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工人的先驅(續完) (澳洲) 方園 七、中共中央、國務院下令取締「全紅總」 做好殺頭的準備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擊退了紅衛兵大雜燴瘋狂進攻的「全紅總」總部委員 們，顧不得一夜的緊張和疲勞，面對如此惡劣的形勢，召開了王振海被劫持後的第 一次總部會議。會議首先討論了如何應變。大家一致認為，劫持王振海後立即來砸 「全紅總」，是希望在「蛇無頭不行」情況下一舉產除「全紅總」。現在目的沒有 達到，中共決不會就此罷手。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主動撤掉組織， 逃回家鄉尋找安全，但難保中共不會秋後算賬。二是硬頂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 殺頭的準備。但只有這樣才能為臨時合同工爭到權益和尊嚴。就是失敗了，也可以 喚起廣大工人的覺醒。 因此，大家決定作一次無記名投票，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投票結果， 與會的五十六名總部委員中五十五名選擇堅持下去，一名選擇撤銷總部。緊接著， 大家提出應立即推選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經過選舉，五十二票（不含本人） 推選我出任「五人小組」（此時只有四人）負責人；四十八票推選楊政增補為五人 小組成員，仍兼任保衛部長，其餘成員職務不動。會議作出以下決議： 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國總工會大樓。發表聲明，說明「全紅總」總部將遷往 廣州。 二、楊政、余雲慶、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飛到廣州做好總部搬遷 的準備工作。 三、總部搬遷至廣州後，北京建立「全紅總」駐京聯絡站，地址設在冶金部 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紅總」西南區指揮部負責人李伯特在雲、貴、川三省物色一處 條件具備的地點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團二月一日撤出勞動部，遷往石景山鋼鐵廠。 六、郝維奇立即和各全國性組織和外地駐京聯絡站聯繫，召開一次全國性組 織座談會，建立全國性組織革命造反統一戰線。 二十九日我將擬好的聲明送李晉喧家，請她打印和蓋上公章。 三十日下午，李晉喧將打印好的聲明送到我處。我一看此聲明，大吃一驚。 因為這份聲明與我擬的那份聲明相差十萬八千里。李晉喧擬的這份聲明竟是宣佈「 全紅總」在二月一日自動解散，各地分團自行改名，參加本地區本部門的革命大聯 合。臨時合同工制度留待運動後期改革。 我問李晉喧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振振有辭地回答，因她分管和中央文革聯絡 ，所以她把二十四日總部會議的六項決議和二月一日撤出全國總工會的聲明都送到 中央文革。她說，中央文革指示，要把聲明改成現在這個樣子。這樣，對上對下都 有好處。 我問她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不和大家商量？她說，難道大家還會反對中央文 革麼？沒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能生存下去嗎？我很氣憤地問她，組織都撤了，還生 存什麼？她把臉一板，厲聲問我：「你敢和中央文革對抗？」 我不願多和她爭論，立即叫秘書余洪珠通知所有沒有外出的總部委員到我的 辦公室開會，大家來後我把和李晉喧的爭執向大家報告並徵求大家的意見。當時所 有的人一看李晉喧的那個聲明都發火了。楊政要李晉喧把印好的這份聲明全部交出 來。李晉喧從她手提包拿出大約三百份往桌上一摔，說：「我怎麼知道你們敢反對 中央文革？我早就把聲明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廣播局的造反派組織）的同志們分 頭去散發了，剩下的全在這裡。」 楊政把桌子上的聲明嘩的一聲全推散在地上，把手往李晉喧面前一伸，說： 對不起，請把總部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交出來。李晉喧急了，問大家：「大家同 意交給楊政嗎？」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同意！」這一下李晉喧傻了眼了。楊政問 她：「你帶來沒有？」她結結巴巴地回答：「我…沒有帶來。」楊政說：「走，到 你家去拿。」她連忙說「不…不…不在我家……」楊政的火更大了，毛勝年和余雲 慶也氣得頓足，楊政大聲吼：「你耍什麼花招？你不交出來小心你的安全！」李晉 喧一聽大耍無賴：「你威脅我？我就是不交，你敢怎麼樣？」楊政也不理她，叫上 毛勝年和余雲慶就走。李晉喧連忙攔住他們，大叫：「楊政你要去哪？你可不許亂 來！」說著和楊政拉扯起來。我上前去隔開他們，嚴厲地告訴李晉喧，公章印信和 文書檔案是必須交出來的，如果你李大姐不願交給楊政，可以交給我也應該交給我 ，因為大家已推選我接替了王振海的工作。她看無計可施，才把手一擺，翻著白眼 說：「告訴你們實話吧，公章和檔案我早就交給中央文革了。不信你們自己去問。 我宣佈，從現在起我退出『全紅總』。再見！」說罷，灰溜溜逃之夭夭。從此，我 再沒有見到這位大姐一面。 泰山壓頂 中共看抓走了王振海整不垮「全紅總」，煽動紅衛兵砸不爛「全紅總」，叫 李晉喧偷天換日撤不掉「全紅總」，終於親自出面了。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 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一律撤銷。 