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工人運動的先驅 (澳洲) 方 圓 五、「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周恩來遇刺事 打開國際通道 「全紅總」的獨立獨行，不僅表現在不受中共高層操控。力圖衝破中共的高 壓力和封鎖，打開國際通道，也體現了「全紅總」的獨立意志。閉關鎖國，剝奪人 民的知情，是中共建政十七年，特別是在文革初期的特徵。對外交往在民間是絕對 不允許的「大逆不道」的「裡通外國」行為。但「全紅總」首開了中共建政十七年 的民間對外交往的獨一無二的先例，那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西苑飯店召開的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又稱「國際記者招待會」）。 「全紅總」五人小組的金展雲，前面已經提過，他並不是臨時合同工，而是 中央廣播電台對外部波蘭語高級翻譯。他進入「全紅總」的領導核心後分管對外聯 絡亦即外交工作。在當時的群眾組織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當時的群眾組織多在炮 轟某一地區、某一系統、某一單位的「走資派」，批「資反路線」。但與眾不同的 是「全紅總」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改組後就把打開國際通道提上了議 事日程。當我和王振海商量提名金展雲進入領導核心的時候，有一個想法——中國 的自由工人運動和獨立工人組織需要國際上的聲援，支持。金展雲分管外聯工作後 ，的確非常出色。他通過李敦白的關係，向許多外國左派駐京代表，外國專家，外 國記者和外交官們介紹了「全紅總」。 《三家聯合通告》簽署後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雲在「五人 小組」碰頭會上告訴大家，為了讓國際上瞭解「全紅總」，應該召開一個記者招待 會。「五人小組」一致同意了金展雲的提議，並責成他和李敦白去籌備這一個會議 。金展雲和李敦白的辦事效率很高，才一兩天時間就籌備就緒，並把通知發給被邀 請與會的外國朋友們，決定元月八日召開此會。關於會議名稱，原訂為「國際記者 招待會」，但考慮到這個名稱太敏感，改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會期確定 後，金展雲在總部會議上作了簡報，大家也備了與會的資料。總部會議結束後，我 把「全紅總」的這一決定告訴了中央文革聯絡員邵一海。邵一海聽後很吃驚，他告 訴我：「對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們要特別小心，最好少和外國人打交道。 這些外國朋友中混有別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說他立即報告中央文革，要我們等待 中央文革同意再開會。我對他說，請帖都發出雲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 。這是六七年元月四日的事。直到會議召開前的元月八日中午，邵一海都沒有肯定 和否定的回答。元月八日中午吃飯時，我告訴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現在沒有否定的 指示，會議應該如期召開，我希望邵一海能出席這個會議。邵一海聽後臉色相當難 看，情不自禁地念著：「膽大妄為，膽大妄為……」放下半碗沒吃完的飯起身就走 ，也不和大家打一個招呼。這是我看見邵一海第一次生這樣大的氣。邵一海走後， 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王振海和我身上。不言而喻，大家想知道在邵一海生氣和中央 文革未作答覆的情況下，這個會還開不開。王振海用肘拐了我一下，我在他明亮的 眼睛中看到堅定的閃光，這時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我對他，也是對大家眨了眨眼 ，「心有靈犀一點通」，大家一下不約而同大聲鼓起掌來。看來，近八十名「全紅 總」的總部委員雖來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不盡相同，但大家都在心底裡有一個 在當時不能說出來的信念——管他什麼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 元月八日晚八時，「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在西苑飯店大會議廳召開。