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索爾斯伯利兼論海外中國通 秉 真 有一名關於人生哲學的外國格言，大致意思是一個人前半生朝後看，後半生則朝 前看。如果讀者也像筆者一樣，發現曾經交往相識的若干人士已在逐漸過世，我們 自己大概也確屬人過中年了。過去幾年內，我隨便發表過幾篇回憶故人的文字。這 裡所說的「故人」，如其說是老朋友的意思，倒不如按其字面解釋說是已故之人的 意思。我回憶江青，是通過個人一些經歷談論中共人事；回憶聶元梓，是談北京大 學文化大革命；回憶費正清，是談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這篇回憶索爾斯伯利的 文字，同樣是通過個人經歷漫談一下海外「中國通」，即英文稱之謂CHINA HANDS或 者SINOLOGISTS者也。 這篇文字的草稿，已經在計算機上存放二三年了，《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同學索 稿，現在出來略加修訂濫竽充數。記得兒時讀歐陽修「送李願之盤谷」，其中曾用 「不平則鳴」四字解釋世間風吹草動，鳥語花開乃至人間著書作文的內在動機，還 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碼眼下對於此人此文而言。且待日後稍有空閒和心緒，我也想 寫一寫回憶錄，像模像樣地鳴一鳴。 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哈里森 ·索爾斯伯利（Harrison Salisbury）偕同太太 開車旅行途中心臟病爆發，當天夜裡逝世於羅得島首府普羅維頓斯醫院，終年八十 四歲。從發病到去世只有幾個小時，沒有遭受長期的痛苦，用中國話來說是壽終正 寢或瓜熟蒂落，用我們共同相識的一位美國朋友的話來說，則是「一個完美的生命 終結」。 哈里森是一位國際著名的美國記者和新聞作家，長期任職於《紐約時報》，曾任 該報副總編輯；其一生寫過無數時事報導和幾十部新聞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一九 六九年關於第二次大戰中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生動記錄，因此獲得美國新聞著作界最 高的普爾茲獎，其次則有一九八五年關於中國紅軍長征的描寫，因為中國黨政領導 人的參與和作者旅行數萬里重遊長征路線而引起頗大的反響。最近一二十年哈里森 除去本人傳記回憶之外，幾乎全以中國問題為寫作題材，於是也成為一般美國人心 中的「中國通」。 我是經過美國作家羅斯 ·特列爾同哈里森 ·索爾斯伯利相識交往的，時間應該 是一九八四年春夏交際。當時羅斯剛寫完《毛澤東夫人傳》，其中曾由我收集翻譯 過若干中文資料。索爾斯伯利正在計劃寫一本關於中共長征的著作，也需要一二位 中國學生做同樣的工作。 顯然是從羅斯那裡已經得到一些有關我的情況，哈里森在電話上告訴我他手頭已 有幾本中文書籍，要求我閱後用英文作摘要，有何感想或者議論盡可發揮，供他寫 作參考。他特別提到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回憶錄」，其作者是「一位偉大的中共軍 人」。我不免問道，「他的名字是什麼？」「記不得了。」哈里森回答，即而又作 補充，「他曾經指揮過朝鮮戰爭。」我再追問，「是不是彭德懷？」哈里森回答， 「是，是，他是彭。」 哈里森《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於一九八五年正式出版。也就是說，一年以 前連彭德懷的名字都不知道，一年以後竟然寫出一部關於長征的大部頭著作，其勤 奮精神固然可嘉，其粗疏草率也可想而知。 首次通話不久我即收到哈里森寄來的一包書文，其中有《彭德懷自述》，我花了 一二周時間閱讀和摘要完畢後再一齊寄回哈里森。