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的懺悔和新生 (瑞典)正明 本年度諾獎得主、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Wislawa Sxymborsks)經歷過二戰 的炮火,從歐洲文明的廢墟中站起來之後,一度認同迅速取得政權的波蘭共產黨並 採用官方倡導的甚至是強制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但她很快就對斯大 林式的極權統治感到幻滅,天主教的懺悔意識使她獲得新生,並以犬儒主義的反諷 開始對現代的野蠻和文明進行微妙的解嘲,最後終於以其傑出的反諷術獲得諾獎殊 榮。儘管她的詩歌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但看看她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的裂變,對 於曾經同樣被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束縛的中國作家來說,是 頗有啟發意義的。 在文明的廢墟上低沉地歌唱 戰後的四十年代,辛波斯卡最初在她所在科拉科夫市的報紙《波蘭日報》上 發表詩作,第一首詩是《我尋找詞語》,時年二十二歲。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 年,她在這家報紙發表了將近三十首詩,開始在波蘭詩壇嶄露頭角。這些早期詩作 大都描寫二戰中波蘭被德寇佔領期間的社會生活。作為一個飽經戰亂得以倖存的脆 弱的女性,表達自己對民族的負疚感,對滿目瘡痍的祖國的憂患和哀傷之情。 辛波斯卡充當了這場歷史災變的見證人和詩的喉舌。瑞典詩人普勒耶爾(Ag neta Pldijel)在《辛波斯卡題照》一詩中將辛波斯卡譽為歷史的預言家卡桑德拉 : 你這營營蜜蜂般的卡桑德拉 試圖在廢墟——我們習以為常的廢墟上為我們歌唱。 卡桑德拉(Cassandra)是希臘神話中特洛伊國王的女兒,愛慕她的日神阿波羅賜予 她預言的能力作為禮物,由於她的負情,阿波羅以神力對她進行報復:儘管她的預 言將被未來驗證,但人們再也不會相信她。她預見到特洛伊將被希臘攻陷,但人民 不聽從她的警告。亡國之後,卡桑德拉淪為希臘聯軍的戰利品,作為女奴,最後被 殘酷殺害。辛波斯卡在她的《卡桑德拉的獨白》中的女主人公在廢墟上的內心獨白 正是詩人自己的寫照: 這是我,卡桑德拉。 這是我的灰燼下的城邦。 這是我的權杖和預言書, 這是我的充滿懷疑的頭。 辛波斯卡早期的《廢墟上的歌聲》,每一首詩單獨發表時,並沒有引起評論 界太大的注意,但是,一九四九年,當辛波斯卡想集結成書,作為她的第一本處女 詩集出版時,其陰鬱低沉的情調,遭到官方的評論界的嚴厲批評,成為共產主義陣 營的僱傭文人的靶的。在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的規範下,批評家指責 辛波斯卡的詩歌對於普通的勞動人民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因為她對戰爭的描寫過 於病態地迷戀於人們的內心的創傷,對於新生的欣欣向榮的波蘭人民共和國來說, 這些作品不宜出版。結果,橫蠻的政治干擾最終取消了她的出版計劃。 自我調整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五十年代初期,不少波蘭作家和詩人已經踏上了不歸的移民之路或流亡的漂 泊旅途,例如後來於一九八一年在美國獲得諾獎的詩人米華殊(Cxeslw Milosx); 另一些詩人,例如後來詩名比辛波斯卡更大的赫伯特(Zhigniew Herbert),對斯 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抗衡是所謂「內部移民」——沉默,或「為抽屜寫作 」,以求將來的某一天出版。但是,辛波斯卡既沒有必要流亡也不甘於沉默,她重 新調整了自己的創作態度以適應官方的要求,開始寫作政治上正確的或至少沒有政 治錯誤的詩歌。波蘭文學史家勒維尼(M.G.Levine)在她的《波蘭當代詩歌》中談 到這一點時頗有微辭。 辛波斯卡自我調整後的這些詩發表在兩本詩集中,即一九五二年的《我們活 著的理由》和一九五四年的《問我自己》。