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麼眼睛看中國 劉賓雁 鄧小平終於死了。說「終於」，是因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最晚從一九八七年一 月胡耀邦被鄧罷黜、同時開始了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那時起，已經盼望他早死 了。鄧的一生功過，蓋棺而未能論定，也許還要十年、二十年時間才能做出客觀、 全面的評估。但就他最後這十年而言，是非卻比較明顯。 現在，好話說得很多幾乎是一片讚歌。這也無妨。 然而怎麼看他留下的這個攤子，這個十二億人在其中生存，各有不同的喜怒 哀樂的中國現狀，卻必須認真謹慎，因為這是一個涉及中國和世界的吉凶禍福的大 事。 鄧小平沒有給中國人留下一個瞭解中國情況的自由。因而境外華語廣播就成 了中國人瞭解自己的現狀和窺測未來的幾乎是唯一的渠道。發生鄧死這樣的大事時 ，我相信這些電台的中國聽從會比平時猛增幾倍。 一家頗受中國人歡迎的外國電台，在鄧去世的翌日即二月二十日舉辦了一場 討論會。參加討論的三個人中，有兩位告知中國人的是：一、江澤民的地位已經穩 定，不會有政治變故；二、中國的經濟形勢很好——它將繼續增長，到私營企業產 值超過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五十時，就會更好（然而一九九六年一年私人企業產 值卻已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城鄉、貧富差距縮小？！十五年至二十年後（還要 那麼久嗎？），政治體制再不改革，對經濟發展就會不利了。三、鄧小平後的中國 ，將進入一個勃列日涅夫時代。 第三個發言人沒有多少機會表示相反的意見，因為他第一句話還未說完，就 被電台主持人打斷。 巨大的盲點 這次討論傳給中國聽眾的信息和思想是什麼？它們符合中國的實際嗎？這家 電台在那一個小時左右時間中所起的作用，同中共官方的需要又相差幾許？ 值得注意的還有：前二位發言人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英國，我不相信他們事 先曾經商議。然而二人對中國未來的觀點竟如此相似：一個說勃列日涅夫時代，那 是十八年。一個說現狀不變仍可維持十五年到二十年。這就是說：今後二十年左右 時間中國大陸會太太平平，繁榮強盛，當今的政權和現行秩序不會遭到什麼挑戰！ 勃列日涅夫時代始於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被蘇共保守派以宮廷政變手段罷 黜，改革停頓，經濟成長停滯。蘇聯人民，除少數異議分子外接受了這個現狀，生 活尚能維持，少數人還有少許改善。全蘇聯太太平平地渡過了十八年，直至一九八 二年勃列日涅夫去世。 一位出過多本著作的中國政治評論家和一位在美、英最高學府攻讀經濟學十 幾年的學者，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一九六四年前和以後的十八年，蘇聯既未發生 中國的文革，也未經歷十七年的改革，這兩件大事在中國造成的至深至劇的變化， 兩位知識分子不會不知。他們怎麼會認定一九九七年的中國會和一九六四年的蘇聯 相仿呢？ 鄧小平的改革之所以能比較成功而戈爾巴契夫的改革卻歸於失敗，一個重要 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發生過文革而蘇聯卻沒有。對於這一命題，我想那兩位發言人多 半不會反對。那麼為什麼又說文革之後的中國能夠重複蘇聯一九六四年以後那一段 歷史呢？ 不須等到一九九七年，一九七六年的中國人已經沒有蘇聯人那樣的耐心繼續 忍受共產黨原有的統治方式了。那些幻想可以在中國建立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中共領 導人及其謀士，也犯了同一種病症，看不到大陸中國人已今非昔比。一九四九年以 來中國大陸最值得稱道的變化，便是中國人告別了奴性，他們敢於蔑視權威、為維 護自己利益而鬥爭甚至造反了。 