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工人運動的先驅 ——紀念獨立工會「全紅總」成立三十週年 （澳洲）方圓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門內大街一條小胡 同內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樓拐角的一個房間裡，「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誕生了 。提起「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也許年輕一代不太熟悉 。但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特別是海內外研究文革史、工運史的學者，不應該忘記 「全紅總」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洶湧波濤——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稱的「 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 劉國凱先生在其著作《文化革命簡析》中說： 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到六七年一月初，一股來勢極為迅猛的風暴頃刻間席捲 全國，這就是所謂「反革命經濟主義」。……積鬱在廣大群眾胸中多年不敢講的話 ，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時都如開了閘的洪水洶湧而出。……多年的積憤如堆積已 久的乾柴，一點火星即成熊熊之勢。……六、七月份挨資反路線整的人在群眾中畢 竟只佔少數，而多年來在經濟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對待的人相 當多，因此這個行動比單純的批資反路線要猛烈得多。這才是真的群眾運動，它發 自群眾的內心，是千百萬人不約而同的呼喊。 鄭義先生在他的書信體自傳《歷史的一部份》中是這樣評價的：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遲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 組織——「全紅總」。……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雖然這些要求多為經濟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 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當這個組織剛剛展開全國性的活動，共產黨最高當局便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勢宣佈「全紅總」為「反動組織」，逮捕了它的領袖，取締了它的組 織。……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共產黨為何偏偏說「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 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斗 爭為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所用」的軌道，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爭自由 的獨立自主傾向。這是純粹的民主運動，這是真正的造反。 龔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九六十一月號發表的《文革及毛澤東的偽激進主 義意識形態》一文中提到：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際，有一個名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組織活躍 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這個組織發動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工人運動：它組織起大批在工 礦企業中受到歧視和不平等待遇的臨時工與合同工，爭取同工同酬，爭取享有與正 式工人平等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經鼓動這一組織去衝擊勞動人事部門， 但在發現它並不熱衷於去揪斗「走資派」而是試圖爭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對它進 行了殘酷的鎮壓。 楊小凱先生和楊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號發表的《身體自由腦 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指出： 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人民群眾起來造反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的。 事實上，他們是對中共維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級官僚的政治迫害、經濟剝削的反抗和 報復，其發端是具有相當的正義性的。而且，迅速出現的群眾組織裡有一些類似於 工會的鮮明代表一個社會群體利益的組織。例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簡稱『全紅總』，就是鮮明地為合同工、臨時工爭取經濟利益的造反組織，套用民 主政治的術語，它們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團。 宋永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一文中也提到： ……一九六七年初還有要改革臨時工、外包工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制度的「 反革命經濟主義思潮。」雖然帶著濃厚的工團主義和福利主義的傾向，但仍含有經 濟改革的因素。 在我們談到一些學者專家對「全紅總」的正面評價的時候，也要看另外一些 學者的相反評價。大陸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動亂的年代》的「經濟主義歪風刮 起」一節中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極少數合同工、臨時工湊合起來的全國性工人造 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在北京成立，其頭頭是王 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紅總」發表宣言，宣稱：「我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 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全紅總」的頭頭揪斗領導幹部，綁架工 作人員，通知各分團要求補發工資和賠償損失。頃刻之間，在全國許多地方刮起經 濟主義歪風。 徐友漁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國研究》今年八月號發表的「關於『兩個文革 』說」一文中說： 文革中，某些社會集團確實提出過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 工資和福利待遇，臨時工、合同工要求轉正，六十年代初從城市，工廠壓縮回農村 的人要求回城，下鄉知識青年要求回城，他們把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劉少奇的修 正主義路線」的口號中。為了利用這股社會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見過他們的代表， 表示支持他們提出的要求，各地造反派組織也曾容納過他們，利用他們去幹最危險 的事。但中央很快就拋棄了他們，取締他們的組織，宣佈他們的要求不合理，造反 派組織也自願或不自願地與他們劃清了界線。他們的活動不論從規模、影響、持續 時間看，都稱不上是工人運動或市民運動。……說造反派組織之所以具有政黨性質 ，是它們有跨省市的特徵，這是不確實的。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 和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取締「全紅總」等為非法組織，逮捕其頭頭。 海峽兩岸官方對「全紅總」的看法又如何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 （陸工會前身）編印的《大陸反毛反共思想組織與行動》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 ）中提到「全紅總」時是這樣說的： 「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這是出現在北平地區的反毛組織，組織的成 員是大陸各地的「臨時工」與「合同工」的工人。這一個組織的成員，從各地湧入 北平，……要求轉正（即由臨時工轉為正式工人），及要求補發四十七年（方按： 此處應為「十七年」之誤）以來的轉正費。據日本派駐北平記者二月十六日所發出 的報道，北平「公安局」於二月二十五日貼出佈告，下令取締「全國紅色勞動者造 反總團」這一個組織。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針對 「全紅總」作了這樣的評價： 由於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講話煽動臨時工、合同工造反，並提出一些不合理 的經濟要求，在社會上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批工人外出，鬧轉正，鬧復工， 鬧工資福利待遇，鬧增發勞動保護用品和保健食品等，從而刮起一股經濟主義歪風 ，嚴重地衝擊了國家財政經濟。……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指 出「全紅總」，勞動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取消。… …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 其它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記事》、《當代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工會史》、《中國工人運動通史簡編》、《當代工 人運動》、《中國工運史辭典》中的「全紅總」辭條，《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 運動紀事》等官方典籍和史書對「全紅總」的記載和評價也和前述的中共官方結論 大同小異，這裡不一一摘錄。 