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面對西方》後記 時 鑒 華裔導演李安執導的影片《理性與感性》，展現了二者錯綜複雜的關係。我 們在考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時，幾乎也無時無刻不迎面碰上「理性和感性」這個 令人困擾的問題。 「說不」是「泡沫話題」嗎？ 學術界對於社會風潮的迴響，往往有一種滯後效應。在中國大陸，這種滯後 效應的多種原因中，有一種非常可敬的原因，這就是：經歷了多年政治風波之後， 學者們對於各種追風尖逐浪頭的活動產生了一種本能的反感，直覺的排拒。在他們 看來，鑽熱門、跟時髦，不加思索地照著長官意志或者跟著市場效益跑，都是缺乏 主體意識，缺乏學術尊嚴，沒有定力，沒有主見，只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淺薄 浮躁表現。而真正做學問的學者不應如此，哪怕是研究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的 學者，也寧願等一等，看一看，到底這些風這些浪夠不夠等級檔次進入自己恢弘的 視野，進入自己精深的腦海，最後進入自己如椽的筆端──風裡浪中，除了喧嘩和 躁動之外，總得有點什麼東西值得自己撥弄撥弄才行。 這裡就是一例：中國大陸三數個青年人搞出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 稱《說不》)，隨後引得海內外紛紛揚揚；一波波「說不」內外相激，書商趁熱打鐵 ，讀者趨之若鶩，一時間甚至彷彿一本《紅樓夢》引出了五花八門「後夢」「又夢 」「續夢」「補夢」的盛況再現了！然而，這種「說『不』熱」，也使得許多嚴肅 的學者下意識地產生逆反心理，裹足不前：世上有「泡沫經濟」，有「泡沫政治」 ，也就有「泡沫學術」、「泡沫話題」──熱熱鬧鬧地開會研討、著書立說，最後 煙消雲散，「偉大的空話」不見了「偉大」，只剩了「空話」，他們吃這種虧還少 嗎！ 於是直到今天，一九九七年的春季，在《中國可以說不》、《中國還是要說 不》喧囂了半年，已經開始冷場之際，我們面前才有了這麼一部由二十一位大陸中 青年學者和作家，考察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論集《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以下 簡稱《面對西方》)。 民族主義思潮：助力或者阻力 民族主義思潮，在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和心理變遷中的重要性， 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不論人們承認還是不承認，它是支配著自鴉片戰爭以來這一 百五十多年中國所有重大事件的主要動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參與決定著中國未 來一個世紀的走向──不用說，這種支配和決定，有時是正面作用，有時是逆向作 用；有時是直接作用，有時是間接作用，甚至有時以引起反彈的形式體現。我們要 感謝《說不》的策劃操作者，從選題、出版至暢銷的整個過程，及時提醒了人們： 在設計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藍圖之際，切切不可低估了民族主義思潮 ──作為助力，或者，作為阻力。 正如《面對西方》許多作者所再三指出的，中國面對西方，何曾不敢「說不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說不」甚至是壓倒一切的主旋律。作為歷史的一般現象 ，弱勢民族，尤其是外敵當前、國勢危殆時的弱勢民族，「說不」的聲音總是最為 震人心弦。他們需要高張民族主義旗幟，來肯定自身，凝聚共識，激揚民氣，動員 本民族成員求同存異，放下自己內部一切地域、階級、家族的隔閡紛爭，形成盡可 能統一的力量來「興滅國，繼絕世」。但是這一次「說不」，卻並非是在「中華民 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是正相反，是在中國幾個世紀以來最富強的時候。僅這 個事實本身，就有發人深思之處。 說實話，起初在翻閱四百三十五頁的《說不》時，我很難壓下一種官能上的 強烈反感。