針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這一通告，「全紅總」發出《二告全國人民書》， 採取和這個通告對立的的立場。我們又貼出大字報並印發了傳單，質問中共：為什 麼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學聯、全國青聯、全國工商聯這些「全國性組織」 有權存在，我們的全國性組織卻要勒令撤銷？公理何在？憲法何在？ 中共看「全紅總」仍然不肯就範，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直接針對「全紅總」 發出《關於文革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全文 如下： （一）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六七年一月 二日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 所決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廢。 （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 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 以前，仍按原來辦法進行。 （三）各企業、各單位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和正式的職 工、工作人員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 」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當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應當回到原 生產單位，按原合同辦事，剋扣的工資應當補發。 （五）要把混入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處包工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 、反、壞、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組織名義招搖撞騙者，必須 堅決揭露。 （六）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 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參加本 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的這個文件發出後，尚未離京的「全紅總」外地委員和北京藉的總部委 員約三十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樓開了「全紅總」在京總部委員的最後一次會 議。「五人小組」成員金展雲、郝維奇和我一起主持了這最後一次會議。 最後的總部會議 會議開始，我們首先討論了中共取消「全紅總」的文件。這個文件中的第三 條指出臨時合同工「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出臨時合同工和正式工一 樣「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和《三家聯合通告》中的第一條和「江青三條」中的 第一條接近。相同的是這三個文件都定和保障臨時合同工參政的權利和平待的待遇 。不同的是官方的兩個文件都不提臨時工合同工的經濟利益。 文件中的第四條，和《三家聯合通告》中的第三條相似，不同之處有兩點： 一是不提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提」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 」，可見文件的制定者根本不承認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存在。二是把《三家 聯合通告》中第二條中補發工資一點含進去了。因此，文件的第三、第四兩條基本 上是《三家聯合通告》被閹割後的翻版。這說明了中共為了籠絡民心，對「全紅總 」代表廣大臨時合同工所爭取的權益也不敢否定，更顯示了「全紅總」抗爭的正義 性。而正義的「全紅總」卻在同一文件被勒令解散，真是中共自相矛盾的專橫霸道 。它無異於向廣大臨時合同工宣佈：好處只能由我給你，「革命」的特權只能由我 壟斷。一切改善不能由你自己爭取，只能由我賜予。 會議決定，搬遷到廣州的全國總部鑒於中共公開取締「全紅總」，立即改名 為「改革臨時工合同工制度聯絡總站」。通知分團各自更改組織名字，，進一步整 頓基層，等待有利時機。北京分團改名後，可參加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保障組 織不散。會議最後決定印發《三告全國人民書》，大家盡快離京，六七年「五一」 勞動節在廣州匯合。 全國鎮壓 會議結束後，外地赴京的「全紅總」成員先後離去。我和毛勝年等待所有總 部成員安全轉移後，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貴陽。 「全紅總」貴州分部此時已改名為「貴州省紅色無產者大聯合造反兵團」。 李伯特、楊爽秋等北上去找我和毛勝年，和我們正好錯過。貴州分部由潘漢發、曹 治忠等一批老工人主持。 三月二日，我和毛勝年在貴陽看見了以牟立善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機關軍事 管制委員會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佈告」，在這份佈告上，將數十個群眾組織打 成「反動組織」。基中赫赫頭一名的就是「全紅總」。