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劉賓雁 反右派運動，已是一個古老的故事了，四十歲以下的讀者未必知道是怎麼回 事。概括為一個簡單公式的話，那就是： 一個人說了幾句話，批評現狀，或批評中共某項政策，或僅僅批評某一個基 層幹部。那些話興許有一些情緒，但也可能全然心平氣和。甚至並非當眾發言，而 是「向黨交心」。總之，並無惡意。 說話的人，還是經過偉大領袖號召和鼓勵，本系統、本單位黨委領導再三動 員和勸說，許諾「言者無罪」，這才開口的。 那批評縱使再激烈幾分，也不會超出他所說的那種現象的嚴重程度。 說話的人，按照中共的「階級分析」，也不屬敵類，甚至對這個黨的事業做 出過卓越貢獻。 然而就因為這幾句話，這個人就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從 此喪失他擁有的一切，成為社會主義的賤民。 是不是象卡夫卡筆下的故事一樣荒誕？然而這就是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的現實 ，從此，中國便進入長達二十年的黑暗時代。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做出抉擇。 這是不是一種必然，或一種不幸的偶然？ 一年以前，即一九五六年的春夏之交，中國的天空顯得異常晴朗。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它的第八年歷史時，忽然發生了一些變化。城市裡男人 忽然穿起了西裝，女人身上也有了顏色，甚至穿起旗袍。電台裡播出了闊別多年的 西方古典音樂和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北京的一家電影院開始為大學生放映未經翻 譯的西方電影。 人群中也多了一些歡聲笑語。在七年的緊張——戰爭、階級鬥爭，無盡無休 的會議之後，中國的肌肉似乎驟然鬆弛下來。在政治之外也可有一點私人生活，革 命也給個人利益讓出了一點位置。 同人有關的學科，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法學在大學中不是已開始恢復 ，就是在醞釀之中，哲學已解禁到康德和黑格爾。 法治提上了日程，立法工作加緊進行。律師重新出現。一些重大憲案在認真 覆核。 新聞媒體打破多年禁區，開始了對於社會陰暗面的批評和揭露。文學走出了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設定的歌功頌德的疆界，干預社會，把 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本身。出人意外的是居然未遭到壓制或抵抗。 同一年前相比，中國簡直成了另一個世界。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政治打 擊的搜索對像比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任何一次運動都更加廣泛。在北京的那個特別炎 熱的夏天裡，人們身上是熱汗與冷汗交流。經過一九五一年以來的幾次大清冼之後 ，挖掘新的敵人已不那麼容易，積極分子們必須編織「反革命集團」了。 一九五六年的寬鬆，顯然又是毛澤東在那裡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但也有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在蘇聯，斯大林死後開始的自由化已進入第四年， 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震驚世界的揭露斯大林肅反罪行的秘密報告而達到 高峰。這個報告文本在中國被列為絕密，只有十三級以上幹部才能看到，本來蘇聯 和東歐的變革之風吹到長城腳下，風頭就大大減弱。但這一次卻至少在中共黨內中 上層引起了大震盪，使開明派愈覺中國也非變不可，保守派則不能不有所收斂。 同一九五六年表面的穩定和繁榮形成對照的，是中共執政以來、特別是一九 五三年起提前搞社會主義以來各種政策弊端所造成的惡果已顯示出來。「社會主義 大改造」在這一年剛剛突擊完成，生產力遭到的破壞已在城市生活中反映出來：物 價高漲，副食品短缺，農民開始流動。工人在一九五六年達到五十餘起。肅反擴大 化在黨內、機關、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中造成的憤怨遠遠超出歷次政治運動。 這樣，在中共「八大」上，黨的最高層才出現了向毛澤東挑戰的動向。劉少 奇和鄧小平借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之機，強調集體領導，在新黨章中刪去 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中的「毛澤東思想」，在 「黨員義務」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認為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種種 問題是毛澤東的「冒進」造成的呼聲明顯加強。這一動向，使毛澤東震怒，但也沒 有辦法，只能忍耐一時，另謀對策。 這時，毛澤東面臨一個歷史性的抉擇。斯大林的問題雖然被赫魯曉夫以「個 人迷信」的形式提出，實質上卻是一整套主義制度和政策上的錯誤造成，而中國一 九四九以來幾乎全盤照搬，也造成了類似的惡果，這是一目瞭然的。一九五六年當 時中國若想改弦更張，擁有比東歐各國更有利的條件：中共在中國統治的基礎要深 厚得多，從而不會因改革而危及政權。