作為一個曾經當過幾天中國大陸官方喉舌的過來人，這種反感，與其說 緣於該書雖盡可能避免暴露出黨八股話語系統的烙印，卻赤裸裸地主動與當局官方 意圖相配合，流露出「御用」的機心；緣於該書那種幫閒文人兼冒牌欽差的神態與 口吻(「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麼定了」！)；毋寧說， 緣於它那種簡單圖解的思維方式、狐假虎威的強權霸道，乃至那種一意煽情、訴諸 非理性的論辯風格，使我們宛如面對成排森列、滿是大叉和驚歎號的文革大字報欄 。即便我們承認：該書針砭美國文化的內在痼疾確有一針見血之處，揭露美國霸權 心態確有切中要害之擊，也很難壓下這種反感。 反感歸反感，事實卻是：這麼一本拼湊痕跡甚重的書，竟獲得了中國大陸官 方與海內外市場的雙重肯定。 官方的肯定，不在本文考察範圍；此書編者自詡具有的「更廣泛堅實的民意 基礎」，倒確實是引得中國嚴肅的知識分子終於用正眼讀它的最重要原因。《面對 西方》的許多作者不約而同提到：《說不》「這本反映『網絡時代義和團精神』的 偽政論作品，由於其內容粗糙拙劣，本來不具正面討論的價值，但從社會思潮層面 來說，卻又是值得注意的」(許紀霖)；《說不》「出現和暢銷還是說明，它所持的 觀點和視角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肯定是很有一些社會基礎的」(王躍生)；「在《說不 》走紅的背後，人們關心的主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在什麼樣的意義上體現了民意 ，反映了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心聲」(楊東平)。 要說「民意」，《說不》的暢銷其實倒並非「民意」的佐證，僅僅是商業的 成功──中國的老百姓願花十九塊八角錢人民幣買它，只表明人們被它勾起了好奇 ，而並非表明對它的認同。但是民意也倒確實露出了若干端倪：在一九九四和一九 九五年兩次舉行、第二次多達十萬多青年參加的題為「中國青年看世界」民意測驗 中，美國均被列為「最不友好國家」的第一位和「最無好感」的國家中第一位。 《說不》策劃者的靈感是不是直接來自這一調查結果的鼓舞？不得而知；但 至少他們感受到了市場的這一熱點：老百姓正為美國大傷感情──對了，《說不》 的副標題，就是「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 《說不》中大談特談的「政治抉擇」，且按下不表；《面對西方》作者之一 陳小雅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現狀與未來走向》一文中，劃分了「政府坐標 系」、「民間坐標系」(其中又分為「民眾坐標系」和「知識坐標系」，再細分為「 情感坐軸」、「利益坐軸」、「科學坐軸」等等)與國際坐標系，總結得相當全面和 系統。按照這個描述，民族主義思潮真是一個大得令人頭暈的話題，我們就僅僅來 探討一下其中的民間坐標系裡的「情感坐軸」吧。 中國人對美國感情的三次轉變 即使縮到這麼窄小的領域，說起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還是一言難盡。 感情本身就是難以用理智來控馭、來解釋的領域：感情本身可能充滿矛盾， 愛恨交織，五味雜陳；感情作為一種心理關係，可以是現實中自己與對方實際關係 的投射，也可以出現很大反差，甚至可以完全是南轅北轍──對自己的救命恩人欲 除之而後快，或者對自己的死敵抱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絲，古往今來都非罕見。而 當我們的視野由個人擴展到文化程度、個人境遇、利益考量不同的社會大眾，其在 特定時候的感情取向，情況又複雜百倍千倍！ 回顧中共建政之後的近半個世紀，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可以說是大起大落 ，以二十年為一個週期，轉了三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第一個彎：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從「親美」，轉為「反美」。 這一次轉變，主要由中共當局發動。中共建政之初，鑒於冷戰兩大營壘這一 格局的現實利害考慮，以及韓戰、台灣海峽局勢的演變，自上而下地動員，想方設 法清除「親美、恐美」的社會情緒。挾大軍「小米加步槍」席捲神州大陸之餘威， 乘舉國百廢將興、充滿希望之順風，這一工作未遇老百姓心理上的強烈抗拒。當局 大張旗鼓地宣傳「美國是蔣介石的後台老闆」，對以抗戰八年的盟邦和內戰三年的 調停者形象出現的美國，來個「剝下畫皮，認清真相」，相當奏效。