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反官僚主義的內在邏輯和內在矛盾 賈英辰 毛髮動文革的動因，一說是毛和劉少奇等的權力鬥爭，一說是他們之間的意識形 態政治路線的分歧。還有一種混合說。本文第一部份想進一步論證意識形態分歧說 。我說意識形態的分歧，不說政治路線的分歧，因為毛的不斷革命的主張，超出一 般的政治主張，近乎宗教教旨，不能形成一條穩定的政治路線。其實毛本人在晚期 自視為思想導師不亞於自視為政治領袖。這是本文第二部份想加以說明的。 一 鄭義先生的文章說，「海內外學術界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利用人民來清除政敵這 一點已有大致的共識，那種認為毛迷醉於崇高革命理想的解釋已顯得過於淺薄天真 。」我聽來這兩句都有疑問。就我閱讀所及，大多數作者似乎認為文革不是源於毛 和劉少奇的純粹權力鬥爭，而是源於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政治路線的分歧。甚至不 少作家乾脆說這是共識。其次，革命理想幹嘛一定崇高呢？這麼遣詞造句就有堵塞 反對者之口的嫌疑。 有許多論據傾向於表明毛不是為單純爭權奪利發動革命的。這裡舉兩條語錄。這 兩條語錄人所能詳，但不常用來說明這裡的論點。一條是七八年來一次。這顯然是 針對官僚主義將不斷產生的設想，而不是專對劉鄧的。第二條是毛自謂一生干了兩 件大事，其二是文革。毛大概不會把一次權力鬥爭的成功看做平生兩大成就之一。 而且，毛這段話說得頗有保留，文革對錯，要由後人評判；若只說打倒劉鄧，就不 必有這份保留了。 不過，我們更願意關心的的，實際上是澄清什麼叫權力鬥爭，什麼叫意識形態政 治路線分歧。簡單說起來，狹義的權力鬥爭和權力圈外的廣大群眾的政治取向沒有 什麼關係。最典型的純粹權力鬥爭是所謂「宮廷政治」。這個用語頗為生動地表達 出了與廣大群眾的政治取向無關的意思。而政治路線意識形態分歧則是說進行權力 鬥爭的各方代表了權力圈外群眾的政治取向。文革中的權力鬥爭顯然和群眾的政治 取向具有互動的關係。這一點，最近的文革研究特別加以強調。例如，人們注意到 文革中的廣泛的群眾參與，注意到文革中的派性是有政治基礎的。所以我們認為毛 發動文革涉及到意識形態政治路線的分歧，而不能贊同純粹的權力鬥爭論。至於更 狹義的權力鬥爭說，陰謀論，我們就更不能接受了。 權力鬥爭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混合說，我們照樣無法接受。這一說初看是最妥當的 ，因為文革中始終進行著大規模的權力鬥爭，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然而，凡政治 路線意識形態的鬥爭，總是牽涉到權力鬥爭的；逆定理卻不成立。所以，我們說毛 劉之間有政治路線意識形態的鬥爭，同時自然也著眼於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再說 兩者混合，不是更精確了，反倒容易引起混淆。至於六九年之後，群眾參與越來越 成為表面文章，政治鬥爭越來越接近宮廷政治，這原是所有革命運動發展的普遍規 律，不能因此讓我們得出結論說所有革命實際上多是純粹的權力鬥爭。本文不爭論 我們應該把文革定義為三年還是十年，但即使定義為十年，文革頭三年是文革核心 ，這一點很少引起爭議。六九年後，毛、林、黨的原高層領導、人民群眾，都開始 轉換看待文革的視角。只有所謂四人幫這些鐵桿文革派堅持文革理念。從這種眼光 來研究六九年到七六年的中國政治取向將會有所收益，但這項研究落在本文範圍之 外。 下面我想進一步說明我的主要觀點：毛髮動文革，是想發動一場革命，而不是利 用文革進行權力角逐。八九年之前大陸的不少研究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相當廣泛的 論證，例如《晚年毛澤東》裡蕭延中的文章。八九年之後出現的文獻，提供了進一 步的論據，例如《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下簡稱《李志綏回憶錄》)。李志綏沒 有什麼理論興趣。這位醫生本人其實傾向於把文革看作權力鬥爭，但書中那些生動 的材料恰恰指向相反的理論結論。就此而言，這本書裡的材料特別有利於支持我們 的觀點。從這本書不難領會到，一九五六年以後，毛的主要矛頭始終是對準官僚階 層的。這和我們一般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 毛的反官僚主義傾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追索。一是毛的造反性，反秩序反理性 的天性。毛喜造反，喜亂，這點已成公論，無須論證。毛常告訴李志綏，他念的是 綠林大學。「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和毛的個性有關。