這份佈告勒令被打成「反動 組織」的基層成員要到當地公安機關報到登記，而勒令各層負責人必須去公安機關 「投案自首」，並公開宣稱要逮捕鎮壓主要頭頭。看來，中共並沒有以取締「全紅 總」為滿足。現在，中共已公然舉起屠刀了。 為了保護貴州分部的廣大群眾，我和毛勝年到了已奪權的貴州省革委保衛領 導小組，指出北京市軍管會的這份「佈告」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 相牴觸。因為在二月十七日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並未將「全紅總」打成「 反動組織」，又宣佈參加「全紅總」的群眾為「革命群眾」（第六條）。我們告訴 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北京市軍管會的這份「佈告」不僅與中共中央 、國務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牴觸，而且與中共的憲法相牴觸。再說北京市軍管會 也擅越了自己權力。它有何權力對其它省份的組織妄加判定。 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看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二月十七日文件後，覺得 的確與北京市軍管會的「佈告」有出入。他們安慰我們，要我們向中央反映，他們 也會向中央請示。 我和毛勝年則做好了被捕的準備。 當時許多朋友勸我們快離開貴陽去避避風頭。但我和毛勝年一一婉拒。因為 我和毛勝年商量，我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一走，正 好授中共的「畏罪潛逃」的把柄，籍此迫害貴州分部的群眾。我們還要等待正在為 我們奔忙的李伯特一行回來，不能讓他們成為我的替罪羊。 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貴陽。聽說我和毛年已回來，他們顧不得回家 ，立即深夜趕到我家。李伯特告訴我，他們已在雲南紅河地區建立了安全基地，這 次去北京就是準備去把王振海、毛勝年和我等接到紅河。他早已買好次日凌晨到昆 明的火車票，要我和他們馬上去毛勝年家叫毛勝年準備立即動身。當我們正準備吃 完宵夜出發時，一群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了我家。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來執行 任務的負責人說，他們是奉中央之令來逮捕我們的。當晚，李伯特、毛勝年、楊爽 秋和我等被捕。次日，「全紅總」貴州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潘漢發、鄔光順、廖蓉花 （女）、王秉忠等數十人和總部成員張德明、余洪珠等均被關押。此時，全國各地 的「全紅總」各級負責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連的群眾則無法統計。 自由的火種 但臨時合同工的鬥爭並未因「全紅總」被鎮壓而消失。一批勇敢者仍在頑強 地苦鬥。直到六八年元月，中共又下達鎮壓臨時合同工、反對「經濟主義」的文件 ，並在六八年公開將「全紅總」已被捕的負責人判刑，開展了新一波對臨時合同工 鬥爭的殘酷鎮壓，才使波濤洶湧的臨時合同工運動，也是文革中自由工運平息下去 。 時間已過去三十年。「全紅總」三十年前播下的自由工運的火種並未熄滅。 不論是西單民主牆時期，八九民運時期直至最近，都可以聽到大陸工人爭取政治自 由，爭經濟平等的聲音。我本人在有所被判刑的「全紅總」負責人中被判得最重— —判有期徒刑最高刑二十年。王振海被判了五年徒刑。貴州籍的「全紅總」成員毛 勝年被判十五年，石應寬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歐陽林被判刑七年。 其中除毛勝年在六九年提前「教育釋放」，歐陽林坐滿刑期七年外，其他幾人均坐 了十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幫」被捕後先後平反。這些人平反後情況如何？ 倔強的湖南人楊政（「全紅總」保衛部長）平反後從未停止反抗。長沙的官 僚們羅織罪名，使他幾次陷獄。直到八九民運前夕，他仍然未重獲自由。貴州人李 伯特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就參加了貴州「中國人權同盟」的活動，八二年赴香港定居 ，在王炳章創建中國民聯時期加入中國民聯。李伯特以後在我的幫助下認識了貴陽 浪潮讀書會的一批精英。並通過這批精英中的一些人和貴州「啟蒙社」的精英們籌 組了中國民聯的貴州分部。筆者七八年出獄後籌建了貴州的「中國人權同盟」。八 九民運中，險些兒落入法西斯手中，現在被迫流亡海外。至於「全紅總」的領袖王 振海，在八九民運前夕，筆者聽說他準備在長沙籌辦一所民間大學，不知現在是否 落成？ 八、結語：紅衛兵運動、造反派運動、自由工人運動 什麼是造反派 回首流逝的歲月，在無限感慨的同時有更多的反思。在長達十二年的監獄生 活中，每當看見鐵窗外的明月，翻滾的思緒就會平靜下來，不斷思考一個問題：「 全紅總」為什麼會失敗？三十年後的今天回答這個問題不算太難。但還有更多的問 題值得研究。 我現在談談自己本文前言中提出的四個問題的見解： （一）「全紅總」在文革中的抗爭算不算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它和當時的 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有何區別和聯繫？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搞清楚什麼是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它們的 特徵是什麼。 關於什麼是紅衛兵運動，海內外史家和論者爭議不多，這裡從略。