有 一百多名各國外交官、駐京記者、左派組織、駐京代表、援華專家參加。「全紅總 」全體總部委員出席了會議。會議由李敦白擔任司儀和英文翻譯，由我主持。王振 海代表「全紅總」作了重要講話，其他的總部委員張寶成（遼寧代表）、余洪珠（ 貴州代表）等也介紹了本地區的臨時合同工的悲慘遭遇。「全紅總」幾位代表發言 結束後，外國朋友紛紛提問，由我和王振海回答。會議進行到近十二點才結束。會 議結束後大家合影紀念。這張合影照，在我被逮捕後成為中共誣指我「裡通外國」 的證據。其實官方除了中央文革聯絡員邵一海出席會議外，新華社、《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記者近二十人到會攝影採訪。而中央電視台、中 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都全程攝像錄影。會議結束後，所有的中共官方記者都來請示邵 一海，關於會議的新聞發不發？只見邵一海黑著臉說了四個字：「一律不發！」後 就匆匆走出了會場登車而去。 邵一海之所以這樣生氣，一是我們「膽大妄為」，「擅自」召開國際記者招 待會。二是會上我們用大量事實揭穿了中共自詡「沒有失業人口」的謊言，讓全世 界第一次瞭解了鐵幕後所謂「當家作主」的大陸工人的悲慘境遇。這對於面子勝過 肚子的「假大空」中共黨文化來說，是極大的「犯上作亂」。這才是真正的「反了 」。中共高層也開始嘗到了對運動失控的味道。這大概也是以後中共決心取締「全 紅總」的一個重要原因。 周恩來插手「全紅總」 會後，周恩來在一次與我通電話時批評我：「你們就是不聽話，不聽打招呼 。在外國人面前哭哭涕涕像什麼話！家醜不可外揚嘛！你們這樣做置中央於何地！ 」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以後，中央文革較少和「全紅總」直接電話聯繫 了。邵一海雖然經常來，但多是默默地觀察，很少發號施令了。他知道，他講的話 ，我們不一定聽。直到元月十六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時 ，邵一海都像幽靈一樣在我們身邊。奇怪的是，元月十六日晚周恩來即將出席「全 紅總」萬人大會的前幾分鐘，也就是周恩來的座駕已離開了中海南，快要到達北京 工人體育館前的幾分鐘，邵一海突然失去了蹤影。在邵一海失去蹤影的同時，我聽 到一個更驚人的消息——周恩來在快接近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路上遇刺。 「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這個萬人大會，就是江青曾指示在人民 大會堂開的那個「中型會議」的擴大。「全紅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進駐全國總工 會後，如前面提到過的，有一夥首都三司的學生不請自來，毛遂自薦地協助我們籌 備會議。這夥人曾籌備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近十萬人「向資反路線 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應該有籌備大型會議的經驗，所以同意他們住進全國總工會 為我們籌備大會。這個會原來準備在元月三日召開，但不知他們搞什麼鬼，一拖再 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開成。我們當時忙於簽署《三家聯合通告》，召開「五大洲 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各省分團的成立，也沒有太多精力過問他們的籌備工作。「全 紅總」分管此項工作的毛勝年和唐靜，基本上沒有直接參與其中。所以可以說這個 大會完全是這夥人一手包辦的。 這夥人的頭頭有兩名，一名是「地質東方紅」的史學忠，一名是「清華井崗 山」的宗祥榮。直到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學忠突然把我拉出 我的辦公室，說有重要事情向我匯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他的辦公室，會見了已 在其中等候我的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趙秘書。