這兩本詩集被當時評論家視為最富於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在這些詩歌中,她的單向的線性思維使她像許多中國 作家一樣,以臉譜化的模式寫敘事詩,「敘好人完全是好人,敘壞人完全是壞人」 。這種模式,用西方的美學術語來說,就是不能登「悲劇」之最高的藝術殿堂的所 謂「情節劇」(mdlodrama)的模式,懲惡揚善的模式。例如在《老勞工婦女》中, 詩人描寫一個年老的婦女講述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受苦受難的生活,她本來就在 悲慘的條件下從事繁重的工作,可是由於懷孕,連這種工作機會也被剝奪了,被解 雇了,她一度企圖自殺,雖然沒有死成而得以活下來,卻導致胎中的嬰兒流產。在 《關於一個戰犯的歌》中,詩人憤怒抗議將納粹戰犯從盟軍的監獄中釋放出來。在 《來自韓國》中,詩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韓戰爭,儘管她無法親眼看見,卻以一 個目擊者的視角敘述美國士兵殘酷地挖掉一個韓國老百姓的眼睛的故事。愛憎鮮明 ,或詩人的感情的強烈的直接介入是這些詩歌的顯著特點。 勒維尼在《波蘭當代詩歌》中是這樣評價這些社會現實主義的典範作品的: 「在這些選集中詩歌傾向於刺耳地表達一種對舊次序,對帝國主義者,對斯大林主 義者的宣傳所攻擊的當時的其他目標發洩近乎歇斯底里的仇恨,非常不如辛波斯卡 的一九五六年以後的詩歌」(M.G.Levine:Contemporary Polish Poetry,Twayne,1 981,p.93.)應當補充的是,這些作品同時非常不如她四十年代的處女作。 這些作品中的悲慘的故事可以使讀者想到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作 品。辛波斯卡最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詩人還談到她在某些方面屬於十九世紀,在 另一些方面則屬於二十一世紀。當然,在她身上更多的仍然是屬於我們二十世紀的 東西。她屬於十九世紀的東西也許有好幾個方面,她自己語焉不詳,但她與十九世 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聯繫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她在《可能性》一詩 中寫到各種兩相比較她更喜歡的事物時,有一行詩說:《喜歡陀斯托耶夫斯基,更 喜歡狄更斯》,狄更斯就是十九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出生貧苦的 對貧苦的弱者充滿了同情的人道人主義者。可見,辛波斯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其主要方面是在揭露而不是歌頌。她所揭露的是資本主義的野蠻,帝國主義的野蠻 。在她的作品中,似乎還沒有為波蘭共產黨歌功頌德的作品或以藝術的形式來闡釋 官方政策的應景之作。這一點,無疑要高出許多當年的中國詩人。 告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生 辛波斯卡的這兩本詩集從此奠定了她在波蘭官方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一 九五六年,隨著斯大林的神話的戳破和蘇聯文學的「解凍」,波蘭文學也開始「解 凍」了,這股政治衝擊波像雪崩一樣席捲了波蘭,激發了波蘭作家的驚醒。他們反 思馬克思主義,反思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辛波斯卡談到她的學生時代曾經攻讀波蘭 文學和社會學時,她說:「那時社會學幾乎不存在,我們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還 要社會學幹嘛?社會學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因此我在社會學院只學了一年。」( 見《中央日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可見從那時開始,她對教條化的馬克思 主義已經生了厭惡之情。 