但我們無須把毛的個性作 成主題。中共裡面有很多人是喜造反的，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場卻和毛相反。張春橋 並無喜亂的個性，卻為毛的文革思想前後奔走。歷史人物的個性，只有在和廣泛的 歷史訴求相呼應的時候，才會產生重大的政治後果。毛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造反有 理；可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這裡面有他的基本歷史訴求。 二、毛好造反，好折騰；而且總是從小人物的立場出發來折騰 。例如在《紅樓夢 》的討論中，毛的矛頭也不是指向俞平伯本人的，而是泛泛指向權威，替小人物說 話。這順理成章，本來是被壓在下面的人才要造反，在邏輯上才能造反。毛的無數 語錄和行為都說明他堅持某種人民群眾中心論——雖然毛是怎樣設想「人民群眾」 的，還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毛始終把自己設想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眾 的朋友，被壓迫者的朋友。這方面的證據也很多，這裡只引用毛五八年前後寫的一 段話。「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 份發明創造，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幹的。……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想 一想。結論就是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 敢想敢說敢幹。」這是批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崔使君序》一文邊上的話，有感 而發，不是為權力鬥爭而設的刁鑽之辭。本文不遑研究毛的思想，但不妨提到，毛 特別關注的，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群眾，而是下層的精英份子，並且認同於這些人 。而下層精英份子的生命力，原是一個極富意義的話題。 第三點是毛的烏托邦思想，對公社的愛好。毛對公社情有獨鍾，這也是大家都知 道的，不必費力論證，不僅他從未棄過農村的人民公社方向，而且根據五七指示的 設計，農村、工廠、軍隊、學校，都要成為群眾作主自給自足的公社。 上面提到的三個方面是互相聯繫的。要看到這種聯繫，我們最好考慮一下，人民 當家作主的思想似乎是一個悖論。我們古代就有民貴君輕的思想，近代更有民主思 想，民主主義。然而，這些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似乎有一個邏輯上的困難，即， 人民按照定義就是處在下層的。無論什麼政體什麼政治方式，到頭來人民還是在下 層。在西方，實行了民主制，可是最得意最舒服的還是資本家和官員，拿大主意的 是這些人。所以，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你可以有一千種理論證明西方民主是真民主 ，但這改變不了人民實際上處在下層的基本事實。在下層，就是被壓迫的階層。至 於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也許需要更多一些的說明，因為在許多人們心目中，由於有 意無意的誤導與自我誤導，西方民主已經根深蒂固地被認作是真民主。尤其是那些 後進國家中爭民主的精英們。儘管真民主還是假民主與該統治階層是否對立於人民 或是否能代表國家的意志並無對應關係。在毛看來，不僅各種精緻的民主理論可有 可無，就連馬克思那些精緻的理論，意思也不大，剩餘價值啦，社會發展啦，頭緒 太多，是書生在那裡做文章，基本的事實無非是人民受壓迫，而哪裡有壓迫，哪裡 就有反抗，這一點在奴隸社會對封建社會什麼社會都一樣。對毛來說，千頭萬緒， 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好，現在共產黨造了反，成功了。可怎麼樣呢，造反的結 果是建立一個新的政體，同時就有一個新的統治階級，有個新階級。即使現在施行 統治的人是從前的被壓迫者，反正他們今天成了統治者，人民還是在底層。於是還 要造反。然而，再造一次反，結果不是又造成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嗎？是的，所以要 七八年來一次，要不斷革命，不允許任何持久穩定的統治，任何持久穩定的政體。 持久的只有看不見統治者的公社，某種類似烏托邦的東西。 這樣看來，人民中心論，造反主義，烏托邦理想這三者可以形成一個邏輯整體。 