至於紅衛 兵的運動特徵，不論是早期的紅衛兵還是「紅八月」以後產生的紅衛兵，如仲維光 先生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一文中所說，在思想上，以階級鬥爭 為綱，敵視一切不同思想，在行為上，狂熱的領袖崇拜，血統論的階級路線，群眾 性的暴力行為。 其實，許多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毀滅傳統文化，傷害無辜人民，破壞社會秩 序，搶劫公私財產的「打砸搶」暴行，都發生在那個「破四舊」的「紅色恐怖」年 代裡。而紅衛兵的這些暴行，又被中共官方和御用文人栽髒造反派頭上。事實是， 紅衛兵施暴的時候，「造反派多被壓制迫害，哪有這種在光天化日下殺人越貨而不 被懲罰的特權！紅衛兵實實在在是中共一黨專政的瘋狂衛道者，是中共法西斯政黨 的瘋狂黨衛軍。所以，對這個滅絕人性的紅衛兵運動，必須痛加遣責，徹底否定。 關於造反派運動，海內外的史家和論者爭議很大。因為對於造反派的定義和 評價，人們就有許多不同的見解。較有代表性的舉例如下： 徐明旭先生有「狹義造反派」和「廣義造反派」一說，徐先生言，「老造反 派即狹義造反派」，「由保守派轉化而來的新造反派即廣義造反派」。徐先生說： 「在我看來，按是否鬥過共干的標準商量，鄧、胡把兩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對的。」 （徐明旭《也談「文革」及「造反派」》） 劉國凱先生有這樣的見解： 「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民眾中許多人帶著自身的看法、感受、 思索、要求、利益去響應毛及中央文革的『戰鬥號召』投身運動。儘管他們在口頭 上，甚至在內心上是擁護毛，但其行動的客觀效果往往是衝擊了中共的社會結構， 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擊了中共的統治。藉此，我們可以繼而進行判定：那些較明 顯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眾組織便屬於造反派。」（《我的「文革」見聞與見解 》） 仲維光先生說： 「……產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沒有獨立的思想，他們同樣也是極 權社會、極權文化的產物。儘管他們在那個社會受到壓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 他們總是不斷地用各種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鞏 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則是無產 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者當然有區別，區別在於紅衛兵的矛頭是權力階層 以外的人——被統治者，而造反派矛頭所向的是權利階層以內的一部分人。」（《 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史實》） 應基本否定的「造反派運動」 如果按徐先生的「是否鬥過共干的標準」商量，我看可以把葉劍英、徐向前 、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等諸公叫作造反派了。因為在文革中的「大鬧懷仁堂」 事件裡，葉、徐、聶、譚、李也曾犯上作亂鬥過共干——鬥過康生、陳伯達、張春 橋等人。葉、徐、聶、譚、李諸公乃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共干。但葉、徐、聶諸 公並不是造反派。徐先生所說的這個中共按是否鬥過共干的標準的要害，是抹殺了 在文革中鬥過共干的人民群眾和鬥過共干的造反派的原則區別，是把在文革中人民 群眾反迫害、反官僚的自發的斗共干的正義行為，等同為造反派被毛利用成為權爭 工具清除政敵的奴從行為，而造反派的根本特徵，如劉國凱先生言，是響應毛的號 召，換言之，即是奉旨造反。徐先生先後引證並痛加遣責的如「聯指」和「四二二 」的武鬥，「新華工」掌權後的施暴等等，大都發生在奪權階段。而人民群眾對造 反派的鄙視和憤恨，大都產生於造反派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大搞武鬥，殃及無辜 ，產生於造反派想做奴隸而終做成了的階段。至於反資反路線時期造反派們斗共干 ，雖然鬥得不甚文明，鬥得反人權法制，但人民群眾看見平常那些耀武揚威的官僚 們威風掃地，心中也有幾分快意，甚至參加進去鬥他一番。在這裡，我不欣賞任何 以暴易暴，冤冤相報的行徑。我只希望在一個現在仍在嚴重踐踏人權，藐視法制的 國度裡，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應引導人區別砍下殺人犯的頭和砍下無辜者的頭的質上 的不同。 所以，筆者希望諸位先進看到，文革中人民群眾對成為毛工具的造反派—— 這些打手，幫兇的憤恨中，包含了對唆使利用他們的毛主子的更大的憤恨，包含了 對毛所代表的中共暴政的更多的憤恨。因此，把造反派「響應毛號召」的這一根本 特徵抹掉，很容易抹去大陸人民對文革的集體記意，或者歪曲這些集體記意。由於 造反派「響應毛號召」的根本特徵，不論是在批資反路線的階段和奪權階段，造反 派的矛頭主要指向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造反派斗某些共干的確給某些共干造成很 大痛苦。但和這些共干給人民造成的痛苦比起來，哪一種痛苦要大一些呢，造反派 在武鬥和派爭中的確也傷害過無辜的人，但和紅衛兵滅絕人性的對無辜人民的傷害 比起來，哪一種傷害給無辜人民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損失呢？在文革中，紅衛兵和造 反派同樣留下劣跡。我認為紅衛兵留下的毀滅文化殘害生靈劣跡大得多。