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派再次崛起 陳奎德 一、 三波北上 入主政壇 上海派之逐漸入主北京政壇，已經是當今中國政局的一個明顯現象。是耶非耶， 尚待觀察。但作為一樁客觀事實，它已裝訂進了歷史的畫冊之中，不以當事者的拒 絕承認而改變了。 這一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它濫觴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當時 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江澤民被急召入京，臨危受命，披上了中共總書記的皇袍，是 為第一波。隨後的第二波使上海派在京的結構略見雛形，它指的是一九九二年「鄧 小平南巡」之後，在鄧的暗示下上海發難，遂有《解放日報》以「皇甫平」的文章 ，發起輿論「北伐」，鼓吹另一波更大膽的改革政策；放手開發浦東，開放上海股 票市場，鄧並徵召上海市長朱熔基進京主持經濟，使之被輿論普遍加冕為「經濟沙 皇」。而第三波海派北上的高潮，則是中共十四大大批提升或徵調上海人馬入主中 南海或其他部門，曾慶宏、吳邦國、黃菊、劉吉、周瑞金等均彈冠相慶，成為京中 顯宦，此潮至今尚湧，未曾止歇。據報導，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還有更多 的京官將操上海口音，甚至目前的上海市長徐匡迪也在總理候選人之列。 要全面評估上海派三波北上，進軍京城，入主政壇的得失，由於塵埃未定，現在 論斷為時尚早。不過，分析一下他們所面臨的基本態勢及其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 是有助於預估其起伏漲落的走勢脈絡的。 無疑，他們的基本優勢在於江本人的法統地位。同時，對他們而言，幸運的是， 「太上皇」鄧小平又足夠長壽，使他們在其「大樹」的蔭庇下有較長的時間從容安 排人事，佔據要津。另外，當年江在上海對眾南下避寒元老畢恭畢敬精心侍候作了 長遠「投資」，營造了「元老院」的人際關係，目前正好發揮作用，獲得回報，從 而使其能夠回收政治「利潤」，擴展政治資源。還有一項不可忽視的優勢，是上海 人才眾多，是中國技術官僚的最大「蓄水池」，有可能提供源源不斷的能幹的「侯 任京官」。這一優勢也是其他地區不具備的。 但是，他們的短處也是明顯的。其若干困難是，上海派在京並無淵源，甚至歷來 有宿怨，潛在地必然與原中央官僚體系有衝突，陳希同案就是一例；而且它與其他 地方派系也有利益衝突，如四川肖秧等地方官員的不買帳也是證據。無疑，倘若他 們擴張勢力的動作過大，則必引起強烈反彈；若動作過慢，則在鄧有生之年不足以 經營起穩固的人脈網絡和權力根基，那麼在鄧去世後，就難以抵擋來自各方的攻擊 。這是一種兩難的處境，需要一種高度的平衡性政治藝術。 另外，從目前為建立權力基礎而出台的施政招數看，江氏集團尚缺乏基本的政治 想像力。在他的政治視野中，只存在一種兩色式的政治光譜，即毛式政治和鄧式政 治。這就局限了他的政治選擇。為了與鄧時代相區別從而建立他自身的權力基礎(這 幾乎是所有繼位政客的必然的行為邏輯，倒無可厚非)，他採取的方式是向毛主義部 分回歸，而這一點，卻是缺乏遠見和創意的。因為中國當今的政治空間早已不是非 鄧即毛、非毛即鄧的狹窄格局了。 他們不可忘記的是，在當代，要確立長遠的權力合法性基礎，是不能憑借上代領 袖的傳位解決的，這是絕對靠不住的，它已有無數先例可供殷鑒，華國峰就是最近 的一例。而要創建自己的合法性，第一，最根本的，是要具備獲取權力的合法程序 ，這點涉及根本制度轉換，當然江一時還不可能辦到。第二，則需要創建你自己的 政績，這也是可資依靠的獨立政治資源。對此，江絕不是不可能辦到的。只要超越 了非鄧即毛的狹隘政治視野，江氏集團是可以發現其施展的政治空間的。但是它需 要有遠見的政治判斷力和廣闊的政治視野。 