我們還別急著說，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過於粗俗，別看馬克思的理論功力比毛深 得多，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其實不過建立在社會發展數階段的神話上面，在這種 神話上建立起來的最後一個發展階段即共產主義，當然超不出理論虛構。熟悉馬克 思著作的朋友，在哪裡讀到過馬克思從他的「科學」基礎上推論出來共產主義社會 的形態結構？推翻了他所面對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之後，社會該是個什麼樣子 ，他完全沒有底。對設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的零星幾筆描述，還不如毛的公社設 想來得現實來得具體。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學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當性，認為蘇聯中國等國只是由於 歪曲了馬克思才造成那樣一種畸形的統治。他們試圖通過這樣那樣的修正重新展現 馬克思主義合理內核。他們一方面否定蘇聯中國等國的實踐，另一方面卻利用這些 巨大的實踐來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而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肯定在某種意 義上是合理的。以上說法有些道理。但馬克思思想中究竟是什麼影響了或代表了相 當一部份本世紀的歷史進程，卻需要我們以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審視。情況可 能是：馬克思思想總結性地宣揚以意識形態政治來取代現實，領導現實。我們可以 從這個角度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主要來源」。一、馬克思成長在法國大革命 的地震餘波之中，這次革命不像以往幾千年的革命那樣，不僅是現實革命而且是意 識形態革命。二、馬克思和尼采一樣生活在上帝剛剛死掉的年代裡，精神的真空亟 須由世俗的意識形態填充。三、現實從來是在傳統中定義的。隨著帝國主義完成對 全世界的佔領，傳統統統瓦解了。所有革命的衝動都進入了意識形態的掌握。 本文不展開以上諸方面的研究。提到這些，只是想說明，科學社會主義這樣子虛 烏有的東西，從來不曾影響過中國共產黨革命，也不可能影響任何革命。馬克思主 義在一種廣泛得多的意義上影響中國共產黨革命，即意識形態性質的革命。這種性 質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沒有界定自己的終極目標。不斷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後 果，而不是它的歪曲。 用一條線索來歸納處在極其複雜的中國社會裡的極其複雜的毛主義，當然非常危 險。但若要嘗試，我們說，毛始於造反有理，歸結為不斷革命，雖不中，亦不遠矣 。 人民中心論，造反主義，烏托邦理想可以說是合乎邏輯地匯合在一起，匯成了毛 的主要傾向。四九年前，當然是打倒蔣介石統治。五十年代後，毛把這種主要傾向 叫做反官僚主義。後來有這樣那樣的提法，反官僚主義的提法始終沒有完全廢棄不 用。看一下毛一向的講話，特別是文革以來的講話，主題就是官僚和群眾的關係， 而他永遠站在群眾一邊，代表群眾。 這種傾向在五六年開始變得激烈起來。「一九五六年中，我(也)發覺毛對共產黨 領導同志非常不滿。……此時已建立起一個深入鄉鎮，由共產黨直接控制的龐大國 家官僚體系……但毛所極力追求的國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國的浴火新生——仍 然遙遙無期。……毛(為此)對當年並肩作戰的領導同志十分震怒。……他對共產黨 當年的不滿逐日加深，多年後，終於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李志綏回憶錄》，P 113-114) 從五六年起，毛就打算開門整風。中共喜歡整風，但從來不採用開門整風的辦法 。黨的中高層一開始就對開門整風疑慮重重(黨的中層以下沒有任何政治頭腦)。後 來中止整風，反過來整右派，黨非常高興。鄧小平這些人十分起勁，原是必然。一 般從人性上說，鄧比較務實並在這個意義上比較溫和，毛比較極端並在這個意義上 更其辣手。但我們還不能從一般人性上來看待他們。從各自的政治要求出發，鄧反 起右來比毛還起勁，並不難理解。 五七年的轉彎，停止整黨而反過來整右派，對毛來說還不太困難。無論從私人感 情還是從政治取向，毛對中共上層的敵意還不很深，反自己黨內的官僚主義的思想 還剛剛萌生，主要是反官僚主義，還不是反黨內官僚階層，還沒有形成官僚階層即 新資產階級的思想。