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弘達的兩場演講所想到的 鄭 義 吳弘達的兩場講演會 秋冬之交,有幸參加了兩場吳弘達先生的演講會,實地體驗了這位在海外大 陸中國人中頗有爭議的人物所面對的種種誤解與責難。一場演講是在紐約上州的Al bany,留學生組織的。開會之前,出於某種考慮,主持者先宣佈了「會議規則」, 要求聽眾不要打斷演講,有問題最後一併提。還好,演講開始後,秩序很好,很快 進入了交流狀態。然而,那些一再被提及的問題還是提出來了:為何在最惠國待遇 問題上主張制裁中國?為何在人權狀況已有所好轉的情況下還揪住中共不放?為何 BBC器官移植電視片被指偽造事實?為何成立勞改基金會,抓住勞改問題不放?為何 您如此激烈反共,是否因私仇?……吳弘達侃侃而談,如談心似地回答了所有的問 題。 許多問題已是老生常談了,而「勞改」與「私仇」則頗有新意。吳弘達講到 暗無天日的「十七年」、講到西部密佈的勞改營和勞改城,並回憶起一次民運會議 。會上,大家請他講點什麼,他說自己對民主缺乏深刻研究,但知道所謂民主並非 簡單的投票、多數決,民主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保護少數。少數是否有權發表政 見?少數是否有權發表錯誤的政見?發表了錯誤的政見是否應受到迫害?不能保護 少數,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即便是真正的罪犯,關在監獄裡,是否還應享有有人的 尊嚴和基本人權?在一個社會裡,只有當罪犯的基本人權都得到了保證,這個社會 才算得上真正的民主社會。從這個意義上,只有中國消滅了最後一個勞改營,才算 實現了民主。而且,勞改是中共極權統治的一塊最殘酷最血腥的基石,只有將勞改 制度徹底摧毀,中共的恐怖統治才算真正結束……至於「私仇」,吳弘達的回答極 為坦率:我在中共的勞改營裡呆了整整十九年,僅僅因為說了一句真話。漫長的歲 月裡,許多難友都死了,說沒有仇是假的。我一個血性男子漢,受到如此迫害,能 沒私仇嗎!但我現在住在美國,中共夠不著我,我有自己的專業,完全可以過上安 穩的日子,我現在出來搞勞改基金會,不僅僅是「私仇」,而是想結束整個罪惡的 勞改制度。這是我畢生的使命。我要讓「勞改」這個詞像「古拉格群島」一樣,寫 進全世界每一種文字的詞典! 面對面的坦誠的交流,打破了「網絡謾罵」所製造的種種誤解與隔閡,許多 人改變了原先的看法。會後,一些憂國憂民的青年,又聚到吳弘達住的小旅館,暢 談到凌晨三點。 說實話,這場演講我一直靜心屏氣有所期待。這裡有位留學生,在網絡上大 罵王丹,稱王丹該判死刑。很遺憾,他沒來,會上也沒有出現火爆面。——怎麼說 呢?多數的青年還是好的。人與人還是可以講道理的。 另一場在紐約,近千人的大劇場裡,幾乎座無虛席。這是吳弘達的新作《禍 頭子》的首發演講,聽眾絕大多數是美國人。吳弘達走上講台時那一陣熱烈的掌聲 ,竟長達數分鐘之久,令人十分感動。演講後半部分是回答問題,主持人和吳弘達 各坐一張沙發,由主持人念條子,吳弘達答覆。全場時有笑聲,氣氛輕鬆隨和。忽 有人立起,大聲質問,全場啞然。大約因此人情緒激動得有些兒令人錯愕,晦暗的 場子裡開了燈,黑鴉鴉的觀眾席上立著一位神色亢奮的年輕中國人。彷彿是傾吐千 年的仇怨,無視會議規則、不顧禮儀,隔著半個場子向吳弘達發表長篇抗議。內容 不外乎中國人權狀態已經有所好轉,你吳弘達為何還要跟中國政府過不去之類。會 場上很靜,人們面面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沒有人站起來制止,這是自由世界 。台上的主持人和主講人極力想與他形成交流,但很快發現,他並不想對話,僅僅 是在完成一次「中國可以說不」式的宣洩。他超額地利用了美式自由,無休無止地 宣講,接下來便開始散發傳單。後來據吳弘達講,此人是他的老相識了——他到哪 兒的台上演講,他就到哪兒的台下演講。 這場面使我深感榮幸——不久前,余英時先生向我講述過發生在普林斯頓大 學的奇聞:吳弘達演講時,台下一群大陸留學生散發人身攻擊的傳單,十數人散佈 在不同角落,鼓噪噓嘯踢桌子(!)。回答聽眾提問時,這些青年搶先佔據了全部 時間,控制了會場。面對這種粗野混亂,主席只好請校警將為首者帶出會場,其餘 十數人也在一陣叫嚷之後呼嘯而去。那天的表演直令美國人目瞪口呆,驚歎不已, 稱之為普林斯頓校史上開天闢地頭一遭。有美國教授問余英時先生:這些人真是本 校的學生嗎?他們難道不怕造成對中國人的惡劣印象嗎?余先生答道:他們真正的 觀眾並不在現場,不過會有人匯報上去。余英時先生似乎沒有過敏:事後主持人證 明,吳弘達講演前,他們就接到十封措辭完全一樣的抗議信。