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能與亞洲價值觀共存？ （挪威）斯特英·托勒松 正明 茉莉譯 北歐亞洲研究所導報編者按： 在布朗特蘭德（挪威前任首相）政府的最後幾個月，挪威人熱衷於討論他們 與亞洲非民主國家的關係。布朗特蘭德女士渴望將挪威與亞太地區正在勃興的經濟 掛上鉤。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她率領挪威代表團到中國、印尼、新加坡、泰 國和越南；一九九五年她在挪威接待了越南總理胡萬基，接著又在一九九六年接待 了中國領導人江澤民。一九九六年十月初，正值石油和能源部長率領的挪威貿易技 術代表團準備訪問雅加達之際，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東帝汶人民的兩位 代表，接踵而來的是挪威媒體關於挪威對外關係中的人權考慮與經濟利益的關係的 討論達到高峰。 在挪威政府感到有可能被迫中斷或減少經濟聯繫和其他聯繫之前，某些反對 黨和媒體希望知道在某些國家侵犯人權的狀況究竟有多麼嚴重。布朗特蘭德政府的 發言人認為外貿關係與人權外交應當正常地同步進行。經濟關係愈緊密，開展與人 權和民主相關事務的有效的對話機會就會愈多愈好。她將緬甸視為一個例外，因為 該國控制權力的政務會拒絕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但她並未看到在推進挪威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或與印尼之間的密切關係方面的弊端。 在布朗特蘭德政府中，在人權對話方面最堅持不懈的發言人是國務秘書揚· 伊格蘭。作為一位人權專家，他是外交部長郭達爾的主要參謀之一，而且這兩人仍 然分別作為國務秘書和部長在現任首相雅格蘭的政府中服務。 在布朗特蘭德夫人作為挪威首相的最後一次出訪泰國和越南之前不久，她在 挪威外交部組織的亞洲研討會上作了介紹性的發言。在同一研討會上，北歐亞洲研 究所研究員斯特英·托勒松談到人權與亞洲價值觀問題。下面是他的談話的節錄。 最近二十多年以來，許多人已經從極權制度中解放出來，在民主制度中享有 自由的保密的投票選舉權。美國政治科學家韓廷頓曾將這一過程稱為民主的第三次 浪潮。這次浪潮最先起於天主教國家，接著是後共產國家，壯闊的波瀾席捲了整個 南歐和東歐、南美、蘇聯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同時也波及到亞洲，以致菲律賓、南 韓、台灣和蒙古相繼實現了民主化。日本和印度早已在第二次浪潮中成為民主國家 ，兩國現在均有強大的民主傳統。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儘管面臨 尖銳的內部衝突，最近也進行了十分成功的民主選舉。泰國於一九九二年重新引進 了民主，柬埔寨在短暫的軍事統治過後，一九九三年的選舉形成該國兩大黨的聯合 政府。 但是，在人口最稠密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中國和印尼已經抵抗了第三次浪 潮。潮頭所向，首先受阻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繼而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從雅加達 逆近回流。在北韓、越南、老撾、文萊也仍然是極權政體，西亞的幾個伊斯蘭教國 家同樣如此。緬甸如今是亞洲最殘酷的軍事專制。 下世紀即將發生的最大問題是民主是否也能在亞洲贏得勝利。亞洲人握有打 開全球的民主之門的鑰匙。如果中國和印尼民主了，世界其他非民主國家很可能跟 著傚法。這樣一來，每個民族簽署基本的民主原則，顯然會像設定首都、國旗和通 用貨幣一樣輕而易舉。但與之相反的局勢也是可能形成的:亞洲的極權國家以其上升 的經濟勢力，可以成為世界上別的國家的反民主力量的範式，從而導致民主的普遍 倒退。如果較大規模的戰爭的幽靈徘徊於即將到來的幾十年，政府的民主形式的信 心就會被挖掉牆腳，人們將在向後看時作出選擇。伴隨民主的前兩次浪潮而來的都 是普遍的倒退。第三次浪潮也可能以同樣的結局告終。 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幾位政治領袖都曾警告過多元化和對個人人權的過度強調 。中共和越共都在開展反對所謂「和平演變」—— 即西方化的委婉語——的聲勢浩 大的運動。