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輿論對民族主義情緒的「大批判」 陳曦 毛澤東說過，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很多在海外自稱「民運人士」的人 ，對於毛澤東曾經口誅筆伐，但是對於毛澤東的這個教導倒是牢記在心。當在中國 大陸醞釀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終於爆發，並以《 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不》)一書的出版而達到高潮時，海外一些人士迅即展 開了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大批判。這些批判的大部分，秉承毛主席的教導，表現 出非常拙劣的水平。某些批判無非是以反民族主義的歇斯底里來對抗民族主義的歇 斯底裡。通覽海外對於《不》書的反應，種種不當之處比比皆是。 首先，反應過當。令人最好笑的便是美國大使館的反應，某官員忙不迭地同作者 聯絡，又請吃飯又開支票(請五位作者免費赴美一遊)。但是，由於某些美國官員的 傲慢，溝通似乎並沒有成功，書的作者們向美國大使館說「不」。(參見《亞洲週刊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對於不少美國官員來說，中國的反美情緒彷彿突然興起 似的，他們對這本書並沒有認真閱讀，對於這本書為什麼會暢銷的社會原因似乎也 不敏感。他們也不想一想，在海灣戰爭時對於盟軍(主要是美軍)全力擁護的中國知 識分子為什麼幾年之後對於美國心生異感了呢？這也難怪這些官員，反美情緒可以 說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很多美國的盟國(例如日本、法國等等)，可是老美什麼時候 認真思考過其原因呢？現在，一些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似乎也沾染上一些美國式的 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他們傾向於把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歸咎於中國政府的 煽動(似乎有這種因素)，完全蔑視這種情緒的民間自發性，也拒絕討論西方各國(包 括美國)的責任。他們口口聲聲要民主，但是對於民意卻妄加蔑視，並進而進行批判 。 反應過當的另外一種表現是過於憂慮。在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甚至擔心：「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這些書的政治能量，是否也會改變中國發展的軌跡 ？」的確過慮了。這種憂慮過於高估了知識分子的能量。其實，知識分子什麼時候 能夠做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中國知識分子鼓吹自由主義近一百多 年了，自由主義的精神不但在中國大陸缺乏，在那些受民主制度洗禮的華人人群中 又何曾高漲過？劉曉波和方勵之全盤西化的主張得到過多少青年人的喝彩，但曾幾 何時，風水輪流轉，他們遭到了唾棄。「百無一用是書生」過火了，但是知識分子 的政治能量有多大是很令人懷疑的。 其次，許多人嘲笑《不》書淺薄、幼稚。但是，嘲笑者們似乎也並不成熟、深刻 到哪裡去。他們一方面嘲笑《不》書表達的民族主義不是理論、不是學說、甚至不 是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情緒，但另一方面卻對這種情緒大加批判。其實，有理智的 人都會明白，對於一種情緒進行批判一般不能起到遏止這種情緒的效果，反而會激 發這種情緒的高漲。毛澤東熱衷於意識形態大批判，但是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人，他 從來不曾學過一點有關逆反心理的心理學：反動的情緒，你越打它越不倒。情緒只 能加以引導。那些對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口誅筆伐的人是不是也情緒化呢？如果不 是情緒化，我們為什麼在中文世界中迄今還沒有看到一本具有理論水平、能夠在國 際學術界佔一席之地的有關民族主義的著作問世呢？(就筆者所見，有關的英文著作 汗牛充棟，相當一些極有見地。) 有些嘲笑者們批判中國青年堅信美國人有企圖遏制中國之心過於簡單。但當他們 論證反命題時，無論如何也讓人看不出他們的高明。在這一點上，筆者倒是傾向於 中國青年的判斷。西方精英們有相當一批人確實對於亞洲人(包括中國人)的崛起感 到渾身不自在。尤其是崛起中的不少亞洲人迫不及待地表現出一種暴發戶心態時， 西方的精英們特別不自在，遏制之心油然而生。其實，這又何足為怪呢？有教養的 亞洲人對於自己同胞中的暴發戶們不也感到不自在嗎？老美們的傲慢在歐洲人(甚至 加拿大人)眼裡不也很刺激嗎？曾幾何時也橫行過世界的西班牙人不就在預言過老美 雖有錢但沒有畢加索所以辦不好奧運會嗎？因此，不少美國人恨不能遏制一下中國 不也是情所當然嗎？不少中國人對老美心理的揣度，並非離譜。實際上，老美拚命 想壓縮俄國的國際空間，不也是眾所目睹的現象嗎？葉利欽再度當選，究竟是民族 主義的勝利，還是自由民主的勝利呢？俄國親西方的「改革派」不是正逐漸喪失影 響力嗎？這麼多麼沉痛的教訓。 再次，那些大批判者們雖然在西方生活多年，但是對於東西方的某些文化差別依 然沒有深刻體會(或許是因為他們曾經染在毛澤東思想和黨文化中太久了)。其實， 簡單地說，老美們(包括其他西方列強)有工具理性。