何況，那時離建國還不遠，舊社會的人還在，還需要整。黨比 起右派，無論如何離毛更近些。毛之反官僚，是從左邊反，原與右派反共產黨官僚 的立場相去甚遠。 整右派，整任何人，毛倒是都可以想通的，不會太難過。人民群眾並沒有真正發 動起來，反倒是一小撮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跳了出來，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人民群眾 。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當然是毛自己，他說話了，就是人民說話了，「人民」這個 觀念本來有幾分抽像，因為它是從政治上而不是從吃穿住用來定義人群的。究竟誰 代表人民，究竟代表人民有多重要，這裡都不討論。只需指出，雖然毛很樂於相信 自己是人民的當然代言人，他的人民觀念卻越來越抽像，越來越和人們日常的吃穿 住用不相干了。右派不是人民，起碼不是人民中心論的那個人民。 毛一旦確定他的政治策略，從不手軟。反右又一次體現出毛的無情的政治鐵腕。 但從思想感情上說，毛對事態的轉變遠沒有那麼得意，反右畢竟不是毛的初衷。據 李志綏報導，右派開始攻擊中共領導的時候，林克告訴他，毛這次受到重大打擊， 一天到晚睡在床上。(《李志綏回憶錄》，187)更重要的是，反右並沒有使毛改變整 官僚主義的一貫傾向。 毛為什麼從五六年起激烈起來了呢？道理相當簡單。毛一貫革命。只不過，在四 九年以前，革命是中共的共同事業。四九年到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大致還 是採用革命的方式。到五六年，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中共整體上轉向 常規統治。變的是中共，而不是毛。 這裡我們應當指出，變是正常的，自然的，而不變是反常的。意識形態式的革命 誇大自己的目標。本來，革命只有有限的目標，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某種較能代 表下層人民利益的政權，建立某種形式的制度，等等。達到這些目標以後，革命的 領導層自然就準備轉變自己的職能，準備按步就班來治理這個國家了。然而，現在 革命已經把自己定位在意識形態之上，要建立一個人民徹底當家作主的制度。五六 年，這樣的目標當然沒有實現，其實也永不可能實現。然而，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目 標，卻恰是作為革命黨同時又作為意識形態黨的共產黨整體制定的目標。毛堅持這 個目標，從而始終在思想上掌握著中共的領導權。中共上層所要實現的轉變，雖然 是自然的轉變，卻始終不理直氣壯的。中共本來是個革命黨，而到了五十年代後半 ，毛的革命性顯得格外觸目。毛也正是在這時期提出了「不斷革命」的口號。前人 已經論證過，五八年六十條裡提出的「不斷革命」的思想是毛最基本的思想，時髦 的一貫思想。只不過從前本來就在革命，不必提它。只是到了五六年以後，才出現 了黨不再打算革命的危險，從而才有提出「不斷革命」的必要。毛要不斷革命，就 和中共之為統治者的基本地位基本取向發生了矛盾。從這時起，毛逐步走上了與黨 為敵的道路。反右之後，反右傾是針對黨內的，四清是針對幹部的(四不清幹部是當 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毛澤東思想萬歲 )。五六年九月八大通過的劉鄧路線，毛從來沒有喜歡過。十三年毛都不滿，直到六 九年九大。八大中委在文革中普遍受到嚴重衝擊即為一證明。毛對這一點是有明確 意識的。他自我總結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把蔣介石打到台灣去，這是大多數人 支持的(即中共作為整體支持的)；另一件是搞文化大革命，這是引起中共整體反感 的。 五七年，毛和黨離破裂不遠，反右推遲了兩者的公開衝突。但如剛才說的，反右 並沒有改變反官僚主義的總傾向。而且，這種傾向越來越突出。李志綏寫了毛怎樣 把北京醫院叫做「老爺醫院」，要取消北京醫院，取消保健局，提到醫院只給百分 之十五的病人看病，農民看不上病，醫生帶口罩是做老爺的表現。這些話好多是私 下閒談時說的，更能表現一種思想傾向，而不像在會議上在公開場合的講話，政治 權謀的因素往往很重。在所有這些提法中，有一種基本傾向貫之始終，這應是很清 楚的。不可能把每一點都理解為政治鬥爭的伎倆。李志綏認為毛針對劉少奇的病而 主張取消保健局，這看法顯然過於狹隘。李志綏是醫生，毛和他談到醫療部門就格 外多些。毛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卻是全方位的，在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各種發言各種 批示都針對「老爺作風」：「(全國文聯)這些協會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 的政策，當官做老爺。」 