儘管也用了搞 運動的方式，也要求人人過關，自我檢查，但中共當時尚無須動用太多強制手段。 最親美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曾經留美的學者專家，紛紛表態，現身說法。「打倒 美帝國主義」，確實成了全中國人民的共識。這第一個彎，就這麼轉過來了。此後 由於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中國人──不僅是中共──更視美帝為世界上頭號死敵。 第二個彎：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從「反美」，轉向「親美」。 這一次轉變的契機，是出於情感上的相對狀況：在兩個為情感所排斥的對象 中，因為對其中一個更為排斥，於是對另一個反而逐漸不那麼排斥，逐漸可以容忍 ，甚至愈來愈覺得喜愛了。蘇修在中國的北部邊境線陳兵百萬，促成了老百姓的「 喜新厭舊」。從官方來講，外交政策的大調整是基於「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的緊 迫情勢，「遠交近攻」的戰略設計，而老百姓情感轉變的動因，則要豐富多採得多 ：名古屋乒乓外交「小球推動大球」的戲劇情節；基辛格對外宣稱小恙卻秘密訪華 ，使世界為之嘩然的傳奇色彩；而尼克松總統萬里迢迢前來拜會毛澤東，多麼符合 過去中國皇上端坐龍庭、接受蠻夷萬方來朝的傳說與想像！中國人的虛榮心，大大 滿足了一回。這些都使中國人的這一次情感轉變更為順溜。而在心靈深處，多少也 還有點大國心態的孓遺：美國要打「中國牌」，中國也打「美國牌」，而且既然是 「玩牌」，雙方就是互相需要，與美國的接近，意味著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與其 他超級兩霸平起平坐的地位。 中國開放國門之後，隨著雙方在經貿、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大批 學人收拾行囊去了美國，國人對美國在情感的親近更以加速度進行。從知識分子來 講，伴隨了對中國近代落後根源的反思，對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呼喚──美國在他 們心目中正是民主、自由、法制的化身；而從老百姓來講，美國的物質富裕、科技 發達使他們心嚮往之；美國的文化，也以全方位、多層面的聲勢大舉湧入，使中國 官方的意識形態毫無招架之功。 第三個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又由「親美」，轉向了「疑美」 甚至「反美」。 情感的因式分解 平心而論，這一次老百姓對美國的情感轉變，官方不是主動發起者，週期性 的社會思潮和情緒起伏消長、循環往復，起了很大作用。大體上，可以以一九八八 年龍年的《河殤》現象作為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由衰轉盛的關鍵點：《河殤》對中國 傳統文明的激烈顛覆性批評，引起了轟動，始則群起共鳴，隨後卻引起了社會情緒 的反撥；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成了從「親美」轉向「反美」的分界線。在 那之前，中美貿易也不斷有摩擦，中國的大量人才被美國吸引走，也醞釀了國人對 美國的憤懣，然而「六四」之後一段時間內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中國一般老百姓心 底並不反感──這一方面還是因為情感的相對效應的道理：其時民眾最痛恨的是下 令對學生開槍的獨夫民賊，「予與汝偕亡！」即便自己會吃苦頭也置之度外了，他 們恨不得與當局同歸於盡；另一方面，是當時人們相信：美國的制裁是針對反對中 國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潮流的頑固派，從根本上說與中國人民利益一致，與中 國發展方向吻合。 如果說一九九二年布什總統的「中國學生保護法令」對中國老百姓的民族主 義情緒波動還影響不大，官方也只是一般性地作點應景表態文章；那麼，鄧小平的 南巡重新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隨著對外經貿、科技、文化來往的增多，麻 煩自然也增多，民族主義情緒的熱度也越來越急劇上漲了。更由於蘇聯解體，東歐 變色，原來在美國國際棋盤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國，戰略地位跌價，原來顧全「大 局」隱忍不言的分歧，像人權、奴工產品、知識產權、貿易逆差，越來越凸現。