他們以理性判斷出，遏制中國 絕不可能得逞，於是為了達到其目的，即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他們改採 「engagement」(這個詞有很多微妙的含義，不好翻成中文)的戰略。那麼，中國對 美國式民族主義的回應，以及海外知識分子們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回應，為 什麼不能多一點工具理性？ 實際上，就在中國大陸，那個言論自由程度遠不如海外高的地方，已經出現了相 當一些回應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香港《開放》雜誌在一九九六年第九期上摘 選了兩篇，它們看起來遠比在同期發表的某些海外人士的文章更為理性。非常令人 欣慰的是，工具理性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走向成熟化。相當一些大陸知 識分子對於極端民族主義興起的反應表現出非常冷靜的態度。知名的經濟學家林毅 夫表示：他們完全認同《不》書中希望中國強盛的激情(即某些海外人士看不起的「 情緒」)，但是中國要強盛，不是靠嘴上硬，我們只有通過對西方的接觸和學習，才 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國富強的步伐。(參見《亞洲週刊》，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第 二十五頁)。許多知識分子，包括不少為某些激進民運人士所看不起的「體制內」人 士，正在努力地、一點一滴地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改造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 體制的某些方面。有相當一些在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在進行同樣的努力：他們寧 願讓自己的漸進主義見解被執政者所剽竊，也拒絕那些企圖一下子徹底打碎中國共 產主義大機器的激進主張。 筆者在《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第七期中曾經指出，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已經 有一些人已經認識到，一種溫和的民族主義同追求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 制度，是不矛盾的。他們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西方的懷疑，但是他們反對訴諸極 端民主主義情緒。在他們看來，中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其民族主義話語，在實質上並沒有超越義和團水平，反而會給對手以把柄 。既然我們認識到西方人實際上是東方人的對手，而且是遠為強大的對手，那麼中 國的智慧早就告訴了我們對付強敵的兩條良策，這就是：第一，臥薪嘗膽；第二， 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了今天，我們對「技」的理解，當然應該擴大到各種管理社會 的制度(institutions)上。 同時，也有不少人意識到，中國的智慧不僅具有工具理性的價值，而且具有價值 理性的意義。在振興中國經濟之時，弘揚中國傳統中的固有美德，例如謙恭、大度 以及在不失尊嚴和正義之前提下的以德報怨等等，正是全面振興中國的題中應有之 義；而且這也是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和平相處所必須的文化基礎。在自由主義的 基礎上，推進一種文化多元主義，正是世界學術界的潮流，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努力 的方向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這批極少數「自由民主主義者」現在在中國處於最邊緣的位置 。他們關於全面學習西方管理社會制度的主張，因為有所謂「自由化」之嫌，無法 得到正常的發表機會；而他們對於民族主義的堅持，又使他們不易得到西方的支持 ，使得他們很少有機會對西方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事實上，現在 在中國出版一些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書籍都十分困難；而在一九八零年代曾對 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起到過積極影響作用的翻譯熱，已經由於知識版權的問題(為避免 某些不講邏輯的人可能的誤解，筆者先聲明筆者不反對知識版權制度)而無法繼續了 。在海外的人士，有多少人熱心想些辦法，來幫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呢？ 在海外的中國人，往往熱衷於明星，對思想溫和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甚瞭解。但是 ，這批人沒有放棄他們的奮鬥，為了中國，也為了他們自己。因此，當筆者看到在 中國大陸的媒體上出現溫和理性的回應極端民族主義的文章，非常激動；而看到某 些海外人士在自由的環境卻不能表現更佳時，無比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