但我也決 不會因造反派的劣跡小於紅衛兵的劣跡而放棄對造反派劣跡的譴責。再小劣跡也是 劣跡。我對文革命中的造反派運動給予基本否定的評價。這個「基本否定」的評價 之所以不同於對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否定」的評價，原因是造反派運動的早期，炮 轟派的抗爭確確實實衝擊了文革前夕那種官僚化傾向十分嚴重，極端缺乏民主的沉 悶的社會秩序，沉重地打擊了中共的官僚體制。在人民頭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鎖上砸 開一個不算小的裂縫，並從這個裂縫中閃射「極左思潮」亦即「文革新思潮」的電 光，劃破了萬馬齊喑的寂靜夜空。 站著造反的自由工運 和造反派運動相同的是自由工人運動也開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如果說造反 派們此時是奉旨造反，造當權派的反，那麼自由工運人士則是趁機造反，趁批資反 路線之機造中共剝削制度的反。此時的炮轟派、保皇派、自由工運人士大多是沒有 成型的組織。自由工運人士大多和炮轟派站在一起，和保皇派辯論對峙。那時中共 各地各系統的橫的縱的組織和機構大多癱瘓。平常窮凶極惡的基層公安派出所、辦 事處的官員和他們的爪牙——居委會的革命大媽們面對這一鍋燒開的熱粥也是丈二 金剛摸不著頭腦。這是中共建政後控制力最低的時期，也是空氣最自由的時期。正 是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為自由工人運動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到了六六年十一月，各地群眾組織紛紛出現。自由工運的組織——「全紅總 」也應運而生。在炮轟派和保皇派嚴重對峙的年代裡，「全紅總」被人們視之為既 不「保」又不「轟」的「四不像」組織。但很快人們就明白「全紅總」提出「改革 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真實含義——「全紅總」正企圖解決 他們的切身利益問題。這時不論是保皇派和炮轟派中的一些群眾，紛紛退出保皇炮 轟組織，加入這個不轟不保，但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的工會團體。隨著「全紅總 」組織的急速擴大，自由工運的聲勢越來越大，遠遠地蓋過了「炮轟」和「保皇」 的辯論聲。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全紅總」基本主導了當時的運動，直到來 年元月下旬「全紅總」被鎮壓。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面對已成氣候的「全 紅總」，毛周都準備去利用捅烈性炸藥了。 毛和周都是政治上極成熟、極敏銳的搞手。他們從不敢輕視這股自發的力量 。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在 「全紅總」封閉了勞動部的次日，江青接見「全紅總」的十五名代表的當天發表的 。毛為這個他未曾意料到的自發的工人運動、市民運動叫好，就像他當年為湖南農 民運動叫好一樣。他在叫好的同時，也想揮動他那指揮過千軍萬馬，包括正在指揮 他的瘋狂衝擊隊紅衛兵的大手，把這股自發的力量納入他的軌道。「全紅總」不論 以它影響全國的規模，不論以它主導過文化革命某一階段（「反革命經濟主義」階 段），不論以它獨特的理論政治綱領，不論以它周密的行動日程安排，不論以它近 千萬的龐大群眾，不論以它的長達一百天的持續時間（遠遠超過「二七大罷工」、 「安源大罷工」、「五州運動」。巴黎公社也不過僅僅堅持了七十天），它都堪稱 是一個自發的、真正的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 在「反資反路線」時期，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只 是在毛周聯手把自由工人運動鎮壓下去後，在毛的扶持和利用下，造反派運動才真 正登上歷史政治舞台，主導了文革中的奪權階段，繼而爭權武鬥，直到在「清理階 級隊伍」中大都被關進牛棚和監牢。輕一點的則回家加入了做傢俱煉氣功釣大魚的 逍遙派陣營。 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主要區別，第一在於自由工人運動有自己獨立 的指導思想，而造反派運動則沒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思想 。第二是自由工人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獨立於毛的戰略部署的運動，而造反派運動 是毛親手發動的，按毛的戰略部署行動的運動。第三是自由工人運動從始到終都以 爭取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為訴求，堅決地反官僚特權，反剝削制度，而造反派運動 一進入它主導的奪權——爭權階段，早期那點反迫害的民主色彩盡失，甚至墮落為 壓迫人民的新官僚。一句話，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根本區別在於自由工運 人士是站著「造反」，而造反派們是跪著「造反」。 獨立的理論綱領 （二）「全紅總」的抗爭是否有獨立性？「全紅總」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 從前一個問題的探討中，不難看出「全紅總」是個代表文革中的自由工人運 動的獨立的工會組織。因為它和所有的獨立工會組織一樣，為它所代表的工人，尤 其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臨時工合同工爭政治上的權利，經濟上的平等。它也和大 多數獨立的工會組織一樣，對政權和各種權力沒有多大興趣。