毛的反官僚不僅範圍越來越廣泛，官僚階層的邪惡性質在毛的眼裡也逐步升級。 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官僚」這個名稱不是太可怕，官僚主義是人民內部矛盾 。後來升了級，成了和人民對立的階級。到一九六四年，即文革前夕，毛明確批示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到文革中， 官僚階級成了黨內的走資派，甚至黨內的一個資產階級。「走資派」是個極重的罪 名，絕不在「反革命」之下。毛把他們稱作為「大大小小的蔣介石」。這是公開發 表的言論。一般說來，公開發表的言論還是比較注意「政策性」的，比較平衡些。 私下的言論要更極端。例如毛對李志綏說，「中國共產黨裡，好人都死完了，現在 剩下的都是些行屍走肉。」其狠恨一至於此！——即使說到蔣介石日本人美帝國主 義和地富反壞右，毛也沒這麼發狠。不過在日常語言裡，「走資派」這個名字始終 不如「反革命」嚇人，那只是因為走資派始終還在走，在相當程度上掌握著各級政 權。如果政權完全落在毛主義文革派手裡，「走資派」也許會成為最可怕的名稱。 毛對所謂官僚主義的痛恨逐步升級，這和五六年以後的一系列黨內政治鬥爭有密 切的聯繫。本文不遑審視這一發展過程。反正到文革前夕，毛已經把中共領導階層 整體看作了革命的對象。葉劍英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說，毛在發動文革時，「對黨 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這成了後來很多文章的分析要點。我認為 泛泛說毛當時對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沒有什麼意義。關鍵原在於，毛是站在什麼 立場上來估計形勢的。毛是站在反對整個十七年(確切說是五六年到六五年的十年) 統治模式的立場上來估計形勢的，教育路線，文藝路線，農村工作路線，所有戰線 ，都要改。形勢自然就很嚴峻了。高饒模式和廬山模式等黨內鬥爭形式自然就顯得 不足。必須直接發動群眾。四清等等運動，毛的本意都在發動群眾來整頓新的領導 階層，結果都不如願。直到文革，毛站在天安門上直接面對百萬紅衛兵，他才頗為 滿意地說，這場運動規模很大，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了。這種滿意來自拿文革和自 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冷冷清清的政治局面相比較，而不是來自某種政治謀略的成 功。 二 我們不願把文革看作宮廷政治。純粹的權力鬥爭當然對群眾也有影響，例如進行 權力鬥爭的雙方可能利用群眾。這種影響，民間有一句生動的話，就是「運動群眾 」而不是「群眾運動」。權力鬥爭說實際上就是主張文革說到底是在運動群眾。在 這一關鍵點上，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幅相當矛盾的圖畫。一方面，群眾懷著極大 的政治熱情投入文革，對十七年秩序的反感是這熱情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但是 另一方面，等整個文革過去了，很多人有一種上當的感覺，幻滅的感覺，被運動了 一番的感覺。不止是感覺。今天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文革到底在什麼意義上是一 場革命？比較一下一七八九、一九一七、一九四九等等，這些革命改變了政治制度 ，改變了社會結構，等等。文革留下了無數故事，從恩恩怨怨直到精神轉變，但它 是否具有以上這些革命的社會政治結果？總的來說，沒有。 泛泛講，革命是群眾的節日，群眾天然具有破壞既有秩序的衝動。任何秩序，哪 怕是最合理的秩序，也具有壓迫性質。較具體一些，十七年的中共官僚秩序，把人 壓得喘不過氣來。毛反秩序反理性，並相信在這一點上，他是站在群眾這一邊的， 或群眾是站在他這一邊的。這並非沒有道理。被壓迫者，亦即毛所稱作「人民群眾 」的，本來就有反秩序反理性的傾向。誰最喜歡理性喜歡秩序？四十歲的優裕階層 ，有了資產有了社會地位的人。理性和秩序本來就具有壓迫性質。即使比較合情合 理的理性主義也難免，更別說十七年的那種秩序了。共產黨是格外講求秩序的，像 通姦和商業投機這類典型的無序現象，自有人類以來至少有了都市以來幾乎沒有斷 絕過，居然到了共產黨手裡就清除了。有秩序本身是不賴，但另一方面，連同秩序 而來的壓迫也越甚。廣大群眾對秩序從來就有牴觸有抗拒。對共產黨造成的十七年 的那種秩序更有強烈的反感。毛的反理性反秩序，激活了人民群眾的這種反感。所 以才有文革開始時那番轟轟烈烈。 然而，單單從群眾反秩序的天然傾向是無法解釋文革的，因為這種傾向無時不在 ，文革卻千年一遇。