筆者之所以花這些篇幅摘錄前列關於「全紅總」的論述，目的之一是，向年 輕的一代民運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從事大陸自由工運的志士仁人介紹「全紅總」這 一組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還在從事民運和工運的朋友們，應當重視當代 中國自由工運史的研究，具備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或知識。而在中共的封鎖下，相當 一部分人對此知之甚少。正如陳佩華在其《革命乎？組合主義乎？——工人及工會 在後毛澤東時期》一文中所說：「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年青一代都以為一九八九 年是中國工人第一次抗議共產黨。反之共產黨精英則痛苦地知道：這已是中國工人 階級第五次（而有時是在官方工會領導下）起來維護他們的政治權利。這種普遍缺 乏關於早期抗議運動的知識表明共產黨在控制中國人民瞭解現代歷史方面的成功。 可以說他們巧妙地貶低甚至抹去了民眾對工人早期抗爭的集體記憶。」 目的之二是，在前面摘引的海內外學者對「全紅總」正反兩面的評價和海峽 兩岸官方對「全紅總」完全對立的描述中，我以為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人們思考： 一、「全紅總」在文革中的抗爭算不算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它和當時紅衛 兵運動、造反派運動有何區別和聯繫？ 二、「全紅總」的抗爭是否具有獨立性？「全紅總」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 三、「全紅總」是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它和當時的中共上層鬥爭有無 互動關係？有何互動關係？ 四、「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和當代中國自由工運有何影響？當前的中 國自由工運人士應從「全紅總」身上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由於筆者是「全紅總」發起人之一和「全紅總」的領導集體——「五人小組 」的主要成員，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見證這段歷史 的責任。由於關於這段歷史的拙作尚在修改中，謹以此文解答一些急於瞭解「全紅 總」情況的朋友們的問題和紀念中國自由工運的的先驅——「全紅總」成立三十周 年。 一、《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和「全紅總」的籌建 《論臨時工合同工制度》 「全紅總」的出現是和《論臨時合同工制度》這份油印傳單分不開的。正因 為這份傳單的傳播和媒介，「全紅總」的幾位創始人才互相認識最後走到一起。自 從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獄後直到現在，不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尋這篇 文章而未果。直到最近，在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我才發現一篇《現有的合同工制 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載於六八年二月三日廣州印發的《勞工戰報》 。而《勞工戰報》則是由「廣州市印刷系統紅色勞動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發行的 。這份《勞工戰報》發行在「全紅總」已被打成「反動組織」近一年之後。當時我 正因「全紅總」一案被關押在貴陽市看守所吃牛皮菜。儘管時光已逝去三十年，我 讀到此文仍然感慨萬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當年的自由工運並未因「全紅總 」被中共殘酷鎮壓而消失。二是在這篇文章中，可以大約看到《論臨時合同工》一 文的影子。《論臨時合同工制度》並非在文革期間寫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 六五年十二月。當時給這篇文章提供過重要意見並為「全紅總」貢獻出青春、現在 仍在為民動努力的有中國民聯的老戰士李伯特。當時李伯特和我都是合同工，李伯 特十九歲，我十七歲，可以說是兩個乳嗅未干的毛頭小子。 李伯特和我自幼相識。因為父輩都是國軍將領且被中共關押，所以我們從小 就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重壓下長大。在這裡，有必要提一下仲維光兄發表在《北京之 春》去年十月號的一篇寫得極好、極為精采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 誕生史實」。在此文中，維光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文革中的年輕一代進行了深刻的反 思和剖析，指出了紅衛兵並非造反而是衛道——衛毛澤東專制獨裁之道，大搞階級 鬥爭之道，它順乎六十年代初期在大陸社會占統治地位的中共一黨專政的「主流」 思想。維光兄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血統論」，就沒有紅衛兵。更可貴的是，維 光兄指出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當時想做奴隸而不得和在文革中想做奴隸而 得到的可悲。 是不是所有的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如此呢？在這裡，我就不太同意 維光兄的兩個論述：「那時的平民們，即所謂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 覺醒」。「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不止是幹部子弟，而是幾乎所有的伴隨極權社會 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索的能力，喪失了一般社會的判斷能力 。」 我不太同意維光兄這兩個論述的原因是：第一，平民並非一定是造反派。平 民中更多的是逍遙派。第二，說平民和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 」也太絕對了。遇羅克應屬於仲文的「平民」範圍內，楊小凱應屬於仲文的「造反 派」範圍內，儘管他們在當時的公開著述中沒有明確地提到「人權」等等概念，但 不能因此說他們所代表的一群人「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第三，「到六六年為止 的青年」對社會都有不同於中共官方「主流」思想的看法，並非只有遇羅克等鳳毛 麟角的兩三個人。 一群年輕的叛逆者 就以李伯特和我及我們周圍的一批青年人來說，都是與維光兄同屬「到六六 年為止的青年人」，也可以說大部分屬於「老三屆」。我們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 屬於「平民子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父母長輩和親戚被中共「殺、關、管」。對 我們這些在中共階級鬥爭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從來就不認為中共是什麼「 正統」。我們從小在家庭的熏染下，一直認為中共依靠欺騙和暴力非法奪取政權。 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不分清紅皂白地把中共一切官員都看成沒有教養、沒有文化 的「土包子」。我們從不認為中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我們認為繼承了孫中山先生 的革命法統的正是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我們的長輩告訴我們，中共的勝利 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如同落後的滿族文化戰勝豐富的漢族文化。孫中山先生才是 我們崇敬的國父。因為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們相當一部分人從小就受洗接受了 基督教的教育。因此，我們從小認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權威，才是 全能的。人，不論是什麼人，包括孫中山、蔣中正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是有 限的。而在我們的圈子中，一般稱毛澤東為「毛匪」、「老魔頭」，而稱蔣中正和 周恩來為「老蔣」和「老周」，略帶一點敬意。因此，基督教文明中的平等、博愛 、謙卑、原諒敵人等概念在我們頭腦中從小生根。我們絕不像有的學者武斷地認為 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的人，一定在極權文化的熏染下形成所謂「威權性格」—— 即是對權威的奴從和自己也想成為權威。當然，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那個極權而殘忍 的社會中，有相當大的一批人的確具備「威權性格」——而不論其出身如何。這批 人在大陸的的確確佔了人口的很大比例。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但仍然有少數人 並非如此。這少數人在大陸人口比例中占的比重雖說很小，但對於當時的人口基數 已有六億的大陸而言，其絕對數量也是驚人的。以毛澤東的估計，「地富反壞右」 佔六億人口的百分之五，也有三千萬之眾吧。這三千萬以每人有一子一女一妻一父 一母計算，也有一億五千萬之多。在六千萬子女中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比例，像我 們這樣不承認中共為「正統」的青年人也不是小數目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讀的書逐漸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一些文學、政 治、哲學著作。在我們那個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舊」以前，由於中共還沒 有在文化領域實行「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還有一點寬鬆。在我的家鄉貴陽，出 現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辦夜校和夜大學，我雖然當時只有十四歲，也在強烈的 求知慾驅使下，和自己的幾個早熟的小夥伴進入了貴州師範大學（當時叫貴陽師範 學院）中文系教授王夢淵和他的兒子王希齡創辦的「黔靈中文速成大專班」，用一 年的晚間「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課程。