目前，考驗這種基本的判斷力和視野廣度，有一個很好的參照點，即，對當前中 國情勢的估判：是迴光返照的短暫時期還是正在進入漫長的類「勃列日涅夫時代」 或「李光耀時代」？ 有人認為，中國當下正在進入某種「勃列日涅夫時代」，即較長期的意識形態保 守滯緩但是經濟發展的時代。理由是北京當局已經渡過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以後一 段時期已經不太可能有更嚴重的可能危機了。同時，由於他們從反面吸取了八零年 代鄧、胡、趙時代的所謂「教訓」，因此，政治向左擺動和收緊可能持續相當長一 段時間。 統治集團中另一部分意識形態淡薄者則認為「新加坡模式」較為可取，並極力促 使中國走向這一方向。 但是，願望和主觀判斷是一回事，客觀的政治潛勢和走向又是另一回事。筆者並 不認為目前的收緊控制和向左倒退具有長期性的政治基礎。從大的政治趨勢和新老 兩代領導人的基本背景來看，目前的左傾僅是短期政治邏輯的產物，是微妙的權力 繼承時期的反映。它鑲嵌在當下的世界局面中，格格不入，是明顯的「異數」，絕 對不可能持久。而這種特殊情勢下的短期政治行為，這種偏左的意識形態傾向，其 實，也與上海務實官員的作派有潛在矛盾。因此，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它都與總的 趨勢不協調，只能是一個較短的過渡性時期，是業已過氣的意識形態的一段回光返 照而已。 中南海今天的舉措使我回想起了毛時代後期：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其時，中 國內政迅速左轉，批鄧已成氣候，批周暗潮洶湧，意識形態全面極化；然而成對比 的是，外交上，卻聯美反蘇，同最右的美國交好，抗擊同為共產國家的蘇聯，完全 放棄意識形態原則，施行赤裸裸的地緣政治策略。很明顯，外交和內政的方向上產 生了嚴重分裂。而目前，北京的內政與外交也出現了類似格局，外交上拚命彌合對 美關係，內政則加緊收縮，鎮壓異議和「西化」分子。只是二者背道而馳的程度不 及一九七六年那樣極端而已。 然而，儘管內政外交二者偶爾具有相對獨立性，但無論什麼國家，這種外交和內 政的政策方向分裂的局面都是不能持久的。人們注意到，毛時代後期的內外分道揚 鑣局面後來很快就走向了內政外交方向的某種統一，這就是鄧掌權後相對一致的內 外路線：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以外交的(右的)方向統一併改變了毛的內政(左傾) 方向。 那麼這次呢？是否務實的外交會被內政的"收緊」的左傾政策所統一？ 我想，只有一種情勢會導致這種「左傾式」的政策統一：即，中國全面徹底地從 世界撤出，斷絕經貿政治和文化往來，重新退回到閉關鎖國的局面，完全孤懸於國 際社會。在筆者看來，朝這個方向統一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那麼在邏輯上，剩下的方向就只可能是：更深刻地捲入世界，接受並遵守國際通 行的規範。而且，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的內政在這種「與國際社會接軌」的過程中 ，將會受到制約和調整。人們有理由期待，在一段並不短的時期內，中國的內政逐 步演化，與外交協調起來，從而變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現代國家。很顯然，類似目前 這種全面封鎖外部新聞，司法聽命於黨，以言治罪，是不可能長久推行的。這是瞎 子也能看出的趨勢。 然而，這裡的問題是，既然眾所公認，在中國社會馬列毛意識形態在實際上早已 名聲掃地，在民間甚至成了被嘲弄的對象，然而何以會發生目前的左轉？證諸歷史 ，在中共和前蘇聯這類以意識形態立國的國家，只要仍然是共產黨掌權，則每當權 力繼承的危機階段，幾乎都會出現某種意識形態極化的現象。