文革之所以會爆發，有賴於人民群眾已經受到一種特定的教育 ，對這樣的革命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 上一節提出，毛反官僚主義的基本路線是由人民中心論，造反主義，烏托邦理想 這三者構成的。而這三個方面，多在十七年的教育中，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中，充 分地灌輸給了群眾。我說毛的意識形態掌握著領導權，主要是就此而言的。中共高 層逐漸轉變為一個常規的統治階層，但他們沒有充分的法理來為這種轉變進行辯護 。他們必須假裝說，掏糞工人和國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學生造反，他們只能說是 娃娃們關心國家大事。他們開始為自己設立範圍極廣的特權，但這一切必須偷偷摸 摸地進行，因為原則上，所有人——反革命份子除外——都是平等的。 中共高層沒有他們的思想體系。毛有。而這個思想體系就是文革爆發時人民群眾 的思想體系。難道我們真能否認，當時革命群眾和毛心連心那股勁頭啦？把這樣的 思想準備說成是受騙上當未免過於輕描淡寫。因而，與其說群眾的熱情來源於對十 七年的壓迫和反抗，不如說是出於受到毛思想深深的熏陶，從左面對十七年的反感 。 然而，如上一節提示的，毛的思想體系不是一種正常的政治思想體系。它就其基 礎而言處處都是裂隙。當文革變成現實，這個基礎完全承受不住這個現實的壓力， 整個現實也就倒塌下來。人民群眾和毛同行了一程，最後是人民先醒過來，因為他 們先要承擔現實的壓力。中國人把意識形態的統治推到了極端，這個過程有兩個句 號，一個在七六年，一個在八九年。看起來，意識形態式的政治在中國已經徹底結 束。無論盼望還是擔憂另一場文化大革命，還是希圖重新恢復五六十年代的意識形 態統治，都不得要領。 意識形態在這兩個世紀的政治生活裡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是事實。然而， 從根本上講，意識形態的政治也許只是一種畸形的政治。文革是意識形態政治的極 端體現，它暴露出這種政治方式的許多畸形性質。本節主要想說明，毛的文革思想 不是正常的政治思想，文革也不是一場常規的政治革命。因而，文革在政治上也沒 有什麼積極的結果。文革後期人們對文革以及整個意識形態的幻滅感，是文革的應 有之義。 上面所講的，為我們研究毛的思想行為提供了一個稍有新意的角度。常見人們把 毛比作皇帝。這個類比錯失了本質之點：皇帝是政治權威，而毛不僅是政治權威， 他同時是思想權威。 毛像皇帝一樣是政治權威。政治權威是一個政治集團在其政治活動中無論如何都 要加以維護的。美國總統是可以彈劾的。從這裡看，美國總統更接近行政首腦而非 政治權威。美國的政治權威主要體現在憲法上。有合法的辦法廢掉總統，卻少有合 法的辦法廢掉皇帝。廢掉皇帝多為道德的理由而非行政的錯失。無論在行政上出了 什麼差錯，無論怎樣改變政策，補救過失，其它辦法都可以想，但不能考慮取消權 威，仍要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這並不只限於共產黨，也是皇權制度下統治集團的共 識。岳飛為什麼不為人民為民族為國家反了皇帝？維護政治權威，不僅對統治階級 極為重要，而且經常對民族對國家都是有利的。中共早就開始建立毛的政治權威， 不一定完全想模仿皇權，但是從政治出發，維護毛的政治權威對黨是有好處的。這 一點，彭德懷有時候不理解，有時候將信將疑。他大致是把毛看做行政首腦。而在 廬山上，聶榮臻、徐向前等人去勸他，就是從維護政治權威的角度多多少少說服了 彭德懷。 皇權制度下，皇帝的政治權威極高。在那些把毛比作皇帝的人眼裡，皇帝似乎事 事一個人說了算。但實際上沒有那樣的政治現實。沒有任何地方會有絕對一個人說 了算的現實。而是說，只能在內部反對皇帝的意見，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甚至可 以反對，但不能對外公開反對皇帝。後來人們對皇權的實際情況知道得多了一點， 說皇帝也比不了毛的獨斷專行。這是事實，不過還沒有道出毛為什麼有這樣的地位 。僅僅從毛特別凶狠狡猾也解釋不了，因為歷史上也有很多皇帝特別凶狠特別狡猾 。在毛眼裡，即使最偉大的帝王也略輸文采稍遜風騷只識彎弓射大雕，一句話，不 夠文，沒有主義。晚年的毛，在政治上高度不負責任，但是他的政治權威幾乎不受 挑戰。我想不出歷史上有同樣程度的例子。這只是因為，毛的政治權威有一重思想 權威的來源。毛不僅在政治上行，而且從根本上代表了共產黨的理論根據。 不管皇帝的政治權威有多高，皇帝不是思想上的導師。聖旨至高無上，可以作為 政治的行政的「最高指示」加以引證，但臣僚從來不引用皇帝的說法來裁決道德與 思想問題。在道德與思想問題上，總是引用古代的聖人，甚至引用當時的有識之士 。官僚階層在意識形態方面，甚至比皇帝的權威還高一些，這也是皇權和官僚集團 達到平衡的一個砝碼。