因為是窮學生打工，自然不會忘 記附上一張計時賬單。待他收到之後我們又在電話上核對過幾次。他表示非常滿意 ，如數付款之外，並且希望我能從哈佛燕京圖書館收集同樣的資料，做同樣的摘譯 報告。我則表示沒有時間繼續為他工作，同時把我所認識的黃賓同學介紹給他。我 說沒有時間倒也不只是矯情，當時我已經開始自已的博士論文，其題材同哈里森題 材有不少重疊之處，涉及有些資料和觀點不說不好，說也不好，我論文指導教師麥 發克教授更不主張我同校外新聞作家輕易接觸。 黃賓是一個非常聰明機敏的青年人，紈褲子弟的習氣當然也是免不了，當時剛從 哈佛畢業，搬出大學生宿舍，但下一步生活方向還沒有切實安排，只得暫時和我擠 住了幾周。讓他翻譯資料毫無問題，讓他作陪去中國採訪更是絕頂理想。於是，哈 裡森代買了一張飛機票，約同黃賓於一九八四年夏秋交接之際結伴去北京。黃賓早 就認識余小陽，在北京先按排哈里森見到黃華，余秋裡，而後緣籐索瓜，又見到王 震、李先念、楊尚昆、胡耀邦等人。已有上頭這些大人物出面，加上是外國大作家 要寫中國長征史詩，於是外交外事部門免費提供交通翻譯，各省各地的黨政軍官員 更不敢怠慢。哈里森這張機票的投資可謂大矣。黃賓後來告訴我，哈里森給他買的 只是一張單程機票，返美機票還得他老爹自討腰包呢！ 一九八四年感恩節，黃賓和我開車去哈里森家，還碰到了從紐約趕來的梅山，哈 裡森夫婦邀請我們三個中國學生吃飯過節，自然也同協助他寫作有關。當時哈里森 七十幾歲，一位高瘦清懼、健康健談的老人。記得他的家在康州西北部一個叫作陶 尼克的小鎮附近，幾十英里畝領土的莊園上建有一座主房和一座書房。哈里森每週 一二次開車三四個小時，到紐約辦公室上一二天班，多數時間則居家獨自寫作。他 所用的是一台老式的手動打字機，而打字的指法也古怪，只用兩個食指敲點鍵盤。 他的幾十本書都是這樣敲打出來的。我問他用不用計算機，他說試用過，但是不習 慣。 順著在已經建立的人事關係，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哈里森又多次去中國大陸 ，並多次見到楊尚昆，兩人似乎已經成為私交。哈里森很想採訪鄧小平，為鄧小平 立傳。鄧小平有鄧小平的脾氣，就是拒不相見。 哈里森的《長征故事》出版後，贈送我一本，並在扉頁上提詞致謝。毋容置疑， 這是哈里森關於中國問題的最有價值的一部著作，其優點在於對中共領導人如胡耀 邦等人和大陸史學家如胡華等人的專門採訪，不過其缺點也在於此，即缺乏獨立深 切的歷史見解。茲舉該書第十一章有關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後中共人事行動 略加說明，窺此一斑可見全豹。 遵議會議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謂政治 局者，就是全部隨軍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所謂擴大者，就是紅軍總部和 主要兵團負責人。鄧小平尚不在此列，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遵義會議參加者，而 只是遵義會議記錄員，歷史文獻對此亦有所清楚記載。但是出於各種政治和人事緣 故，近年來伍修權、聶榮臻等出面，將鄧小平回憶成為會議正式參加者。哈里森不 能閱讀原始歷史文獻，也難以體會現時中共人際關係，自然只能聽入什麼就寫什麼 嘍！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本來也是有明確文件記載的，即是自黔北至川 南，佔據赤水城和土城，在此黔川邊界地區打一二個勝仗解除敵人圍剿壓迫之後西 渡赤水河，以便從容折向北進，渡過長江而深入川南，配合川西北張國燾、徐向前 的紅四方面軍和任弼時、賀龍的紅二方面軍，赤化四川全省。結果卻是同川軍潘文 華部隊在土城附近作戰失利慘重，追兵壓迫的情況下倉皇西渡赤水河，無法北進求 渡長江，只能繼續西竄滇黔邊境。 