它希望統治者能滿足 工人的合理要求，它希望能監督統治集團的勞動立法，它希望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 章制度，它代表廣大工人為保障自己的正當權益而抗爭。它是廣大工人勇敢的代言 人。它希望能有效地、理性地調節既得利益集團和它所代表的工人利益集團的關係 。 「全紅總」的抗爭完全是自發的和獨立的。 筆者說「全紅總」的抗爭是獨立 的。第一，它有完全獨立的指導思想。「全紅總」的指導思想，是包裹在馬克思主 義外衣中的民主、平等思想。 第二「全紅總」不僅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而且有自己獨立的理論綱領。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就是這樣一個理論綱領。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國工 業化的過程中，工礦企業根據生產規模的變化，產品的轉型，季節性的原材料供應 等因素，對勞動力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變化。有部分工人要經常流動，平衡各部門 勞動力的需求，這是社會的合理需求。但是，反映這種合理需求的臨時合同工制度 卻是不合理的。因為臨時合同工制度沒有保障這批處於流動中的工人的正當權益。 他們沒有工齡，沒有福利，沒有公費醫療，與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視凌辱， 隨時有被解雇的危險。一旦解雇，就失去飯碗，妻兒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脅。臨時合 同工制度嚴重地侵犯了工人的勞動權和生存權，而工人的生存權和勞動權在五四年 制定的憲法九十一條到九十八條中明文規定必須保證的。 文章說，為了國家的發展，這批工人可以為了平衡社會勞動力的需求犧牲自 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臨時合同工與正式工同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他們只有崗位的 流動與固定的差別，而沒有人格和尊嚴的差別，也不應該有政治待遇和經濟利益的 不平等。工人階級隊伍不應也不能分裂成對立的兩部分。不能在工人階級中製造階 級。黨內最大走資派想利用「兩種勞動制度」分化瓦解工人階級隊伍，製造一小撮 工人貴族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他們想利用工人階級內部的衝突來轉移工人階級和 走資派的衝突。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臨時合同工。工人階級和新生的壟斷資 產階級的矛盾，是現今社會的主要矛盾。走資派是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他們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他們要把社會主義國家，變成社會 法西斯主義國家。如果一定要說臨時合同工制是社會主義的勞動制度，那麼，社會 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哪裡去了呢？ 文章指出，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 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但是，建國十七年來，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中的許多 人仍為溫飽而憂慮。而十七年來，已形成一個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他們打著「全 民所有制」的美麗招牌，佔有和壟斷了全民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已蛻 變為走資派所有制。「公有制」的閃光外衣下是一張張貪得無厭的血盆大口。在走 資派的壓迫剝削下，十七年來，勞動人民不論做工務農，都處在「供不應求」的經 濟危機中。如果說「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而「供不應求」則是走資 派專政社會的痼疾。走資派把「供不應求」解釋成購買力上升的繁榮，實際上「供 不應求」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資料極其短缺，反映了社會的普遍貧困化。中國共產黨 領導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普遍貧困。「供不應求」決不是經 濟繁榮的象徵，而是走資派專政社會的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的陰影。走資派專政使 中國社會出現了五年左右循環一次的社會經濟危機。文化大革命吹響了向走資派發 動進攻的號角，中國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真正當家作主的時候來到了。 文章用馬克思的一句話結尾：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篇文章因為時間久遠，無法記憶原文。以上僅是大意。從文章大意中可以 看到，雖然受到文革的歷史環境限制，在批判走資派的話語中仍然包含了工人階級 要真正當家作主的思想內涵。 獨立的行動計劃 第三、「全紅總」不僅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綱領，也有自己獨立的 行動日程。