這些小夥伴中，有今天在中國文壇上有成就 的思想家（為了他的安全起見，隱其名），也有以後成為「全紅總」的第一個地方 組織——貴州分部的發起人之一的葉文築。 六十年代初葉的中蘇共大論戰，吸引我們這批青年對馬列著作發生興趣。而 中共批判蘇共的「三和兩全」——即「和平竟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全民 國家、全民黨」很合我們的胃口。蘇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不 正是中共在大陸的醜惡統治的寫照嗎？是中共還是蘇共搞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馬列主義」為什麼在十幾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統治思想？這些問題使 我們這些青少年，在知識仍然非常貧乏的狀況下，深入到那艱澀的馬列著作中去尋 找答案，當時已經翻譯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都盡量找來閱讀。 我們還訂閱了當時在布拉格出版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的理論刊物——《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在這些刊物上，我們感受了當時已 經出現的人類歷史進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當時中共猛烈抨擊的凱恩斯的「 人民資本主義」則從另一個角度給了我們現代西方先進理論的啟蒙教育。當時對我 們影響較深刻的除了馬列著作外，還有相當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別是盧梭的作品中 的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等等。對這些書籍的閱 讀和討論，無形中形成了類似於八十年代的「讀書會」性質的圈子。而我們這個小 圈子中的主要成員，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紅總」的主要成員和七八——七九年民主 牆時期的「貴陽浪潮讀書會」和八九民運時期的「貴州沙龍聯誼會」與「中國人權 同盟」的主要成員。 由於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我們也認為中國的工業化是必然的 ，因此，我們開始對中國工人運動及其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是一九六四年中 共在「四清」運動中貫徹所謂「階級路線」，我們這些父兄被「殺關管」的子女不 論成績和表現再好，也被掃出學校大門，被中共「階級鬥爭」的鐵掃帚掃進了社會 的最底層——被歧視被剝削最甚的臨時合同工隊伍。當時，李伯特成為貴陽市建築 公司的合同工，我則成為修築貴陽磊莊機場的臨時工。因此，我們對中國工人階級 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我們不僅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歷 史感興趣，而且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現實產生了變革的嚮往。從一九六四年底開始， 在李伯特的二哥幫助下，我和李伯特開始搜集中共官方有關統計數字，搜尋有關「 兩種勞動制度」的資料，並由我執筆寫作《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為「全紅總」的 出現作了我們當時預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從苦難走入歷史 文革開始後，我們這群早熟的苦難青年，開始敏感到中共統治者為了爭奪權 力，不願照舊統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災害」的飢餓中甦醒了的中國人民也不 願再照舊被統治下去了。這應該是中國工人階級實現自己真正當家作主的一個不算 太好的機會。但當時怎樣去利用這個機會，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無數。只是一 個偶然發生的事件使我們走進了歷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貴陽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貴陽地球化學 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識分子結合貴陽六中和貴陽九中、十中的少數敏感學生去《貴州 日報》提意見。當天，我正從代課的貴陽洛灣小學請假進城參加六六屆高考的社會 青年體檢。途經《貴州日報》社門口，看見一群人在貼大字報，四周圍觀的人被軍 警包圍，幾部攝影機忙著拍攝實況。我停住腳好奇地觀看了幾分鐘就趕著去體檢。 誰知這幾分種就惹了大禍。幾天後，中共貴州省委下達了所謂「六九反擊令」，把 學生和知識分子向《貴州日報》提意見和貼大字報的行為打成所謂「反革命事件」 ，不知當天在我停腳觀看的幾分鐘內，有熟人看見我去告了密，還是自己被中共特 務的攝影機拍了鏡頭，我也莫名其妙地被牽涉到事件中去。 大概是六月上旬的第一個星期一吧，一向對我很好的金嵐校長把我叫到她的 寢室，問我在請假回城體檢期間參加了什麼活動。我當時真是一頭霧水。金嵐校長 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過《貴州日報》社，並向我出示了中共貴州省委的文件——「 六九反擊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觀看的幾分鐘製造了麻煩。我向金嵐校長解釋了當 天的經過，金校長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擔心，說問題會搞清楚的，既然我沒有 參加什麼「六六事件」，就寫一個情況說明，由她交給上級以求澄清。當天晚上我 就寫好了報告，次日交給了金校長，自以為無事了。誰知半個月後，金校長正式通 知我回城接受審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醫的父親在被鬥爭後已經收監。家中人去樓空，只 留下淚痕滿面的蒼老母親。回家當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組」和貴陽市公安局的人 員開始對我輪番審訊，審來審去審不出什麼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進所謂 「牛鬼蛇神專政隊」，押往貴陽城郊的東山岈口打兒洞「勞動改造」，每天在盛夏 的酷陽下錘小石子，一錘就錘到九月上旬，成為劉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組」打擊鎮 壓的犧牲品。 「全紅總」在醞釀之中 八月中旬，「十六條」已經公佈。毛澤東已公開在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 一個「破四舊」的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幸好我那時已到城郊「勞改」，李伯特 也被下放到農場勞動，躲過了「紅色恐怖」這一劫。而到了九月中旬，毛澤東打擊 的目標日漸明顯，和「老紅衛兵」不同的是出現了一批蒯大富，譚厚蘭等真正理解 「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革命紅衛兵」。這批「革命紅衛兵」為了傳達聖意 ，也參加了串連。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貴陽來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連隊」 的第二批「南下串連隊」。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樣殺人越貨，而是到各學校，各 工廠去煽風點火，發動群眾「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兩派群眾的大辯論代替 了一邊倒的血腥鎮壓。而在第二批「南下串連隊」的遊說鼓動下，貴陽的群眾紛紛 走上街頭，而這時，工作組已經被撤走。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勞改隊」在無人過問 的情況下自行解散。在和李伯特商量後，我決定到北京上訪告狀，同時觀察各地運 動的情況和瞭解北京上層動態，以便在合適的時候採取行動。——當然，至於要采 取什麼行動，我和李伯特也說不出來。 我於九月底到達北京，被「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門 內大街一條小胡同內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當時臨時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文 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寢室的有來自湖南長沙的楊政、安徽蚌埠的 裴燕柱、江蘇無錫的吳永湖、廣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為中共當時是按系統、按行 業分配住宿，所以我們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訪的臨時合同工。幾乎每人都有一段 悲慘經歷，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貧病交加，同病相憐。大家對造成自己這樣苦難 的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同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有的正式工雖然在政治上受迫 害，但至少工資照發，有一碗飯吃。而我們臨時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問題，馬 上被一腳踢出單位大門，連飯也吃不上了。所以臨時合同工制度成了我們抨擊痛恨 的首要目標。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給大家傳閱，大家 都感到我這篇文章說出了他們心裡的話。楊政提議，把這篇文章印成傳單，散發到 社會上去，希望廣大臨時合同工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這份 刻寫油印的傳單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體育場公開散發。當天，「向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有將近十萬各地來京的師生和工人參加。