趙秘書客氣地寒暄了一番後告訴我， 周恩來明天（元月十六日）將出席我們的大會，問我希望周恩來講些什麼？我當時 聽後又喜又驚。喜的是我從小尊敬的偶像——周總理現終於要公開表態支持我們了 ，這將大大減少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阻力。 《三家聯合通告》簽署前，江青曾暗示我們去炮打周恩來。當時我對江青印 象不好，認為她太跋扈，太輕狂，加上老毛在我們心目中一直是專制暴君老魔頭， 結果誰也沒有聽江青的話。這次召開的大會，因為是江青提議的，出於一種良好的 ，但是極幼稚的想法——不希望周在這個會上尷尬，我們沒有主動邀請周出席。現 在周不說自來，姿態很高，我們怎麼不高興和驚奇呢？ 我對趙秘書說，周總理在日理萬機中能出席我們的大會，已經是對我們的極 大支持了。我們希望在周總理不為難的情況下，為廣大的臨時合同工說幾句關心他 們疾苦的話，使他們看到改革臨時工制度的希望。趙秘書略為沉吟，告訴我，他立 即用電話向周總理請示。說罷，他拔通了周的電話，把我們的想法向週報告。他說 後，不知周在電話中給他說了什麼，他把電話遞給我。周在電話中頗為誠懇地對我 說，我們的要求他可以辦到，他一定會表示臨時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對的 ，黨中央是支持的。他說，他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折不扣地執行——就是大會 要提兩個主要口號：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另一個「抓革命，促生產 。」他最後說，要「全紅總」通過這個大會做好來京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們 立即離京返鄉，減輕中央的壓力，便於整頓北京的社會秩序。他最後問我能不能辦 到？我回答他：能。他說他會和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一道來，要我們對劉寧一客 氣一些。 周和我通完話趙就離開了史學忠的辦公室。 神秘的「周恩來遇剌事件」 元月十六日晚七時許，我和趙秘書，邵一海、王振海、楊政等提前到達北京 工人體育館。體育館外有數千解放軍擔任警衛。體育館內早已擁滿各地來京的工人 ，座位無法坐下，許多人站在和坐在通道上。主席台周圍佈置了三層警衛：第一層 （最外層是數千名解放軍和軍事院校學生。第二層是「全紅總」總部衛隊（前進戰 斗隊）隊員。第三層（最內層）是中央警衛團和公安人員。 我和楊政與趙秘書在休息室等接待周恩來。邵一海、史學忠等人也在場。王 振海在台上主持大會。大約七點半鐘，趙秘書和中南海通了話，告訴我們，周恩來 和劉寧一分乘兩輛小車離開了中南海，將在八點差十分左右到達工人體育館。八點 差一刻左右，劉寧一的座車先到。趙秘書問劉寧一，周總理的座車是否在後面？劉 說在後面，一兩分鐘就到。趙秘書帶著和楊政，還有近百名公安便衣警衛隊在入口 處等候周的來臨。 寒風中，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了，趙秘書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錶。時 間已到八點，周的座車仍然未來。八點十分仍然不見周的座駕蹤影。趙等不住了， 焦急地去休息室打電話。不一會，趙自言自語地從休息室出來，他邊走邊看手錶邊 說：「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呢？」我問他究竟怎麼啦？他說，中南海說總理已經 來了，怎麼這樣久還未到？大概到了八時二十分，周仍未來，趙秘書已如熱鍋上的 螞蟻，滿頭大汗。這時，一位警衛人員從休息室走來，叫趙秘書和「全紅總」的負 責人接電話。趙進入休息室聽電話，臉色大變。他放下電話，悄聲對我說：「總理 途中遇剌。幾十個騎摩托車的人向周總理的車子開槍，幸好紅旗牌的防彈裝甲很厚 ，馬力又大，總理已經安全脫險回到中南海。你必須絕對保密，只能對群眾說總理 有特別緊急的事要處理，不能參加大會了。你快去請劉寧一書記（劉當時也是中共 中央書記處書記。）來，我和他們馬上回去。」 我聽後很吃驚，很沉重。只得去前台把劉寧一請下台來，讓劉和趙迅速離開 工人體育館。當天會議結束後，我只將此消息告訴了王振海和楊政二人。 事後楊政問我，當時是不是周恩來編造遇刺假像，用以栽贓「全紅總」又可 藉口不出席大會？但據我看當時的情況不太可能。困為周當天若能出席大會，一定 化解臨時合同工對他的不滿。以周的圓滑和精明，他決不會放棄這個化敵為友的的 良機。二是劉寧一當時沒有必要說謊況且沒有任何說謊的跡象。