不論是到全國總工會兩次靜坐、封閉勞動部、簽署《三家聯合通告》、 召開《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舉行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集會和遊行，全都是「全 紅總」自己完全獨立的決定，與中共高層無關。與中共高層有關的行動只有兩次， 一是進駐全總。但當時江青如果不叫「全紅總」進駐，「全紅總」自己早有封閉全 總的日程安排。另一次是召開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大會。這兩次與中共高層有關的 行動占「全紅總」行動全過程中很小比例，影響不了「全紅總」行動的獨立性。再 說，中共最高當局下令「全紅總」銷毀「聯合通報」，「全紅總」陽奉陰違，在暗 中大量印發。中共最高當局下令「全紅總」自動撤銷組織，「全紅總」置若罔聞， 我行我素。直到中共當局把「全紅總」打成「反動組織」，「全紅總」仍然沒有停 止自己的抵抗。歷史就是歷史。「全紅總」獨立自主為工人爭權益，將永遠留在歷 史上。 爭取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 （三）「全紅總」是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它和當時中共上層鬥爭有無 互動關係？ 早在中共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年代，青年期的李伯特和我就已經注意到「工 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兩個口號的出現和對立了。當時我們認為，經過六 二年以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經過兩三年放寬政策的養息生存，遭受過「 大躍進」嚴重傷害的中國大工業發育不良的畸形軀體，已經遲緩地成長起來了。「 工業學大慶」就是中國大工業形成的訊號和標誌。「農業學大寨」只不過是以毛為 代表的大農奴主階級對抗以劉鄧周為代表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反映。隨著中國大工業 逐漸形成，大工業的一體兩面——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逐漸成熟。佔有生產資料的 中共反而不能代表中國工人階級，也不再為中國工人階級爭權益了。中共的社會地 位迫使它不得不去代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資產階級，並為這個自稱是無產階級 的壟斷資產階級謀利益。因此，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特別是覺悟了的一員， 必須為自己爭利益。 正是基於這一理念，青年時期的李伯特和我一直在作迎接革命危機的準備。 文革開始前，《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已經寫好。就算毛不發動文革，中共黨內的壟 斷資產階級和大農奴主階級的決裂和決鬥是遲早要爆發的。所以，中共上層鬥爭只 能為「全紅總」的出現提供機會，而「全紅總」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 物。 利用與反利用 「全紅總」雖然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但和中共上層鬥爭的互動關係是 存在的——這就是中共上層與「全紅總」之間互相利用和反利用的關係。毛劉之爭 在「全紅總」看來是一個缺口，臨時合同工制度也只不過是一個突破口。「全紅總 」的領導核心早就計劃在解決了臨時合同工問題後，將提出一系列的勞動、工資、 福利、社會保險、工人的參政權、工人在企業中的管理權等等問題。而毛集團在「 全紅總」顯示力量封閉勞動部後，通過江青接見，就公開向「全紅總」伸出了操控 之手。毛首先想到利用「全紅總」去奪全國總工會的權。在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 年初那個階段，毛認為奪權時機已經成熟。毛一貫的手法是樹立一個典型，取得點 上的經驗，然後推廣到面上去。當時，毛非常需要樹一個奪權的典型。碰巧「全紅 總」這時封閉了勞動部，並決定次日要封閉全國總工會。全國總工會一向很不討毛 喜歡，因為毛一直認為那是搞工運起家的劉少奇的黑窩。毛是靠搞農運發跡的。他 一直對他的同盟者非常不放心。此時如果奪掉這個花瓶機構的大權，又安全又解恨 ，何樂而不為？「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動作和奪權的動作已很接近。所以，神經 過敏的毛對「全紅總」有了一個極大的誤解——他誤以為「全紅總」已悟了他奪權 戰略的禪機，如聶元梓悟了他反當權派，蒯大富悟了他反工作組的禪機一樣。於是 才有江青的「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但是，進駐全國總工會後的「全紅總」並有 按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去奪全國總工會的大權。毛以為「全紅總」還有顧慮，所以 派出解放軍——《解放軍報》的編輯邵一海「支左」（當時還沒有「支左」一辭出 現，但毛應早有派軍隊「支左」的打算。），並找來了全總國際部副部長、老革命 陳乃康。廣播局的親信李晉喧也「摻沙子」摻進了「全紅總」。以後在文革奪權時 期出現過的一系列花招，此時都在「全紅總」提前出現了。老人家想把「全紅總」 經營成他的試驗田。李晉喧等人早就向王振海和我透露過偉大領袖的戰略企圖—— 奪權。「全紅總」五人領導小組也認真討論過是否去奪全國總工會的大權。但王振 海和我明確表示「全紅總」的當務之急是解救那些陷於苦境的臨時合同工。我們不 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解雇後流離失所，懸樑跳河。我們對奪權當官的確沒有興趣。 當時，《工人日報》造反派頭頭跑來找王振海和我，希望「全紅總」配合他們再加 上《解放軍報》的邵一海，一舉奪下全國總工會的大權。