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印成傳單散發後，在臨時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響。從 十月六日下午開始，許多外地來京的臨時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臨時合同工按傳單上 的地址找上門來，我和楊政等人在那段期間日夜忙於接待來訪談者，記得當時來的 以後又成為「全紅總」各級負責人的有北京的李雲臣（後改名叫李衛兵），江蘇的 慕紀群、慕紀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十月八日開始，毛澤東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在會議 上作了自我檢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更加清楚。楊政和我商量後，決定組成一個爭 取臨時合同工權益的組織，當時決定起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參加發起的人除了我與楊政之外，還有前面所述的李雲臣、吳永湖、裴燕柱、 慕紀群、慕紀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當時我提出大家都回家鄉去，建立各地的基層組織，北京留下楊政等和北京 本地的李雲臣保持聯絡，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正式成立全國總部。大家都同意這個意見。我於十月下旬離京南下返回貴陽。 二、全國總部正式成立和第一個地方分部成立 「毛皇叔」和貴州分部的籌備 我回到貴陽後，感覺空氣大變。群眾造反組織「紅衛軍」、「赤衛隊」先後 出現。我到「紅衛軍」駐在貴陽醫學院的總部和「赤衛隊」駐在貴陽人民會場的總 部找過「紅衛軍」的頭頭李鐵及「赤衛隊」的頭頭黃世民。李鐵乃是鐵匠出身，頭 腦極為敏銳，反應很快，口才很好，他在批鬥貴州省委書記賈啟允的大會上妙語連 珠，進退自如，表現出一定的領導才幹。但我問到他關於運動的發展趨勢，他的組 織的遠近目標，他對社會的基本看法時，他竟沒有自己的定見，而且文化水準不高 ，歷史知識欠缺，並且非常自負。這使我很失望。另一個組織的頭頭黃世民和李伯 特認識，同是貴陽市建築公司的泥水工。黃世民為人耿直，很講義氣，但和李鐵一 樣，文化不高，缺乏遠見，脾氣很暴，同樣使我失望。會見這兩位負責人後，打消 了我將這兩個組織引向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方向的念頭。我決定自起爐灶，自行組 建「全紅總」（當時未正式成立）的貴州分部。 我首先找了李伯特、葉文築等人。他們都認為：我們家庭出身不好，不適合 站在第一線，應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參加籌建貴州分部。葉文築提議，找他的一位朋 友毛勝年來參加籌組貴州分部。這位毛勝年是葉在水城修公路時認識的一位築路合 同工。如同當年劉備流落江湖一樣，這位毛勝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親國戚——他是 毛澤東的遠親。毛勝年敢說敢做，是一位人才。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葉文築把毛勝年帶到我家。毛勝年中等個子，方臉， 頗英俊，穿一身破軍棉衣（這是當時的高幹子女之所好）。他一進門，就高聲叫我 的名字，好像久別的老朋友一樣。他一面叫著我的名字，一面連聲說他是「三顧茅 蘆」來了。看來，他把自己當成「劉皇叔」了。 毛勝年很直爽。他也知道我們對他的最大興趣是他和毛澤東的「親戚關係」 。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紹。他就，他的家鄉是湖南平江，平江起義是毛澤 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澤東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 毛澤東的遠親。他告訴我們，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簡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 是平江縣的首位中共縣委書記，是平江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彭德懷是知交。現在 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義紀念館的負責人。而中共平江起義紀念館則是 他家的房子。 毛勝年介紹自己後，表示他早就想造「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於在 理論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說，他看過我寫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後 很感動。他希望參加我們的籌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 同月同日死。今後就是赴湯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毛勝年的直爽、豪氣和親切感動了我。我表示歡迎他參加我們的隊伍，並直 言不諱地告訴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適合牽頭，希望他來當貴陽分部的出頭露 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處境，欣然接受了。 全國總部宣告成立 十一月初，楊政從北京打電報給我，告知李雲臣把北京分團的架子搭起，北 京還來了兩位很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參加籌建工作，他們是王振海和郝維奇，都是國 家科委科技情報所的臨時資料員。湖南長沙也來了兩位組織能力很強的人，他們分 別是長沙岳麓山化工廠的合同工羅運泉和長沙大信織布廠的廖閩夫。楊政說，他們 希望提前建立全國總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晚回電告 訴他若條件具備，可以先在北京把全國總部建立起來，這樣也許對各地建立分部有 好處。但我希望全國代表大會一定要等到全國有半數以上的省、市、自治區有了分 部才召開。 十一月五日，楊政再次發來電報。他說，現在各地進京的臨時合同工很多， 建立全國總部的時機已經成熟，要我立即動身北上，參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國總部成 立大會。毛勝年等都不同意我立即北上。因為貴州的組織已到成立邊緣，他們擔心 我一走就要停擺。我衡量一下局勢，感到北上沒有多大意義。北京少我一人不影響 總部建立，因為北京人才濟濟。而我走了對貴州則影響太大，再說，一個全國性組 織，如果一個地方組織都沒有也不好，我應把全國的第一個基層組織組建好，帶動 其它各地的基層組織建立起來。 我電告楊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組織建立起來，不必等我北上。而我 一待貴州分部建立，將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國總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化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並簡稱「 全紅總」。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黨員，復員軍人，出身很硬，當選這「全紅總」 全國總部總指揮。無錫的季某某當選為副總指揮（季某某是無錫一零一八兵團的負 責人，當時未出席會議，缺席當選）。北京的王振海當選為秘書處秘書長，我則缺 席當選為副秘書長。秘書處秘書有羅運泉、廖閩夫、郝維奇、慕紀群、慕紀雄，連 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紅總」的領導集體。秘書處的分工為：王振海、郝維 奇負責籌建北京分團。我負責籌建貴州及各外省分團，兼管理論和組織工作。羅運 泉、廖閩夫負責和中央各級機關的聯絡工作。慕紀群、慕紀雄負責內部的總務工作 。此外，任命了組織部長楊政、宣傳部長龍雲學、聯絡部長裴燕柱、接待部長張德 明，北京分團籌備組長李雲臣。 「全紅總」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後，當天就在羅運泉、廖閩夫帶領下，由首 批成員五十多人到全國總工會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全國紅色勞動者 造反總團」，並給予註冊登記。但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書記處書記王志傑等人 並沒有把「全紅總」的這五十來號人放在眼裡，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這一靜坐， 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數則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來人。王志傑等人看十天來「 全紅總」的聲勢越來越大，不理睬不行了，連忙向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馬純古、全國 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報告，馬純古又向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工交口的副總理李富春作了 報告。李富春表態不要把事態擴大，要王志傑等在口頭上表示支持「全紅總」造「 臨時合同工制」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傑代表全國總工會在口頭上承認了「全 紅總」是合法的造反組織，「全紅總」成立後的第一次鬥爭取得了勝利。 在「全紅總」宣佈成立的十一月八日和取得全國總工會承認的十一月十八日 ，貴州分部籌備組的毛勝年和我都聯名發電報表示祝賀。 貴州分部率先成立 「全紅總」獲得全國總工會正式承認後，籌建中的貴州分部也把爭取得到貴 州省委承認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勝年和我到了貴州省委辦公廳，但已無人辦公。我和 毛勝年從樓下找到樓上，若大一個省委辦公廳竟無人影。我和毛勝年又轉到省委秘 書處，仍然不見人影。秘書處後是鍋爐房，就跑去問個究竟，一看，只有一個年青 的鍋爐工，我們問他省委的人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問我們找省委哪一個部門的負責 人？為什麼去找？