三是趙和我一直在 一起，他的焦急決不是裝出來的。再說臨時合同工問題一直是周的一塊心病，當天 即可輕快除掉，並把毛利用來炮打他的力量為他所用，他何樂而不為？ 當時事有蹊蹺之點是：一、 江青一夥本是這次會議的提議者，會前一口應承 要來，當天為什麼不來了？二、邵一海作為中央文革聯絡員，當天為什麼中途失蹤 ？而他失蹤的時間正巧和周遇刺的時間如此接近？三、從這一天後，邵一海就和我 們失去了聯絡，中央文革也不願接聽我們的電話，難道其中沒有原因嗎？四、江青 的座駕在長安街上也曾被「聯動」的一群狂人騎自行車追逐碰撞，為什麼周的遇剌 如此相似！只不過自行車變成了摩托車？ 以上這些疑點均在目前無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拔周恩來和「全紅總」的 關係並籍此嫁媧於「全紅總」？抑或是周恩來玩了「全紅總」一手為今後鎮壓「全 紅總」製造理由？還是周的政敵剌殺周選上那天的時辰，周之遇剌與大會無關純屬 巧合？ 由於沒有充分的證據，以上的推測只有等中共的有關此一事件的檔案解秘曝光之日 才知分曉了。 六、王振海被劫持和「一·二三」事件 周江聯手施壓 在王振海被劫持前，形勢對「全紅總」非常不利。六七年元月九日，毛澤東 下令向全國廣播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根據周恩來指示操縱一些群眾擬就的《告 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第一次提出了「反對經濟主義」。元月十一日 ，又下達了「中共中央反對經濟主義的通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腐蝕 群眾組織的通知」。正如文革史家劉國凱先生所指出的那樣： 然而形勢突變了，毛的中央從驚愕中醒悟過來，立即決定採取斷然行動遏止 這洶湧的浪潮。毫無疑問，群眾的這一自發行動與毛的一貫思想和現實意圖都大相 逕放庭，毛的一貫思想是高積累、低消費、多援外，豈容群眾的行動干擾背離這一 目標！一股強大的颶風驟然拔地而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向人民群眾的歡欣和希望 。毛，這個自詡為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最推崇群眾運動的人，曾譏笑別人「葉 公好龍」的人，此時卻對真正的群眾運動十分嫌惡，並刻不容緩地進行了壓制…… 為了使壓制來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廣大群眾的合理要求誣為「反革命經濟主義」 外，還無中生有地硬說這場發自群眾內心的運動是走資派陰謀挑動的，是「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文化革命簡析》一百三十一頁） 元月十七日，即我們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的次日，江青在接見 首都紅衛兵一、二、三司和解放軍文藝團體和國務院各部造反派的會議上，和她恨 之入骨、欲去之而後快的周恩來又一唱一和，向中共一黨專政的瘋狂黨衛軍——所 謂「紅衛兵小將」們和國務院的投機官僚們發出了動員令。動員這些打手實行「革 命的大聯合」，「…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把一百萬（周恩來言）外 地來京工人騙回去，壓回去，打回去。江青指出，「到中央來幹什麼？把矛盾上交 ，你們說對不對呀？（眾：不對）而且，住在這裡不走，消耗國家很多的財力，物 力，要什麼都得給什麼。」「…我覺得簡直是養老的了，這個要好好給他說服，不 行就給他施加一定的壓力…」（《紅衛兵》首都一司主辦，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第十 九號） 對「全紅總」的「說服」開始於元月十七日。在江青發表這個講話後幾小時 ，首都三司駐「全紅總」聯絡的史學忠、宗祥榮找到王振海和我，直接了當地告訴 我們：中央希望「全紅總」做「抓革命促生產，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的「模 范」，自動撤銷組織，通告全國，被王振海和我拒絕。我們告訴這些「小將」，要 撤你們帶頭撤。這個「模範」你們去當吧。當時宗祥榮氣急敗壞跳起來吼道：「難 道你們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要知道革命小將的脾氣不是很好！」