一九九六年六月在越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民主必須與紀 律和秩序相結合被強調為重要的教訓。越共聲稱，濫用「民主」製造政治失序的企 圖遭到了無條件的拒斥。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越南的自由主義浪潮創造了一個 相當公開化的社會，但政治上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在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一年遭到了 遏制。印尼也經歷了一個逐漸的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直到一九九六年軍隊出面干預 阻止了合法的反對黨印尼民主黨（ＰＤＩ）成為真正的反對黨。現在的問題是，一 九九七年的議會選舉是否僅僅只是執政的郭爾加的統治地位的又一次示威。 中國、越南和印尼的老人領袖在激烈的經濟和社會變革中死守著他們的權力 壟斷。在下一個十年我們也許會看到巨大的政治變化，一是因為新一代必會掌權， 二是因為經濟的和社會的變革要求政治上調整，三是因為現存政體處在外來的和他 們自身的有教養的階級的雙重壓力之下——也許還會遇到來自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 的壓力。但還很難斷言政治變革究竟會朝著哪個方向發展。 強調亞洲價值觀的運動 近年來，來自冷戰的兩位朋友，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希·穆哈馬德博士和新加 坡前任首相、現任大部長李光耀正在開展反對西方向亞洲傳授民主和人權的運動。 他們捍衛亞洲民族選擇最利於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的權利。他們說，民族利益必須 先於個人利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與印尼互動中已經在「東南亞國家聯盟」（Ａ ＳＥＡＮ）安排了議事日程，僅僅遇到了來自泰國和菲律賓的更為民主的政府的有 限的抵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是富有的國家。新加坡城市國家作為勃興的亞洲中 心的作用在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也許會更明顯地顯示出來。馬來西亞 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都奠基於一個政黨的英明卓越——統一的馬來西亞民族黨（Ｕ ＭＮＯ）和人民行動黨（ＰＡＰ）。這兩個黨儘管實際上無須進行公開的欺騙，卻 都能在選舉中以明顯的差數穩操勝算。每一個人都有權表達他自己的觀點和投出相 反的選票，但政府卻能以有效的方式輕而易舉地使得那些天真地或執意試圖行使他 們的權利的個人在生活上變得相當困難。 富於諷刺意味的是，西方過去的最佳朋友今天卻如此熱衷於與西方的價值觀 疏遠。但他們的運動不僅意味著反對真正的民主訴求，捍衛他們自己的政體，而且 也意味著捍衛中國、印尼、越南和馬來西亞的政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繁榮已 日益有賴於這幾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亞洲價值觀現在也經常出現在中國和馬來西亞 為了繼續壓制危險的持不同政見者或反對勢力而採用的論證中。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曾經是一九九三年三月的所謂曼谷宣言的幕後驅動力，這 一宣言警告動用人權作為國際施壓的工具，並且告誡維也納聯合國人權會議不要干 預每個國家在民族和地區的條件限制下的人權。自從一九九三年以來，與一九八九 年至一九九三年相比，人權在國際外交中顯得不那麼重要。一九九六年曼谷的亞歐 高峰會議（ＡＳＥＭ）之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屬於最熱衷於警告歐洲人將人權列 入議事日程的國家之列。這次會議意在調動各種方式加強經濟和技術合作。歐盟的 領導人選擇了尊重他們的亞洲夥伴的意願，儘管歐洲議院早在五年之前就已決定在 每一次這類會議中人權應當被提上議事日程。因此，人權主要是在由非官方組織組 織的類似的會議上得到討論。