東歐多數國家的共產黨政權被人民視為蘇聯 的代理人、本民族的叛徒。中國則相反，把中共看作民族救星。作為一個大國，中 國對蘇聯具有更大的自主地位，不會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或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 伐克那樣受制於蘇聯。 我相信當時許多中共黨員是曾如此期待的。因而那年夏天聽到毛澤東關於「 十大關係」的報告傳達時，我才會興奮若狂，以為毛澤東在經濟政策上創造性地擺 脫了蘇聯模式：「中國終於找到了一條自已的道路」。年底，「 論無產階級專政的 歷史經驗」發表（知道是毛執筆），對於他維護斯大林（「功大於過」）雖深感失 望，卻仍以為他不會重走斯大林道路。 出於對毛澤東人格與個性的無知，也由於低估了中共內部的保守力量，從而 未能料到毛澤東一個人的力量會起扭轉乾坤的作用。我猜想很多人當時都因此而對 中國前景作出了過於樂觀的估計。 大騙局 如若不然，一九五七年二月，當我和「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同人聽到毛澤 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傳達時，就不會歡欣鼓舞到發狂的程度。 二十幾年以後重新翻閱當年的筆記，就感到不解了。在那次談話中，毛並沒 有完全掩飾他的起初思想和意圖。比如對於知識分子的蔑視，比如對於後來成為反 右最先打擊對象的鍾惦／及其「電影的鑼鼓」一文的份量很重的譴責……。 也不是全然沒有疑惑。一九五六年三月毛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我正在東 北採訪，從哈爾濱、長春和瀋陽的宣傳界黨的領導幹部那裡聽到毛的講話內容。同 一個講話，竟然會有全然不同的理解！多數人認定毛確想讓人來「放」，幫助中共 整風；少數人則相反，覺得毛的講話中已透露他另有企圖。比如關於陳其通等人從 「左」的方面對一九五六年「雙百」方針下文藝界自由化現象的攻擊，多數人信以 為真，少數人則嗅出了另一種味道：毛講不是真正反對陳其通等人的立場，不過是 嫌他們打草驚蛇，洩露了他的錦囊妙計！ 我那時屬於糊塗的多數，雖不敢全然否定後一種想法，心裡卻本能地願意相 信多數人的反應，甚至因此而猜疑後一種想法是出於那些人本身對於鳴放的牴觸。 直到三十年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未能識被這個騙局，以為毛 的「引蛇出洞」的陰謀是在鳴放開始後意外地發現竟有那麼多人攻擊和否定他的政 績以後才改變主意，決定反擊的。 毛澤東說過不止一次的「黨內老幹部十個有九個反對」他的鳴放方針，也令 人以為他是站在革新這一方面的。保守勢力反對自由化也是個事實，我就親自見到 省市委書記對於反官僚主義的抵制。然而誰能想到毛澤東是這種勢力的頭子呢？ 關於這個問題華民先生在最近問世的《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中依據 毛澤東從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的大量言論，證實他從頭到尾是在玩弄陰 謀。這段時間裡，他一方面四處遊說，勸知識分子打消顧忌，大膽地「放」，同時 頻頻向「自己人」打招呼，「讓那些牛頭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民主人士的錯誤 批評「越錯越好」，「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知識分子有一條尾巴，要潑它 一瓢冷水；狗，潑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赫魯曉夫說「毛澤東簡直就是 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是不錯的。 黨內並不都姓毛 有一個人（就我所知，也只有這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識破了毛澤東這個陰 謀，並冒著極大的風險去同毛作了鬥爭的，那就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 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陰謀，而是用了一種令毛澤東都難以問罪的巧妙辦法 ：當毛澤東四處「點火」時，他按兵不動。（五七年一月，陳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澤 東十分惱火的文章，鄧拓一拿到，就把它發排到頭版頭條）。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 守，對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為然。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實大錯了 ，而實際上他卻是在向中國知識分子發出警告，警戒他們不要上毛澤東的當。而毛 澤東卻只能罵他麻木，不善於領會他的意圖（豈料是領會得太深了），先說是「書 生辦報」，後來又罵「死人辦報」，反右後終於將他調出人民日報。有一件令我感 恩的事，也能看出鄧對毛的抵制。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採訪時，「左葉事件」出來 了。