美 國放話也越來越不再斟酌詞句，掂量反應。美國以一副無辜模樣，納悶中國反美情 緒熱度何以上升──該問問自己能不能辭其咎？對華政策和策略失誤連連，許多問 題的處理之拙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想想「銀河號」！)；很聰明的人犯這種錯誤， 該不該上綱上線挖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麼？ 很多人士也指出，中國反美熱度上漲，也有國人由於實際利益受到影響的因 素，例如，美國為知識產權問題要制裁中國，直接觸犯了從盜版中得到好處的民眾 ；美國在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運作，使中國不少人的機 會眼睜睜可望不可即；中國各級官方機構對外商以及「洋博士」的優惠性政策紛紛 出籠，使「內商」和「土博士」置身於不平等競爭…… 而從中國社會心理的層面來看，羅列一下，至少可以排出以下幾條原因： 一.由於多年來受挫而造成的自卑，埋下對新的挫折和外界批評的排拒基因。 這種感覺一百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國人的胸臆深層，有機會就冒出來，甚至在極不相 干的問題上也觸動敏感神經。例如「諾貝爾綜合症」一直未曾痊癒，年年秋天發作 ；而北京申辦奧運主辦權以兩票之差落敗，老百姓被當局大肆造勢引起過高的期待 心理受到沉重打擊，無法以平常心看待這一結局，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成了洩憤的對 象，民間甚至一度眾口喧騰「抵制奧運」之說。 二.對美國和美國人瞭解後的 吃驚和失望。這正是「因不瞭解而結婚，因熟悉而離婚」這一妙語的例證：美國由 當年一個隔得遠遠看令人羨慕的模仿對象，變成了在各個場合擠擠撞撞的競爭對手 ，「美國」並不是「美的國」，過去國人將美國理想化，現在想像的光環消褪，期 待的虹彩剝落，才明白美國自己國內的問題隨手一抓一大把，也不過如此乃爾！而 比發現「美國並不是天堂」更令中國人心寒齒冷的，是發現「美國人並不是天使」 ──他們那種實用主義和美國中心的思維方式，那種以美國標準衡量一切、改造一 切的心態，那種高人一頭、指手劃腳的習慣，是造成許多中國人反感的緣由。一旦 印象形成為思維定式，連美國人所崇尚的確實應該列入人類普遍原則的東西，也一 概斥之為「不合國情」，「強加於人」了。「凡是美國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 是美國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三.「陰謀論」的流毒依然在許多人腦海裡揮之不去。人們尚未自冷戰中的心 態完全恢復過來，疑神疑鬼，處處發現「遏制中國論」的蛛絲馬跡。前有中國大陸 的政協常委何新先生再三再四地給中南海上「密札」(他的文集就以此為題)、與海 外記者長談(卻很少與國內記者暢言)；後有《說不》的幾位作者，像俄國作家陀斯 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地下手記》中那個無名無姓的受迫害狂主人公，覺得周圍所有 的人都在竊竊私語談論著他，都在串通一氣，暗中策劃著針對他的陰謀。我們在《 說不》中從前言開始，幾乎在每頁上都能找到這樣的詞句： 「一個來自『自由世界』的針對中國的大陰謀開始醞釀發酵」(前言一頁)； 「割裂中國領土的世界性陰謀」(四十頁)；「美國的所有動作(注意：是「所有」！ ──時鑒按)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時是秘而不宣的底蘊，這種底蘊我們完全有理由稱之 為帝國主義的陰謀」(六十四頁，其中「帝國主義的陰謀」七個字下面點上了著重號 )；「甚至有理由認為，這是整個西方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六十六頁)；「對於美 國的陰謀，中國千萬不能存在僥倖心理」(八十五頁)；「有證據認為」「孤兒院─ ─死亡屋事件」是一樁針對中國政府的徹頭徹尾的陰謀」(九十五頁)；甚至還有這 樣的句子：「當你以為你正在美國人民進行一場民間交流時，中央情報局就在你身 邊；當你真誠地向有人推薦美國品味時，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報局的代理人」(一 百四十七頁)。 