「赤水」是一條河流，又是一個城市，哈里森對此顯然分不清楚。黔川兩省並非 嚴格以長江為界，四川省一部分位於長江以南，哈里森對此也顯然並不明確。中文 的江和河，在英文中只是一詞，渡江渡河在哈里森心目中只是一碼事。其有關紅軍 長征故事的描寫於是便產生了各種混亂，究竟是北向進川渡江還是西向渡河進川， 作者未免顧此失彼，不知其所云，好在美國讀者也不會追究罷了。 受到哈里森的啟發，一九八五年我也寫出一篇題為「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的興起」 的學術論文，刊登在倫敦發行的《中國季刊》上，這篇文字造成了不小的反響，也 惹出了不少麻煩，使我開始感覺到某些西方教授文人的專業競爭心態。一方面是文 人相親，另一方面是文人相傾，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如此吧！ 也是由於這篇文章的緣故，我和哈里森之間也發生了點芥蒂。文章發表之後不久 ，我接到傑克 ·謝維思（ＪＡＣ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從加州大學寫給我的一封來 信，信文儘管客氣，其目的卻是明白的。大意是哈里森在他的新書中表示對我感謝 ，責問我為何在我的文章中隻字不提哈里森新書。我感到吃驚，更感到委屈。 其實，我文章的基本立場之一就是立足於原始歷史文獻而不是中共領袖個人回憶 ，以求得同大陸史學界具備同等水平的事實知識而不同於大陸史學界的分析結論。 文章中沒有提到哈里森，因為那時他的書還沒有出版，我也沒有見過草稿。哈里森 的寫作方式我倒是瞭解一些，但卻正是我所要批評的，我刻意不同哈里森個人爭論 ，一方面是彼此相識，另一方面是哈里森是新聞作家，不是學術作家。反正在海外 同哈里森寫作方式相同或類似的作者甚多，不乏爭議對象。 我並不認識謝維思，只同他通過一二次電話，只知道他在四十年代曾以美國外交 官身份在延安居住過多年，一九八四年曾陪同哈里森夫婦在中國大陸重遊長征舊地 。我設想謝維思來信可能代表哈里森的意思，起碼兩人曾經就此交談過，於是就給 哈里森打電話。哈里森表示謝維思給我寫信他並不知道，不過我若能在文章中介紹 他的新書更好，這次時間上沒來得及他本人倒也能理解。 一九八九年我的《從革命到政治》由西觀出版社發表，其中幾次提到哈里森的新 書，也盡量多褒少貶，但是基本研究和寫作方式的分歧卻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 迴避。我也簽贈他一本留念，他來電話表示祝賀和感謝，也就是了。 一九八六年之後我同哈里森又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紐約，在一個華人集會上不 期而遇，另一次是在波士頓一家旅館，屬於專門約會。記得他對楊尚昆甚有好感， 而對鄧小平頗有怨言，我勸說大可不必如此，如果是對於鄧小平的政治立場不滿意 ，自然另當別論；如果只是因為鄧小平拒絕採訪，起碼不妨忍耐一下，他現在本人 不肯接見，但也沒有不允許別人接見，也就是了。因為鄧小平為人有鬆軟隨便的一 面，也有頑固執拗的一面，通過其下屬官員反覆要求正式採訪可能適得其反，最好 等待機會當面提出，也許有戲。 哈里森是一個美國職業作家，事情發生時候又正在北京，所以不能不寫天安門事 件，也不能不批評天安門事件，於是同楊尚昆的私人關係也維持不住了。隨後又寫 《新王朝》，揭批中南海內部派別鬥爭，把毛澤東和鄧小平稱為當代皇帝，台灣出 版界自然歡迎，宣傳得神乎其神。其實，該書的素材本來只是為鄧積極作傳準備的 ，由於鄧本人不配合而內容稍嫌不足，棄之未免可惜，於是加上毛澤東一併寫出， 而基本褒貶立場，也出於近年的公憤私怨，完全改變了。哈里森·索爾斯伯利和楊 尚昆的關係到底不同於埃得加·斯諾和毛澤東的關係，前者大致出於職業利益上的 彼此權益運用，後者倒有一些信念和友誼的共同基礎。 