦難重重，他還是這樣去做的。他的經歷和不幸正是自六四起的中
國歷程的典型寫照。
  我曾經為蘇武牧羊而打動，為張志新的事跡而震撼。總期望著後人視為前車之鑒
，類似的事件不再重演。可是中國的歷史卻偏偏又走到螺旋式的同一處，現行的法
律和制度與保障中國人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相去甚遠。記得文革過後，眾多受害
者聲討四人幫，要求償還文革十年的摧殘。典型的一句是「人生能有幾個十年」。
現在我們該為魏京生、王丹吶喊：「人生能有幾個十五年、二十年」。電視屏幕上
，王丹母親流著眼淚，向記者訴說著：「我兒子沒有罪，他說的話是真話。」我也
痛哭了。我為中國有這樣的母親而驕傲，為中國有王丹這樣優秀的兒子而自豪。歷
史會記住這一切。□(作者為「歐工協」德國分部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