我有感於中國記者的使命同他們的地位之不諧調，在一個興奮得不能入寐（鳴 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裡，一口氣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記者這一行」 ，寄給鄧拓先生，再無下文。六月底，反右開始後的第一次首都新聞界「座談會」 （實為對右派的討伐會，第二次就輪到我了）上，鄧拓先生在休息時間把我拉到主 席台後，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裡，以目示意，一言未發。那也就成了我 們的訣別。我成了右派以後，再也不能見他了。 五十年代中期，像鄧拓這樣的人在中共黨內有多少？主張變革的力量同保守 派的力量對比如何？沒有人做這個研究。據我的觀察，在黨的宣傳部門，在新聞出 版界，文學界和教育界，前一種力量肯定已佔優勢。（這同六十年代以後大不一樣 。）關於黨和政府的其他部門，由於總的說來幹部特權現象還在初期，官員腐敗尚 不嚴重，倘曉以大義，又由毛澤東這樣的權威人物出面，這個黨在經過一番較量之 後接受一條改革路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黨內雖無真正的民主，但黨內幹部有膽識者仍能享有一定政治自由的空間。 有的事在六十年代以後是無法想像的：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剛剛得意洋洋地宣告社 會主義三大改造勝利完成，浙江省永嘉縣一位二十一歲的縣委副書記竟然敢於說出 「中國農業的出路在於包產到戶」。這主張居然得到中共省委書記林乎加的贊同， 在「浙江日報」上白紙黑字公佈出來，還決定先在溫州地區試點，迅速鋪開。無獨 有偶，在廣西的一個縣裡也出來一位縣委書記叫王定的，提出了同樣的主張。後來 ，這兩位自然雙雙被打成了右派。 一九五六年夏季，「中國青年報」實行的全面、大膽的改革，首先自然要靠 社長張黎群和全體編委，但沒有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人民 文學」事實上的總編輯秦兆陽那一年敢於發表一九四二年以來第一批批判、揭露性 作品並公然配發「這樣的作品，我看期待已久了」這樣的編者按語，是需要大的勇 氣的。但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的支持無疑十分重要，也還要主管文藝的中 宣部副部長周揚至少並不反對。 從反右的「戰果」中也能窺見一九五六年黨內確有相當數量的人是支持變革 的。從中央司法部、高級法院到各省的司法廳、檢察廳，一大批老幹部，有一些還 是二十年代的老幹部，被打成右派。新聞單位編輯、記者中右派的比率一般在百分 之三十以上，有的甚至達到百分之五十直至百分之九十，其中大部分是黨員。 斯大林給蘇聯造成的災害是太觸目驚心了，那裡的改革已進行四年，對照中 國政治、經濟領域暴露出來的問題，中國有什麼理由不走上同一條改革之路呢？這 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當我們估量一九五七年中共黨內情況時，不能忽略反右派 運動（以及二年以後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從組織上到思想上給中共造成 的極大創傷。不能忽略這創傷是兩方面的，一是開明力量的被清冼，一是「左派」 黨棍的繁殖。 匈牙利靈感和中國的發明 中共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八大，所做的各項決議，據李志綏先生所寫， 「令毛澤東大為震怒」，「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鬱，整天躺在床上， 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他是在利用這個時機思考下一步的 行動。」 那年十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即匈牙利人民與黨內改革家發動的改革運 動演化為武裝起義遭到血腥鎮壓，震動世界。在中國，對這一重大事件的全部真相 始終嚴密封鎖，我當時在外地採訪，從官方報紙上得到的印象只是最後幾天布達佩 斯街頭衝突中「暴徒」如何殘酷處死公安人員的情景。 毛澤東卻有條件瞭解整個東歐變化的全部真相，東歐的政治變革，最早從南 斯拉夫開始，那是由執政黨及其領袖鐵托發起的。一九五六年波蘭黨的領袖哥穆爾 卡主動糾正前人的錯誤，都未出大亂子。只有匈牙利，死硬的領導人拉科西堅決不 改，這才釀成大亂。 然而毛澤東卻不願引出這樣的結論，他對鎮壓比對改革更有興趣。赫魯曉夫 一度派蘇軍進駐布達佩斯，但下不了鎮壓的決心，又撤出來。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莫 斯科坐鎮，力主武裝鎮壓，蘇聯才第二次出兵的。中共對匈牙利人民欠下的這筆血 債，也長期隱瞞下來了。 毛澤東從未認真承認過錯誤。他甚至還反對別人認錯。一九五七年初，他還 告誡過省委書記們絕不能像胡志明那樣為越南土改中的錯誤下「罪己詔」。他堅持 認定，問題出在群眾一邊。一九五七年春夏，他還在說社會上各種矛盾的激化，不 過是「意見分歧」；一部分人不相信社會主義；廣大群眾對於新制度「感到還不大 習慣」。這時工人罷工已進入高峰，至少有七個省的農民起來「鬧事」，要求退出 合作社或分社，要求供應糧食等，而毛澤東仍然認為是「思想問題」，共產黨的政 策沒有問題！ 匈牙利事件為所有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正錯誤，放棄斯大林主義 的機會。東歐各國在蘇聯控制下不能自主，以致只能是小改或不改，中國有條件獨 自行動，中共「八大」已顯現這種意圖，然而毛澤東卻不幹。