我當時笑著對他 說：「脾氣不好應該多做自我批評，你們想和工人階級主力軍較量較量嗎？」 史學忠和宗祥榮軟硬兼施地遊說碰壁後，中央文革打來電話，要求迅速自動 撤銷組織，不要讓中央文革太被動。 元月十八日，李晉喧在總部會議上提出，現在形勢惡劣，有人揚言要來砸「 全紅總」，我們應該早作準備，以防不測。如何作準備呢？李晉喧說，應把總部的 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保管起來。她自告奮勇地說，她家住中央廣 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許進入和衝擊的禁區，有解放軍把守，她願保管總 部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當時，大家都認為她的提議很好，一致通過把公章印信 和文書檔案移交她家。 元月十九日，國務院總理辦公室趙秘書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周恩來不允 許有全國性組織。他說，地方組織可以奪地方上的權，你們全國性的組織是不是要 奪中央的權？中央擬在最近就要下達撤銷全國性組織的文件，希望你們自己主動撤 銷，帶頭遵守中央的指示。接到這個電話，我在總部會議上向大家傳達，並提請大 家討論是否主動撤銷組織。討論的結果，沒有一個人奴從中共的高壓和接受中共的 欺騙攏絡。 威脅與利誘 元月二十日，北京主要街道出現「砸碎反動組織『全紅總』！」的大型標語 。當天下午王振海來找我陪他去國家科委。當時國家科委已被「造反派」奪權。奪 權後的當權派——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張本（女）要找王振海「談一些重要問題。」 我和王振海是傍晚時分會見張本的。這是一個驕橫跋扈、工於心計的女人。 一見面，她就說她是奉周恩來的指示找王振海談談的。她指著我對王振海說，「請 你把你的警衛人員（她誤以為我這毛頭小子是王的保鏢）叫到外面去。」王振海看 見她誤會了，也是為了維護我的自尊，連忙解釋：「對不起對不起，忘了介紹，這 是我們『全紅總』的年輕理論家周牧。如果我們的談話涉及『全紅總』，必須有他 在場，必須有他在場。只有我們兩人定的事才能決定。」 張本看她誤會了也有幾分不好意思。連忙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想不到大 名鼎鼎的周牧這樣年輕！歡迎你歡迎你！希望大家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能坐 在一起。」 接著，張本開門見山地說：「周牧在場也好。周總理要我轉告你們，『全紅 總』應該主動撤銷。因為你們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了。你們迎來了工礦企業文化革 命的新高潮。這個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資派利用，走資派正在全國範圍內煽動反革 命經濟主義，破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她說到這裡停下，也做出周恩來經常 出現在新聞片中的那個樣子——斜靠在沙發上，一支手撐著下巴一側，一支手的手 指敲打著沙發扶手，雙眼瞪著我們說：「你們知道毛主席現階段的戰略任務是奪權 。中央原來叫你們進駐全總，就是叫你們去奪全總的權。但你們進駐全總後集中精 力去搞什麼『三家聯合通告』，完全沒有領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現在奪也不行了。 一下子冒出這樣多全國性組織，你們奪了全總的權，別的組織奪什麼權？奪中央的 權？奪國務院的權？想殺頭嗎？」她說到這裡，雙目透出凶光。她接著說：「所以 ，中央決定取締一切全國性組織。至於你們，你們有功勞。江青首長支持過你們， 你們的確有一定的號召力，有一定的影響。所以總理要我告訴你們，最好有個善始 善終。我想，你們是考慮組織撤銷後自己怎麼辦吧？我看不用擔心。振海可以回到 情報所。如果你認為情報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科委來，作為我的副手，你 認為怎麼樣？她說到這裡，雙目緊盯著王振海，等待著王振海的反應。 王振海聽後問張本：「我可以到科委，那麼周牧他們怎麼辦？總部一大攤人 怎麼辦？怎麼對群眾交待？」張本翻一翻眼白，慢聲慢氣地說：「有什麼不好辦： 從哪裡來，回哪裡去嘛。回到本地區，本單位去抓革命，促生產嘛。去奪本地區、 本單位的權嘛。