——聽了余先生一席 話,我甚為遺憾:近在咫尺卻未曾親見。這次雖不甚壯觀,總算補上。 是否有某種權勢在背後組織,先不去說它。虛張聲勢的假民族主義,也不去 說它。就說說那種一批中共就心裡不舒服的看起來還有幾分真誠的民族主義,到底 有幾分真誠?大陸百姓民族主義,情有可原,新聞封鎖,輿論導向,真以為天下都 與中國找茬兒過不去。海外學子,何故亦如此「悲情」?真不知竊國大盜橫行國有 資產大量流失?真不知官逼民反農民暴動工人罷工不斷?真不知黨禁報禁加劇魏京 生王丹等大批仁人志士身陷冤獄?真不知苛政猛於虎百姓偷渡成潮? 大陸知識界急劇逆轉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大陸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潮基本上是沿著肯定西方主流 價值體系的方向流動的。從對義和團的反西方蒙昧、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直到 毛澤東的「親蘇一邊倒」、閉關鎖國的「自立更生」,都遭到有力的清算。至一九 八九年民主運動前後,接受西方主流價值觀念的傾向已達到歷史的巔峰。政治民主 、經濟自由、人權與法制已成為反抗中共極權統治的強烈的政治訴求。 但是,隨著中共統治危機的表面緩解和鎮壓力度的加強,隨著美國等西方國 家對中共人權狀況的抗議和制裁,大陸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潮發生了重要的回流。各 種批評西方(主要是美國)的言論和文章佔據了媒體和會議,對西方口誅筆伐已成 為最激動人心的時尚。「反西方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西方新潮理論迅速引進 ,並在評介中歷數中國百年以來在東西方關係中所處的屈辱地位,從政治、經濟、 宗教、戰略態勢,直至藝術、漢學研究、思想感情、審美趣味等各個層面,對「西 化」進行了全面清算。銀河號事件、二零零零年奧運會申辦事件、甚至吳弘達事件 ,中美知識產權之爭,都加強了這種「反西方主義」浪潮的烈度。回歸傳統於是邏 輯地形成新潮,「國學熱」、「遵孔熱」席捲學界。 大陸知識分子在短短數年之間所發生的這種出人意料的戲劇性的逆轉是值得 深思的。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一方面大打人權牌,批評中共人權記錄,同時 又出於本國經濟利益急於進入巨大的中國市場,特別是部分美國政界輿論界人士提 出了「圍堵中國」的極不明智的餿主意(加之中共的片面渲染),使大陸知識分子 對美國人權攻勢背後的目的產生懷疑。這是一種對西方極度理想化浪漫化之後的必 然的反彈。實際上,任何國家都存在價值觀念與現實利益的矛盾。即使像美國這樣 以世界領袖、人權外交相標榜的國家,也不可能完全不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特別 是在中共作為最後的共產大國越來越表現出進攻性的時候。至少有兩個基本事實值 得注意:一是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惡化,時間是在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並非中美國 家利益發生重大衝突,而是中共的野蠻鎮壓違反了美國選民、民意代表及政府的基 本人權信念。老留學生忘不了那將近一百天裡是如何坐在電視前憂心如焚,忘不了 六四屠殺對西方平民百姓在情感上的強烈震撼,他們明白是什麼因素使中美關係在 一夜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新來的留學生多不瞭解在89年全世界在電視屏幕上到底 看到了什麼?只是為「內政」遭到西方的「粗暴干涉」而義憤填膺。二是美國是一 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圍堵中國」僅僅是與「捲入中國」、「反對孤立中國」等各 種同時存在的言論之一,並非美國國會及政府的現行政策。而且,事情越來越清楚 :如果不顧忌民意,完全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美國政府巴不得和中共捐棄 前嫌,握手言歡! 第二、無論因為何種原因(哪怕是政治經濟明顯落後),反正近代以來西方 始終堅持「西方中心主義」(近稱「文化霸權主義」),把中國傳統的文化、政治 排斥在世界主流格局之外。這一點強烈地刺激了大陸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最為敏感文 化失落感。 