我和毛勝年向他說明來意，並把油印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送 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後告訴我們，他也是一位合同工，也 深受「臨時合同工制度」所害。他當即表示要參加我們的組織，他告訴我們他姓朱 ，名字我已經忘了。他要我們第二天上午來找他，他會把打聽到的消息告訴我們。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訴我們，現在省委正在開三級幹部會議，會議在省人 民政府交際處舉行，在交際處負責會議的是省委孫副秘書長。我和毛勝年乘車到了 城北的交際處（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給的房間號，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覺的孫副 秘書長。 這位孫副秘書長身材很瘦，中等個子，穿一身灰色棉毛衣褲。他睡眼朦朧給 我們開門，誤以為我們是南下串連的北京學生。他一面給我倒茶倒水，一面問我們 是北京哪間大學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是革命造反組織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認我 們組織的合法性。他一聽我們是群眾組織的，神色頓時緊張起來。他連忙問我們的 口號是什麼。當時的貴陽，群眾分為炮轟派和保皇派兩派。炮轟派的口號是「炮轟 西南局，火燒省市委」，保皇派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 我們告訴他，我們口號只有一條：「改革一切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 築。」他聽後頗感奇怪，因為從口號上無法區分我們是炮轟派（即造反派）還是保 皇派。他接著又問，我們要改革哪些「上層建築」？我們告訴他，目前我們的重點 是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我們是要造這個剝削人壓迫人的舊制度的反，爭取臨時合 同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同工同酬的權利。他聽後鬆了一口氣。也許在他的心 目中，我們提的口號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說，他很支持我們造一切剝削制度 的反。他說，「我們黨革了四十幾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國，是不應讓工人吃苦了 。工人的工資，福利，勞保是應該改一下了。鬥來鬥去，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群眾 還會支持我們，擁護我們嗎？」他說，可惜他身為省委幹部，要不他會參加我們的 組織。現在社會很亂，希望我們這個組織迅速壯大起來，能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 他說他會盡快把我們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報告，要我們次日下午二點來這個房間 聽他的回話。 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鐘，毛勝年和我如約來到交際處。孫副秘書長面帶喜色 地告訴我們，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開常委聯席擴大會議，邀請 毛勝年和我參加。二十五日晚八時許，毛勝年和我參加李再含主持的這個會議。在 會上，我介紹了「全紅總」在北京獲得全國總工會承認的情況，要求省文革和中共 貴州省委也承認貴州分部。會議還討論了是否承認剛成立的保守組織「工人糾察隊 」的問題。最後會議決議先承認「全紅總」貴州分部，以後再決定是否承認「工人 糾察隊」（事後第三天也承認了「工糾」）。當場，省委常委陳樸如、張一樵在我 擬的報告上簽字正式承認貴州分部。 十一月二十七日（週一），我們按省委給的地址在貴陽市總工會找到了官方 的「工人聯絡站」負責人沈爭真。由他出告公函給我們刊刻了公章印信，拔出貴陽 市新建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左側的辦公室給我們使用，並決定給我們一筆專用活動經 費，金額是每天可以實報實銷人民幣二千五百元，成為貴州省專用經費報銷額最高 的群眾組織。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們召開貴州分部第一次正式會議。會議選舉楊同春（中共 黨員）為總指揮、我為副總指揮兼秘書長，毛勝年為副總指揮，李伯特為組織部長 ，鄧德禮為宣傳部長，楊爽秋為聯絡部長，趙琳為內務部長。當天我向北京的「全 紅總」全國總部發了電報，當天夜間收到了全國總部羅運泉、廖閩夫署名的賀電。 這樣，繼「全紅總」全國總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紅總」的第一個 地方分部——貴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貴陽正式成立。 三、封閉勞動部，進駐全國總工會和江青接見 靜坐全國總工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國總部兩次來電催我北上。十二月 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給李伯特和楊爽秋共同保管，並確立財務開支制度後，乘坐當 天六六六次串連專車，和毛勝年一道以貴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達 北京。 這時，「全紅總」正在全國總工會八樓進行預計為期十天的第二次靜坐。這 次靜坐有各地臨時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餘人，目的是要求「全總」把對「全紅總」 的口頭承認落實為合法註冊，刊刻公章印信和拔給活動經費。 我和毛勝年一到北京，羅運泉和廖閩夫就把他們擬的「全紅總」宣言草稿交 給我，要我根據《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內容修改補充。經過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奮 戰，「全紅總」宣言終於定稿付印，並於次日正式發表。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團正 式宣告成立，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三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場講 了話。緊接著，「全紅總」的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吉林分團、廣西分團、廣東 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相繼在 各地成立。一場為臨時合同工，同時也為正式工爭取權益的聲勢浩大的風暴席捲了 全中國。 十二月六日，全總馬純古和勞動部黨組負責人聯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 《關於如何解決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的請示報告》，提請中共中央重視「全紅總」 領導的全國性的臨時工合同工造反問題，指出臨時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嚴重性 。在當時的中央工交口會議上，李富春向周恩來作了關於「全紅總」的匯報。周恩 來表示應予正確疏導。十二月八日，全國總工會經過李富春批准，終於正式為「全 紅總」刊刻了公章，辦理了註冊手續，並和「全紅總」再達成「會談記要」，表示 支持「全紅總」的革命行動，同意在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臨時合同工，並決定和「 全紅總」確定再次會談研究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紅總」原來預計十天 而實際靜坐了八天就取得了勝利。 十二月十日，「全紅總」召開總部擴大會議協商籌備與全總、勞動部會談具 體方案。會上，羅運泉提出成立會議籌備組專司會議籌備事宜。但任總指揮的杜某 某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原來一個秘書處的集體領導已經把他架空，現在再成立一個 會議籌備組將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見只得到少數人的支持而被否決。當時，杜某 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辭職並退出「全紅總」。杜某某退出「全紅總」後 即和一批復員退伍軍人組織了「紅旗軍」，以後也遭到中共鎮壓和取締，這是後話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紅總」不得不立即進行改組，這是「全紅總」的第一次 改組。這次改組把原秘書處改稱為「五人小組」（對外稱秘書組），宣佈一切權力 歸「五人小組」。「五人小組」由王振海、我、羅運泉、廖閩夫、郝維奇組成。分 工是王振海負責北京分團，我負責理論日常事務的處理，羅運泉、廖閩夫專司對上 聯絡，郝維奇負責對其它群眾組織的聯絡和科委系統的「全紅總」分支組織的組建 。此外，任命了毛勝年任組織兼內務組長，楊政任保衛組長，唐靜任宣傳組長，韓 琳任聯絡組長，張德明任接待組長，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團團長。 最後通牒 從十二月十日開始，我除了處理繁雜的日常事務外，每天晚上都要擬改革臨 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復一些重要的電報和信件。電報多是各地分團的請示報告 ，而信件則多為各地臨時合同工受解雇、受剝削、受壓迫的嚴重情況。當時各地投 訴的信件每天多達二千來封，我的秘書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頭脹腦。但從這些信 件和各地分團的來電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臨時合同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發 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殺事件。 羅運泉、廖閩夫天天去找全總和勞動部的王志傑、鄧占元、李正亭等人，希 望他們早日與我們會談，通過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並報國務院批准。但一碰 這些具體問題，這幾位部長、書記總是一拖再拖，遲遲不確定會談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關將近，各地的投訴電報、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個 人拆閱分類。