一九五七年,辛波斯卡終於以詩集《呼喊耶提》將她自己從官方所鼓勵的政 治傾向中解脫出來,她重新回到自從四十年代以來使她魂牽夢繞的戰爭題材,實際 上這也是對那些曾經嚴厲批評她的共產主義御用文人進行反攻和自我辯解,重新認 同自己在接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前的政治觀點、詩的美學主張和藝術風格。她回 顧自己的童年,回味她從小受到的天主教文化的熏陶,共產文化與天主教文化文化 的衝突在她的心靈深處展開了。在她的創作生涯中,這部詩集對她一生最重要的一 點是,她開始在某些詩作中表現了反諷的態度,嘗試相應的表現手法,而這正是她 不斷探索日趨成熟以致今天能獲得諾獎殊榮的最鮮明的藝術特徵。 在她「解凍」以後的詩集《詩》中,有一首題名為《新生》的詩,最鮮明地 反映了詩人的創作態度的歷史性裂變。詩人坦然承認,她由於一度相信被共產主義 的統治集團譴責的人們真的是賣國賊或叛徒,因此自己犯了同謀罪,對不起那些無 辜的人們。她宣稱,在這些犧牲品面前,她曾經沒有盡到自己道義的責任給予幫助 ,她現在更加相信詩歌是一種毫無益處的東西,因為詩歌已無法對那些無辜的死難 者給予精神補償。 作為從來不曾直接介入政治的詩人,辛波斯卡無疑也沒有直接參與迫害那些 被官方指控為賣國賊或叛徒的,然而,回歸宗教的負罪感卻使她萌生了如此強烈的 懺悔意識。這一點,與許多曾經直接參與各種政治運動、迫害同僚卻從來不曾懺悔 的中國知識分子相比,真是霄壤之別。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有這樣的負罪感,才 能懺悔自己的「同謀罪」呢? 當然,儘管詩歌不能對死者給予補償,但它還是能對生者給予撫慰,成為懺 悔的宣洩口,救贖的精神媒介,不斷走向「新生」的自由的象徵。這個主題,後來 貫穿在她的詩歌中。例如在《有些人喜歡詩》中,詩人直接表達了她對詩歌的社會 功能的看法: 詩——什麼是詩呢? 有許多站不住的解答 在這個問題前面倒下。 我總弄不明白,緊緊抓住 彷彿它是救贖的欄杆。 詩人所說的「站不住的解答」無疑包括被教條化了馬克思主義的解答,把詩歌和一 切文學藝術作品視為單純的鬥爭武器或宣傳號筒的解答。 在現實生活中,像在詩歌中一樣,辛波斯卡雖然不直接介入政治,但她開始 真誠地支持波蘭團結工會的鬥爭了。 一九六四年隨著波蘭官方的教條主義的文學理論被創作界和批評界的進一步 否定,辛波斯卡也否定了她早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當她回顧自己的創作 歷程,編選她自認為依舊具有藝術價值的詩歌時,在一九六四年的《詩選》中,她 僅僅從早期的《我們活著的理由》和《問我自己》中選擇了九首詩入集。而其他的 新的詩作,大都表現了野蠻與文明的對抗,或恐怖主義與道德關懷的對抗,在社會 主義條件下的異化現象和人類自我毀滅的傾向,以及人類難以溝通的孤獨的悲劇感 。從情節劇到悲劇的轉變,這是最富於複雜進程,揭示人物內心的矛盾衝突。到了 一九七零年,在她新編的自選集《詩》中,早期兩本詩集中的作品一首也沒有入選 ,可見她對自身的否定的徹底 對斯大林的野蠻的鞭笞 在標誌詩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裂變的詩集《呼喚耶提》中,有許多詩篇 涉及文明的價值的問題,詩人展示了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文明對野蠻的否定。在《 來自一次不曾進行的向喜馬拉雅山的遠征》中,她將斯大林的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野 蠻的暴君之一,喻為傳說生活在喜馬拉雅山的邪惡的雪人耶提(yeti)。這種異類 ,或說是遠古時期的原始人,或說是半人半熊的怪物。在這首詩中,詩人首先展示 了構成現代文明的一系列平凡事物,例如麵包、字母和簡易的算術。接著她採用反 諷的對比將人類千百年來創造的高度文明的成就,尤其是文學藝術的成就,與斯大 林個人的罪惡、歷史的暴力進程並置在一起: 耶提,在我們中間 並不可能只有罪惡。 耶提,並非一切話語 都是死亡語句。 我們繼承希望—— 健忘的禮物。 你注意到我們 如何在廢墟中生育孩子。 耶提,我們有莎士比亞。 耶提,我們拉小提琴。 耶提,當黑暗降臨 我們打開電燈。 邪惡的雪人融化了,我們看到了斯大林這頭赤裸裸的野蠻的俄國熊,但同時 ,我們也看到了辛波斯卡的一顆帶著懺悔和真誠的為文明呼喚的心。 那些野蠻的專制統治者,也許永遠不會懺悔,但他們終究會有像雪人一樣融 化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