曼谷和馬尼拉，像香港和東京一樣，今天已經是亞太 地區人權組織可以公開活動的兩個最重要的城市。但是，無論泰國還是菲律賓都談 不上能積極地推行提高人權政策的地區。 讓我們看看亞太地區的政治家和智囊機構提出的論點，以便於見出西方的多 元化與亞洲價值觀之間的某種矛盾。 其一曰，亞洲人不是以個人的價值取向而是以集體的價值取向來思考問題的 。亞洲社會不是建築在個人而是建築在家庭的基礎上。每個人都不是把他或她自己 看作一個個體，而是看作一個女兒、兒子、妻子、丈夫等。民族就像一個大家庭。 自然而然地，導致亞洲人將家庭利益與民族利益聯繫起來，並且置於每個個體的利 益之前。 其二曰，較之權利，亞洲人更關心責任。過於強調權利會導致自私自利。一 種責任感有利於責任的行為。對於一個亞洲人來說，根據適合他或她在家庭中或大 而言之在社會中的角色的規範來行動是至關重要的。 其三曰，在一九九三年三月曼谷宣言中，發展的權利是關節點。一切民族都 有權發展，有權選擇最適合於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政府形式。只有一個強大的穩 固的政府能確保政治穩定，以便贏得經濟發展。與亞洲傳統相吻合的是，那些被委 以權力的人的責任是謀求、提升人民的共同利益。為了達此目的，必須「號令天下 」。政治多元導致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從而與穩定的和諧的亞洲價值觀抵牾不合。 針對存在著一套亞洲價值觀的觀點，已有許多反駁。我將歸納為下述五個方 面： 第一，民主早已引進許多亞洲國家，難道印度、菲律賓或台灣，較之中國、 印尼和新加坡，就不那麼亞洲？此外，民主政體的許多特點在亞洲民主國家中也早 已制度化了。很難有什麼例外，每個亞洲國家都有正式選舉，在選舉中每個公民一 人一票，而不是家長或社團投票選舉。大多數亞洲國家都有基於流行的主權觀念的 憲法，大多數國家都說他們應當尊重法律的原則。這就意味著亞洲也採用了大量的 帶有一定民主政體特色的普遍原則和機構。較之選舉結果早已預先決定的被操縱的 選舉，何以見得自由的保密的選舉就會與亞洲價值觀發生更大的衝突呢？如果說關 鍵在於授予穩固的政府以繼續掌握現存權力的生命，那麼，根本就不需要什麼選舉 。這樣一來，文萊或沙特阿拉伯將成為典範的亞洲國家。 第二，亞洲價值取向純屬子虛烏有。亞洲只是地理概念。歐洲也許可以看作 一個文化和政治單元，它無法與亞洲相比較，只能順理成章地與中國比較，因為在 中國，長治久安的傳統已經有效地將人民整合起來，人民共同生活在一個比較相似 的文化中。而整個亞洲則是由巨大的文化拼湊構成的。即使我們將眼光僅僅囿於東 南亞，也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在那裡明顯地存在著。他們雜居在一起，有 數以千計的極不相同的語言。在這樣一塊文化拼湊中，很難有一種的傳統的價值取 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之為亞洲。價值取向要麼是地方的要麼是普遍的。 第三，宗教和哲學文本可以從相當多的方面加以解釋，亞洲價值觀可以從儒 教、佛教、伊斯蘭教的文本中演繹出來，同樣也可以從聖經中演繹出來。例如摩西 十戒就滲透所謂亞洲價值觀。大多數古老的宗教文本都很容易用來支撐極權政體。 要找到為民主提供論據的文本反而更困難一些，但這也是完全可能的。許多人都在 從事這一工作。昂山素姬已經從佛教中引伸出民主。決定其結論的不是文本本身而 在於闡釋者。 第四，關於亞洲價值觀的修辭是權力的話語。它並不代表弱者反對傲慢的超 級西方國家的聲音。相反，它是謀求其自身的目的和利益的強硬的民族領袖的話語 。這並不意味著亞洲價值觀是這些領袖的唯一信奉。馬哈希和李光耀通過大喊反對 神話化的西方，已經不容置疑地重新確定了他們的威望。他們已經在他們的多民族 人口中灌輸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豪感。挪威國王斯維列曾經通過大喊反對羅馬而深 孚眾望。馬哈希就是當代的斯維列。差別僅僅在於，對於他來說，要反對的皇帝既 不在羅馬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紅衣主教聚集的華盛頓、倫敦和堪培拉。 第五，最後一個駁斥的論據是，大多數亞洲人並非如他們的智囊或領袖所宣 稱的那樣關心責任和集體價值取向。不容置疑的是，與歐美相比，家庭在大多數亞 洲國家依然是比較強大的紐帶，甚至在富有國家也是如此。但民族作為一個超級家 庭的觀念並沒有滲透到流行的意識中。