那時的信件每天已經不是幾千封的問題了，而是幾大麻袋。但內容都 是相似的，而且情況越來越緊急嚴重。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再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 責成羅、廖二人向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二十三日前確定 三方會談日期。羅、廖二人結束會議後立即趕到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向他們提出 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共同答覆「全紅總」，確定三方會談 訂於次日在勞動部禮堂召開。我們鬆了一口氣，分頭作好會談資料的準備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勞動部來電話通知會談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勞動部又來電話將會談延期到次日。 這兩次延期引起所有總部委員的憤怒，當時，「全紅總」已由冶金部第二招 待所搬遷至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因為總部要員已達八十餘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二樓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全紅總」召開了總部會議，並 作出一致決議：如果明天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再拖延日期，就在當天先把勞動部封 閉，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國總工會封閉，向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表達我們要真正 當家作主的決心和力量。□ 佔領勞動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團，動員北京分團全體團員處於緊急待命狀態，動 員人數不得少於五萬人。 二、總部委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楊政帶領，專門準備主 持北京分團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的行動。其中，我負責擬定王振海在天安門廣 場集會時的發言，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後發表的宣言和聲明。楊政負責組織三 百人左右的糾察隊，以維持秩序，力爭行動中不傷一人，不毀一物。另一部分由羅 運泉、廖閩夫、郝維奇帶領，先期進入全國總工會維持全國總工會的秩序和現狀， 準備迎接大隊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閉全國總工會。 三、擬定這次行動的口號： (一)向劉老闆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二)徹底剷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三)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動到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聯絡的羅運泉、廖閩夫帶 著絕望和無奈的口氣打回電話：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 —竟然又把決定在二十五日召開的三方會議推延了，而且這次是無限期的推延。他 們說，勞動部和全總的負責人說元旦將近，過了新年再說吧。 我把電話放下後，立即通知總部委員根據昨天的決議進入自己的位置。我拔 通了王振海的電話，要他在下午兩點前把人馬帶進天安門廣場，兩點正準時集合， 進行動員，天始行動。 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北京分團開著數輛宣傳車，準時而在秩序地進入天安門 廣場。北京分團當天可能來了五至六萬人，把金水橋的兩側都站滿了。兩點正，王 振海在一輛宣傳車上講話，佈置了今天的行動。在王振海講話的時候，許多外地來 京的臨時工合同工和上訪者，串連學生聞訊趕到天安門廣場，加上圍觀的群眾，人 越來越多，長安街的交通終於阻斷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王振海講話結束後，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徐徐移動。本來的安排是我和王 振海乘坐宣傳車帶領大隊向勞動部行進，楊政先率領糾察隊的三百餘人乘坐幾輛北 京分團借來的大客車先到勞動部向工作人員說明封閉行動的目的和方法，爭取得到 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隊到來時發生誤會和衝突。但我擔心楊政脾氣不好，就隨楊政 率糾察隊先行到達勞動部，經過我們的解釋和說明，工作人員也樂於回家，所以， 糾察隊的百餘人在勞動部的造反組織的配合和帶領下，迅速封閉了勞動部除禮堂、 二樓會客室和總機房外的一切辦公室，並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測出現。 王振海帶領的大隊大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到達，把勞動部圍得水洩不通。王振 海再次通過勞動部的廣播系統發表談話，宣讀聲明，宣佈紀律，直到八九點鐘，隊 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點左右，我和王振海等總部委員正在勞動部二樓會客室 休息，幾位糾察隊員忽然帶著兩名軍人進入會客室。他們一進門就要找王振海和我 。那幾位糾察隊員頗為緊張，擔心軍方干預我們的行動，或直接來逮捕我和王振海 。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來，幾十位糾察隊員把大門封住。這兩位軍人看著他 們驚疑滿面、準備拚命的樣子笑起來了，連聲就：「請不要誤會，請不要誤會！我 們是中央文革的聯絡員，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來支持你們的！」這時，不知是誰帶 頭喊起了口號：「感謝中央文革！感謝江清首長！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毛 主席！」一時間，口號聲和掌聲此起彼落，這兩位軍人和王振海與我又是握手，又 是擁抱，真是否忙得不亦樂乎。這也是這次封閉行動第一次出現擁毛擁江擁中央文 革的口號。 其中一位戴眼鏡的軍人自我介紹是「解放軍報」的編輯，名叫邵一海。他把 我叫到一旁，壓低聲音說：「毛主席七十三壽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 央文革首長要接見你們。為了首長的安全，你必須從現在起保密，絕對保密！希望 你把總部人員的檔案交給我們，便於中央審查和決定參加接見的人員，現在就走， 好嗎？」我把情況悄悄告訴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總部委員在二十六日下午三點鐘 前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集合，不得有誤，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訴他，把勞動部 現場交給糾察隊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趕回總部。說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開來的 一輛華沙牌小車回到西什庫，把所有總部委員的檔案副本交給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許，邵一海隻身來到西什庫，交給我一張打印好的名單， 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訴我，中央文革決定接見這十五名「全紅總」的代表，要我分 別秘密通知這十五個人，晚上七點前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右側的街口等待，在七 點正會有一輛車前亮著三盞紅燈的草綠色大客車來接我們。 當天晚上七點鐘，這輛大客車如約準時到達。我們上車後，車子先開到平安 裡《解放軍報》社大院內停下，然後上來兩位軍人。邵一海向我們介紹，這兩人就 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報》代總編唐平鑄和《解放軍報》副總編胡癡。在大家的掌 聲中車子開動，直奔向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直到停車坪，幾排軍人排著長長的 隊伍。我們下車後在邵一海等人帶領下，穿過這長長的軍人隊伍，在這些軍人的敬 禮和鼓掌中進入了東大門，到達東會議廳。此時我看掛在牆壁上的大掛鐘，正是七 點四十分。 我們坐下片刻，正當時針指到七點五十八分時，江青率領康生、陳伯達、張 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進入東會議廳。江青一進門就大聲說：「同志門好！我 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在大家的口號和掌聲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給的那張名單 的名字一一點名，並問每人的情況後才入座。 中央文革接見及進駐「全紅總」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這次接見從當天晚上 七點五十八分開始直至次日凌晨零點三十四分為止，長達四小時三十六分。其中， 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全紅總」代表的發言和江青等和勞動部兩個副部長郗占元 、李正亭及全國總工會書記王志傑的問答，其餘的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江青講話和 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的簡短插話。江青講話長達兩至三小時。會上我和 唐靜、邵一海都作了記錄。而我用速記方式的記錄使用了幾十張紙。會後「全紅總 」印發的江青講話僅四千來字。這份記錄是我在當天晚上連夜整理後交《工人日報 》鉛印的。除了這份記錄外，邵一海等也印發了另一份更簡短的打印記錄。現在這 兩份記錄的傳抄件都流到海外，這就是所謂江青講話記錄的兩個版本的由來。在這 次接見中，江青當場要「全紅總」代表擬一個以中央文革名義發出的通知。這個通 知當即由我草擬並交給江青過目。內容是： 一、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視。