原因在於，其時已經 沒有一個最高權威來為政權總體利益作現實的考量了，而各王位爭奪者是根據自己 在權力角逐中的利弊來出招的。此時，表現出對意識形態的忠誠和激烈是競爭場上 最穩妥的策略。反正他不會為激進口號的後果負政治責任，而僅僅是獲取權力的策 略。(至於上台後是否真要實行激進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這樣，就形成一種 「比賽激進」的機制。它是這種體制在權力危機時刻的內部邏輯：向左轉。否則， 如果某人稍示軟弱和溫和，立即授人以柄，在王儲候選人角逐場上被逐出局。 這種時候，正是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及其遠見的關鍵時期。其微妙點在於，如果 屈從於這種暫時性的政治氣氛，擺出明顯的(左傾)政治姿態以回應現狀，雖能全身 於一時，但未來的政治生命也就結束了。而倘若公開對抗，則立即喪失候選人資格 。因此，恐怕只有持某種低姿態，消極沉默，但仍保留在候選者圈子中，強撐過此 刻之後，有可能遭逢「柳暗花明」之機，進入一個更加廣闊可供揮灑的空間。 二、 「京滬情結」 鑒於極權國家轉型期的微妙特點，對於上海派的入主北京，筆者傾向於盡量剔除 目前短期的政策舉措和江本人的一些不合潮流的偶然性特徵，同時也不想固定化地 看待這些政策和特徵，而試圖把它放進較為長遠的歷史格局中來考察。 質言之，筆者想指出的是，上海派的崛起並非偶然，它有某種中國政治的內在脈 絡蘊涵其中。 我們只要看中國建政後，兩位個性和政策相反的最高領袖毛與鄧都曾打出「上海 牌」，就可看出其中的玄機了。 人們或許會詫異，毛澤東崛起於農家，進行了一場農民革命，一生以中國農民的 代言人自居，飲食起居也不改農民本色，特別厭惡洋派作風，何以居然在其最為重 視的、傾其後半生心力的「文革」中，一直依賴幾個洋場惡少「上海幫」(四人幫) 掃蕩天下，把自己的巨大的政治資源押在「上海灘政客」的身上。 更為可怪之點在於，在毛後期，鄧小平與上海幫勢同水火，成為死敵。鄧是通過 反對上海幫的艱難歷程才積累了自己的政治資本的。可以說，「反上海」是鄧的一 個基本象徵符號，是他後期崛起於政壇的本錢。然而，在一九八九年後，正是這同 一個鄧小平，居然也打起了「上海牌」：立江澤民為核心，調朱熔基進北京，啟動 上海股票市場，集中全力開發浦東。使得無論是人事提升或在政策優惠上上海都成 了中國九十年代矚目的重心。 原因無他，首先源於上海在當代中國政治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是唯一可藉以抗 衡北京的制約力量和談判籌碼。須知，所有的官僚機構，都是傾向於惰性保守反對 變革的，概無例外。中國的最高領袖，如果希望貫徹自己的主動性的政治意志，擺 脫龐大的中央官僚系統的牽制和阻撓，都不得不借助上海的力量。這是政治平衡術 的需要。 第二，一九四九年之後至八十年代末，多年來，上海年均上交中央的份額約佔上 海財政收入的87%，上海本身的市政建設嚴重欠債。由於中央對上海財政的超額搜刮 ，多年以來，上海蓄積了與北京對立的深厚情緒，即所謂「京滬情結」。足資借用 ，正好提供了制衡北京的資源。 即是說，從毛、鄧之運用上海派，可以看出「京滬情結」在政治互動的平衡邏輯 中的重要作用。 三、「北伐」和「南下」的政治隱喻 然而，這種借用是會產生政治後果的。它主要源於上海的特殊性及其所代表的價 值取向，使其在現代中國各地域中顯得特別是一個「異數」。 從長遠看，「京滬情結」在政治分野中的作用，它們各自代表的區域文化的價值 取向的差異，它們的消漲沉浮，將對中國未來走向產生影響。 眾所周知，自上海開埠直至一九四九年，作為「十里洋場」，上海是中國乃至東 亞最繁華奪目的「東方明珠」，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的經濟中心、貿易中心、金融中 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尤其是其租界，作為中國西化和多元化的窗口，其法治程度 ，言論自由度，觀念行為，市政管理，交通衛生……甚至使一生反帝的孫中山先生 也極口稱讚其租界是「市政典範」。