群眾，要靠你們去做工作，做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這個工作 做好了，中央不會虧待你們的。」張本說到這裡，停下來轉過話頭問我：「周牧的 家鄉是哪裡？原來做什麼工作？」我告訴她，我的家鄉是貴陽，文革前是一名合同 工教師。張本聽後說：「振海如果願意來幫助我，做科委班子的副手，也可以帶一 些人來協助你開展工作。如果周牧願意，也可以來嘛，科委可以搞一些理論研究嘛 。你的意見怎樣？」我聽後感到一陣噁心。我和王振海相視一眼，彼此的心情盡在 不言之中。張本看我和王振海均未表態，又加重語氣說：「過來吧。不要擔心待遇 問題。我是行政九級，振海作我的副手不會低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女人赤裸裸地以高官厚祿引誘我們了。這種場面過去在小說中看見過， 現在居然活靈活現在眼前。如果說剛才是噁心，現在已是憤怒了。張本誤解了我們 造反的動機。她赤裸裸的引誘傷害了我和王振海的自尊。好樣的王振海！在高官厚 祿面前不但不動心，反而拍案而起，客氣地更是堅定地對這個行政九級官僚說：「 對不起，張本同志。我們感謝你的關心和好意。請你轉告周總理，我們革命造反的 目的是改革一切僱傭勞動制度，改革一切不適合於社會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 築。我們不是想當官。我對權力沒有太大的興趣。如果感興趣，我們早就奪全總的 權了。周總理的指示我們會給大家傳達。你的好意和器重我們長記在心。對不起， 我們要告辭了。」說完，王振海和我抱起大衣凜然離張本而去。 不屈的反擊 因為我們不吃「敬酒」，「罰酒」果然來了。元月二十一日，大約有二三百 名首都三司的紅衛兵來砸「全紅總」，因為看見近千名雄赳糾、氣昂昂的「前進戰 斗隊」（「全紅總」總部衛隊，系參加原首都民兵師的地下鐵道工人組成）全副武 裝守衛在全總大樓周圍，狂喊幾句口號後屁滾尿流跑掉了。當天晚上，總部會議決 定，為了顯示「全紅總」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決心和爭取臨時合同工的權益，同 時也為了反擊當時指向「全紅總」的凶濤惡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門廣場 集會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紅總」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紅總」 大旗飄揚在金水橋前。當天的交通警察和廣場守衛部隊相當配合，不僅為我們維護 交通秩序——截斷了長安街的交通，而且把天安門廣場的廣播系統借給我們使用。 王振海主持了大會並作了長篇講話。當天我們的主要口號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飯，要生產。」 「誓死砸碎一切剝削制度！」 「『全紅總』是革命群眾組織！」 「青松不老，紅總不倒！」 集會後，近三十萬人的隊伍從天安門廣場遊行到復興門外大街的全國總工會 大樓。在全國總工會前，高昂悲愴的「國際歌」聲響徹雲霄。當天寒流滾滾，天氣 陰沉。一種不祥之感籠罩著總部。 當晚近十二時，郝維奇驚驚慌慌跑來找我和王振海。當時我正和王振海商量 一個大計——準備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進駐全國總工會後的一個月，「全紅總 」撤出全總大樓，搬到廣州、上海或長沙，把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鬥爭堅持下去 。郝維奇送來一份打印的傳單。這份傳單以「首都三司」的名義印發，內容是陳伯 達的「六點指示」。這「六點」的原文記不清了，大意是：（１）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文革沒有接見任何臨時合同工代表。所謂江青支持「全紅總」的講話是偽造的 ，中央文革正式闢謠。（２）臨時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運動後期改革 。（３）「全紅總」是非法組織。（４）「三家聯合通告」是非法文件，應予取消 。（５）所有來京的外地工人，必須迅速回到本地區本部門參加那裡的奪權鬥爭。 （６）各地的「全紅總」分團必須立即解散。 我們看到這份「六點」都非常氣憤。我立即打電話給陳伯達，問他是否作過 這「六點指示」？在電話中他一口否認，並認為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有人在挑撥 中央和廣大臨時合同工的關係。