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 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臨時工。應宣佈立即 平反，賠償損失。 江青接過我擬的這個「三條」，和陳伯達、康生交換看過後說：「我建議修 改一下。其中第三條在『十六條』中和中央軍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經提到了，不必再 提。我聽說合同工隊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壞右分子，除了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也要 給他們一碗飯吃，我看這樣修改好不好？——」接著，她念了她親手修改的「三條 」。其中一、二條不動，只是第三條作了如下改動：「現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 整理這份記錄時，我感到這樣提不妥，打電話給江青，經她同意修改為「現行反革 命分子按十六條處理。」 在這次接見中，江青還要「全紅總」辦三件事：一是開一個中型的控訴大會 ，地點在人民大會堂。二是擬出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報中央。三是到門 頭溝煤礦作一次調查，立即將材料交中央文革。接見結束時，江青給我留下她的電 話，並指定唐平鑄、胡癡、邵一海作聯絡員。從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 邵一海基本上常駐「全紅總」。 江青接見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 國總工會派出數輛大小汔車，把我們接去，辦公在全總大樓，住宿在小灰樓。從十 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全總陷入癱瘓，「全紅總」主持了原全總的一切工作。作為一 個獨立的工會組織，「全紅總」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總」，直到「全紅總」被中 共取締。在江青接見我們的當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 《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來的是什麼「新高潮」呢？可 惜，這個「新高潮」並沒有按毛澤東的旨意把矛頭指向「走資派」，而是指向了中 共的剝削制度。一場波及全國、聲勢浩大的爭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 、補發拖欠工資的工人運動洶湧而來了。 四、「全紅總」第三次改組和《三家聯合通告》 江、周勢力滲入「全紅總」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見「全紅總」的會議上，江青給我們介紹了一位新朋友 ——李晉暄。李晉暄是中央廣播電台對內部聽眾聯繫組的臨時僱員。李晉暄帶領中 央廣播局五百多名臨時合同工造反，成為中央廣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頭頭 之一。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廣播局的運動，所以頗為器重李晉暄。當天的會議上， 江青直接推薦李晉暄加入「全紅總」。李晉暄也表示從此中央廣播局的「毛澤東思 想戰鬥團」成為「全紅總」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紅總」召開總部會議，討論總部工作正規化和李晉暄 等的職務安排問題。會上，許多未獲江青接見的總部委員把一腔怒火發洩到兩個無 辜的人身上——羅運泉、廖閩夫成了眾矢之的。因為他們分管對上聯絡工作，大家 以為被接見人員的名單是他二人敲定，認為他們辦事不和大家商量。任我怎樣為他 們解釋，大家都聽不進去。加上平時羅廖二人不太合群，在言談舉止中流露出瞧不 起別人的意思，他們所分管和全總、勞動部的會談又一拖再拖，大家早有意見，所 以一下發出來。由唐靜等四十人聯合提出動議，要求改組總部。這樣，會議突然轉 向，成為「全紅總」的第二次改組。在改組中，大家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重新選舉 了「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按得票多少有以下五人當選：我、王振海、李晉暄、 金展雲、郝維奇。大家要求我擔任「五人領導小組」組長，被我堅拒。公開的理由 是年齡太小，知識和經驗不足。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沒有說出來——家庭出身不好， 容易成為被攻擊的把柄，造成對組織的損害。在我的堅決拒絕和推薦下，王振海擔 任第一把手，我成為王的副手。當時改組後的「五人小組」是這樣分工的：王振海 掌握全盤，我則輔助之，我兼管理論、組織和主持日常工作。李晉暄專司和中央文 革聯絡和兼管廣播系統的分支組織。金展雲專管國際聯絡（外交）。郝維奇專管對 內聯絡和北京分團。 由我提名，會議批准了以下職務的變動：湖南的楊政任保衛部長，湖南的余 雲慶任組織部長，貴州的毛勝年任內務部長，貴州的張德明任接待部長，吉林的唐 靜（女）任宣傳部長，陝西的韓琳（女）任財務部長，黑龍江的李寶城任聯絡部長 。在會議決定，由首都三司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籌備組負 責人史學忠和唐靜、毛勝年三人組成「批判臨時合同工僱傭勞動制度誓師大會」（ 即江青指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那個「中型大會」）籌備小組。 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李晉暄進入「全紅總」的領導班子，應是江青插手「全 紅總的開始。李晉暄本來就是江青欣賞的人，本人也是中共黨員，其夫是中央廣播 局的處級幹部，所以和中共高層有一定關係。金展雲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廣播電 台的對外部的波蘭語組翻譯。他的背景是中央廣播局當時掌權的「三人小組」負責 人之一的李敦白。李敦白是是美國人，延安時期隨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來到中國，早年就加入了中共，一直在中共的要害部門——廣播電台負責英文廣播 。中共非常器重他，文革前每逢中共「十一」、「五一」觀禮，他總是站在毛的旁 邊。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廣播局，成立「三人小組」，王力任組長，李敦白 任副組長。以後李敦白也被中共打成「美國間諜」，關押至七八年與我幾乎同時釋 放。現在李敦白在他的回憶錄《在毛澤東身邊的一千天》中也曾提到「全紅總」在 英國ＢＢＣ廣播公司所拍那部暴露毛澤東性生活的影片中，李敦白是主持人之一， 這是後話。首都三司的史學忠則是不請自來，毛遂自薦協助「全紅總」籌備大會， 他和江青、周恩來都有密切聯繫，和周的聯繫超過和江的聯繫。所以，不論他的背 景是江還是周，都是中共高層企圖利用、控制「全紅總」的一枚棋子。至於身為中 央文革聯絡員的邵一海，從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始，更是公開坐陣「全紅總」指手劃 腳，發號施令了。 獨立獨行的「全紅總」 在大陸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動亂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第一百五十五頁說：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代表時說：「現 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他們（王按指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書記）不為 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王按指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裡去住，讓他們滾出 去，造他們的反。合同工這個東西，一解雇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我們對於壞分子 還給他們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沒飯吃了，這樣搞培養奴隸主義。」 這是江青第一次煽動合同工造反。這是在谷牧十二月六日建議中央慎重處理合同工 問題後講的。會後（方按，王所指應是所謂十二月十八日的接見會），「全紅總」 佔領了全國總工會大樓和勞動部。 王年一先生在這裡把「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行動完全說成了受江青「煽動 」，亦即「全紅總」是跟著中共高層中毛江一派的指揮棒轉，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 事實的一種主觀推斷。 因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見「全紅總」代表前，我們作為「全紅總」的 主要領導人和封閉勞動部的決策者，根本不知道江青有那個王一年所指的「十二月 十八日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代表」的講話。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見時， 李晉暄提到了江青十二月十八日對中央廣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講話「受到有些 單位負責人…不信任抱懷疑態度」時，我們才知道江青在十二月十八日還有一個關 於臨時合同工制度的講話。這個講話內容李晉暄等並未正式發表，李晉暄為此還懊 悔不已。我們認識李晉暄後，經李口述方知這一講話內容。我們在作出封閉勞動部 這一決策時根本不知道江青這個講話。如果知道，我們不一定會冒風險去先封閉勞 動部，而是要按江青的指示先進駐全總了。所以說，「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決策 ，完全是「全紅總」的獨立決定，並非受什麼上層主導。 而《三家聯合通告》的簽定和印發，更是「全紅總」獨立獨行，不受江青等 中共高層利用的鐵證。 江青暗示：炮打周恩來 《三家聯合通告》即「全紅總」、勞動部、全國總工會在一九六七年元月 二日簽發的《聯合通告》。主要內容是：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１、為了保障 「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 利，一律不得解雇。２、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臨時工 」、「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 工資。