觀察中國問題時，兩眼盯住中南海，或只看經濟增長，或只看從鄧小平路線 受益的那些人，而不看社會，不看這種經濟增長給中國多數人造成的現實的和潛在 的災害，在很多人中已成為通病。 不然，就很難解釋，中國共產黨失去工人階級和農民這兩大支柱，「無產階 級專政」的基礎——工農聯盟一變而為對於這個政權的頭號威脅，這麼大的一個歷 史事實，為什麼在許多評論家筆下卻是那樣無足輕重，以致討論中國的現狀和未來 時竟可以不予一顧呢？ 拋開知識分子對於勞動人民傳統的輕視不談，很多「精英」分子認定國企工 人在改革中一無所得而所失甚劇是「不可避免」的代價，因而工人階級成為一支保 守力量和改革的阻力，也屬於必然，從而可以從心中那本賬目上勾消吧。 那麼農民呢？這些鄧小平改革的最早受益者，為什麼也對改革不友好，年年 發生暴動，高達一億三千萬人放棄耕作背井離鄉，成為「中國的活火山」呢？ 迴避或無視這兩大階級，也就輕輕放過了另一個階級——官僚特權集團，而 它的存在又恰是中國的萬惡之源；鄧小平對於這個集團的保護和縱容，是他改革生 涯中最大的錯誤之一。人們常以「腐敗」二字無意中遮蓋了它的巨大身影，沖淡我 們對於這一無所不在的龐大力量的重視。各級官員的數量，改革中有增無減，經濟 犯罪從個人發展為集體，從秘密轉化為公開。數以千億計的國家資產被他們瓜分， 僅轉移到國外的部分，已超過境外和外國對大陸的投資總額。這些人及其子女是改 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時又是改革的破壞者。中國的一切黑暗勢力，無不在官僚集團 的庇護之下，且雙方已逐漸合為一體。 早在一九八八年，著名物理學家何祚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把官僚階級稱 做「中國最大的自然災害」。那還是他們在「官倒」的規模中小打小鬧之時。經過 九零年代大規模房地產投機、股票投機、中外合資、海外投資中的賣國營私和走私 毒品與軍火交易等，官僚集團的勢力和資產已膨脹了多倍，然而評論家們在分析中 國形勢時卻很少把它作為一個重要因素認真看待。 對中國的多數人視而不見，這個盲點可真是不小啊。 從逃避到背叛 中國共產黨為所有中國人瞭解中國社會實情設置了重重障礙，幾十年不變。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對中共統治只能以默默地怠工表達其抗議，在政治上又往往被中 共假借其名義壯大其壓制異己的聲勢，因而很難令人聽到其真正的聲音。毛澤東的 欺騙和鄧小平的收買（國有企業在生產效益下降的同時連年增加工資、獎金和贈送 實物）也都有效地削弱了工人對於自身真實利益的認識與爭取權利的鬥爭。 這最後一點，特別值得重視。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在中共繼續掌權的條件 下進行的。這就是一九九二年整個西方世界歡呼過的「鄧小平奇跡」——一個專制 政權和政治制度不變，中國居然實現了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這便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特色，就是在政治制度不變的的條件 下，由不變的政權以最有利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方式實行經濟自由化，即資本主義。 對於農民、知識分子和工人，它分別給予一些甜頭，使他們不至造反，同時實行不 同於毛澤東時代的另一種剝奪。這才是鄧小平戰略的核心。 那「甜頭」不僅是經濟實惠，也包括一定的自由，這自由還可能擴大。到了 九十年代，一個大陸中國人可以以一切方式和用一切手段去滿足一切個人慾望，但 絕不能從事政治，也不准自行組織起來，即使為了非政治性目的。 於是，在天安門運動橫臥血泊之後幾年，一些成了名的中國作家、演藝界人 士和學者，便陶醉在幸運中了。相聲演員不能說真正的相聲，因為他們連諷刺社會 的自由（有時是膽量）也沒有，以致用盡渾身解數耍貧嘴仍不能逗引聽眾發笑，然 而對於這種使其自我的存在失去意義的事，他們並不覺痛苦，因為它不妨礙走穴、 發財和成名，何況在中國名人中北京的著名相聲演員最先開起汽車，家中最早鋪起 地毯呢。 