他要利用匈牙利事件 去實現他自己的意圖。那就是把改革浪潮和群眾的反抗壓下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 日，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中，這樣寫道： 「……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 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利益極大。」 在中國發生匈牙利式「反革命暴亂」究竟有多大可能？劉少奇認為只有在四 個條件下才可能：「我們犯長期的路線上的錯誤」；「處理方法錯誤了（壓制）」 ；「反革命利用」；「黨內有人領導」。第一個條件確已存在，但關鍵在第二個條 件，第三、四個條件則尚未出現。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海永大紗廠工人發動罷工，手段還相當激烈：把廠方人 員扣留起來作為人質，不解決問題不放人。劉少奇決定「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 報」派人采寫和報道。我就是帶著這個使命去上海的。這次采寫的稿件若能報道出 來，就能使全國人民和中共全黨看到那場罷工全然是中共的錯誤造成：工人被當做 工具，無力保護自身起碼的權利；地位比公私合營前資本家時代還不如。基層黨組 織已變質，黨員享有種種特權，已成為剝奪工人因而同工人相對立的力量，因而， 有反資本家傳統的這些工人們把矛頭轉向從前領導自己鬥爭的共產黨組織。這種惡 變，是在一九五五至五七年不到兩年之中完成的。 毛澤東的態度卻相反。其實中國的問題早已清清楚楚擺在那裡，並不需要「 鳴放」，你去動手改正就是了。比如肅反擴大化，已是共識，你去平反就是了。蘇 聯平反了百萬件錯案，非但未亂，反倒更穩定了。農業合作化的「冒進」問題黨內 高層也已定論，只是毛澤東一人反對，因而「八大」上只能吞吞吐吐：既要反保守 ，也要反冒進。南斯拉夫和波蘭都解散了合作社，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必 解散，把大社改為小社，或回到低級社有何不可？…… 面對社會的動盪，中共在一九五七年有兩個選擇，不是改，就是壓。毛澤東 既不肯改，就只能壓了。但是怎麼個壓法呢？動用武力去分別鎮壓各地農民、工人 和學生？那只能激發全國動亂。這時，毛澤東獨出心裁，發現了世界政治史上前無 古人的辦法：撈到一個政治理由，從政治上採取兵不血刃卻能一舉壓服全國的措施 。這就需要一個敵對力量提供打擊的借口，然而可惜正如「中國大逆轉」作者所做 的分析，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有協助中共改正錯誤之心，卻無推翻中共政權而代之的 任何打算。沒有，難道不能製造嗎？這就是「鳴放」運動的奧秘所在。五七年四月 ，毛澤東在杭州告訴省委書記們：讓他們放！攻得過火，就讓牛鬼蛇神出來鬧一鬧 。（後來又說：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同時暗示：現在 是黨外情緒高，過些時，黨內情緒也會高起來，先低後高。如果黨內外一起講，戲 就唱起來了，這樣就可以把許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在那個舞台上，毛澤東要導演的，就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猖狂 進攻」的戲，戲一開台，發動一場鋪天蓋地的運動制服一切人的機會就到了。 餘音裊裊 反右派運動中首先是右派，其次是具有起碼是非感的所有中國人，良知、人 格和人性都受到一次大虐待，大摧殘。 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有是非顛倒，都有受冤枉的好人，然而這一次波及的是非 卻關係到全國人民的利害與國家的興衰。況且，怎麼可能所有提出批評和意見的人 都錯了，還不是一般地錯，而是——人民公敵！ 沒有一個右派相信自己是右派，但在強大壓力下絕大多數人又不能不在自己 的政治死刑判決書上簽上自已的名字。也沒有幾個人會料到，他會在賤民般的命運 中；度過二十年歲月。六億人接受了這個現實，沒有人想到承擔反右派運動厄運的 不僅僅是右派及其親屬。一年以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了，接踵而來的 是大饑荒，然後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將在這場「革命」中完成他九年前開始的政 治自殺。 反右派運動造成的各種後果，非本文所能論及。只想提到一點，即中國人今 天精神上、道德上的嚴重退化，原因除經常性的制度問題以外，恐怕要追溯到一九 五七年反右派運動的影響。 四十年前鑄成毛澤東大錯的原因之一，是穩定與動亂關係上的一個錯誤邏輯 ，似乎糾正錯誤會削弱他本人的權威與中共統治、從而導致亂局，而鎮壓或壓服倒 可以維持穩定。毛澤東親自試驗的結果是反右派運動固然穩定了局勢，卻使危機進 一步深化，先是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和大饑荒，繼之便是文革大動亂。現在以江澤民 為首的中共當局高唱的「穩定壓倒一切」，走的還是毛澤東的老路。毛澤東在世時 的毛澤東路線尚且最終埋葬了毛澤東本人，一條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其結果 為何難道還需要猜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