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個「替天行道」的人物說開去 孟慰平 農婦杜潤瓊的「以毒攻毒」：以投毒殺人「拯救社會」 九六年一月，廣東高要市金利鎮要西村農婦杜潤瓊以投毒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當傳媒透露了杜潤瓊連續投毒殺人的動機，是認為「社會問題叢生的根源，在於 人口太多」，所以要以毒殺老人小孩村民的方式來「拯救社會」。此一奇特的「特 大刑事犯罪案件」，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引發了持續性的討論。廣東《文化時報 》刊出了題為「杜潤瓊臨刑前的妄語」，詳細記錄了這位普通農婦條理清晰、「正 氣凜然」的臨終自白。現摘錄如下： 記者：你為什麼對社會現狀不滿？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現在社會上許多不正當的東西，都是因為人太多造成。社 會治安不好，偷搶殺，民工沒活幹。毛澤東時代到哪個城市鋪頭都是食店，現在到 處都是「雞店」（即妓院）。毛澤東時代城市很少偷搶殺，現在經常看到。把毛澤 東時代與社會現狀對比，覺得現在時代不正確。……社會不正當的我們需要搞一搞 ，對吧。 記者：一個人可以通過許多正當的途徑去關心社會，不需要殺人啊。 杜：嗨，將別人用毒殺害是不對的，這樣做不對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殺，人口 就平衡了，自己認為怎麼公道就怎麼為自己做。 記者：你是否認為現在社會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別人差？ 杜：為國家著想。樣樣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麼行？……我自己屬於窮的生活，我 為大家著想。……我看大局顧大局。 記者：你認為文革時期農民比現在富裕嗎？ 杜：富是不富裕，但能長久平衡。 記者：你平時總笑著摸孩子的頭，到時又讓他們吃毒藥，這樣很殘忍呀。 杜：為搞國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 …… 記者：你懂宗教嗎？道教、佛教是怎麼回事你知道嗎？ 杜：這些我都不懂，我想不用刀又不用槍，殺人應是這種方式。為辦好國家，要用 這方法。 記者：你在村裡被人稱「律師」？ 杜：平時在村裡我和個個人都談得來，所以人人都說我好，為國家做事一定要和群 眾搞好關係。「啟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後要變成惡，才能搞得成事 ，樣樣都隨人，怎麼搞得成？ 記者：你的這些思想是不是別人灌輸給你的？ 杜：我讀過三年級，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辦事自己應該的。 記者：你自己怎麼評判自己的行為？ 杜：社會人多亂，我用投毒治療的方法做，為國家，不是為自己。 這真是社會學、文化心理學的一份絕佳的材料。 別以為這只是一位走火入魔的農婦的瘋人瘋語而已。這裡面實在隱藏著一個 病態的社會裡太多被視為「常態」、甚至「天經地義」的現象。試看： 一、在以崇高的目的和理由，理直氣壯地做滅絕人性的事情方面，共產黨、 毛澤東多年來的教育，已經成為底層社會一般民眾的基本文化心理積澱，於是就構 成了現實行為中許多匪夷所思的表現。你看，「做善後要變成惡，才能搞得成事， 樣樣都隨人，怎麼搞得成？」這種「無毒不丈夫」式的人生哲學，甚至連語言方式 都是「毛體」的，如果把「杜潤瓊」的名字換成「毛澤東」，我們那些大御筆「張 春橋」、「姚文元」們，不是一定要解讀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政治智慧」的麼？「 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辦事自己應該的。」文革中以最最最革命的理由虐殺無 辜、草菅人命，令得萬千生靈塗炭，正是出自這樣的「革命邏輯」。杜潤瓊在法庭 上說：「殺得屍骨成堆，繼續前進」，這類狂言放在共產黨話語的語境之中，比如 土改的「血洗清算」、文革的「刺刀見紅」，六四的「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安寧 」等等，實在沒有比它更「正常」的了。 二、文革影響與「毛時代情結」，是至今制約著大陸社會基層群眾日常心態 的基本要素。鄧小平式的改革是缺乏意識形態支持的（「鄧小平思想」云云完全是 胡扯淡），毛澤東卻有著一套既適合平頭百姓、又深入淺出、且自足性很強的意識 形態框架，構成了大陸底層一般民眾日常判斷是非、評價事物的基本價值結構。近 十年的經濟改革給民眾帶來的利益越多，它在意識形態價值結構上與現實的脫節就 越嚴重。民眾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任何的難題，比如杜潤瓊的兒子高中畢業沒能就業 ，廣東「民工潮」給地方治安帶來的困擾等等，都會使得一般民眾拿起現成的判斷 標尺：毛思想、毛時代、毛武器等等，對現實加以抨擊。毛時代特有的道德優越感 又使得任何「替天行道」的反現實衝動都具備了超然的合法性——請注意杜潤瓊是 多麼沾沾自喜於村人稱呼她為「律師」——一旦有合適的世態誘發，杜潤瓊、張潤 瓊、李瓊潤之類的「以毒攻毒」手段，自以為「為國家做事」的「草莽英雄」，就 會以各種面目湧現。可以說，不批毛，沒有全社會的非毛化過程；在日漸深入的商 業化、市場化過程中，不徹底扔掉「四個堅持」之類的意識形態陳舊框架，杜（李 、張、王）潤瓊式的民間「律師」與「民工潮」、「盲流潮」的社會盲動力量一匯 合，其破壞性前景是相當可怕的。 三、人口壓力帶來社會心態的畸形化發展，杜潤瓊的範例是讓所有人口學家 聞之色變的。杜潤瓊明確道出：她投毒殺人是為了「減少人口」、「為國辦事」。 人口壓力成了這位農婦採取瘋狂的社會報復措施的直接借口，這是人口問題上潛伏 的社會危機的最明顯的表徵，也是那些坐在書房裡、辦公室裡的「計劃生育」高官 、學院派專家以往任何「沙盤操演」、「數理模型」都預測不到的逼人問題。