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毛的地位不是一般皇帝比得了的。就此 而論，只有霍梅尼這樣的角色才接近些。毛不僅是政治權威，而且是思想上的導師 。毛在黨的高層會議上，經常恣意胡說，明知他無理，不敢反駁。但毛的基本邏輯 ，反對官僚主義的邏輯，號召人民起來造反的邏輯，卻是共產黨人駁不倒的，因為 那原是共產黨自己的邏輯。 在對政治的看法中，最開始具有印象的是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從Realpolitik來看 待政治，以為政治就是權力鬥爭。這種看法貌似深刻，實際上並不中肯。人生從來 不是只從得失來衡量的，而且也是從是非來衡量的。我是說，是非在實際生活中， 而不僅僅在書本上，是極其重要的，即，是隨時隨地起著實際作用的。政治不只是 一堆權謀。就是最無知識的人，也希望自己是正確的，希望自己處在正確的陣營裡 ，處在正確的領導之下，毛提供了這種領導，而中共的其他人卻沒有。這就是根本 的差別所在。周恩來等人常說毛不僅是個政治家而且是個思想家。思想有什麼了不 起？這裡說的思想，不是胡喬木、陳伯達那種理論家的理論思想，而是一種意識形 態的導師所把握的思想。 毛總說沒有人懂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自負自己讀了更多的馬列，說的無非是誰 都沒有從思想上從氣質上從根本上像他那樣懂得要造反的道理。對毛來說，思想必 須熔化在血液中，才是真正的思想。毛對思想的這種理解顯然並不全錯，例如，教 授們黨的秀才們讀了好多馬列，的確是沒有什麼用處。學理性的思想對毛從來沒有 吸引力，他的思想是廣義的宗教式的，是熔化在血液中的。毛之喜亂，幾乎到了病 態的程度。一個統治者這麼喜歡亂，真心喜歡亂，是很奇特的。毛的確不是一個正 常的統治者。哪兒有行政首腦喜歡亂的道理？這裡我想指出，毛，特別在他的晚期 ，主要不是把自己看作一個行政首腦，甚至主要不是政治權威，而是把自己看作一 個思想導師精神領袖。 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毛的很多基本思想。這裡只提一下大亂才能大治的說 法。這個說法顯然不合邏輯。太不合邏輯了，乃至胡喬木這麼個小人物也忍不住再 三和毛爭論。但這個說法仍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毛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它配套的還 有窮則思變等等。 胡喬木認為這些說法不合邏輯。個人對大治的理解可能不同，但亂只能是手段， 總不能永遠亂下去窮下去，最後總要到某一種安定的富裕的局面。這樣的邏輯，是 從行政的世俗的方面來考慮的。我們知道虔誠的教士苦修，他總是為了達到什麼果 報才苦修的吧？他的幸福觀可能和我們的不一樣，但他仍然是為了達到他設想的幸 福境界，他總不是把苦修當做最終目的吧？誠然。但他所設想的幸福，的確可以和 我們所設想的相去甚遠。更要緊的還在於，即使他的最終目的看起來和我們的差不 多，其意義仍然可以很不相同。一個伊斯蘭教徒虔誠得不得了，因為這個宗教許給 他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和我們平時追求的也差不多，比如富貴啦女子啦什麼的。但 是希圖來世得到這些東西和希圖此生得到這些東西卻大不一樣，就是說，這個教徒 的行為方式會和一個克勤克儉以圖發財致富的人的行為方式大不一樣。毛說的大治 ，並不是行政上的大治，而是指不斷革命理想的實現。革命不是手段。相反，行政 上的安定，經濟上的增長，倒都是手段，為再一次革命準備物質基礎。人們常說， 四九年到文革，只要剛過得好一點，毛就開始折騰，就搞運動。在毛看來，這就對 了。 人們早已從文革中的個人崇拜看到某些宗教色彩。但這還是表面文章。我這裡則 想強調，毛對國家的設計，對人民幸福的設計，和一般統治者的設計，無論好壞， 多不大一樣。毛的一套思想，在晚期發展到它的極致，近乎一種宗教思想而不是典 型的政治思想。這一設計不是世俗的，因此無法很好地描述。我們都知道教徒信仰 天國，但天國是什麼樣子，總無法很清楚地正面描述。毛的設計也是這樣。烏托邦 本來被稱作世俗宗教。 我們這裡無法細論毛的導師意識的發展過程。大致說來，青年毛澤東就有導師意 識，不過後來投入實際鬥爭，不能像一般知識分子那樣自己坐在屋子裡就覺得像個 導師。從三五年到四二年，毛主要是個行政首腦。四二年以後，中共黨內毛這一派 為了對付其它宗派，中共作為一個整體為了對付國民黨，有意識地樹立毛的政治權 威，直到四九年以後。整個這段時期，毛顯示出在行政方面(這裡的「行政」是字面 上的即廣義的，主要是制定政策)極其能幹。毛在這方面也很自負，後來常向人念叨 他那些年裡怎麼一貫正確。甚至到五六年，毛還決定自己出面來指導經濟工作，制 定鋼產量啊糧產量啊，考慮人民公社的核算制度啊什麼的。五六年到五九年鬧了一 通，證明他在新任務面前的行政能力——現在主要是指導經濟建設——完全不行。 