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國」 還是「以黨治國」 魏 過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黎國智，在最近一期「中國改革報」發表文章，大膽批評中國 社會目前普遍存在的「黨大於法」現象，呼籲改變長期形成的執政黨領導權和國家 統治權混合、黨高於一切的情況，立刻解決「以法治國」和「以黨治國」的矛盾。 這把自文革結束、提出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口號和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 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重新又擺到了我們面前，促使我們再次反省：在經濟 發展日新月異的背景下，中共和中國大陸的政治法律制度，究竟有何發展、變化?建 設中國民主與法制的癥結到底在哪裡? 一、中國實上「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黎國智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黨大於法」的體制裡，許多高幹的犯法並非 由法律來審判，而只是採用黨紀處分。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的現象。黎教授以極大的勇氣道出了——人人都心裡明白但都嘴上不說的——中 國社會目前的現狀。最近，海內外讀者所關注的陳希同案久拖不判和周北方案重罪 輕判，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證。通過揭示這種社會現象的矛盾本質，黎教授代表了中 國未泯的良知。 民主與法制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中國，這個口號 曾經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認為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人民的手段，說它本質上虛 偽的，從而受到批判否定。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也在屏棄這一口號的過程 中，漸漸蛻變為一個擁有無限特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在他們眼裡，法律只是用來鎮 壓反對者和統治老百姓的，而自己是絕不能被法律束縛手腳的，所以在一個號稱擁 有儒家「民本」傳統的國度裡，盛行的卻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法律虛 無主義」和「官本位」的人治，以致於中共領導人自己都已經意識到並曾公開地告 訴人民，黨內已經出現了一個特權階級，用毛澤東的話來講，「資產階級就在黨內 」。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提出了要建設民主與法制，也重新掛起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旗幟，而且修改後的憲法也在第五條特別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 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 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記得當時負責政法工作的中共元老 彭真在作立法解釋時，特別從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 的範圍內執政。 然而，由於中國共產黨受到既得利益的束縛，一直未能順應民意和潮流，從根本 上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即無法完成從造反、革命黨到現代執政黨的本質轉變。在 回答到底「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彭真就玩弄起文字遊戲來了，以共產黨 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憲法之類的托詞，迴避了問題的實質，結 果現實就成了共產黨以人民的名義濫用、曲解、踐踏憲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變成了實際上的「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以權謀私、開後門的風氣，曼延到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結黨營私也越來越公開化，腐敗成了無法醫 治的癌症，中共一邊叫反腐敗，一邊卻在利用特權搞腐敗，整個社會變的腐敗越反 越嚴重! 無論是鄧小平、彭真在八三年發動的「嚴打」，還是前不久江澤民所搞的「嚴打 」，這種用政治運動形式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從一開始就背離了「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共對普通刑事犯罪和異議人士，採用 「從重從快」的非常手段打擊之，甚至像王丹、魏京生等沒有罪的也要判處重刑;形 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們對自己的黨員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的犯罪，卻採取從輕發落 甚至網開一面的特殊做法，實際上就是「從輕從慢」，像周北方案在被捕一年八個 月之後才審判，首先就破壞了刑事訴訟法的程序規定;而在實體部分，中共不但掩蓋 了許多重要的犯罪事實——因為政治需要而重組了他的起訴罪行，而且從已公佈的 罪行來看，判決結果成了對中國法律的無情朝弄，中國刑罰中的「死緩」，也被老 百姓諷刺為「死免」。 通常，處理一個即使罪證確鑿的領導幹部，也首先要交由中共黨內的紀律檢查委 員會審查、而後再由上級黨委和政法委員會的審批，在最後處理時，黨員幹部的級 別、過去對革命所作的貢獻，都可以被用來折抵刑期......，所以中共黨員幹部， 不但在訴訟程序上而且在法律實體上都享有事實上的特權。用老百姓的話來說，老 百姓犯罪抓來就判，在風頭上還要「從重從快」，黨員幹部犯罪，他們的特殊身份 就至少可以擋三把，第一把是撤銷黨內外職務，第二把是開除黨籍，第三把是將功 抵罪——被象徵性的判刑。 