美國華裔主播宗毓華也曾有聳人聽聞的「中國間諜報導」，看來冷戰心態「 陰謀論」是雙方都有的。不過，兩件事的結局卻截然不同：宗毓華的報導引起了旅 美華人的群起抗議，不惜與之對簿公堂，最後迫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道歉認錯；而 《說不》的上述言論儘管引起了來到中國的某些美國商人學者的抗議，卻無人理睬 。 四.因為未曾達到目的於是就竭力貶抑之的「酸葡萄」心理。例如，有些人想 去美國而一直未能如願，有人想賺美國佬的鈔票卻沒有得手，就通過貶損美國來得 到心理平衡，美國的社會問題和美國國民素質的不足，都成為取笑對象。 五.前幾年一些人對民族傳統過分否定，引致反彈。有人稱八十年代中國知識 界主流是「逆向種族主義」──即所謂認為「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也是 劣等民族，只有脫胎換骨才有資格生存下去」。這種「逆向種族主義」的評價是否 歸納得公允准確暫且不論，但是在當時反思民族傳統時側重否定其與現代化格格不 入的一面，確實也是事實，這構成後來學術思潮的鐘擺向另一端擺去的誘因。 此外還有很多，例如：以中國政治運作方式去猜度美國而引起的誤解，中西 方在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和文化衝突，等等，在特定情境下，都成為了反美的導火索 。 這一波中國對美國的複雜的情感反應，原因雖多，但最關鍵的，我看很大程 度上還是由於這一特定時期中國人所面對的美國，一身兼二任，亦為老師亦為對手 ──作為老師，他教給我們很多東西，中國人要虛心向他學習，甚至按照中國傳統 被要求「尊師」；作為對手，他又得了機會就欺負我們，中國人要狠心將他壓過， 但是又一時無法如願。跟從這樣的老師，受到欺負時恨不得罷課，但真要拂袖而去 ，受損失的不是老師，而是學生自己。如果我們分得再細一點，中國民眾心目中的 美國是這麼個多重角色：對於中國的開放來講，美國是金主；對於中國的改革來講 ，美國是樣板；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講，美國是對手；對於中國的穩定來講，美國是 隱患。《中國青年報》舉行公眾調查：百分之七十一點四的人認為對中國影響最大 的國家是美國，美國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份量無法視而不見，中國人對美國的 感情更是酸甜苦辣俱全了！ 從「彼可取而代」到「大丈夫當如是」 在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旅途中，摸索中國與外國包括美國建立正 常健康的關係以及「情感抉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美國在變，中國在變， 中美關係在變。在這個摸索過程中，不時深一腳淺一腳，甚至踏歪了，都屬正常。 「情感抉擇」也一定會在互動中調整，其中有這樣那樣的帶稜帶角的民族主義情緒 ，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民族主義情緒不是誰想製造就能製造，更不是誰想壓制就能 壓制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上漲，是各種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民族主義情緒的化解 ，也需要各種力量的妥善安撫。但是，中共最善於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則是不爭的 事實──我們都記得，中共在各種思想工作的條例、經驗介紹中(例如那位德育教授 李燕傑的看家本事)，「動之以情」是非常重要的一招──尤其是對於文化水平不高 、還不怎麼熟諳運用理性、習慣了「跟著感覺走」的民眾，簡直屢試不爽。 其實，情感包含相當大的危險性。之所以危險，原因在於情感方向的易變、 邊緣界限的模糊，它不像高精度的激光束，發射出去可以準確地鎖定目標，而是難 以解釋也難以控馭的暴起暴落，流動飄忽。在樸素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識與民族主 義甚至極端的民族主義之間，並不存在可以清晰界定的界限；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 ，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與軍國主義之間，也沒有明顯的界限──當然我並不打算將 人們自然而然產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用幾個等號一變換，就和軍國主 義合併同類項。