毛自己並不諱言這一點。這時，行政工作變得越來越獨立了。毛也很快完全失去了 對行政事務的興趣，他對公有制、公社、食堂等等的愛好，漸漸脫離了具體可行的 措施，更多地變成了一種思想，一種感召。可以認為，五六年到五九年的行政失敗 ，強化了毛的導師傾向。不能否認，毛曾經想當一個大有作為的君主，想建立一個 富強的國家。但是我們注意到，五九年以後，毛越來越少想到這一方面。文革裡喊 四個偉大，毛十分冷漠，說他只接受「偉大導師」這個稱號。行政首腦的夥伴是官 僚集團，而導師是直接面對群眾的。 毛對黨的概念和劉周等人截然不同。黨在劉周手裡是控制行政部門的機器，而在 毛眼裡主要是貫徹思想的渠道，他總是繞開黨的官僚機構，直接面對廣大黨員群眾 。毛開始逐漸喪失政治常識，這是黨內高層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的。黨越來越注重實 際統治而毛越來越傾心於不斷革命，兩者的距離越來越遠。毛愈發感到需要直接面 對群眾。他對官僚主義的痛恨，一部份就來自官僚隔斷了他和群眾的聯繫。政治領 袖需要動員民眾的機器，但毛這時更側重自己精神導師的角色。 所謂個人崇拜也與此有關。毛當然清楚，官僚在群眾之上，他又在官僚之上，他 幾乎見不到群眾。他可以設想他和群眾之間有一條天然的紐帶。但他也需要有形的 東西。這條紐帶裡只有一點是有形的，這就是個人崇拜。很多材料表明，毛在政治 上本來是反對個人崇拜的，在心理上也並沒有那份膚淺的虛榮。看看毛站在天安門 上接見百萬群眾的那幅表情就清楚。他說「個人崇拜也許是必要的」，從這話的口 氣，與其聽出他心理上對個人崇拜的需要，更容易聽到的是他這時瞭解到，個人崇 拜這時是他和群眾聯繫的唯一的有形方式。 毛晚期對群眾的關係，不僅是政治領袖和人民之間的關係，而且是導師和信徒之 間的關係。毛的很多矛盾表現，要從這種視角尋找線索。一方面，他堅信自己是民 眾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資料表明，毛在五九年以後曾作過任何認真 的努力來瞭解他的子民所需要的是些什麼。政治家出於種種原因關注民眾的需要， 導師則告訴民眾他們需要什麼。一方面，毛到處鼓吹反權威，另一方面，他忍受不 了任何人反對他的絕對權威。反對官僚制度與主張民主體制並非就是一回事，毛反 對官僚制度因為它使人民不能當家作主，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人民亦不能當家 作主，這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一直宣講的話題。於是實際情形就是，在廢掉官僚集 團後，只有由毛一個人，及其個人代表(如文革的中央文革以及九大後的政治局)直 接與人民面對。而要保證人民不失去這種地位，就只有絕對加強毛的個人地位與權 威，即把毛當做絕對不可動搖的上帝本身或上帝的唯一代言人。而在沒有上帝的世 界上，則是該特定意識形態的唯一闡釋者和執行人。這也就自然地演化出毛在行政 上在政治上的絕對獨裁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文革時一方面是無法無天的大民主，另 一方面則是無孔不入的極權專制。其實文革中真正可怕的並不是毛的獨裁專制，而 是幾乎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並成為了毛澤東的幫兇而形成的群眾暴力，這與當年的納 粹主義運動多有相似之處。其實，極權的反權威傾向和建立個人絕對權威的傾向共 生，原是個普遍現象，不是在毛那裡的特例。我們只想一想我們知識分子中間那些 極端反權威的人物就清楚了。一方面，他總把自己設想為小人物的朋友，被壓迫者 的朋友。另一方面，他對於人民群眾所經受的實際苦難，對成千上萬的死亡，完全 無動於衷。其唯一的解釋，就是毛的准宗教的態度。為教旨受苦與犧牲，對於教徒 來說，原是正常之事，既無須悲悼，也不形成個人的榮耀。毛不愛他的家庭，不愛 他的朋友，不愛他的戰友；毛對個人幸福毫無感覺，從不看重物質享受。正如蕭延 中先生所說，「具體的個人在毛澤東的觀念中不僅是無價值的，而且是極有害的。 」 小結 從思想上說，文革遠不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胡鬧。它具有充分的意識形態基礎， 並且以極端形式表明了意識形態政治的虛幻。文革結束後，有人說它的教訓在於必 須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有人說它的教訓在於中國必須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這些可 能都對。但文革的總體教訓無非是：我們再也不能把任何意識形態做成政治建設的 基礎，無論那是共產主義還是西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