要我和王振海立即帶著這份傳單到中央文革。當時 已是元月二十三日凌晨。 綁架王振海 我和王振海商量一下，決定通知李晉喧和我們一起去中央文革。因為李晉喧 是分管和中央文革聯絡的「五人小組」成員，也是江青給我們推薦的。我馬上和李 晉喧通了電話。她當時已經入睡。她說她馬上起床，要我們去她家接她。我和王振 海為了防備不測，叫楊政通知了幾個「前進隊戰鬥隊」的隊員，分乘兩輛小車—— 我和王振海、楊政三人坐前面一輛「別爾卡」黑色轎車，其他幾名「前進戰鬥隊」 的隊員乘坐一輛「嘎斯」吉普。我們在前，他們在後駛向李晉喧家。 就在通往李晉級喧家（廣播局宿舍）的一條小街上，莫名其妙後面那輛吉普 失去了蹤影，一輛大客車橫在前面路上。我叫司機鳴號要前面的大客車讓路，誰知 這輛大客車不但不讓路，反而從車上衝下來二三十名戴著白口罩、身著綠軍裝的人 。我看情況不妙，立即叫司機掉頭。但司機還未掉頭，另一輛大客車已橫攔在後面 路上，同樣衝出幾十名白口罩、身著綠軍裝的彪形大漢。這一前一後幾十人迅速包 圍了我們的小車，問：「王政海在嗎？」王政海並未驚慌，沉著回答：「我就是王 振海，你們要幹什麼？」那堆人中的頭目說：「請和我們走一趟！」邊說邊強行拉 開我們的汔車門，一擁而上，兩三個人挾一人把我們強行挾到前面的大客車上，關 上門就開走。這時，依靠路燈，看見其中有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國家科委革命造反 兵團」字樣。車子很快來到公安部門口停下，幾個人大概進去交涉了好長一段時間 才出來，看樣子公安部不肯收留。車子又駛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約交涉了半小時左 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員隨他們去交涉的人上了車，把王振海、楊政和我 帶進北京市公安局。在進入大廳後，那幾個押著王振海、臂帶紅袖章的人把王振海 押進一間房子，而這個公安人員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約有五十來歲，看樣子是一位 級別不低的官員。他客氣地招呼楊政和我坐下，首先給我們道歉，說讓我們受驚了 。他說，國家科委系統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將他揪送到 公安局審查。公安局不予收留，因為這是他們本系統內的事。現在他們把王振海帶 走，去向不明。希望我們回去後不要告訴「全紅總」的群眾，以免造成群眾斗群眾 。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我和楊政要負一切責任。他勸告我們快回家鄉去「抓革命 ，促生產」，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則，會有更大的麻煩，等等。說了近兩小時 ，他把我們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此時，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點鐘。 我和楊政出了門，立即找了一個公共電話亭將夜間的事向中央文革和國務院 總理辦公室報告。他們都是一個腔調地告訴我們：中央將迅速去查明情況。在情況 不明前，千萬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訴群眾，以免造成群眾斗群眾。我和楊政 還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站找到他們的負責人。他們的負責人和戚本禹通 話後，說戚本禹聽後很生氣，中央文革將立即派專人清查，叫我們先回去休息。 臨危不亂的總部會議 等我和楊政回到「全紅總」時，已近中午時分。只見全總大樓內內外外都貼 滿了大標語，內容是：「王振海反對黨中央已被逮捕法辦！」「堅決砸爛反動組織 全紅總！」 這時，「全紅總」北京分團數千名團員和總部衛隊「前進戰鬥隊」近千名值 班隊員擠滿了全總一樓大廳，人人神情焦慮氣憤。一看見我和楊政進了大門，不約 而同呼叫起來。大家問的第一句話就是：「王振海呢？」 我告訴了大家王振海已被來歷不明的壞人綁架。接著，我和楊政把昨晚我們 被劫持經過簡要地告訴大家。一時，人群激憤，不少人大喊：「去科委把王振海救 回來！」我希望大家先冷靜。現在王振海是否在科委還是大問題。我要大家先等一 等，我去打個電話問問科委系統的「全紅總」同志再說。 我上樓進入自己的辦公室後，看見除李晉喧、金展雲而外的總部委員正在毛 勝年、金雲慶主持下開緊急會議。