幸運的作家說：九十年代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好的年代，他愛寫什麼就能寫什 麼。這是真話。作家自古以來就不一定非去寫人民最需要的東西不可，又何必有什 麼良心的呵責！這是小說家們比相聲演員優越之處。 一種前所未有的自我滿足感，會擴張為對於中國大環境的滿足。這現狀有什 麼不好？何必非改變不可？它不是正常得很嘛！一句名言是：中國的現狀是「非戰 爭狀態下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態」。這還有什麼可以挑剔呢？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以為當局說幾句公道話呢？於是出現了二十世紀來中 國特有的政治景觀：被國內外看作「異議分子」的中國著名作家出來替中共政權宣 講布道了，由於身份和語言不同，就比中宣部和人民日報更有效。 還出現了為現狀辯護的理論。腐敗，犯罪，道德淪落固然不好，但這是不可 避免的呀！只要你搞市場經濟，就只能如此！很多中國人還信以為真，因為他們不 熟悉一九七九年以來的歷史。 鄧小平南巡以後，他那條路線的弊端——不惜血本、不計後果地拚命給經濟 加熱，和縱容官僚階級對國家資產的瘋狂掠奪，惡果已越發明顯。但是自由派知識 分子依然只是打著鄧的旗號反「左」，把對於現狀的批評留給王山的「第三隻眼睛 看中國」。 這樣做也有理由：對於現狀和鄧小平改革路線的任何批評，都會為極左派張 目。一九九三年底上海一些評論家和教授發起了關於人文主義精神失落問題的討論 ，一位文學界權威就反對，理由是中國從來就沒有人文主義精神，有什麼「失落」 可言？另一個理由是：文化專制主義這一大敵不倒，知識界內部的論爭於己不利。 後來「精神文明」出來進一步限制思想、言論自由，又似乎證明那位權威有言在先 說對了。 但是倘若回過頭看一看八十年代的歷史，事情就不那麼簡單。那時候，這些 文化「精英」們可曾利用過當時享有的有限自由去同專制主義作過鬥爭嗎？並不需 要他們親自衝鋒陷陣，冒大風險，只須以他們的小說去引導人民正視危機四伏的現 實、或省思自身的精神狀態、對即將到來的大風雨有所準備就不錯了。然而到一九 八五年，中國幾百種文學刊物（世界獨一，何等有利的條件！）上的大部分文學作 品已經同中國現實沒有多少關係了。這難道也屬於「不可避免」嗎？一九八零年代 中國知識界的臨陣脫逃，對於一九八九年運動的失敗絕不是沒有責任的。 自由，常可小大由之。五分的自由可以用到七分，也可以只用三分。自由既 可以用來擴大人民的自由，也可以誤導人民，使他們像自己一樣縮小或濫用那自由 。 一九八七年春，當胡耀邦被罷黜，一批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全國烏雲滾滾 ，中國人一九七九年以來爭得的有限自由又一次遇到威脅時，有兩位著名作家、政 協委員在政協會議期間召開記者招待會，以事先排練好的台詞為鄧小平的錯誤辯解 。馮驥才和張賢亮具體說了些什麼我已記不清楚，只記得在油腔滑調中，馮驥才說 過：「我是打籃球出身的。打籃球要講規則，誰犯規三次，就必須下場！」多麼生 動而乾脆利落！胡耀邦和那幾個知識分子被整肅是昝由自取，活該！馮驥才不久就 當上了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副主席。 十二年過去了。兩位作家始終是身披「自由派」甚至「異議作家」的彩紗在 國內外飛來飛去。有過一點反悔和進步嗎？沒有。張賢亮不久前在香港接受英國記 者採訪，又攻擊魏京生，說他沒有資格作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要知道，這些人並未受到什麼政治威脅，並非為保護自已而迫不得已作違心 之論。叛賣純粹出於自願。 中國人只能自己救自己 一九八八年，國內報刊上曾展開過「中國是否會被開除球籍」的討論。現在 的危機怕已經不是「開除球籍」的問題了。 現在一說鄧小平的錯誤，就是「未搞政治改革」。豈僅如此。文革的破壞第 二次把中國人逼入絕境，文革期間中國人一度享有的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使中國 人達到空前的政治覺醒，從而有可能成為中國改革中最巨大的一個建設性力量。