第三、相信「後冷戰時代」以國家實力來決定世界秩序,而中國大陸經濟高 速增長,必然在資源與市場等各個方面和西方處於對抗狀態。這無疑是一種清醒的 估計,但顯然忘記了這種基於國家利益的對抗其實是國際秩序的常態。不僅中國同 西方,在中國同日本東南亞、在美國同日本歐洲之間,同樣存在這種對抗。而且, 至少在目前,美日之間的經濟衝突要激烈得多。 第四、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衝突漸趨淡化,全球民族主義凸顯,民族與 文化的差異成為國際與國內衝突的重要原因。這也使得大陸知識分子將自己固有的 憂患意識鎖定於預料中的中美爭奪。這裡有一個歷史時差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在 中國大陸,意識形態衝突(如江澤民「講政治」),特別是物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 態——極權主義的國家制度——仍然是一個最大的嚴峻的現實。 知識份子的集體精神逃亡 第五、民主改革之後的俄國和東歐目前所處的困境及中共片面的宣傳,也使 得大陸知識分子對西式民主的認同遭到打擊。健忘的知識群體早已遺忘了俄國東歐 的上一次制度轉型(「十月革命」及其後的戰爭與饑荒)曾奪去了上千萬的生命, 而將1989之後和平的代價極小的社會振誇大為滅頂之災。沒有一次社會轉型是不付 出任何代價的。 第六、自由經濟的崛起,使全社會迅速世俗化。 在一個崇尚金錢自私的世俗 化的時代裡,知識分子不知不覺地幾乎成為社會上最貧困最被漠視的一群。他們所 執著的價值觀念失去了昔日的崇高地位,甚至連往昔被當局批判也比今天遭世人冷 漠要好受得多。懊悔之餘,他們終於明白,這一切實際上都緣於自己曾熱烈鼓吹過 的西方式的自由經濟,他們自然將這種失落感背後的悔恨合流於「反西方主義」。 第七、中國知識分子本身所固有的群體性懦弱。這一點,在部分大陸知識分 子中有清醒的認識。有大陸知識分子提出,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有過三次大 規模的「群體性精神逃亡」。第一次是「五四」,科學與民主等西方文明的主流思 想成為救國救民的速效良方,但很快發覺運動已越出了他們的社會藍圖。面對風雲 變幻的世事,深感無力無奈,進而紛紛揖別了早年的激進退而「整理國故」。其中 不少人曾留學歐美,但返國之後很快便退回國故之中,「五四」時期風起雲湧的西 化主義終於退潮。第二次是中共建政,轉瞬之間,二次大戰期間所形成的親美傾向 及原有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學術、思想規範被打碎,朝鮮戰爭和一次接一 次的無情整肅,使社會恐怖與反美情緒達到極點。知識分子曾擁有過的寫作自由、 講授自由蕩然無存。然而,他們並沒有起而抗爭,反而步步退讓妥協,試圖以逃避 來求得一己之苟安,其結果自然未能逃脫整體的覆滅。中共的嚴厲鎮壓超出了知識 分子可以承受的心理範圍,這是對這種群體精神逃亡給予同情理解的重要原因。但 中共極權主義顯得強大無敵勢不可擋,也是它沒有遭遇大陸知識分子群體性的有力 抵抗。更有甚者,一大批試圖順應或投靠的知識分子協助統治當局掀起了長達二十 年的「反西方主義」浪潮,使整個中國大陸進入前所未見的封閉與愚昧。第三次便 是八九之後,同樣是一夜之間,坦克碾碎了「改革開放」之迷夢,接踵而至的商潮 ,更使大陸知識分子倍感淪落。本來在血腥鎮壓下還勉強薪火相傳的理想主義,在 民族主義的浩大風雨之中已成餘燼。更使人惋惜的是,這種群體精神逃亡拒不承認 逃亡的事實,反而為了心理平衡打起了「反西方主義」的旗子,將自己面對逆境的 傳統性逃亡偽裝成嶄新的發現與勇敢的進攻。 民族主義是一種人類與生俱有的原始情感,這種保護種族生存與延續的集體 非理性,是一種生命機制,有其天然合理性。每一個民族甚至物種,都要強烈地追 求生存和發展。我不贊成對民族主義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尤其是在我們所處的這 個並不理想並不完美的世界上。中華民族及其知識分子特有的較為敏感和強烈的民 族主義傾向是歷史形成的,我們不可忽視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百年以降,帝國 主義列強的欺壓、侵略,連綿不斷的內亂與內戰,在中國人心頭留下了血跡斑斑的 回憶。中國人不可能不時時刻刻以警惕的目光密切關注自己民族所處的生存環境, 中國人不可能不隨時準備回應任何對自己生存發出的挑戰。在「反西方主義」思潮 裡,也存在著某些合理因素。