總之，現代中國，凡與國際性現代性相聯繫的 潮流，大多發端於上海。如，洋務運動的江南製造局等等大型企業的興起，報館的 興辦，學校的創立，各學會的組建，商團的創辦，《新青年》創刊於滬(後再移師北 京)，其後又有電影奠基、各翼文藝爭艷。而其言論自由度，使得中國各類持不同政 見者避難於此，諷刺的是，連反西方最烈的中共也是在其租界的蔭庇下誕生的。 雖然，中共建政四十多年來對上海這個「資產階級大染缸」用力最深，控制最嚴 ，然而上海的近代遺傳本性仍未完全湮滅，一遇合適氣候，就頑強地表現了出來。 筆者在另文中曾指出過，除了意識形態和階級基礎的差異外，如果從中國內部各 區域文化價值取向的差異來考察，可以對國共兩黨的鬥爭從另一個角度進行重新解 讀。 這一角度即，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起伏漲落的角度。歷史學家們的一些研究結果 表明，中國文化的南北二分說，是有其統計根據的。具體而言，是以滬、江、浙、 閩、粵南方地區為代表的工商及紳士文化，和以陝北等貧瘠北方地區和內陸中國為 象徵的反智主義的農民文化(即毛說的「痞子」文化)。近代以來，前者傾向於使中 國盡量融入國際社會，面對世界，是費正清所謂的「海洋中國」，以梁啟超、孫中 山、胡適為代表。後者傾向與使中國孤懸於世界，封鎖國們，其利益在強化傳統的 「農耕--官僚體制」，是所謂「大陸中國」，毛澤東即為典型。 使中共真正崛起於中國政治舞台的發家基地，是貧瘠落後的華北陝甘寧地區。中 共在此確立了一支以北方農民為主體的武裝力量，其中層幹部大部分也淵源於此地 。在意識形態的表層覆蓋下，這支政治力量是由一群充滿「打土豪分田地，老婆孩 子熱炕頭」意識的北方農民組成的。 眾所周知，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基本來自南方，孫中山崛起於香港廣東，蔣介石發 跡於浙江上海江蘇，三四十年代的江浙財團，在中國具有支配性的經濟力量，構成 了國民黨最重要的政治資源，並曾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因此，當一九四九年中共用槍桿子戰勝國民黨，大批出身北方農村的「南下幹部 」踩著隆隆的炮聲的節奏去接管南方各地國民政府的政權機構以及各類企事業和文 教單位時，從中國內部區域文化消長的視角去觀察，我們可以看到一次北方文化向 南方文化的大規模擴張。 如果我們再聯繫(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北伐」在中國近代史中的作用及其 隱喻，譬如現代的幾次著名「北伐」：辛亥新軍之北伐，蔡鍔護國軍「二次革命」 時的北伐，南方政府的國民革命軍一九2七年北伐，八十年代從經濟特區興起的經濟 (改革)北伐，當代港台文化北伐，九二年鄧南巡的政治經濟北伐……於是，「南下 」和「北伐」，兩種相反方向的文化遷移所代表的價值取向就一目瞭然了。 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共對國民黨的勝利，某種意義上象徵了傳統深厚的中國北方 和內陸鄉土文化戰勝了南方士紳工商文化。於是，國共之爭，被賦予了南北之爭的 文化涵義。因而，毛澤東的決定把中國的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毋寧被看做是一樁 富於文化象徵意味的歷史事件。 而鄧小平慘淡經營的改革，作為對他自己參與其中的「幹部南下」的「撥亂反正 」，作為逆向改制的變革，正是一種「北伐」行動，是中國再次融入國際社會的歷 史性嘗試，是「海洋中國」向「大陸中國」的一次靜悄悄的反擊。