家庭網絡在漢語國家是重要的，但對民族風 俗的尊重在漢語國家比在歐洲國家或至少比在北歐國家還要脆弱。弗庫雅馬在其《 信任》一書中認為，德國人和日本人往往極為信任自己的同胞，而中國人和法國人 一貫不大信任非家庭成員或沒有交上朋友的人。弗庫雅馬說，國家在中國和法國之 所以如此活躍，是因為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大工業公司。我不敢確說弗庫雅馬是正 確的，但他的比較跨越了歐亞之間的分野，這一點無疑是很有趣的。 基於上述五點駁論，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關於亞洲價值觀的論點沒有堅實的 依據。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在幾個重要的亞洲國家今天的這種修辭的意識形態的作用 。這一點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可以用來劃出一條鴻溝，一端是許多亞太地區國 家，另一端是歐洲、北美、澳洲、新西蘭。如果我們希望在下世紀形成一個民主的 世界社會，那麼，力求避免東西之間的又一次劃分就顯得至關重要了。韓廷頓在他 的題為「文明的衝突」的關於外交事務的著名論文中設置了一個陷阱，我們絕不能 落到這個陷阱中。韓廷頓並沒有接受李光耀的修辭術。他只是闡述了它，並且預言 一種狹隘文明的廣泛的反西方聯盟有可能形成。力求避免根據假設的文明的衝突來 討論人權是極為重要的。討論必須奠定在認同基本的普遍的人的價值的完美的現實 目的之上。 民主需要時間 即使我們拒絕這種文明的衝突的觀點，也沒有理由期待亞洲的民主大踏步前 進。民主需要時間，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證明這一點。制度化的民主只能在具有民主 文化的民族中運轉，而民主文化是不能一夜之間創造出來的。在一種充分發掘的民 主文化內，利益相衝突的團體認為，通過討論或協商以求達成一致或妥協，或通過 選舉決定取捨，乃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同樣理所當然的是，一切重要事務都應在自 由媒體上公開討論。幾代人的努力已經使之習以為常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許 多亞洲國家也正在朝著這一方向行進。事實上，亞洲的某些極權國家形成一種民主 文化的進程，與許多倉促投入第三次浪潮的國家相比，已經走得更遠了。好幾個西 方國家由於近年來的貿易、腐敗和選民的減少以及無所不在的政治參與，他們的民 主文化的根基已經有所動搖。 對於人民來說，需要時間以習慣於自由地公正的投票選舉，這種能力也是可 能得而復失的。在亞洲的許多村莊裡，選票全都投給那些支付了最高的金額或作了 最具體的許諾的候選人。只有當國家的社團或政黨在全國建立了分部時，意識形態 的衝突和有關國家的爭端才能相當廣泛地被認識到，選民才可能自由地公正地投票 選舉。 另一大問題在於，地區的或種族集團之間的平衡往往需要打破，保密的非預 定的選舉卻可能走向這種需要的反面。馬來西亞力求避免種族之間近三十年來的暴 力衝突，因為統一的馬來西亞民族黨已經在種族的社團之間構建了一種複雜的攤派 政府機關的體制。馬哈希的最大的目的是將各個種族社團合成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 馬來西亞民族，從而削弱地區製造分裂的作用。但馬來西亞的大多數華人，與泰國 或菲律賓的華人相比，已經不那麼看重什麼民族整體了。 在中國，區域的劃分可能成為全國範圍內的民主政體的嚴重障礙。如果民主 的進程導致地方的高度自治，那就可能破壞從富有的沿海省份到許多不發達地區之 間重新分配稅收的合法性的基礎。李光耀說：「中國是一個龐大的難以比擬的國家 ，除了加強中央集權別無選擇。」這倒是一個真正的顧慮。 另一個反對激進的民主改革的重要論點是，激進改革會使必要的卻不受歡迎 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更難推行。好幾個亞洲國家以及全球的主要金融機構都有這樣 一種恐懼：突然引進多元化的政治會擾亂宏觀經濟穩定從而中斷經濟的高速發展。 許多人都將有興趣看一看，南韓、台灣、菲律賓和泰國究竟是否能將民主政治與高 度的經濟發展連接起來。 如果我們著手與亞洲國家開展關於民主的對話的話，這些觀點無一是能夠拒 絕的。這就出現了一個難題：即一個小小的資源豐富的歐洲國家如何在亞洲推動民 主和人權的問題。 