郝維奇正在隔壁的通間焦急地拔電話。大家一見 我和楊政回來，轟的一下圍上來問長問短。我和楊政把昨晚被劫持的情況又簡要地 給大家講了一遍，請大家繼續開會。我到隔壁找郝維奇，問他可否打聽到王振海的 下落。他說昨晚我們失蹤後，總部已下緊急動員令。今天上午有王振海被捕的消息 傳來，但他不知道有科委造反派插手其中。我請他立即返回情報所，動員一切力量 到科委找尋王振海。郝維奇急急忙忙走後，我打了一個電話問張本。張本在電話中 一口否認科委造反派插手此事。她說昨天那些戴科委造反兵團臂章的人是冒充的， 是有意混淆視線。我請她馬上打電話去公安部說明報案。打完電話後，我參加了總 部緊急會議。會議作了如下決議： 一、 以楊政、郝維奇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調查小組，負責營救王振海的工作 。 二、通知北京分團，每隔八小時派一個縱隊來總部輪流值班，協助總部衛隊 保衛總部。 三、一旦有人來砸總部，力爭做到罵不回口，打不還手，做好說明解釋的工 作。 四、責成李晉喧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報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 振海的去向。 五、由我擬出《告全國人民書》，以備出現緊急狀況時散發。 六、通知金展雲和李敦白聯繫，隨時準備在全總會議廳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 。 紅衛兵圍困總部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點左右，總部衛隊從樓下打來電話，說有十車左右的打著 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號的紅衛兵包圍了全總大樓。我立即通知大家緊急集 合應變。八點左右，連同前些時間來的那十車人，全國總工會大樓外大約集結了近 萬名打著各種旗號的紅衛兵。他們手持棍棒，也有少數人拿著汽槍、獵槍、小口徑 步槍，在全總大樓周圍組成一個大包圍圈。因為大樓內有幾千名北京分團的團員和 一千名左右的全副武裝的總部衛隊，他們只敢狂呼口號，出言挑釁，還不敢衝進大 樓。這時，聽到總部被圍，北京分團部分團員從各方趕來，把這近萬名紅衛兵反包 圍。 晚十點左右，外面響起轟轟的汔車聲。我在窗邊一看，只見幾十輛卡車運著 更多的紅衛兵趕到全總大樓下，把反包圍紅衛兵的北京分團的群眾再反包圍。此時 ，我正式通知北京分團各縱隊各派三分之一的群眾火速增援。到了近十二點鐘，各 縱隊增援群眾趕到，又把第三批紅衛兵圍個水洩不通。這時，外面人聲沸騰，如一 鍋燒開的開水，我叫余洪珠廣播了「不許主動出擊，但也決不退讓一步」的命令， 並用廣播帶領「全紅總」群眾高唱「國際歌」，「我們工人有力量」，「工人階級 硬骨頭」，「下定決心」等歌曲。到了深夜一點多鐘， 雙方開始扔石頭磚塊，大 有一觸即發之勢。我多次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希望他們出面勸 導學生撤走，否則，一旦發生嚴重後果，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到了三點左右，紅衛 兵開始用汔槍、獵槍、小口徑步槍（也有可能有手槍）向全總大樓射擊，「全紅總 」群眾受傷人數已近百人。楊政、毛勝年和北京分團各縱隊負責人一再要求我下令 還擊。但身為基督徙的我，從小對暴力極為反感，更不願意看到流血，一直勸他們 忍耐。我告訴他們，對方是一群上當 受騙的狂熱青年，人數又比我們少，他們嘴 上叫得凶，實際上是弱者，我們何必和小孩子做一般見識。這時，毛勝年提出，如 果有軍方或其它武裝力量介入怎麼辦？我告訴他，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願與全總 大樓共存亡。這樣，大家一忍再忍，到了快天亮時，「全紅總」的群眾已無法忍下 去，齊聲大喊：「前進戰鬥隊快開槍！」「前進戰鬥隊快開槍！」 我看局勢發展如此，再也難以控制。我向總理辦公室打了最後一個電話，告 訴他們如不在一小時內叫紅衛兵撤走，任何人都無法控制局面。打完電話，我一怒 之下，連電話帶電線一起扔了，和楊政等下樓去做最後的說服工作。 說來也怪，我這一扔電話，不到半小時，幾輛黑色小車從廣播局方向開來， 居然把這些瘋狂的紅衛兵叫走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得以制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