其成敗利鈍，將 影響中國幾代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如果我們考慮到一幕幕歷史上屢屢發生的場景：文明程度較低的尚武的北方蠻夷 長驅南下，用武力擊敗程度較高的南方文明，然後又逐漸被南方中華文明所同化的 眾多故事，則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8年的事件就不難從文化上獲得某種理解了。 從現實各地區的力量對比來看，當前的明顯趨勢是，由於以上海和珠江三角洲為 兩個重心的南方經濟在全國的比重越來越大，發言權必將隨之增大。南方不可能永 遠讓自身的利益由與己無關的人或自己無法影響的人去支配。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 ，北京當局常常宣稱的所謂「全國各地區、各省利益完全一致」，完全是神話。事 實上，傳佈這一神話本身，正是為了加強中央的那一部分人自身利益的策略而已。 因此，南方的這種巨大的經濟力量在邏輯上勢必要產生它的政治影響力。有鑒於此 ，南方的代言人之進入全國政治中樞，中國政治重心的南移，是遲早的事。這是任 何信誓旦旦的賭咒發誓和甜言蜜語的誠懇許諾都改變不了的基本趨勢。 四、「三國演義」：北京、上海、香港 因此，雖然江澤民個人短期政治舉措是逆潮流開倒車的，但我們不妨把它視為一 項偶然的臨時性因素。就整體和長遠的眼光看，上海派在中國政壇的崛起也許在某 種程度上意味著一個歷史性的開端：南方政治代言人的興起，技術官僚集團主控中 國政壇的走向，南方務實集團的集聚。從長期看，它可能標誌著意識形態的衰亡及 中國將越來越深地捲入國際社會的潮流，從而代表了中國政治重心逐步南移的趨勢 。 不過，我們不應忽略的是，一九9七年香港的回歸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加入了 一個新的變數。 如果上海果真逐漸在事實上成為南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它就會喪失其過去的邊 緣性和國際性，而越來越多地捲入中國內部政治格局中，成為重要砝碼。其對外功 能將會繼續削弱。這種態勢，在毛、鄧時代，已兩次粗略閃現。在這種基本態勢下 ，香港的回歸，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聯合經濟區，它的巨大經濟力量和向外輻射的 能力，勢將會形成另一個南方中心。倘如此，則香港加珠江三角洲就將取代上海在 過去歷史上所賦有的邊緣性和國際性。這一發展可能蘊涵有豐富的政治含義和經濟 含義。展望未來，南中國政治重心是會相對穩定在上海，還是繼續南移？是值得仔 細觀察的。 考慮到香港這一異質性更大的城市的回歸，如果我們要對不久的未來畫一個輪廓 ，無疑，北京、上海和香港是最關鍵的三大城市。它們將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格 局中扮演非常重要而又不同的角色。在這一出未來的「三國演義」中，每兩方角色 之間：北京對上海，上海對香港，北京對香港都存在著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和「情 結」。除前述「京滬情結」外，有由爭當未來亞洲金融貿易中心而起的「滬港情結 」，有因基本生活方式和制度對抗性的「京港情結」，種種心結，不一而足。而眾 所周知，決定類似「三國演義」局面的內部互動結果的關鍵點，則在三方內部如何 縱橫捭闔，合縱聯盟：是京滬聯手對香港，還是滬港聯手對北京，亦或是京港聯手 對上海？三者各各不同的聯盟關係，必將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脈絡和走向。至於 究竟最終將浮現出何種局面，且待今年七月一日英國米字旗在港府降落之後，再「 聽下回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