哈里森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九二年中寫了將近三十本書，除去受聘全日制工作期 間之外，幾乎平均每年一本，這就叫作美國職業作家。作家要出書，鞋匠要出鞋， 屬於同種盡職敬業精神。中國大陸作家，寫出一本書，於是乎成為作家，進入作協 乃至成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以後常年「坐家」，工資照發，好處是不用再動筆 動腦也可以維持生計，壞處則是不再繼續創作。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 楊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大致都是如此。當然，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迫害時鳴冤叫屈，所遭受的各種誣陷也確實冤乎屈哉，只是幾十年身為職業作 家無所寫作，總歸不妥，這裡似乎也有某種天理人情的因果報應關係呢！ 哈里森寫作生涯中，前半生寫俄國，後半生寫中國，他一點不會中文，據說會一 點俄文。學習外語需要下很大功夫，美國人往往缺乏此種耐心。哈里森曾在北京會 見楊尚昆和伍修權，楊尚昆是三十年代留學生，還是中共黨史上所謂二十八個半布 爾什維克之一，但是回國後政治上去了，外語就下來了，會見中哈里森則試圖說幾 句俄文，楊尚昆招架不住，於是換成英文翻譯。伍修權也是三十年代留俄學生，回 國後政治上不去，外語就放不下，在江西中央蘇區曾作過共產國際顧問的個人翻譯 ，會見中哈里森又試圖說幾句俄語，伍修權順水推舟，滔滔不絕，哈里森招架不住 ，於是又換成英文翻譯。 哈里森不懂中文，必須依靠幫手，對於中國和中共事務也不甚瞭解，只是臨時選 題目找資料作文章，前面提到的彭德懷和長征故事便是例證。無須在此點名，不少 海外「中國通」也都是如此。好在一般美國讀者也都是隨便獵奇，超出他們興趣范 圍和理解水平的東西反而不受歡迎。不過，一旦遇到象天安門事件那樣迫切複雜的 形勢判斷，因其「中國通」的職位職業或公眾形象不得不及時公開表態時，上電視 ，寫時文，許多錯誤判斷就出現了，不少逗根笑柄就產生了。 一個人對於終身奉獻的一種精神事業活動，如果自己心裡都感覺不紮實，我認為 總是有所缺陷、有所遺憾，我本人是不會幹的。我還認識一位中國通，以研究論述 唐詩宋詞聞名，卻不能讀李杜蘇辛原文。我覺得不可思議。同西方古典史詩如「失 樂園」、「浮士德」者相比，中國古典詩詞更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精緻文字遊戲，硬 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譯成英文 倒也行，只是如何品味？唐宋詩詞中最基本的平仄音韻規格顯然更不可翻譯。 不過話說又回來，美國人可以不懂中國，中國人不可不懂美國，此種情況同文化 教育有關，也同歷史背景有關，不過最主要還是同當代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形勢有 關。我在即將出版的《鄧小平政傳》前言中對此有所議論，不妨摘譯如下： 麥克阿瑟將軍被解除朝鮮戰爭總司令任職，不是由於對毛澤東入朝作戰決心的不 重視，而是由於對杜魯門總統世界總體戰略的不聽命。不過相反說法起碼同樣真切 。美國學術界缺乏切實的中國知識，美國政界缺乏確定的中國政策，以往為此曾經 付出很大代價，今後還會付出更大代價。當然嘍，美國具有某種明顯優勢，即其在 當今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上的雄厚地位。起碼本世紀而言，此種地位使之足以持有 上說立場並足以支付上說代價，下世紀則或許別當別論。 話越說越長了，題越離越遠了，到此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