這已經是不久就將出現的 「三結合」奪權模式了。但是，王振海和我婉言拒絕了他們的苦苦請求，告訴他們 要奪權他自己去奪。結果，這夥人還是去奪了《工人日報》的權並將之改名為《工 人造反報》。如果當時「全紅總」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去奪了全國總工會的大 權，可能文革中又多了一個聶元梓、蒯大富那樣的造反英雄了。「全紅總」可能被 樹成奪權典型了。但是，歷史決不會因此改變。了不起王振海變成王洪文。 「全紅總」沒有成為毛的奪權工具，可能毛認為這夥人太愚鈍，有勇無謀。 雖然不滿意，但仍然想利用「全紅總」去做點什麼——因為「全紅總」的確有些力 量。不講全國除西藏而外都有分團，光是北京就有團員五十多萬人。還不算（據周 恩來說）上百萬的外地來京工人。這百萬外地來京工人中大部分是臨時合同工—— 被解雇了無工可做無飯可吃，走投無路只有上京告御狀的飢餓工人。毛當年在湖南 玩過農民運動。他深知一大群饑民聚在一起可能發生什麼——歷史上的陳勝吳廣李 自成，當代的彭湃毛澤東，哪一個不是飢餓人民的「天才的創造性的」煽動者和組 織者？因此，毛想利用「全紅總」這桶烈性炸藥去炸掉他真正最棘手的敵人——周 恩來。 「全紅總」既不願去做奪權典型，又不願充當炮打周恩來的工具，更可惡的 是「裡通外國」——去開什麼「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不可饒恕的是偷偷印發 《三家聯合通告》，刮起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是可忍，孰不可忍。」只 是為了顧及老婆和自己的面子，就叫「全紅總」自動解散吧。如果這次「全紅總」 在高壓下聽話，也可省去不少麻煩。這筆賬留到秋後再算吧。可是，「全紅總」吃 了豹子膽了，偏偏不聽首長的話，膽敢和偉大導師對著幹。毛又和周再次結盟，鎮 壓了「自由工人運動」。周本來想把毛利用的這股禍水，反利用引它衝到毛的頭上 去——這是周準備參加「全紅總」召開的大會的本意。但是周去開會途中遇剌，不 說對「全紅總」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歡了。特別是全國性組織本身就有奪中央 當權派之嫌。中央當權派乃打不倒的國務院總理是也。但因毛一直縱容「全紅總」 而不好下手。現在毛同意產掉「全紅總」，周趁機把一切全國性組織包括各地造反 派組織來個一鍋端。於是就有了「二月鎮反」。「二月鎮反」後毛大為後悔，因為 他好不容易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第三次被撲滅下去（第一次被「六七月 份的資反路線」所撲滅，第二次被「紅八月」紅衛兵所撲滅）。他又來了一次大平 反，「二月鎮反」變成了「二月逆流」。 不過，這次大平反中卻沒有「全紅總」的份——歷史說明了「全紅總」和中 共高層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利用與反利用，控制與反控制，鎮壓和被鎮壓的關係。 「全紅總」浩氣長存 （四）「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和當代中國大陸自由工運有何影響？當 前的大陸自由工運人士應從「全紅總」的抗爭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 「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的影響在於它曾獨立地主導了六六年十二月至 六七年元月那一時期的文革造反運動。也就是中共官方史官所謂的「大刮反革命經 濟主義妖風」的那個寒冬。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眾自發的自由工人運動。中國工人 在改革開放中生活品質有了改善，但受惠不多。市場經濟的建立不能依靠損害中國 工人的利益。如果中共當權者真正願意為中國大陸工人的利益考慮的話，應該知道 自由工人運動人士決不是它不共戴天的敵人。自由工運人士是社會中的建設性因素 。它的出現只會增加社會的穩定力量。如果當權者能理性地順應自然和順應歷史， 自由工運人士不構成對中共精英的威脅。因為自由工運人士在爭取中國工人的權益 的時候，懂得尊重其它社會集團的利益，包括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但中共既 得利益集團也應該懂得，整個社會的利益不能由它所獨佔。它只有懂得充分尊重每 一個社會集團的利益的時候，它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都會出現「全紅總」這樣的獨立工會組 織，何況在今天市場體制已經形成的大陸中國？過去的已經過去。生活在一個充滿 仇恨的社會並不愉快。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希望忘掉仇恨，但不能忘記歷史。今 天的自由工運人士應該更加清楚地記得「全紅總」三十年前曾指出：中國工人為了 中國的工業現代化，能犧牲自己對一個穩定職業的追求，但不能犧牲自己對穩定收 入的追求。為中國工人爭取他們的社會保險和爭取他們在企業管理上的發言權，這 是當年「全紅總」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現在已義不容辭地落在今天年輕的自由工運 人士肩上。「全紅總」當年同樣是年輕一代，為了中國工人的切身利益，為了中國 工人能真正當家作主，前仆後繼，奮不顧身，許多人在監牢裡耗盡青春。要做頂天 立地的主人，不做跪地求饒的奴才，這應該是「全紅總」留給後代自由工人運動的 一份遺產。 為了中國大陸的自由工運貢獻了青春和生命的先驅浩氣長存！ 願神與我們同在□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坎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