但是歷史經驗反覆證明，軍國主義最能毫不費力地調動的，就是人 們「自然而然產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這大概是大家都有目共 睹的。 挑動民族主義情感不論是對民眾還是對官方，都具有危險性，可能導致一個 有利於對方卻不利於自己的前景。《面對西方》中不止一個作者使用了「雙刃劍」 這個比喻來形容民族主義。而照我看，民族主義思潮在今天簡直就像澳洲土著所用 過的「飛去來器」，誰用它，誰就最終反遭其害。對官方來講，挑起民眾的民族主 義情緒，就構成了社會輿論的壓力，如果駕馭不了，可能被迫偏離既定的改革開放 的總方針，也可能將這股非理性野火引向自身，影響千方百計維持住的平衡和穩定 ；對民眾來講，民族主義被挑動起來，可能以盲目的激情不知不覺支持了一些打著 「民族主義」旗號，有利於維護官方統治、卻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措施。 情感之所以包含相當大的危險性，還有一點不能不察的是，人們對於「出自 真性情」的言行，往往報以原諒和同情，將之視為比「出於利益」的言行要高出一 個等級。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想法尚可理解；但是在政治行為中，尤其是處理國家 之間的外交關係時，「出自真性情」明明是非必要條件，卻被操作者反覆鼓吹，就 很值得打個問號。這往往可能是利用人們這種盲點的一種煙幕彈：「出自真性情」 是假，「訴諸非理性」是真，可能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造成更嚴重的危害。任何人 如果一味強調自己最深厚最強烈的「情感」，往往就意味著其人其行值得警惕了。 如果說《說不》的幾位年輕人以抒發內心感慨為宗旨，不妨「出自真性情」一番； 那麼，在他們之前的何新先生「為中國申辯」，自告奮勇代黨中央設計各種政治方 略，卻花了很多唇舌剖心瀝肝地表白自己如何「熱愛中華民族」，就不知其用意何 在了！ 深入追究一下目前的民族主義情感，其下支撐的其實也還是某種在下意識沉 潛、沉澱化為直覺的觀念，其文化密碼上殘留著舊的印記。當《說不》赫然以「蒼 天當死，黃天當立」作為篇目標題時，他們的宏偉展望是中國(「黃天」)將要推開 美國(「蒼天」)，新強權取舊強權而代之，成為世界的主導者；其思路的前提設定 是：時代的發展將是在時間上先後相續，「長江後浪推前浪」，是一個取代一個，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現在該輪到中國了。但他們就沒有想過，蒼天與黃天， 一定是死一個才能立一個麼？時代的發展是否應該轉向在空間上多元並立，共存相 容？當項羽和劉邦見到威風凜凜的秦始皇時，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一個說 ：「彼可取而代也！」這兩句話，無意中表現的正巧是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前者 是一種相容的思維模式，後者是一種不相容的思維模式。不幸，《說不》的作者承 襲了後者。 非理性情感不可能靠另一種非理性的情感戰勝 最後，我還想談一談《面對西方》中某些作者給我的感覺。 好幾位作者這麼說：「這部(指《說不》)由五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文人合著 的，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出版的隨筆集」，「不予理睬是中國知識分子表 示輕蔑的一種方式」，「如果不是某些外國朋友以為中國無人，誤認為這些人代表 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中國知識分子絕不會拿起筆來評論這樣的書」，輕蔑之意溢 於言表。其實大可不必。 看來本書中一些作者對捲進這個話題頗有一點秀才遇到潑皮的尷尬，左右為 難──難不是在學術論證上有多麼高深的難度；難，是因為面對了這麼幾位對手， 義憤填膺，口若懸河，舉出了成百上千的例證，卻不打算陳述道理，更不打算出示 證據，他們的目的，只是煽情。