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認為可能會有兩大失策。一是對每一次侵犯人權的行徑都以呼籲制裁的方 式給予反應。為了使國內的公眾輿論的道德感到滿意，這種失策在挪威和美國都曾 有過。一旦侵犯人權的事件在媒體上有所報道，某些報紙、非官方組織和政治家就 慫恿削減援助，禁止投資，實行貿易制裁或中斷雙邊關係。這種抗議在事發國往往 不但沒有任何積極的效果，而且很容易遭到反彈。只有當一個高壓政體早已陷入嚴 重的內部危機，或者當某一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一致同意採取戲劇性的行動時，制 裁才有可能奏效。美國和日本聯手威脅緬甸，以取消一切投資割斷與緬甸的貿易施 壓，結果可能迫使政務會將權力讓渡給昂山素姬領導的聯盟，但是，如果這種行動 處理失當，就可能刺激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通過提供物質援助以挽救緬 甸政務會。今天，日本和泰國都可能處在足以對仰光的政務會施壓的民主國家中的 最佳地位，因為它們都有很好的地方聯繫。我認為緬甸是在亞太地區制裁政策唯一 可能刺激權力讓渡過程的國家。我避免討論伊朗和伊拉克，僅僅認為在亞太地區的 制裁不能成為一種值得稱道的方式——除了緬甸以外。 第二大失策是，對於與自己有經貿合作關係或在其中投資的國家的人權狀況 置諸不理，推卸自己的責任。公司總經理常常宣稱無須遵守當地法律，只要服從其 本國政府的慣例，因為他們的唯一的責任就是做好工作和賺錢。在跨國公司扮演著 日益獨立的角色的世界上，這種態度是難以令人接受的。政府控制跨國公司的程度 正在日益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跨國公司必須參與推行一種全球性的道德原 則，當此之際，正是大造一種跨國的公眾輿論的高峰時期，這對於各大公司來說是 責無旁貸的。挪威首創的跨國公司應當在改良工人的保健環境，捍衛組織獨立工會 的權力方面站在前列，他們應當認真考察其投資地區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如果 在挪威公司運轉作業的地區有侵犯人權的情況，尤其是，如果這些侵犯與公司的活 動相關的話，那麼，將此上報挪威的政治權威或上報諸如大赦國際之類的組織，對 於挪威人來說應當是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我不敢期待私人企業會樂於從事改善人 權的活動，但他們在其投資的國家應當使當地官方和合作夥伴明白挪威公司可以容 忍的限度，例如，招收勞工修建諸如道路或地下管道等基礎設施的可行的方式。我 在此討論的許多問題不僅適合於人權同時也適合於環保。許多挪威企業都給我留下 了這樣的印象：他們堅持某種原則而不是只顧自身的短期經濟效益，他們因此贏得 了聲譽。這一點，在亞洲，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應當是挪威人的形象的概括。 一般來說，我相信在改善人權方面既要忍耐又要持之以恆，既要採用外交手 腕和科研合作，又要參與非官方組織的工作。確定在哪些地帶不應立即介入難以制 勝的衝突但卻可能向前推動一小步，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在改進法制和推動地方 民主方面就可以發現兩個這樣的地帶。大多數亞洲政府都承認法制原則，也渴望得 到法定的權限。因此，挪威的對外援助可以更集中於法律教育和在法律領域的科研 項目，從而有所收益。同樣有益的是地方的民主建設。極權政體大都認為地方民主 建設比全國範圍的民主少一些風險。中華人民共和國容許在地方選舉中候選人之間 開展真正的競爭，卻拒絕任何全國範圍的真正選舉的可能性。 儘管美國和西歐在對亞洲政府施加壓力以改善人權記錄方面收效甚微，卻沒 有放棄不管的理由。某些進步還是有的。許多獨立的亞洲非官方組織已經形成。大 多數亞洲國家的反對團體都根據人權來立論。印尼有一個官方的人權委員會，它在 好幾個場合下已經提出了與軍方觀點相左的報告。壓力可以在長跑中起作用。但必 須持久地施加壓力，更好地通過長久的制度或機制來監督人權狀況，同時必須與亞 洲各國內部的人權組織的活動連接起來。讓我們消除所謂亞洲價值觀的印象，也無 須對亞洲國家望而卻步，相反，我們應當採用大量新創的方式——既通過靜悄悄的 外交，又通過更明顯可見的外交——投身於共同的捍衛人權的活動。 譯自ＮＩＡＳ ｎｙｔｔ １９９６ ｎｏ.４ 本文翻譯徵得原作者同意。□