如反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如對過於完美 的「西方夢」之反省,對國家民族利益存在對抗因素的清醒認識,等等。我們所反 對的,是那種違背人類基本準則的攻擊性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是那種將人權、民主 與法制與民族強盛相對立的欺騙性的民族主義。因為歷史已經證明,那種專制的欺 騙性的諸如蘇俄、法西斯德國、軍國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帶給人類的只有災難,而 且,那種民族主義越是狂熱,給自己民族所造成的災難就越是深刻。 在墮落的時代反抗墮落 海外留學生的民族主義與大陸知識界的民族主義有所不同,內容似更加豐富 。近年來,大量的學生學者到歐美留學,親身體驗到西方也並非天堂,同樣被各式 社會問題所困擾,過於完美的「西方夢」破滅。——意識形態衝突和認識修正顯然 是存在的,但個人利益是一個更重要的參照系。由於留學生在文化上不可能不是處 於邊緣狀態的少數族裔,進入主流社會困難重重(特別是第一代移民),一種自覺 不自覺的「由羨到恨」的情結左右了我們的情感判斷。因此,任何對中國大陸的批 評,無論是針對統治當局的人權、核售、勞改產品、孤兒院,還是主要針對統治當 局但同時亦可能波及國家利益與情感的貿易制裁、對台武力威脅、知識產權、奧運 會,都會刺激大陸留學生,使他們把對中共的批評視為對自己少數族裔利益與情感 的傷害。我們不要掩蓋一個基本事實:利益已發生根本性的轉移。一出國門,就算 虎口脫險。即便學成歸國,也成了有特殊政策的統戰對象。再得綠卡,更是一刀兩 斷。國內黎民百姓尚需流血奮鬥多年的自由民主汽車洋房,已然到手。此時希冀的 ,自然再不是已經到手的東西,而是移民—少數族裔的尊嚴與地位。故國百姓的苦 難已大體與己無關,所需求的,不過是哪怕僅僅表面強大體面的祖國靠山。再有, 邊緣人的地位,促使海外華人只好在西方「吃」中國,回中國「吃」西方,揚長避 短。兩面穿梭,自然得罪不起把大門的。這些苦衷確是現實的,爭取切身利益也是 合法的。民主社會,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無須假愛國、民族等等主義來進行包裝, 無須以攻擊真正的愛國者來掩飾私利之所在。至於推進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式問題, 自然大可討論。但制度轉型的根本要義在於建立輿論監督、權力制衡,連在海外揭 露專制都遭到非議與人身攻擊,談何民主? 記得孫中山先生說過華僑是民主之母的話,比照現實,頗為困惑,便拿去問 治史的老友高爾品教授。高兄莞爾一笑,說孫中山先生自己知道:辛亥之前,革命 黨人孫先生和保皇黨人粱啟超同至北美募款。孫先生募的款,大約剛夠盤纏。而粱 先生所募之款,回去養了一支數萬之眾的保皇軍。說華僑是民主之母,捐銀子,那 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事了,實在是滿清王朝摧枯拉朽,革命已成大勢。經此點撥 ,終於明白今日之所聞見,無非歷史之輪迴矣!還是共產黨說得好:「屁股決定腦 袋」——利益決定思想情感。那種什麼都知道,就是護著共產黨的人,大抵可作如 是觀。 我不相信那種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人有何超出個人私利的的情懷與主義 。我不相信那種在權勢面前奴顏卑膝的人有何道德操守與人格尊嚴。被他們所猛烈 攻擊的人,多半觸犯了認同強權之禁忌,或者使他們相形之下顯得過於怯懦猥瑣。 在政治高壓與商業狂潮兩面夾擊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品格迅速滑落。不用說現代 意義上的那種對現實持批判態度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為數不多,就連那種以天下為己 任的傳統意義上的士,已甚為罕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古代 中國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高尚的情懷與操守,在今天已不可多得,幾成絕響! 天有陰晴,月有圓缺,潮有起落。這是一個普遍墮落並公然標榜墮落的時代 。 誰特立獨行、反抗墮落,誰就為我們民族的精神復興埋下了火種。□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