而且他們扛著一面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族主義大旗， 這就又先天地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先天地使自己具有某種號召力；使任何敢於反 駁他們的人，都被置於一個可疑的立場，甚至預先感到自己跳進黃河洗不清。宣傳 民族主義，永遠可以動員這個民族的精神資源，獲得高支持率。尤其是現在，既是 一種安全的毫無風險的投機，又是一種高回報率的經濟行為。而他們所猛烈抨擊的 、所尖刻揭發的，基本上又都是事出有因。當代的中國人，誰不能舉出幾條親身經 歷的或者道聽途說的可以歸作美國或者其他外國欺負中國人的例證！誰又不能舉出 幾條耳聞目睹的崇洋媚外言行！ 面對他們，不反駁吧按捺不住；但與之爭辯，學者們似乎用什麼語調開口， 都顯得被動。「說不者」是年輕人，年輕人有想罵誰就罵誰的權利，他們的歲數就 是他們的資格──列寧有云：「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的。」「倚老賣老」 這個詞只能在講究上下、尊卑有序的社會裡才有現實價值；而在禮崩樂壞之年，其 實倒是「倚小賣小」更為有效。罵對了，人家讚他們「初生之犢不畏虎」，敢於向 貌似強大的權威挑戰，「世界是你們的」；罵錯了──罵錯了又怎麼樣？ 跟年輕人吵架，先天就落入下風：他罵人，你搬出聖賢之理教訓他嗎？拿出 百科全書和各種統計數據、現場目擊者經過宣誓的證詞，一一糾正他們不負責任的 胡說八道嗎？你輸了：所有旁觀的人都要笑話你：在他們那些鮮活潑辣、簡明生動 的話之前，你的道理那麼蒼白，數據那麼軟弱，態度那麼迂腐，你完全是百無一用 的學究、東烘先生！ 你回罵？你又輸了：人們對你撇嘴──你不講文明，沒涵養，沒文化，跟年 輕人一般見識！ 本書中許多作者不厭其煩地指出《說不》的情緒化是「一種危險的傾向」， 再三指出：「我們不應該再走極端……我們不應該沉迷於『情感抉擇』而拋棄理性 定位。」(金輝)；「對外關係不僅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李永輝)在這裡，「 勇氣」更多的體現一種情感，「智慧」則無疑基於理性。但是本書有些作者在指斥 《說不》「為什麼不能來點兒平心靜氣」(黃鐘)的同時，自己卻已被「說不者」激 動了起來，不夠平心靜氣了，尤其是本書的第三部分「對《說不》說不」，滿篇情 緒化的詞句氾濫，隨手引幾個大小標題來看，足證我所言不虛：「《說不》：危險 、狂妄的禍國之言」，「民族自大狂透露的極權主義氣息」，「包裝：一種偽民族 主義的伎倆」，「聖戰騎士的『民族良心』何在」，「剝了皮往裡瞧」，「法西斯 的氣味」……用情緒化來反對情緒化，反去反來，不就使自己落到與「說不者」同 樣的論辯層次、也就同樣「危險」了麼？ 那麼，只好走開，任這些「說不者」去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然而， 胡說八道之所以佔有市場，就是因為不肯胡說八道的人，也不肯出來反駁胡說八道 ，潔身自好，保持沉默，結果將市場拱手讓給了胡說八道者。 「說不者」自有說「不」的自由；不贊成「說不者」也有剖析「說不」的責 任。關鍵就要把握自己的角色：並非與「說不者」同場競技打擂台，不要去與潑皮 比潑，與瘋子賽瘋。研究潑皮的自己並不就是潑皮，研究瘋子的自己並不就是瘋子 ，研究情感的自己不能只憑著情感。既沒有必要清高，認為分析他們就失了身份， 也不應該將自己陷到他們的思維誤區。我們不能同意「說不者」的，不是他們表達 自己說不情感，而是他們不許別人說話的思維方式──自以為真理在手、正義在胸 ，不僅以國家權力為恃仗，而且還鼓動暴力(「要準備打仗！」)來取消反對者發言 權的霸氣。當他們說「不」時，卻將說不的權力只留給了自己，不允許別人對他們 說不，說了就是「漢奸」「賣國賊」(見《還是要說不》)。如果對他們「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以牙還牙，我們跟他們還有什麼兩樣？！《面對西方》中許紀 霖說得好：如果不是先找到自己的立足點，那麼很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情感的支點 。「一種民族主義如果長期缺少現代理性的實質性內容，而始終停留在非理性的情 感層次，那麼，其中內含的排他性成分仍然具有潛在的暴力性。」 這就是了：我們的當務之急，理應是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按現代模式來重新 建構人，尋覓新的理性支撐，擴展更為博大的情感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