人口 問題所帶來的城鄉勞力過剩，經濟發展又拉大了城鄉、貧富的懸殊，卻又同時刺激 起人們一浪高一浪的消費慾望，這幾大因素的夾纏扭曲，再加上前述的社會價值、 意識形態與現實的脫節，人口背後隱藏的社會危機已經不是僅僅靠操作性、技術性 的政策、方法就可以解決的，「杜潤瓊現象」表現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病態，而且明 確地宣示出制度性的病態了。 王海的「知假買假」：「打假英雄」與造假時代 從杜潤瓊「以毒攻毒」的範例，就很容易辨析，九五年大陸新聞人物「打假 英雄」王海的出現所透現的社會病症了。 王海是九五年出現在北京、東北、河南等南北大城市街頭的另一位「替天行 道」的民間英雄。近幾年來，大陸市場上假貨充斥，從中外名牌的日用品到性命攸 關的醫藥品，偽劣產品已到了無孔不入、防不勝防的地步，毒酒殺人、毒「藥」致 命的事情時有發生。許多商店為了推銷商品、標榜「真貨」，就貼出「絕對真貨， 買到假貨保證Ｘ倍賠償」之類的佈告，殊不知，連這「絕對真貨」的廣告也是假貨 。本來一文不名的個體戶王海看準這一點，以他對市場商品的熟稔，便開始了他的 「知假買假」，到處索賠的專業生涯。開始是針對「標榜真貨」的商店、廠家索賠 ，然後是運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可能抓住的任何公司、廠家高額索賠。王海 為此發了大財，「知假買假」本身成了王海個人的一種謀取暴利的商業行為，王海 甚至掛起了「買假專家」、「打假英雄」的專業招牌，開始了他的南北征戰。 王海的打假行為經媒體披露後，引起了社會的巨大震動和廣泛爭議。贊成者 捧之上天，批評者貶之入地。《光明日報》在九五年十二月八日發表法律學者陳蘇 《知假買假索賠有理嗎？》一文，認為知假買假是一種「黑吃黑」、「以暴易暴」 、「以惡去惡」的行為，與造假賣假一樣，都要受到法律的懲罰。言論較為開放的 《中國青年報》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則登出經濟學者張曙光的《從王海事件看市 場制度的形成》一文，主張「知假買假索賠有理」，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把買假索賠的權利界定給消費者，為私人進入查假打假這一公共活動領域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據和巨大的利益激勵。在王海一再受到輿論質疑以後，又在《東方》雜 志九六年第二期發表《合天理，順人心》一文，再一次從法律、道德的角度對王海 的打假行為予以支持。 筆者細讀了論戰雙方的駁難文字，一時感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貶者認為王海「知假買假」以謀取暴利是「不道德」，褒者認為市場機制的供求關 系中本身就包含了「利益性投機」，這不能以道德去規限。——孰是孰非耶？筆者 以為，把「王海現象」放在前述的「杜潤瓊現象」之中，或許有助於我們廓清一些 看問題的視界。在法律意義上說來，王海的「知假買假」與杜潤瓊的「以毒攻毒」 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前者有相應的法律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並且造成的社 會後果至少並不是人身傷害性的，後者則相反。但是，從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心理學 的角度去分析，其二者又有著共通之處了——無論王海現象或杜潤瓊現象，它們都 共同地表現為一種「對社會病態的病態性報復行為」。無須說，杜潤瓊以「投毒殺 人」的方式「為國家辦事」（減少人口），其設置的前提是虛假的（假得瘋狂）； 王海的「知假買假」是為了打擊造假之風，一旦成為以謀利為目的的商業行為，其 前提也就同樣變得虛假了（假得功利）。「打假」是為了消滅假，如若「打假」是 為了以「打假」謀利，恰正是從市場的供求意義上，「打假」者其實不是在扼制假 ，反而是在歡迎「假」，甚至以「假」為生了。辨駁者說：從商業行為的角度，王 海「打假」的動機如何可以不論，其後果卻是使假貨受罰、遏止了造假的。問題在 於，「打假」所涉及的不僅僅只是「商業行為」，同時更關涉到社會道德、社會公 理、社會風氣等一系列的價值問題、制度結構的問題。「道德萬能論」自然是烏托 邦，「市場萬能論」何嘗又不是另一種烏托邦？任何商業社會都有造假貨劣貨的現 象，西方發達國家也不能免俗。其根本性的解決之道，與其說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然 調節，不如說，市場機制首先是建立在強有力的法律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之下的。 中國大陸今天的偽劣橫行，其癥結恰恰是體制性、制度性的——執政者即是執法者 的官官相護「雙軌制」的謀利縫隙，所有制、所有權的含混不明，都使得以造假謀 取暴利的短期行為，有了最直接的刺激動力和最好的體制屏障（比如受罰也可以轉 嫁到企業和國家身上）。像王海一樣「替天行道」式的「打假英雄」，恰恰正是不 折不扣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產物。它或許有著權宜性的合理因素，但作為「 天理人心」去鼓之倡之，卻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 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社會改革的中國大陸，已走到了不變革根本制度則無以解 危解困的重要關口。制度問題所鬱積的社會危機，已到了隨時可能一觸即發並且惡 性發作的臨界點。正如「以黑吃黑」、「以惡去惡」造成的必定是惡性的社會循環 一樣，病態性的社會報復不可能克服制度性的病態——這，就是杜潤瓊、王海兩案 給予我們的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