鄧 小平不准人民參與政治進程，再三予以打擊，且不惜兵刃相見，從而使這支巨大的 建設性力量逐漸向破壞性力量轉化，現已接近完成。 這就又給中國「精英」們提供一個借口：不能讓中國老百姓參與政治。他們 對政治越不關心越好。一關心，一參與，必定造成動亂，即暴民政治。 這是對於因果關係的一大顛倒。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在城市居民多數人每月收入幾十元的情況下，定價一 元二元的文學刊物可以銷行到幾百萬份？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國大眾如饑 似渴地尋找中國何以落到如此「人財兩空」境地的答案，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農民 在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新聞自由受鉗制，理論著作難以通過審查，於是便到報告 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中去找尋。這表明中國的普通人急欲參與中國的政治進程。 他們被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挫傷了。失望和絕望情緒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相當普 遍。中國人失去了從幾千年甘當順民轉化為真正的公民的機會，又眼見政治專制和 貪污腐敗把改革中的中國搞得昏天暗地，而自已無力干預，這才開始變為暴民。一 九八五年上海和江西同時破獲了兩個秘密團體，成員都很年輕。他們儲存武器，意 欲「除暴安良」。結局自然是被殘酷鎮壓。 中國政治景觀的輪廓可以簡單勾劃為：一個空前腐敗、無能而又空前龐大（ 因而很難把所有官員都養肥）的政府，面對著中國歷史上最富獨立精神、最藐視權 威而敢於造反的民眾。官員無法無天，也就令群眾可以無法無天，何況世界上最壞 的資本主義與最壞的社會主義的結合，已把數以千萬計的民眾逼到（或誘惑到）鋌 而走險的地步。 在經濟增長和一部分人生活改善的美景掩蓋下，在政治高壓使一切抗議難以 表達、一切自發地改善生存環境的活動被禁止的條件下，邪惡慾望和善良意志竟然 能夠在同一軌道上合流——暴力破壞和犯罪。在許多地方，這已是有目共睹的現實 。 知識界「精英」在讚頌「鄧小平奇跡」（即專制與繁榮並存）時，看不到正 是這個「奇跡」使中國的種種危機較之西方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同樣問題帶有更大 的破壞性和災變性。中國共產黨始終不能開竅於西方資產階級早已洞悉的真理：罷 工比怠工、暗中破壞與長期盜竊造成的損失更小；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有助於真正 的穩定。但中共卻寧要平靜的腐爛，那只能使爆炸和燃燒推遲，後果卻更加可怕。 中共政府已證明它解決不了眼前的任何危機。它每「抓」一個問題，那個問 題就必定更加嚴重化。反腐敗、反走私，反假貨、假證件、假發票和假共軍、假警 察、假國安，打擊黑、黃、賭以及「嚴打」總體，無不如此。它老是說，問題在於 「打擊力度」不足，必須加強，還有比處死更大的「打擊力度」嗎？然而人們已經 連死都不怕了，你又將如何？原因很簡單，犯罪的主體不是官員本身，就是他們的 同夥。 中國人救國救了一百年，現在忽然發現中國的敵人並不在境外，甚至不僅是 中共政權和它所代表的那個官僚階級。中國的最大危險很可能是中國人的自我毀壞 和無所作為。真正能夠拯救中國的力量是中國人自己。中國人必須通過自救自助和 自立、自治來捍衛自己的生存，並在這個過程中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淨化。 中國的少數「精英」卻看不到這一切，因為他們生活在精神租界，同大多數 中國人相隔絕。他們不是已經成為就是很可能成為中國前進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