正是中共黨員幹部的這種特權，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制。黎國智教授分析，在建 國之初，中共引進的斯大林專政模式，把共產黨的獨佔領導，理解為黨政不分，黨 權高於一切，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政黨與人民關係的基本原理，在客觀上為一些人崇 尚人治、破壞法制製造和提供了「依據」。 鄧小平、江澤民口頭上雖然講要「依法治國」，而實際上他們卻陷在毛澤東「以 黨治國」的政治機制中難以自拔。從黎教授的觀點來看，依法治國，具體的說，要 求憲法具有極大的權威，也就是「法律至上」、憲法是至高無上的。同時他進一步 強調：我們應做深刻反思、反映民心、黨心的理性選擇：一、要從理論上對黨的領 導權作出科學界定，嚴格區分黨的領導權與國家統治權;二、從制度上創造適合市場 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的、實現「依法治國」的領導體制;三、在實踐中不折 不扣地貫徹執行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條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本原則。 不過，據報道，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解釋，「以黨領政」傳統是經過多次重大事 件考驗形成的，眼下又面臨十五大人事換班的敏感階段，在一切要求「穩定」的背 景下，絕不允許有人挑戰「以黨治國」的原則，因此不可能考慮接受黎國智的建議 進行這方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黎教授的建言和毛澤東的機制當中，江澤民顯然選 擇了後者。 二、中國現代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大恥辱 中國共產黨雖然大權獨攬，它在大陸建立了當今世界上最嚴密的集權專制，但是 它的確也搞出了自己的「特色」——「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標籤。雖然首屆政協 時，定下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原則，但在毛澤東大 獨裁專制的淫威之下，尤其是在反右運動當中，當年共同反對國民黨政府統治的其 他幾個黨派社團，像民盟、民革、致公黨、九三學社、民主促進會、台盟、民主建 國會等領袖，陷入毛的「陽謀」，被當成「大右派」打倒在地，「民主黨派」也就 名存實亡。 經過幾番改造，脫胎換骨，這些貼著「民主黨派」標籤的政治團體，對毛澤東和 中共俯首稱臣，成為中南海欺世盜名的花瓶。表面上看這八個黨是互相獨立的，但 實際上全部屬於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而在中共的行政編制當中，這些所謂的民主 黨派都享受正部級待遇，其負責人也兼任人大或政協的副職，實際上，這些「民主 黨派」的領導人有不少是具備雙重身份的黨員，即他們同時還是秘密或公開的中共 黨員。 這些「民主黨派」不僅在政治綱領上要服從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而且它的組織經 費開支來源於共產黨控制的國庫、領導人的選拔和機構的設置，也完全由中共一手 操縱。即便是花瓶擺設，它的發展還是受到嚴密的控制，比如參加「民革」的對象 ，往往必須是國民黨的後代;參加「民盟」則要求是高級知識分子等等，而且發展人 數也必須遵照中共統戰部門下達的指標，目前，這八個「民主黨派」的成員加在一 起也只有三十萬左右，跟擁有五千多萬黨員的中共，在人數上不能同日而語;..... 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大恥辱。 據來自北京的消息報道，自何魯麗代替被武警兇殺的李沛瑤，出任民革中央主席 ;最近由原北大校長丁石孫，接替費曉通擔任民盟主席以來，事實上拉開了中國大陸 的八個所謂民主黨派更換領導人的序幕，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在一九九七年十五 大之前，各民主黨派的現任主席或主任委員，都將離任。中共中央要求，民主黨派 也要適當體現年輕化，並建議下一屆民主黨派的中央主席，年齡一般不要超過八十 歲，副主席不要超過七十五歲，從現任這些「民主黨派」負責人年齡來看，除「台 盟」中央主席蔡子民，以及前不久才選為「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魯麗外，其餘都已 過了年齡界限。據悉，目前超過這個年齡界限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已經向各自黨派 提出了辭呈。消息人士透露，即將卸任的還有，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雷潔瓊、中國農 工民主黨的盧嘉錫、中國致公黨的董寅初、九三學社的吳階平。有報道說，八十六 歲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也將提出辭呈，由現任監察部副部長的馮梯雲接替 。民主促進會將由楚莊接替雷潔瓊、致公黨由楊紀珂接替董寅初、九三學社則由安 振東接替吳階平。 根據中共統戰部門的安排，儘管「民主黨派」已經或即將在最近更替領導人，但 是新產生的領導人不會在明年「兩會」上接替其前任在人大和政協的職務，既「民 主黨派」領袖所擔任的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職務，則要繼續到一九九八年任 期屆滿為止才作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把「民主黨派」領導人安排在政府機構擔任象徵性職務，重新成 為中共的一項統戰政策，就像人大政協那樣，政府一些部門的副職也選拔一個非共 產黨(往往是「民主黨派」的)人士來擔任。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空間極其有限，一 些投機者便找上了這條捷徑，採取了「曲線當官」的策略，既通過加入民主黨派， 再以「民主黨派」的身份作為統戰對像而進入中共體制內當官，這樣他們往往要比 同等資歷的中共黨員晉陞得更快一些。由此，這些民主黨派中的阿諛逢迎之士，便 有點飄飄然，甚至忘乎所以地把自己說成是「參政黨」。其實，中共憲法雖然寫了 「多黨合作」的統戰原則，但是只有領導，根本不存在合作，更不用說建立一個擁 有多黨成分的「聯合政府」了。 