３、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 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大約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我和楊政叫到全總四一六辦公室。這間辦 公室是專門給邵一海使用的。邵一海常駐「全紅總」後，特別注意接近我和楊政。 我想是因為我和楊正是「全紅總」全國總部年齡最小的兩個重要成員——也許在邵 一海的心目中，我們這兩個當時才十八歲的毛頭小子，可朔性較強，較幼稚，不成 熟，較容易控制吧。 邵一海當時表情沉重地告訴我們：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條」在常委會 上（中共中央常委會）沒有通過。常委中阻力很大。我聽後感到頗吃驚。因為我認 為當時在中共最高層，一直是毛澤東說了算。怎麼會出現這種毛說了不算的情況呢 ？我問邵一海：劉鄧不是垮了嗎？彭真不是倒了嗎？為什麼還有人給毛主席唱反調 ？邵一海沉默片刻，語重心長地說：「彭真是倒了。但劉鄧不是那麼容易垮的。前 段時期陶鑄不是暗中還在保劉鄧嗎？路線鬥爭錯綜複雜。就是劉鄧陶全部都垮了， 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幹啥？」我聽後自然明白「劉鄧陶」垮了 以後的「阻力」應該數周恩來了。我為了弄明白邵一海話之意，故意問：「阻力是 否來自國務院？」邵一海聽後深深望了我一眼，猛吸香煙。政治經驗老道的邵一海 用默認的方法想把矛頭引向周恩來。楊政則直接提出：「既然總理反對毛主席，我 們就炮打總理！」邵一海一聽，眼睛都睜大了。他說：「炮打總理，你們有這個膽 量嗎？」楊政大聲說：「怎麼沒有？人頭落地，還不是碗口大一個疤？我們怕什麼 ？」說著就要出去，好像馬上就要行動一樣。邵一海和我幾乎同時出聲叫住楊政。 邵一海說：「你這樣輕舉妄動還行嗎？現在的提法你要清楚：炮打總理就是炮打無 產階級司令部。」說完，邵一海看話已說透，就站起身來準備走。臨走前，他對我 說：「小周（我當時使用的名字是「周牧」），你們要多動一下腦筋。克服阻力要 想辦法，蠻幹是要吃大虧的。你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廣益，找出一個解決問題的 可行辦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動。」邵一海走後，為了搞清江青的真實意圖 ，我立即打電話給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電話。我問他江青的「三條」在常委會 沒有通過是否真有其事？他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我又問他江青有何指示？他說不太 清楚，他要我半小時後再打電話來，他請江青直接聽電話。半小時後，我和江青直 接通話。江青先是問寒問暖，問全總的走資派是不是還在為難我們。我告訴她我們 按她的指示進駐全總後，一切順利。還告訴她「全紅總」第二次改組的情況。最後 我問她，常委會通不過「三條」，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臨時工合同工，怎麼辦 ？她在電話中思考了幾分鐘，問我：「小周，你難道忘了『我們工人階級有力量』 這首歌嗎？」我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看來，她要我們繼續施加壓力了。 總部會議：不捲入高層權力鬥爭漩渦 不可否認，毛江一派當時是非常想利用「全紅總」直接打擊對手的。而她所 希望「全紅總」直接打擊的對手，不是劉鄧陶，而是周恩來。因為當時劉鄧陶均已 失勢，不能構成對毛江的直接威脅。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被江牽著鼻子走上炮打周 恩來的道路呢？ 如果「全紅總」的主要負責人都是那種「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在當時得 到奴隸主總頭目毛澤東的支持和江青的重用，一定會像江青受審時所說的那樣—— 「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指到哪裡我就咬到哪裡」了。是不是「全紅總」缺乏膽 量呢？「全紅總」的領導人們從下決心造反的那一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無 人支持的情況下，在中共建政後史無前例的情況下，都敢於冒著殺頭的風險封閉勞 動部，何況是在有後台的情況下不敢去炮打一個在當時看來是弱者的周恩來，是因 為周恩來溫文爾雅的裝扮給人們一種虛幻的民本主義的安慰，是周恩來十七年來一 副在惡婆婆前面的溫馴好媳婦的形象博取了人們的普遍同情，人們都把周恩來看成 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是中共溫和路線的代表，中國真正的赫魯曉夫，人們期盼周恩 來有朝一日如同批判斯大林一樣去批判毛澤東。所以，「全紅總」的決策者們不僅 沒有按照江青指揮的拍子跳舞，而是獨立獨行地走上一條相反的道路——爭取周恩 來支持的道路——後來證明同樣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由於我缺乏對中共黨內派系和歷史的深刻瞭解，一直把周恩來誤認為是中共 黨內的「健康因素」，極其幼稚地想和這種「健康因素」相結合，籍以推進中國社 會變革。現在反省起來，周恩來的這種好感誤導了「全紅總」的某些行動，甚至是 「全紅總」失敗的原因之一。最糟糕的是，當時對周恩來的這種好感，含有相當一 部分個人的感情成份。崇敬的對象，首推國父孫中山先生。但周恩來則是我尊敬的 唯一共黨領袖。因為我父親在東征時，與周恩來同在第一軍。那時第一軍軍長是貴 州人何應欽。周恩來當時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家父則是何應欽身邊最親信的參謀 。所以，家父一直認為周是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材。父親對周的好感影響了我，所以 我當時極力反對炮打周恩來。 正是在這種思想主導下，我在「全紅總」總部會議上，說服了自己最好的朋 友楊政，使他放棄了炮打周恩來的提議。我在會議上提出，不要把國務院樹成對立 面，沒有必要捲入權力鬥爭漩渦。我們的目的是改革舊制度，而不是追求權力。為 了給目前處於困境中的臨時合同工解決實際問題，應該把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負 責人找來，通過正常的程序，共同簽發一個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兩件扎扎實實 的事情。這比去炮打哪一個更有利於臨時合同工。 我的提議首先得到了王振海的支持。在表決通過後，王振海立即通知勞動部 兩個副部長郗占元、李正亭和全總黨組負責人王志傑在六七年元月一日晚到達全總 大樓會議廳共同簽署《三家聯合通告》。 掀起「經濟主義妖風」 《三家聯合通告》由我草擬。通過時李正亭提出第一條中「所有單位一律不 得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過於繁瑣，重要的是和江青的「三條 」的提法有出入，為了表示和中央文革一致，他提出改為「一律不得解雇」。他的 提法獲得了多數人的贊同。郗占元、李正亭、王志傑三人當時非常配合。李正亭在 揭發「四人幫」的書面材料中根本沒有提到《三家聯合通告》，我想他是不願意讓 人們瞭解當時他們大拍江青馬屁的歷史（李正亭的揭發可見《預審張春橋副卷，一 九五卷七一九頁》）。 《三家聯合通告》簽發後，立即送《工人日報》印刷廠套紅大字鉛印，同時 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報告和由郗占元向國務院報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訴我們，中央文革認為這個文件很好，可以發往全國。 但印刷廠因印刷量太大（三十萬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五日未到，一天之間，事情就出現驚人變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氣 喘吁吁跑來找我，說中央文革決定緩發《三家聯合通告》。我問他是何原因？他也 回答不出來，只是說「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叫緩發就緩發，你必須執行。 」說完就匆匆走了。當天上午十點正，我接到江青的電話，她也是要我們緩發《三 家聯合通告》。我向她請示「緩發」原因，她只說了幾個字：「現在發太被動」就 放下電話。十一點，李晉暄接到戚本禹的電話，內容同樣是緩發《三家聯合通告》 。 當元月五日《三家聯合通告》印好邵一海找到我和楊政，告訴我們中央文革 決定要銷毀《三家聯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壓力」，「中央文 革不願在此時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所以，乾脆銷毀算了。等一段時間，再爭取 中央常委通過江青的「三條」。 這時，李伯特由貴州來京匯報貴州分部「粉碎鄧德禮等人篡權的情況。我把 三份印好的《聯合通告》交給他。告訴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銷毀。我說，這是好不容 易取得一點可給工人帶來實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毀之一旦。我把毛周不和，江青出 爾反爾的情況一一告訴他，希望他能珍藏這一歷史的見證，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 設法在邊遠地區印發，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共讓步，同時也使處境悲慘的臨時合 同工得到一點好處，堅固爭取自身權益的信心。李伯特表示，為了中國工人的利益 ，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願。他將設法在西南地區重新印發。為此李伯特在北京僅 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不幾日，他已在雲南昆明將《三家聯合通告》大量翻印 ，發往全國。結果如同王年一先生所說那樣——「不少工人鬧轉正，鬧晉級，鬧福 利待遇……掐著領導脖子強令發款。一些單位，……把合同工，臨時工一律轉正， 甚至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下放到農村的工人也恢復工作，同時補發幾個月， 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工資，夜班費，加班費等」。「頃刻之間，在全國許多地方刮起 經濟主義歪風。」（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五七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