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就是目前大陸「民主黨派」，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 既得利益的共同體，而中共通過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滲透、贖買等方法，壟斷 了中國大陸的政治資源，駕馭著中國的政治機器，強化了「以黨治國」的機制，同 時也嚴重腐蝕著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這是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最不幸的悲哀! 三、「以黨治國」無法照搬到九七後的香港 無獨有偶，最近香港在推選行政長官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個輿論焦點是：九七以 後共產黨在香港是否要登記，以成為一個合法的政黨公開地進行活動。 對一個在法制社會生活的人來講，答案是再明白不過的了。儘管作為一個沒有登 記過的非法政黨，中共在香港事實上已經活動到現在了，問題的關鍵是，香港這個 由英國人建立的法制社會，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交還到不講法制的中共手裡，中 共到底是實行政治改革以遵守法制、真像自己所承諾的維護香港穩定;還是僵化的堅 守原有的政治機制、我行我素以破壞法制來突顯自己的權威、維護現有的既得利益 ? 九七後中共在香港是否登記，不僅將檢驗中共推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誠 意，而且對中共自身和中國的法制建設也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如果它登記了，當 然說明他還願意遵守香港法律，他在香港的活動受到香港法律的管轄，也是理所當 然的了;現在香港已經有許多登記了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黨派社團，規範他們的行為的 法律是否與規範中共的是一致的?或有一樣的效力?也就是在香港的法律面前，中共 與其他的政黨社團是否應該平等?與此同理，台灣的國民黨也在香港活動多年，它是 否可以依照香港法律登記以後公開活動呢? 「以黨治國」，這一共產黨在大陸「行之有效」的政治機制，明年七月一日以後 ，將在香港受到空前的挑戰，很顯然，照搬大陸的做法，在香港搞「以黨治港」肯 定是行不通的了，香港現行法制的存廢，關係到整個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從中共 現行的做法分析，它已經明白照搬大陸「以黨治國」的辦法寸步難行，但是又深知 「遵紀守法」將會成為一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故不甘心就此老老實實地遵守香港 法律，授港人以「柄」，而原有的舊政治機制的慣性還在發生作用，所以它的宣言 和行為之間一直自相矛盾。 香港輿論無疑是「將」了中南海一「軍」。當然，挑戰同時也是轉機，中共如果 面對這一挑戰，真正的洗心革面，堅定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自己的行為模式納 入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不但香港前途有希望，中國大陸的人民當然也將受益無窮。 香港與大陸的聯繫，隨著九七的到來也越來越密切了，同樣香港人的觀念、香港 輿論的焦點，也對中國大陸的人民越來越富有啟發性。像香港人公開質疑共產黨的 法律地位，儘管大陸人私下也有這些討論，但公開的拿到媒體上討論似乎還沒有見 到。一個大陸的人，是否也可以公開提出類似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 是否也需要依法向中國大陸的民政部門登記註冊呢?如果沒有依法登記註冊，是否就 意味著中共不但從本質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缺少了合法性?不過，中國大陸沒有人公 開提這樣的問題，也許中共根本就不讓你提這樣的問題、即還不具備談論這些問題 的環境條件，或者是大多數人們根本就沒有想也不敢提這樣的問題，這本身不是就 很說明問題嗎! 中南海的智囊目前正加緊對「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的研究，而這一課題也將成為 明年中共十五大的重要內容。所謂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包括分配領域的貧富 不均、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題制上的差異、東西部、農村和城市在發展上的失衡 、這些矛盾隨著改革的深化而正在全面的激化當中，嚴重的威脅了社會的基本穩定 和中共執政黨的地位。江澤民就此發出指示，與毛澤東時代搞階級鬥爭不同，現在 要維持這個基本矛盾，使其內部兩方面取得平衡，基本矛盾是社會的支撐物，像腐 敗問題，也是階級鬥爭的一極，是基本矛盾對社會發難，但是我們不能發動人民來 打倒官僚，維持矛盾平衡的手段，是加強政治控制，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參與研究 的人員建議，今後五年內，中國將出現大規模新無產階級與舊無產階級的鬥爭，新 無產階級是指不能僅靠土地為生、而大量湧進城市的農民，政府要在今年年底開始 ，取消企業正式工與非正式工的界限，協助進城農民迅速成為新興的工人階級。以 專政手段控制這一過程中發生的階級利益衝突。 實際上，江澤民和他的智囊們迴避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即今天中國社會的基本 矛盾，本質上乃是日益專制腐敗的中國共產黨，與在一個日益開放社會中不斷覺醒 並積極追求民主法治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或者講是政治上的集權專制與經濟上的 開放與發展的矛盾。 「黨大」還是「法大」，即「以法治國」，還是「以黨治國」，改革開放以來這 個問題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也許還要伴隨整個中共執政及其存亡的過程，和 整個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過程。從根本上來講，主要由造反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共產黨 ，要從一個革命黨，完成到現代執政黨的轉變，其根本的標誌就是：看它能否遵守 憲法和法律，能否在這個社會建立起反映公平正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